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若干战略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22-11-19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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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总目标。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6月份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目标现已实现,第二步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三步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新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短腿。怎么来理解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要科学把握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趋势

什么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思考。过去强调的农业现代化比较多,一种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简单延伸。过去有关部门编制规划的时候,把绝大部分篇幅放在农业现代化上面,最后拖了一个尾巴就是农村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简单理解为农业现代化的延伸。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跟农村现代化一个简单的相加。还有学者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三农”的现代化,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其中农村现代化也被理解为村庄的现代化。大家想一想,事实上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个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农业现代化并不局限于农村,如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的科研机构大部分在城市。什么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既不是农业现代化简单的延伸,也不是农业现代化跟农村现代化简单的相加,它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要素,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理解。从要素的构成来看,可以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看成是包括“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公共服务的现代化,跟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核心内容来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村产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农村产业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

而现在有公司有单位把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思想应用到省市县评价中,加了一个城乡融合维度,我觉得城乡融合的概念更广,包括城也包括乡。

还有一种,可以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探讨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也是我对农业农村部在编制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时所主张的,从操作的层面来看,可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理解和评价,并构筑一个指标体系,来考察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50年要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就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的目标。最近中央又明确提出来“两高两宜两富”,也就是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我认为“两高两宜两富”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可以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值。当然中央没有这么说,是我个人这么理解。

按照上述“五位一体”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念,我们构筑了一个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价。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一个设定的目标值,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有一个设定的目标值。根据我们的研究,无论是按照2035年的目标值还是2050年的目标值来进行测算,到目前为止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在都处于“中期阶段”。按照过去9年平均推进的速度来推进的话,从总体上来看,到2035年应该可以达到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到2050年能够达到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当然这是所有指标加总评价的结果,但实际上难度很大,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

今年我们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1》,报告的主题是面向2035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以2019年为基期,按照实际增长可能达到的结果来进行评价,按照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三个领域来展开,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测算了按照现在的基础和发展条件2035年有可能达到的目标值。

从结果来看,根据预测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特征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对一些指标进行了详细的测算。

从“农业强”来看,预计到203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1.5万美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6.5亿吨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等等。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按2019年价格测算的。

从“农村美”来看,按照七普的数据进行预测,2035年城镇化率为74%左右,但是按过去的数据测算是72%左右,因为七普城镇化率为63.89%,比上年未调整数据一下高了3个多百分点。未来中国的村庄,数量会减少,但人口规模会进一步增加,估计有可能达到1500人左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会更加完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从“农民富”来看,到2035年,农业就业比重将降低至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将超过4万元(2019年价格),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0%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8。这是我们评价的结论性的东西。

二、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前段时间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地方有误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结构性调整,有些地方把调出来的耕地,都用来发展非粮产业,结果结构调整了,农民收入增加了,但粮食生产忽视了。这可能不是所希望的结果,无论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条底线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底线要求,而粮食安全又是这个底线中的底线。过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也是粮食主产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不断下降,最后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转移到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是每一个地区都这么干的话,谁来保中国的粮食安全?所以要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定要把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底线要求、底线的任务来考虑。根据我们的研究,从近期看,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2015年以来中国的口粮自给率都在100%以上,口粮绝对安全能够保障。从谷物基本自给来看,2005年以来谷物自给率均在95%以上,现在问题比较大的主要是饲料粮安全,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中的问题,一个是肉类,受非洲猪瘟等的影响,过去中国猪肉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年猪肉生产恢复以后,现在价格又大幅度下跌,价格波动很大。这就不符合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要求。还有一个是油料,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不足30%,主要依靠进口,而且进口国高度集中,大豆、油菜籽、棕榈油都是如此。中国的大豆85%以上依靠进口,进口大豆90%以上来自巴西、阿根廷、美国。油菜籽90%以上进口来自加拿大,棕榈油完全依靠进口,99%以上进口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

从长远看还存在诸多的潜在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从供给来看,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尤其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减少,当然去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一些地方耕地撂荒现象严重,耕地“非农化”屡禁不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相当严重,问题凸显。粮食主产区的数量,主产区的范围在不断缩减,过去把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作为改革的成效,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么看。主产区越来越少,最后就集中几个,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责任,是粮食主产区的责任,也是粮食主销区的责任。

从需求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随着消费层次的升级,粮食需求的总量还会不断地增加,而且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下一步一定要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要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乡村振兴,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底线要求。要实行分层次、分品种的大粮食安全战略。

三、补齐短板,分梯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简单平均的指标加总来看,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值,以及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实际上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一些核心指标达不到。哪些核心指标达不到?测算结果表明,一是农民收入难度很大。二是农业生产率难度很大。三是农村的公共服务难度比较大。四是农民文化素质跟不上。五是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化肥农药过度使用,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高于国际公认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安全上限,现在使用过量了,是不安全的。如果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文化素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这些核心指标达不到,将很难真正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所以要高度重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定要补短板,要加强薄弱环节。包括污水处理,前段时间农村环境整治主要是改厕,厕所改了以后没有污水处理,不配套,就排到周边,冬天倒没有什么,但是夏天怎么办?臭气冲天。下一步农村的地下管网,农村的污水处理怎么配套推进?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定要补短板。

中国的农村面积很大,有50万个行政村,230多万个自然村,一定要因地制宜,分梯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省也是这样的,长株潭发展基础条件好一点可以先行一步,其他一些地区水平差一点,可以相继跟进,不可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市都齐头并进,一定要分梯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全国来看,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大体可以分三个梯次。一是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加上大都市区的郊区可以先行一步,作为第一梯队。这些地区有条件有能力在2025年前后,也就是“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初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三梯队,像西部一些地区,如西藏、云南、甘肃等,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到2035年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难度都很大。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目前处于第二梯队,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当然湖南长株潭的条件好一点,可以率先一点,走在前面一点,这也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强国建设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建设农业强国的问题,一直在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这个事情,也通过全国人大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总体部署,提出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2018年9月份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强调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湖南、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西等也提出要建设农业强省。但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问题并没有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海洋强国、体育强国和人才强国4个强国,建设科技强国等8个强国,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体育强国,“十四五”时期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和交通强国,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但是没有提建设农业强国的问题,应该把建设农业强国纳入到国家强国战略的体系中。

到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农业不是强国,怎么可能,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一定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国,一定要把农业强国的建设纳入到国家强国的战略体系,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日程上来。

什么是农业强国?农业强国就是“四强一高”,即农业供给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综合反映出农业发展水平高,这应该是现代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最近我们按照“四强一高”作了一个初步的测算,按照现有发展能力和条件,中国最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迈入农业强国的门槛,应该在2045年左右会建成现代农业强国。

推进现代农业强国建设,要采取分类推进的策略。首先要发挥典型区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二是突破重点产业发展瓶颈,包括突破现代种业、农机装备制造、智慧农业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同时还要提高农民的素质。我们当初有一个建议,在全国建设一批现代农业强省强市强县,要把已经提出来的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扩大它的范围,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把湖南省建设成为一个农业强省或者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省,应该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五、持续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跟脱贫攻坚不一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就在要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可以把它简单概括为党委要领导,政府要主导,农民要发挥主体作用。一是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乡村振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是起主导作用,这并不矛盾。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同时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把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全面调动起来。不能像过去一样政府在干,农民在看,这肯定不行。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它的关键核心就是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主体、要素跟市场,全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增强农村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一定要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一是要培育内生动力,要有这个动力。二是要有内生发展的能力。三是要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势头。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内生动力加内生发展的能力,加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是我对乡村振兴内生活力的解释。

要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我们给成都郫都区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主标题就是走融合共享的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怎么样来提高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路径很多,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培育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共同体。这种发展共同体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城乡发展共同体,因为城市跟乡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种互补互促互利互融的关系。比如说当下城乡之间紧密型的医疗卫生共同体,城乡之间学校的共同体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城乡发展共同体。这种城乡发展共同体从分类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教育共同体、医疗卫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产业共同体上。二是乡村发展共同体,现在鼓励城市资本下乡,鼓励企业到农村去参与乡村振兴,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种形式。假如说不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话,这种东西能够可持续吗?能够长久吗?假如说只有公司获利,农民不得利,农民能干吗?假如说只有农民获利,公司每天都在亏钱,公司能持久吗?他们又不是扶贫。一定要打造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利益链。

怎么样来推进发展共同体?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最近到浙江调研比较多,比如说浙江淳安下姜村发展起来了,依托下姜村把周边17个村联合起来,搞成了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这个地方从习近平总书记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后来的省委书记都把它作为一个点。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就是一个乡村发展共同体的模式,就是依托先发展起来的一个村庄带动周边的村庄实现共同富裕,来实现共同发展,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还有一种嘉兴的“飞地抱团”,因为一个村庄资源有限,不能每个村庄都搞那么多产业。通过村庄的整治,把多余的土地指标调到了县城,调到了开发区,调到了产业园区区位比较好的地方,异地发展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项目。村庄入股分红,形成“飞地抱团”,这样既有利于项目的发展,又有利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由此来带动农民的致富。我觉得“飞地抱团”的形式也是乡村发展共同体的一种模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文系作者在《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1)》蓝皮书发布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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