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文自在,名久留——回忆柳鸣九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7 次 更新时间:2023-01-14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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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先  


第一次见柳鸣九先生的面,是在1985年,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刚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就在外文所那狭窄的过道中见到了个子不很高的柳鸣九先生。我颇有些拘谨地跟他打了声招呼,并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柳先生当即伸手出来,跟我使劲地握了握,第一句话就是:“陈先生的高徒啊!”

我和柳先生之间没有具体的师承关系,陈占元先生是我在北大研究生时期的论文指导教授。说起来,陈老先生也算是柳先生的老师,早在1930年代就为鲁迅、茅盾他们编的《译文》杂志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北大任教。

与柳鸣九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年富力强,甚至还很年轻,算来,那一年他才五十岁。可是;早在五年之前,我就买到并读到了他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的第一卷。仔细想想,他与同事郑克鲁、张英伦等当年编写《法国文学史》时,应该只有四十来岁吧,真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过了不久,上班见面时,柳先生就问我对20世纪的哪位法国作家感兴趣?他说他有一个计划,想把20世纪的一些法国名作家与文学现象列入一套“研究丛书”。已经有《萨特研究》等几种出版了。我说我对诗人保尔·克洛岱尔感兴趣,手头在翻译他最主要的剧本《缎子鞋》和另一个剧本《城市》。柳先生当即表示,《缎子鞋》可列入他主编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之中,并希望我能慢慢地编出一本《克洛岱尔研究》来。听了柳鸣九的建议,我心里很激动。因为,他几年前编写《萨特研究》这本书的奇遇,我也多多少少听闻了一些,想到自己也能编上一本书,跟《萨特研究》一起列入同一套丛书中,光是想想,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

不久后的1987年,我就把二十多万字的《缎子鞋》的译稿交给了柳先生。他把这部作品列入他主编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的第八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他还特别为译本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基督教——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法国文学作品译著,完全是由于柳鸣九推动并主编的结果。后来的几十年间,我的译文《缎子鞋》经过我几次的大幅度修改,还由吉林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了新版译本,此是后话。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柳鸣九策划并与罗新璋先生共同主编的那一套“研究丛书”,只出了《新小说研究》《马尔罗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马丁·杜加尔研究》(吴岳添编选)《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李清安编选)《阿拉贡研究》(沈志明编选)等几本,此后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受柳鸣九先生的委托,我在80年代跟踪法国文学动态而撰写的几篇小稿子,都有幸经他编发刊于《尤瑟纳尔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之中。这对我如此一个法国文学研究界的毛头小年轻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与柳先生相处得多了之后,我也得知,他主编了很多外国文学丛书,如上文提及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十种,分成十批出的,每批七本,借用柳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模仿法国人的“七星丛书”。每一批都是七本。前五批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五批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前言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我说的是“几乎”,当然也有请译者自己写的),这一方面显示出了柳先生的学识渊博,另一方面则看得出他的大胆,因为当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对当代的西方文学,国内的学者和批评界争论很大,很多概念都还有待于明确,例如荒诞、超现实、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实验文学、形式批评等等。而柳鸣九提出的很多看法,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也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人。

说到他为“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写的其中那么几篇前言文字,在还没有正式出书的时候,他会拿来给《世界文学》,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先在刊物上登一下,而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金志平先生就会把责编工作交给我来做,而我也就有了成为柳鸣九先生文章第一个读者的“特权”。

回头再说80年代中后期的事:柳鸣九在他主编的不少丛书中,会安排后辈年轻人参与其中的相关翻译与评论。例如,他选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出版于1987年),就安排我翻译了莫泊桑的一个短篇《郊游》,以及左拉两篇小说《爱的一页》《生活的欢乐》的“作品提要”。而就在这同一部作品选中,便可见老高放、孟明、全小虎、林青、余乔乔等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姓名,说起来,这一批小年轻也都是我的同辈人呢。

到了90年代,柳先生曾让我为他所编选的一部《新寓言小说经典小说选》写导读文字,尽管我个人对所谓的“新寓言派”保留不同意见,我还是“奉命”写了六千多字的“导论”,因为,我对柳先生选的图尼埃、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等几位大作家作品中的“寓言”特征与“哲理”内涵深以为然。

再后来,世纪之交的时期吧,他还主编了一套六大卷的“撒旦文丛”(2002年),收入了十几本法国的色情作品。我为之还专门写了《是禁果,才诱人》的批评文章。在肯定柳鸣九先生选题策划的认真,几位翻译家翻译工作的成绩的同时,也对出版社编辑工作的“糟糕”提出了我的意见。现在想想,我的批评也许有些“烟火味太浓烈”,当然,我文章的矛头针对的并不是该丛书的主编工作,我认为糟糕的,当然不是柳先生的策划与编选,而是出版社的责编文字工作。但愿,我的那一篇《是禁果,才诱人》并没有怎么冒犯柳先生!

由此想到,法语文学圈子中有传言,说柳鸣九先生因仗义执言而得罪过前辈和同辈的老先生。不过,我倒是认为,依柳先生刚烈的性格,得罪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好在,他的批评,例如关于存在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关于荒诞文学,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并没有想要伤害什么人,更没有想要通过批评同事而自己“出风头”。当然,在文人相轻的圈子里,柳先生也受到过一些莫名的伤害,他的心中也很有气,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说到他对我们这些后辈学人的提携,则还是让人很难忘怀的。就我自己来说,得到柳鸣九先生的鼓励、建议和提携是多方面的。上文提到,80年代,他曾建议我继续翻译和研究克洛岱尔,这让我后来留学期间得以以“克洛岱尔与中国文化”为题,在法国第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对那位克洛岱尔,当年也曾有业内的老先生建议我不要去研究,因为克洛岱尔作品中浓烈的天主教“精神”,因为他帝国主义外交家的“头衔”……记得,2005年我去日本作学术访问,参加在东京和京都举办的两次“纪念克洛岱尔逝世五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我的两篇论文。当时,我发现,日本的克洛岱尔研究者和翻译者多达几十人,而来自中国的就我一个。我不禁想入非非,若不是柳鸣九先生当年的鼓励与建议,中国岂不是更没有人去研究克洛岱尔了吗?好在,几年后,这一情况就得到了改变,2009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克洛岱尔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参会发言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有六七人之多了。

直到2010年代,已经患上帕金森症而行动不便的柳鸣九先生还邀请我参与他主编的“国民性人文素质名著函装丛书”的工作,主持其中的一辑“小绿树”。这套收入了柳先生翻译的都德的《磨坊文札》,韩耀成翻译的黑塞的《园圃之乐》,以及我翻译的让-雅克·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这套小书出版时,已经是2019年的夏季了。想想,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柳先生这时候还在想着要“广汇人类优秀文化的绿色养汁”来滋养年轻的读者,同时还捎带着提携已过了退休年龄的我辈,真是叫人感慨万分啊:有一点,我是要努力向柳鸣九先生学的,那就是一辈子都跟文学,跟书打交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编书、写书、译书。同时,在做学问的同时,不忘记尽力提携后进。

我认识柳鸣九先生后不久,1987年,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会改选,柳鸣九接替罗大冈先生任会长。

我个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柳鸣九先生就是我国外国文学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法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贡献,更多地可能还不是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而是体现在他的组织工作上。所谓组织工作,当然包括他对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主持工作。他有登高一呼的勇气和胆识,也有团结一大批人共同前进的胸襟。这方面,我作为法国文学会的秘书处成员,也曾见证了柳先生的辛勤付出。除了从1988年底到1992年底我留学在法国之外,法国文学研究会两三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我是次次都参加的,柳先生除了亲自定会议主题之外,有时候还会拨冗出席并主持发言,印象中记得比较清楚有1987年的北京大学会议,1990年代初广州的中山大学会议,等等。井冈山的那一次法国文学会议,柳先生没有去,是委托当时的副会长吴岳添先生筹备与主持的。记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懒人,习惯于待在北京不动,有些责无旁贷的会议几乎都推掉了。”其实,他哪里是懒人,他是一个勤快人,只不过,他的勤快都用来思索问题,诉诸文字了。恐怕无暇顾及其他,甚至连旅行、开会、见人会面这样的事,在他眼中也多少有了某种“浪费时间”的意味了吧。但是,说到底,很多跟学术相关的事,柳先生就是启迪者、发起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张罗者”。我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他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当时,开会也就是清茶一杯,但柳先生的那一篇亲切动人的开场词却让与会者深为动容,也让当时还在世的陈占元、许渊冲、郑永慧、管震湖、齐香、桂裕芳的大名为更多的后辈人所熟记。

还有一件事值得在此提一下,柳先生当会长的时候,定下了一条规矩,“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作出一定成绩的人全都应该当理事”。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的法国文学界中的一些人事矛盾。说到我,我自己就是在90年代中期被推荐为理事的,记得,同时被推荐为理事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徐德炎,以及当时还在武汉大学但后来调到北京大学的秦海鹰。

又过了几年,应该是在北京的纪念雨果的会议上(大概是2002年吧,因为雨果诞生是在1802年,2002年是他的诞辰二百周年),不到七十岁的柳鸣九先生明确提出他不再当研究会的会长了,当时,他还双手连比带画地开玩笑说:法国文学研究会应该由“高个子”来领头。意思是他这个“矮个子”应该退下来了,言下之意,是希望他的弟子吴岳添先生来接过他的担子。这样一算的话,柳鸣九担任法国文学会的会长只有十五个年头。而巧的是,后来,吴岳添先生当会长,也是十五年。柳先生的性格是很冲的,自然而然地有一种霸气,而吴先生的性格就显得很稳重,特别忠厚。当然,我们后辈对这两位的性格脾气都能适应。毕竟,这两位在那里“登高一呼”,法国文学研究、翻译、出版界的好汉便“一呼百应”……不过,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我家的书柜上,有柳鸣九先生送给我的很多书,一整套《柳鸣九文集》、《法国文学史》(三册),还有他编选的《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十卷十九种)、“撒旦文丛”(六卷十一种)……

几年前,读了柳鸣九先生的《名士风流》之后,我写下了一篇题为《真名士,自风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些文章,多为柳鸣九撰写的怀念他的前辈的文字,而那些前辈,算来应该都是我的‘祖’辈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从柳先生的笔底流出,让他那一辈的读者觉得似曾相识,让我这一辈的读者觉得颇为新鲜,如见其人,更年轻的读者读来又会如何呢?柳先生写冯至、闻家驷、郭麟阁、陈占元等,应是充满了浓浓的师生之情,而他笔底的这些人物,我们多不是很熟悉,有的只见过几面(如冯至、杨绛),有的根本无缘见面(李健吾、梁宗岱),读这样的文章,我辈恐怕只有‘高山仰止’的感受了。”

但愿我眼下的这一篇文字,也能让我们的后辈人对他们的前辈“名流”(也是我等的前辈“名流”)柳鸣九先生多留一些实实在在的印象。怀念柳鸣九,是为了记住他所做的事,更是要学习他的那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精神。几年前,在一篇纪念郑克鲁的文章中,我说过:“要向郑克鲁看齐。”“所谓看齐,就是学习榜样,自觉跟上。”而现在,我要说:“怀念柳鸣九,就是要跟上他,一直向前行。”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我们的文学界、研究界、翻译界名流辈出。


余中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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