曾维刚:朱熹诗歌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2 次 更新时间:2023-02-03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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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刚  


朱熹(1130—1200)既是南宋的道学宗师,也是重要诗人,中兴诗坛大家尤袤在《朱逢年诗集序》中,称赞其“以道学倡其诗”。朱熹的诗在南宋广为传颂,如他写武夷佳景及抒发个人悠然情怀的《武夷棹歌》十首,和者尤多。晚宋时期,姚勉的《梅庄夫人墓志铭》记载梅庄夫人邹氏“尤爱诵文公先生武夷山十咏,宛转高下其声以歌之”。历代批评家对其诗多有褒扬,相关研究也较深入,如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申美子的《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李秀雄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等。不过若将朱熹的诗歌放置于自汉魏到唐宋的文学流变,以及两宋的道学家群体中进行新的观照,则其诗歌还有值得发掘的个性特色。

追步汉魏的生命意识

对世事人生与生命的思考是文学的恒久主题,自汉末至魏晋的社会变动更激发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北宋拨唐末五代之乱,道学兴起,学者承三代孔孟之教,围绕性命义理的内圣之途,深入开拓,南宋时期,学派纷起,而朱熹集其大成。与偏重外王践履的道学家韩元吉等相比,朱熹身上呈现出的更多是退藏倾向,但他对宋室南渡以来时局的忧虑,对生命短暂而道义不竟的矛盾的思索终其一生,汉魏士人身上觉醒的生命意识,在其思想与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成为其人生与文学中极富特色的内容。

宋室南渡后,朱熹“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他和一些道学家秉持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致君行道的理想,推动道学与政治日用及与帝王之学的联系。宋孝宗隆兴初,朱熹在《癸未垂拱奏札一》中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淳熙年间,他在《戊申封事》中说道,“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宋孝宗对其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朱熹的忧患意识与致君行道精神,在其诗作中同样有深入表现。如“念昔少小时,无事志四方”(《奉酬子厚咏雪之作》),“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感怀》),皆述其志,而“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感事书怀十六韵》),“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感事》),都展现出了这位道学宗师的忧患精神。

朱熹毕生以道自任,却充满坎坷,《宋史》称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深悟天理永恒而生命短暂,因而激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在《感春赋》中写道,“怅佳辰之不可再兮,怀德音之不可忘”,这种感怀也成为其诗作的突出主题。如《古意》一诗先写兔丝、朴樕等佳木相望相依,转而写严霜对百草的摧残,并联想人生“盛年无再至”,感叹生命易逝。又如《远游篇》以玄想方式写其慷慨远游,但四方难行,遂幻想能驱驰坚车,驾凌八荒,终是无为而返,表现了诗人情志难伸的生命困顿与对于重生的渴望。再如“良玉怀贞操,芳兰含远馨。临歧一珍重,即此万里程”(《送刘旬甫之池阳省觐六十四丈遂如行在所上计》),“空知玄思清,未惜年华度。美人殊不来,岁月恐迟暮”(《秋怀二首》),这些诗句抒发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珍视之情,表现出了深沉的人生哲思。

对陶渊明的体认与超越

陶渊明是中古时期杰出的诗人,影响深远,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李剑锋的《陶渊明接受通史》等皆有阐述。在宋代,陶渊明及其诗歌广为士人接受,继苏轼之后,朱熹堪为代表。他既向陶渊明学习,又提出对陶渊明诗境与心境的超越,推动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这也成为理解朱熹思想与诗歌的一个特定角度。

首先是朱熹对陶渊明的认同与接受。如《朱子语类》卷一〇七记载,他每日爱诵“渊明《归去来》并诗”;卷一二五记载其论“陶渊明亦只是老庄”;卷一四〇记载其论“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且“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在镇守南康军时,他见到庐山上有陶渊明醉卧之石,遂架亭上方,榜曰“归去来馆”,并在《陶公醉石归去来馆》中写道,“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他的《题郑德辉悠然堂》化用陶渊明《饮酒》中的绝俗之趣。此外,“静有山水乐,而无车马喧”(《寄题梅川溪堂》),“荷鉏带月朝治秽,植杖临风夕挽蔬”(《再和(刘抱一)》),“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皆融化陶诗写其意趣。清人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谈道,朱子论诗“表章陶靖节”,即揭示了朱熹尊崇、学习陶渊明的旨趣。

同时,朱熹又以集大成的道学造诣对陶渊明的心境与诗境有着自觉的超越。陶渊明以挣脱樊笼、融于自然为至境。而朱熹则认为若能正心诚意而达道境,则自有乐趣,何必脱离世间樊笼,如他在《书事》中写道,“超摇捐外虑,幽默与谁言?即此自为乐,何用脱笼樊”。从陶渊明崇尚自然到朱子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从浑融自然的陶诗意境到朱子道学沉潜的诗境,可谓迥然异趣。朱熹在《延和奏札二》中强调,持心之正,则自然超脱尘俗,其诗中也多有此类书写。如“高斋一远眺,西南见秋山……赏惬虑方融,理会心自闲”(《忆斋中二首》其一),“守道无物役,安时且盘桓。翳然陶兹理,贫悴非所叹”(《晨起对雨二首》其二),“闲来生道心,妄遣慕真境”(《宿武夷观妙堂二首》其一),皆抒写个人悟道自得的情怀。他在《读道书作六首》中说道,“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形忘气自冲,性达理不余”,认为自身明理悟道的快乐不同于陶渊明的以自然山水寄托身心。纵观两宋,尊崇与学习陶渊明是朱熹与众人的相同之处,但以深厚道学造诣自觉超越陶渊明的思想与创作,则显示了朱子的个性。当然,所谓超越并非高下之判,而是诗学特色与文化意蕴的差别。

以古为新的诗学选择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朱熹的诗“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杂老杜、后山集中可也”,肯定其诗歌艺术追步杜甫、陈师道等江西诗宗。但朱子诗学还有可发之覆。朱熹在《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之韵》中自注称“余素不能作唐律”。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道,“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总体来看,朱熹的诗学重在古诗,且能以古为新,反拨江西诗派的诗风流弊,推动了南宋诗学的发展。

朱熹留下不少论诗文献。他在《答巩仲至》一文中写道,“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朱熹将古今诗歌分为三等,尤重自虞夏至魏晋的诗歌,并编辑其间的古诗作为诗学准则。他在《跋病翁先生诗》中认为,这一阶段的古诗“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称“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

朱熹常以古体创作。如《拟古八首》其一写道,“离离原上树,戢戢涧中蒲。娟娟东家子,郁郁方幽居。濯濯明月姿,靡靡朝华敷。昔为春兰芳,今为秋蘼芜。寸心未销歇,讬体思同车”,意象古朴,襟怀高洁;其四也以佳月、秋夜、河汉、鸣虫、野草、霜露、梁燕、云雁等物象,述望月怀远之思。这组诗歌语言素雅,音节流亮,有汉魏古风韵致。又如“褰裳缘碧涧,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岩石,聊乘万里流”(《濯足万里流》),“孤鹤悲秋晚,凌风绝太清……夭矫千年质,飘飖万里情”(《孤鹤思太清》),皆为抒写个人情志的古体佳作。《四库全书总目·文山集提要》中写道,“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即揭示了朱熹古诗创作在南宋诗坛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曾维刚(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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