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战略哲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8 次 更新时间:2023-01-09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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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也是“成为世界历史”①的历程。当代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实践,既是18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实运动与自然结果,又是世界历史进程在21世纪的更进一步展开与更有价值的成果。这一历史进程深刻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铁的必然性,又富含通过战略运用实现既定目的以掌握历史主动的创造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以战略机遇期为标志的自觉战略建构、科学战略研判、有效战略运筹,对于中国社会顺应历史大势实现其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意义。把大国复兴的战略考量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视野中,运用战略哲学的研究方法对战略机遇期作出分析研判,阐述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逻辑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与着力点。

一、战略机遇的审时度势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② 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思考、判断、抉择贯穿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甚至还将影响中国社会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复兴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战略运筹的重要一环。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环境审时度势作出的重要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及中国在世界的历史方位的清醒认知与科学评估开启了这一战略研判。

战略研判最核心也最难的是发现并抓住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这是进行战略擘画的前提。1985年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④寥寥数语,高瞻远瞩地指出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战略的核心议题及其基本战略格局。

和平问题是生存问题,也是东西方之间的首要问题。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世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遗留下路径依赖的行为习惯。世界大战结束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仍然困扰着人类社会。新中国不仅是在20世纪的战火中诞生的,也是在其后的战争中“立”了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伊始,朝鲜半岛就爆发了战争,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悍然跨过三八线,(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不进行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新中国就不可能有相对和平的环境独立自主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仍然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争威胁、包括所谓“核讹诈”的阴影中,其后还被迫与印度、苏联、越南打过几场短暂的边境反击战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深挖洞、广积粮”,进行的“大三线”建设,其着力点仍然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中国之所以能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与这样一种强烈的战争意识、充分的战争准备直接相关,这就是“以武止戈”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分属的东西方阵营形成了相对的均衡态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同时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加,悍然发动战争不得人心也难以收场;另一方面是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等核力量形成了恐怖的制衡,一旦引发核战争其结果不仅是交战各方不复存在,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毁灭,世界性的大战因不敢打而打不起来。加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通过“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开启中美交流并走向建交,一度压城的战争阴云开始逐渐消散,和平问题有了阶段性缓解的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邓小平讲:“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⑤,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基本前提。

伴随着东西方的良性互动和全球性战争危机的逐渐化解,发展问题便凸显为主要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进入繁荣上升周期,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要求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形成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于是发达国家开始把国内产业重点集中于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需要把劳动密集、资源消耗、环境代价大的产业,把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转移出去。而这样世界性的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仅仅靠20世纪60年代以来扶植的西欧、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是不可能完全承接的,更何况产业的开发与提升还需要有新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发育与支持,于是西方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当时中国全方位的经济建设开始起步,有着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着广阔的尚未开拓的市场,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治理环境,更有着过上小康富裕生活的期待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资本梦寐以求的、不可多得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⑥ 这其实是用现代政治话语讲出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⑦ 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走向现代文明一定要突破彼此隔绝的民族地域界限,通过国际市场的普遍交往把生产和消费连成一体,这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随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西方国家和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寻求合作。这是西方进行产业转移和市场开拓的需要,是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更深层次讲,是其希望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统天下,使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更加畅通无阻。西方需要中国,但是西方从来没有放弃改变中国的企图。邓小平讲:“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⑧这确实是当时西方的真实想法,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个形态继续进行。“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⑨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看得很清楚。

任何战略行为都是有成本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是在这样一场战略博弈中,能否以较小的代价、以我们可承受的代价,达到我们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实现我们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在总体收益评估上做到得大于失。40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做到了。现在西方总是讲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搭了发达国家的便车,占了大便宜,辜负了西方的一片“好心”。这纯属西方战略失败后自怨自艾的托词。战略博弈从来没有绝对的优势策略,更不会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如果战略博弈只是某一方赢者通吃,这样的战略关系早就停止了;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对中国社会有利,中国走向世界只是让中国社会获益,也不可能在当年西方占优势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存在并发展起来。

事实上这样一种战略模式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默认并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及其国际规则。虽然这一格局与规则并不公平正义,但是在20世纪尚有着相当的现实性甚至一定的建设性,中国要生存发展必须学会戴着镣铐与狼共舞。虽然当时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带头发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声音,但是邓小平清醒地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⑩这就是我们后来讲的“韬光养晦”。

在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机遇期并不只是对中国而言的机遇期,而是战略各方相互促成的一种客观的战略态势。只有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趋利避害才有战略机遇期,中国做到了。当然,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些具体内涵甚至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促成这一变化的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深刻变革,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战略环境的顺势而为

21世纪的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熟悉并适应的战略环境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研判21世纪的战略环境并顺势而为,是塑造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掌握战略主动很重要的前提。

(一)世界之变直接体现为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

从18世纪以来资本和资产阶级就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20世纪之后这一态势更为明确而稳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进一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的世界霸权格局。姑且不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这些相继建立和成立的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即使联合国这一20世纪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也不可避免在一些时段、一些事件上成为西方维护霸权攫取利益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骑绝尘、唯我独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强”在整体上形成绝对垄断地位和压倒性优势,其他上百个国家很难走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央,也很难有世界性行动权与话语权。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地位开始走弱。虽然绝对力量的对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强,但是综合考量或者用经济学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边际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很多守成国家,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不再是一边倒,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研究显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1995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七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仅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七大发达经济体的一半不到。但是,到2015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实际购买力已经与发达经济体并驾齐驱。而且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而发达经济体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所以预计到2040年新兴经济体就将总体上超过发达经济体。[1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把整个世界经济拖入低谷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击更为沉重,经济发展的衰退必然也自然体现在国际组织变化上。此前世界上的国际组织甚至包括联合国在内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维护西方既得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众多的国际规则在很大意义上其实是服务于西方、有利于西方的“西方规则”。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成立了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新兴的多边机制组织。反倒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是开启了“退群”模式,曾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12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条约,因为发达国家发现要想通过这些组织和规则获取既定的超额利益与特权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列宁在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基础上,总结出一条革命的基本规律:“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4]这条规律用于当今世界也很契合。列宁这个真理还有另一个表述是出现了“全国性危机”,而愈演愈烈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正是当今世界性危机的滥觞与征兆。“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15],列宁100多年前的话语极为深刻地道出了今日世界之变的实质。

(二)时代之变本质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带来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

科学技术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基因等等技术进步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如果说手推磨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以家庭为单位,需要依附于土地而产生“人的依赖关系”的话,蒸气磨代表的近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则是让人以原子化的方式生存而成为雇佣劳动的丰富来源,形成的是“物的依赖关系”。那么21世纪的技术变革虽然不能讲已经可以形成“个人全面发展”[17]的关系,但也使得超越“物的依赖关系”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使得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进程呈现出新的形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21世纪科学技术不仅将人类社会更加紧密关联为一体,将国与国、跨国集团与国际组织紧密关联为一体,甚至可以做到万物互联互通,物联网可以把世间一切事物都编织进共同的关系系统中。任何想把世界分割开来,退回到孤岛状态,搞“小院高墙”只能是开历史倒车。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时候,毅然扛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旗帜,就在于“工人阶级在它应当为整个社会完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19]。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一种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样态,甚至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进程正随着时代之变走上了时代舞台。

时代之变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本身的变化,还体现在引领科学技术变化的主体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过去300多年来,推动技术进步引领社会发展一直是西方的专利,现在却被东方世界、被中国实现突破,中国作为创新型国家的步伐越来越快。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创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不甘心,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时代大势浩浩荡荡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历史之变深刻彰显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逻辑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繁荣上升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大失败”“共产主义大失败”一度甚嚣尘上,意识形态迷思更是强化了西方对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志得意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须也只能走资本主义这样一条道路,采取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如前文所述,西方之所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国迟早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皆是源于这样一种历史的自负。所谓“历史终结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心态的学术背书。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不仅快速赶上了西方,甚至开始并跑乃至领跑。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开始了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历史大周期,使得“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0]。2020年以来的疫情更是促使“两个必然”的命题再次成为了各方学术研究的显学,人类历史进程再一次以强大的历史逻辑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21]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在新兴国家一边,只要我们顺势而为,我国发展就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从现在起到未来30年,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还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三、战略目标的乘势而上

战略环境变化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战略目标变化也为战略机遇期注入新内涵。不同的战略目标不仅影响着对战略机遇的认知,也塑造着把握战略机遇的行为模式。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有了捍卫自己国防安全的“两弹一星”,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成为了“有重要影响的大国”[22],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78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我国不到他们的三分之一。我们虽然有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主要是“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23]。党的十二大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2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目标大体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所以邓小平讲:“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25]“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就是围绕这一目标提出来的。“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26]因为这个程度的现代化虽然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一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为“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7]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不断推动自身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向西方学习借鉴,更是用将近20年的时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所有这些行为就是为了改变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使我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同时也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出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投资大国。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8],“三步走”中前两步的战略目标提前高质量达到并超越,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通过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汇储备国;2010年起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首位,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起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并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等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迈上了新的发展方位。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5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更重要的是通过脱贫攻坚,消除了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消除绝对贫困对于中国来说,决不仅仅只是补上了经济发展的短板,更是注入了众志成城的信心决心与意志,(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综合国力的增强,发展方位的变化,发展理念、发展格局也随之变化。我国不仅要发展,更要高质量发展,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这就体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9]的新发展理念。我国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还要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就体现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0]。新发展格局是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不确定背景下争取战略主动,是为了在更高水平上吸引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资源。

有了这样的发展基础与发展安排,中国的战略目标也乘势而上,提质扩容。当年“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实现时间没有变,现代化目标的标准却在提高。首先是把实现基本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走的目标提前到了2035年,到2050年的第二步走的目标则提升为全面现代化,从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而且全面现代化的内容也更加全面,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又加上了“美丽”这一要求。更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1]。“领先”这一表述,充分彰显了迈向强起来的雄心壮志。

这一目标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甚至超越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改造、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人民群众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物质文化供给和充分而又有弹性的社会福利保障,让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奋斗近百年的共同富裕梦想成真,人民群众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实现,社会财富的意义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或者说不再主要是一种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而是成为了一种保证人生存与发展的并不太稀缺的“一般公共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需要、甚至都不再是一般发展意义上的需要,而是开始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开始要求社会全面进步。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创造出强大的物质基础,更是提供了发展道路与制度示范。比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定位,在党的十九大和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2]。到了党的二十大则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33]。从“发展中国家”到“人类实现现代化”,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普遍意义,更广大适用范围。这样的变化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34],而这样一种战略心态与战略目标的改变,必然会体现在对战略机遇期的塑造上。

四、战略运筹的因势利导

不论是从战略环境还是从战略目标讲,今日中国的历史方位已经与本世纪初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区别很大,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坚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35],这样的坚持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战略机遇期本身的意蕴,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层面上宣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顺应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战略自觉。正如前文所述,战略机遇期是战略主体在战略实践中通过正确的战略运筹创造出来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要有新时代的战略应对。

(一)以强大实力为支撑进行积极主动斗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这对于我们维护那一时期的战略机遇期发挥了很有益的作用。但是,需要讲清楚一个逻辑,不是因为我们韬光养晦才有战略机遇期,而是其时的战略环境让我们有可能韬光养晦。当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差距巨大,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认为中国有资格成为对手,更何况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乃至国际关系定位中又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有着广阔的“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战略空间供战略各方回旋运筹。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西方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最大的、最具本质性的战略竞争对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在各个方面,从经济到科技、文化乃至军事上进行围堵遏制打击,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甚至军事挑衅愈演愈烈,中国社会面临的战略环境不仅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已经迎面而来。党的二十大不论是把“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36]作为第三个务必,还是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37]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都是在强调凸显斗争在新时代的战略意义。

斗争是大国复兴的必修课,斗争也是大国复兴的试金石。是甘于被锁定在低端产业链做打工者、锁定在后发展国家做跟随者而成为棋子被他者随意摆布,还是以世界为棋盘平等地面对面与对手下一盘大棋,事变时移,变法宜矣。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甚至都不可能有正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38]为什么帝国主义开始讲理,因为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70多年前通过斗争“立国”,在新时代同样需要通过斗争迈向伟大复兴,要以强烈的斗争意识、高度的斗争自觉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然进行斗争要讲艺术、讲策略,不能为斗争而斗争,不能被别人“带节奏”,而要始终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二)推动多元战略主体形成多维战略态势

战略博弈是战略主体之间的较量,战略主体数量的不同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战略博弈的形式、进程与结果。双主体的博弈与三主体、多主体的博弈具有截然不同的战略逻辑。双主体博弈结果与博弈主体的综合战略力量直接关联,强胜弱败没有悬念,弱者通过技术性策略取得偶然性暂时性胜利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影响不了整体战略格局。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达成战略均衡和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看似截然不同的结果皆是双主体博弈逻辑使然。但是,当战略博弈的主体成为三主体或多主体时,战略博弈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强与弱的地位也就呈现出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为什么能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从绝对战略力量看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和苏联完全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但是,正因为多主体战略博弈逻辑,使得中国可以“四两拨千斤”,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游刃有余,使得既有的战略均衡不被打破。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世界”。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不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39]“三个世界”划分,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推动三主体战略博弈的典范。

虽然东升西降是历史大趋势,但是西强东弱仍然是客观现实。虽有发展但仍处弱势的中国面对依然强大的美国战略性的遏制与打压,就要善于化双主体战略博弈为三主体或多主体战略博弈。由于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独立自主,希望和平合作,所以我国仍然有很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更重要的是即使作为美国盟友的各国其利益诉求也不是与美国完全一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尤其俄乌冲突越来越暴露出美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欧洲战略自主性的逐渐觉醒,战略博弈必然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可能性,而这正是作为尚处于弱势地位战略主体的战略机遇。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真诚合作,也与发达国家真诚合作,希望世界各国都能更好地发展起来,正是为了推动形成多元战略主体,我国主张国际关系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认知。

(三)以价值重建塑造战略主体战略认知

大国的复兴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存在,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实现。[40]

推动战略合作,赢得战略认同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实践的首选项与必选项。但是,实现战略合作并不容易。从人类社会战略演进的历史实践看,战略对抗、征服、遏制近乎常态,而战略合作尤其是国际范围内的、长时间段的战略合作却难成气候。所以,西方社会炒作“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他们确实是如此认为的,他们所经历感受到的历史经验也确实是如此这般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新时代中国社会倡导的战略合作何以可能,需要用战略哲学的价值观为新时代的战略塑造魂魄。

战略并不只是一些具体行为模式与行动方案的简单组合,战略方案的背后矗立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造就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摒弃了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不冲突、不对抗,用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把宣示捍卫核心利益与同情理解包容、灵活弹性协商有机统一,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在各取所需中、在差异化追求中实现了国际治理的战略合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种新时代崭新的国际关系样态开始滋长并光大。这样的战略认知来自中国自觉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意识,甘于让世界搭乘中国 “快车”“便车”的大国担当,勉力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天下情怀。对中华文明智慧的深刻感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武止戈,止戈为武”,对这些理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铸就了新时代战略价值的核心理念。

更进一步看,尽管人们的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文明不同,但是生活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下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共同的。有共同的梦想就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习近平提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41]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以这样的价值观塑造战略主体的战略认知,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一种崭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会在各方战略认同中展开。


辛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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