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2 次 更新时间:2022-12-23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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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内涵的任务之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是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要求。当时针对的情形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2011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在供给侧出现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在经济增长减速作为特征之一的新常态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保障。

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22年到达峰值,2023年便进入负增长。与此相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节奏也将发生变化,表现为完成缓冲期和进入加速期。例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平均减少速度,将从2011~2021年期间的1.3‰,大幅度加快到2021~2031年期间的6.7‰。此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主要都是依据联合国做出修订之前的人口预测数,考虑到人口峰值的提前到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在此前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更显重大,紧迫性空前增强。

一、以全要素生产率定义高质量发展

资本深化、人力资本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个主要贡献因素。然而,每一个因素的贡献方式和涵义却不尽相同。资本深化是指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现象,产生的结果是资本替代劳动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目标来说,这种方式易于找到实施的抓手。但是,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在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这种方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对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做出直接贡献,也作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做出间接的贡献。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一般来说相对稳定并且可持续,但作用效果在数量上不那么显著。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显著、最直接和最可持续的源泉。在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的新条件下,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对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替代,正好对应着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体现了创新发展,包含了科教兴国内涵,贯穿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之中。因此,这个指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和衡量。国际经验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仅是任何经济体的增长可持续性表征,也是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与此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举手之劳,对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要求也最为苛刻。一般来说,资本、劳动、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分别做出自身的贡献。作为各要素贡献之外的一个残差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幅度无关,因而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也正是因其来源上的这种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各种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机制,以及其他制度条件高度敏感。也就是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包括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消除掉所有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以改革和政策优化为必要条件。

二、用中国经验破解“索洛悖论”

在前面讨论潜在增长率面临进一步下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与劳动年龄人口加快萎缩相关的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结果。还有一些会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虽然不是人口转变的直接结果,却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微观行为和(或)宏观政策做出不恰当反应而诱致产生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一些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慢的因素。

既然全要素生产率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在总产出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贡献之外,未得到解释的残差项,那么,科技进步成果得到应用、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激励、要素流动导致重新配置等,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好对应着人口的机会窗口期,未予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创造了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说,中国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时期所取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率。

许多经济计量研究都可以验证这个结论。例如,我与合作者对1979~2010年间中国GDP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时发现,平均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期间9.9%的GDP年均增长率做出了39.0%的贡献,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贡献率更高达52.3%。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规模逐渐缩小,转移的速度放慢,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显著收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也便相应减速。

由此发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慢,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结果。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不仅需要把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也要把生产率的提高,从依赖劳动力转移转到更多依靠其他方式上去。关键在于,除人口因素之外,同时也与应对人口挑战,还有其他一些降低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关。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经济学说史的著名命题———索洛生产率悖论。

这个命题的原始出处系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撰写的一篇短文中的一句话:人们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来临,惟独在统计中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声誉效应,还是由于这句话确实揭示了人们苦思不得其解的现实问题,这个矛盾现象被称为“索洛生产率悖论”,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尝试破解这个悖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有益的结论。

这里,我们希望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它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也可以从各国发展经验中获得证据,更直接针对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实际上,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依靠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整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是一个独特的发展经验,也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报酬递减的假设。在生产率源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启动生产率提高的崭新引擎。

三、 靠搞对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下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及其作用方式,有助于解释索洛悖论。相应地,破解这个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得到整体提高的理论谜题,也应该从打破这两个格局着眼和入手。

第一是资源配置的僵化。在市场竞争中,生产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扩张,生产率低的企业则萎缩和消亡,这种进与退和生与死的选择机制,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如果低生产率的企业不能退出和死亡,也就阻碍了潜在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和发展,企业之间就不能进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私人公司的游说活动等,市场竞争被寻租行为所代替,随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减弱,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相应降低。

第二是资源配置的退化。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新技术的应用通常有两个特性。其一,技术应用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与就业的减少相伴发生。其二,技术应用在企业间是不对称的,导致生产率提高的非同步性,总有被新技术遗忘的角落。因此,由于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被排斥出来的劳动者,如果回流到生产率较低的农业或服务业,就意味着要素按照生产率提高相反方向的流动,表现为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造成整体生产率不能提高,甚至可能产生降低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给资源配置带来不利的影响。首先,在那些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发展,如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中,虽然不乏依靠优化升级和提高生产率,赢得新的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也有过度依赖宽松甚至保护性政策求生存的企业。该退出而不退出,则意味着对要素的非生产性占有,也意味着对潜在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排斥。其次,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低端服务业的转移,意味着资源配置过程与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离。这两种现象都产生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效应。

打破这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应该立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优胜劣汰,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形成配置更加优化的生产函数。首先,政府恰当定位自身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为初创企业、充分就业和大众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其次,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规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消除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公平竞争。再次,创造激励相容的机制,提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强数据等先进要素的穿透力,让数字经济发挥出深度融合实体经济的职能。最后,强化社会政策托底职能,为转岗劳动者提供社会安全网,剥离微观层面的保护职能,借助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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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金融评论》202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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