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中国城镇化的战略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4 次 更新时间:2024-06-2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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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进入专栏)  

一、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前提

要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减少农民,减少农民就是要推进城镇化。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这里所说的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的同构化、同质化,而是要协调发展。从这个方向来讲,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在推进城镇化的动态过程中来解决。

二、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现在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加快推进,到2009年城镇化率达到46.59%。但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镇化质量却提高得比较缓慢,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凸显,社会发展失衡加剧。也就是说,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跟质量严重不协调。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缺乏质量、不协调、不和谐的城镇化,呈现出典型的不完整的城镇化比例。

(一)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

第一点,城镇化率存在被高估的现象。究竟多少农民工被算作城镇人口,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这一部分人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的购买等方面并没有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城镇化。

第二点,按照我们现在城镇人口的统计,假如地级市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500人,根据我们的测算,2007到2008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市的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不到60%,农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0%。仅此一项,我们的城镇化率就可能高出9个百分点左右。

第三点,城市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城中村现象,也就是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城镇化质量没有跟上。

目前中国46.59%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上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率,假如把上述三个因素考虑进去,至少高估了10个百分点以上。

(二)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协调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但是人口的集聚相对不足,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二是不管是城市、大都市区还是城市群,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是不协调的,产业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现在的一些城市,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这样的大都市区、城市区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集聚人口。这种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协调,是导致中国城乡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经济核心区2008年的人口只占全国的15%,但是创造的经济总量是全国的32%,人口份额与生产总值份额之比高达1:2.13。

(三)城乡发展不协调。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33:1,比2004年扩大了3.7%,比1997年扩大了34.3%,是多年来差距最大的。

(四)区域发展不协调。到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7%,但是西部地区只有38.63%,比东部地区低18.4个百分点。而且在2000年到2007年,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差距在缩小,但是城镇化差距在不断扩大。

(五)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明显。由于资源垄断和行政配置特点,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第一是垄断,资源不断地向省份城市、向地级市集中;第二,现在大城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跟小城镇形成巨大的差距和反差。第三是结构的同构,包括珠江三角洲,过去的发展是集聚化的、没有品牌、缺乏秩序、低端化的发展,抢走了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机会。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经济发展就是各种资源向大中城市高度集中,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而小城市、小城镇发育严重不足,有些小城镇出现萎缩、衰退。原因何在?主要在于缺乏产业的支撑,投资不足,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所以,在一个层面上来看,中国的城市这些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小了,大城市占的比重越来越多,中小城市的份额不断下降,形成了倒金字塔形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同时,资源环境的压力凸显,社会发展失衡不断加剧。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城市的经济在高速增加,比如2007年,287个以上的地级市达到15.6%,但这种高增加主要是依靠外延的扩张,依靠高消耗、高排放、土地的高投放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来支撑的。我们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再一个是城市的贫困问题,根据我们的估算,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低于1.5万元的低收入人口有2669万人,低于2万元的有6000万人。

三、“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应该是由加速向减速转变。在国外有一个城镇化的S型曲线,很多学者认为从30%到70%是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实际上,在这中间也就是50%左右是个拐点,在50%以前它是加速的,50%之后是减速的。假如都是加速的,不可能进入后一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在不断加快。1978年以前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1996年以前年均提高0.64个百分点,1996年到2009年年均提高1.25个百分点。分五年来看,城镇化的速度一直在下降,“九五”时期,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十一五”的前四年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从每年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至少是一个稳定下降的趋势。所以,虽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我认为,目前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会减慢。根据我们的估计,预计每年提高的速度,可能是每年0.8到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出现“九五”、“十五”时期平均每年提高1.35到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根据我们的估计,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2%, 2030年将达到65%。但是,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可能是减速,中西部地区则是继续加速的。

(二)中国的城镇化将由不完全的城镇化向完全的城镇化转变。 “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把城镇化快速推进与质量提升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城镇化从单纯追求速度型向着力提升质量型转变,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我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加快完全(全面)城镇化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推进完全、全面的城镇化,第一要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第二要解决城市民生与社会的问题。

(三)由粗放型向可持续的城市化转型。过去,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效率、不协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应该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可持续、和谐、有序的新型发展模式,走以多元、渐进、集约、和谐、可持续为特点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走这样一种城镇化道路,应该着力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走渐进式城镇化道路。有些地方每年要提高3、4个百分点,而且连续多年,难度很大。城镇化的规模、速度要和发展水平相适应,和城镇的吸纳能力相适应。

第二,走生态型城镇化道路。应当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生态园区、生态企业和生产产业体系。

第三,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坚持资源节约,提高城镇的资源效益。

第四,走融合型城镇化道路。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一种城乡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格局。

第五,走和谐型城镇化道路。最重要的一点是,上亿的农民工要和谐地引入城市,城市要解决自身的二元结构问题,包括危房改造、城中村和边远村等等。

最后一点,就是要走多样型的城镇化道路。

我主张大中小城市跟小城镇协调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要抓大城市、城市群,把它抓好,再一个就是小城镇。其次,要突出城镇的特色,包括城镇文化、建筑风格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特色。同时,大城市要跟小城市分割,大城市要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小城镇主要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4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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