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大宗师》:“天人合一”的境界及“死生一如”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11: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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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师》是描述宗大“道”为师的真人的人生境界。真人体现“道”的无限性、整体性和自由性。“道”是无所不在的(《知北游》记载东郭子问“道”,庄子曰“无所不在”),它是宇宙大生命所散发的万物之生命,世界上每个存在体都与宇宙这一生生不息的大生命息息相关。庄子形象化地通过得“道”的真人,表达人对宇宙的亲和感、融合感;由“天与人不相胜”而导出“天人一体”的观念。真人在大化流行中求生命的安顿,认为生来死归为自然变化的必然现象,从而导出“安化”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论和“死生一如”观是本篇的主题思想。“坐忘”的境界也见于本篇。

  

   一、主体性之知——人和宇宙的一体感

   起笔就谈天、人关系,异峰突起,但不觉突兀。《养生主》曾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讨论在这境况下要如何来护养生之主。这里所谓“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就是承接着《养生主》的问题。庄子谈“知”,多属主体性之知;求知的目的要在如何安善人生。

  

   《大宗师》一开头就讨论到认识自然与人为的分际,了解自然与人为的作用(“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提出以自己所具有的自然与人间的知识,对生命作妥善安排之重要性。庄子还谈到求知的不易:“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这里说知识必定要有所待的对象而后才能判断它是否确当,然而所待的对象却是变化无定的。这里,庄子指出了知识形成的条件之不稳定性。然而,庄子的兴趣不在于探讨客观知识的形成及其确当性等问题,他所关切的是如何培养一个具有整体世界观——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理想人格形态。因而,庄子不说有真知而后有真人,却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先有“真人”的开放心灵、开阔视野、超脱心胸,才能培养“真知”。这“真知”是能知主体透过他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验后所表现出来的。可见,庄子所谓的“知”,乃是主体性之知。

  

   何谓“真知”?庄子所谓的“真知”,是要了解万物变化流转的真相——要洞察万物的变化(《至乐》篇所说的“观化”),在大化流行中安于所化(“安化”);并且还要了解人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亲和的关系。

  

   关于“真人”的人格形态,本节分数段进行多面的描述:第一段,写真人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第二段写真人具有超常的修养功夫,第三段写真人对死生的安然态度,第四段写真人脱俗的神态,最后写真人崇高的人生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

  

   对“真人”神态的描述中有一段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char ,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这对历代修道者曾产生极大的启发作用。

  

   庄子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这里首次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很独特的一个命题。这命题有两层意思,即张岱年教授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说的“天人相类与天人相通”二义。“天人相类”,说的是天和人是同质的,都是由基本的原质气组成的,以气化论作基础,故能达到“游乎天地之一气”的人生最高精神境界。“天人相通”,说的是天和人是一个整体,人可以突破自我形体的拘限,而与他人他物相感通,交互作用,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无限地扩张,和外在宇宙产生同一感、和谐感,互为融合,不可分割。“天人合一”表达了人和宇宙的一体感,也就是庄子这里所说的:“天与人不相胜也。”

  

   二、与大化同流

   本节主要阐述了“安化”的人生态度。

  

   在庄子看来,生死如同昼夜,其变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历史上多少文士墨客感叹自然界的“万化”:“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顾况《悲歌》)沧海桑田,自然的变化真正是“未始有极”!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斯的“万物流转”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在如同沧桑之变的生来死归面前,庄子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两忘而化其道”,意即物我两忘而融合在“道”的境界中。“忘”为与外界适然融合而无心;“化”为随变化而变化,参与大化流行而安于所化。“忘”和“化”是心灵活动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二是将自己的一切安然地“藏于天下”。人作为个体的人绝不能从自然这个母体中孤立地游离异化出来,主、客体不能截然分裂开来。人只有把自己安放在大宇宙里面,在其无所不包的大“道”之中,寄托自己渺然之躯,才会不再拘泥于自我的形躯情感,而造就“生死一如”的坦然心境,才会游于不得亡失的境地而和大“道”共存。

  

   三、“道”的实存性

   庄子谈“道”,基本上继承了老子的观点,并加以发展。老、庄都否定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他们认为世界是由无目的性、无意识性、非人格化、非主宰性的“道”所产生的。对于天地万物的由来,庄子基本上是采取“自然流出”说。

  

   老子谈“道”,对“道”的实体性作了许多客观的描述。从《内篇》来看,庄子却很少描述“道”是什么,更多的是描绘得“道”后的境界,唯独《大宗师》的此章节对“道”的本体作了简明的叙述:1.“道”是实存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道”虽然幽隐寂静(“无为”),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道”虽然不见形象(“无形”),却是真实存在的(“有情”)。2.“道”是自存的——“自本自根”;“道”是先存的、永存的——“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3.“道”是万物之根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认为天地万物均由“道”所产生,打破了“神造说”。4.“道”是超越时空的——“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极言“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太极”指空间的最高极限,它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庄子首创的,到《易传·系辞》时成了一个哲学范畴,朱伯崑教授在《易学哲学史》中指出:“‘太极’一词在先秦的文献中,仅见于《庄子·大宗师》……《系辞》则是借用庄子的‘太极’解释筮法。”王孝鱼先生在其《庄子内篇新解》一书中也同样指出:“太极与六极并言,可见‘太极’二字非由《周易·系辞》而来,反倒可说《系辞传》的‘太极’二字,或乃袭用了《庄子》。”到了宋、明时期,“太极”一词发展成为理学“宇宙论”范畴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四、学“道”的进程:破“三关”、体“四悟”

   在庄子看来,“道”虽然“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但它不是一个挂空的概念。“有圣人之才”的人(即《德充符》篇所谓“才全”的人)是可以学“道”得“道”的。本节着重叙述了学“道”的进程。

  

   学“道”可以有两大进程:第一进程为进“道”过程中的去障工夫。在去除学“道”路上种种障碍中,首先“外天下”——遗弃世故,尔后“外物”——不为物役,最后“外生”——无虑死生。“外”即遗忘之意,含有隔离、透破或舍弃的意义。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有句名言,叫做“无限的舍弃”。世间是有许多东西(如利禄、名位、权势、毁誉等之俗世活动)不必执着,不必介怀,可以遗忘,可以扬弃的,使心灵从俗情杂念的团团困围中透脱出来,拓展个体的精神空间,从外物和生命的限度中透脱出来,展现宇宙我的超越精神,这就要有所舍弃,甚至作无限的舍弃——无限地舍弃俗世的牵系,无限地舍弃俗世的价值。对“天下”、“物”、“生”能做到深切的省觉,彻底的透破,便可说是通过了扫除俗世杂欲、透破生命局限的第一进程,即如王孝鱼先生所说的,突破了“三关”——“外天下”、“外物”、“外生”。

  

   三关既已突破,就可进入第二进程,王孝鱼先生概括为“四悟”。一悟为“朝彻”。“朝彻”是指进“道”时的心灵状态,由于物我兼忘,死生一观,心灵便如朝阳初启,呈现出清明朗彻的状态。二悟为“见独”,即“见道”。“道”是绝对无待的,因之以“独”来指称它。心灵达到清明透彻状态,方能认识“道”的卓然独立的真体。三悟为“无古今”。四悟为“不死不生”。此两悟描绘了体“道”的终极境界。“见独”之人能超越一切的对立与界限,能突破时间的限制,进入不受死生观念拘执的精神境界。“四悟”实为进“道”过程中的心灵状态。庄子最后归结为“撄宁”,即在扰乱中保持安宁。整个宇宙无不时时有所送,时时有所迎;时时有所毁,时时有所成。万物无时无刻不处在生成往来的激烈变化运动中。只有在万物生死成毁的纷纭烦乱中保持宁静的心境,才能完成学“道”的两大进程,达于体“道”的最高境界。

  

   庄子重视的是体“道”以后的心灵状态,他紧扣“道”和人的关系,不像老子那样着力去说明“道”是什么,也不使“道”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挂空概念,而是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被欲望所捆绑,为欲念所驱使,不仅人间相互争斗没有太平之日,个人也因欲望激起的无限贪婪而没有宁静之心,要从俗欲杂念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法子是去求“道”。“道”不是玄虚的,只要保持“心”这一认识机能的清明度,“道”还是在人们的身边,可见、可闻、可授的。

  

   末了,庄子再借女偊之口道出了得“道”之途:从文字而来,从语言而来,从目见而来,从耳闻而来,从实行而来,通过不断实践,不知不觉中就会咏叹歌吟,从而达到一种深远幽寂(“玄冥”)、高邈寥旷(“参寥”)、迷茫之始(“疑始”)的境界,这便是通向“道”的境界。通过实践,内化而为心灵的境界。

  

   五、安时处顺的生死观

   体“道”的终极意义,乃在于超越生死常观。由“天人一体”推论出“死生存亡之一体”的“道”之最高境界。本节以寓言形式,描写了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位莫逆之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认,共同的领会——“死生存亡之一体”。

  

有一回,子舆病得很重,子祀去探视,见其形拘挛不堪,便问其是否嫌恶自己的形貌,子舆若无其事地回答,人力不能胜过天然由来已久,我没有什么可嫌恶的,人的得生乃是适时,死去乃是顺应,“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对于生死存亡的变化,庄子提倡的是一种“安时而处顺”的态度。这种对待不可避免的变化所处的安然态度主要是由“安化”观念所决定的,庄子借子来之口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观念。子来病危之际,其妻泣之,子犁去看他,他对子犁说,大自然赋予我形体(“大块载我以形”),用“生”教我勤劳,用“老”赠我清闲,用“死”赐我安息,如果把“生”看成是一种“安善”(“善”),那么“死”也应该是一种安善。这哪里像一个人临终前所说的话,简直是一个多难民族人群的写照:降生大地,平和、愉悦、安然地面对人生,勤奋工作,一无所求,“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到人老体衰,回忆往事,毫无悔意,不只身体闲逸,心灵也十分安宁。道家人物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生,以安然顺从的态度对待死;明白一个人的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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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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