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梅:权利冲突视域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2-11-15 23:57:59

进入专题: 儿童最大利益   困境儿童   家庭关系   少年司法  

王雪梅  

  

   摘要:在儿童利益与父母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和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仍然是一个挑战。从权利理论冲突视角理解困境儿童群体权利问题时,能力发展理论、现代儿童福利理论等能更好地解释儿童赋能的合理性以及困境儿童利益优先的正当性。从家庭权利冲突的视角看待儿童的最大利益,既要考察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的自由裁量是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也需探究在解决医疗生殖、离婚、家暴、收养等事件中儿童监护权归属是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少年司法中儿童最大利益考量往往体现为与社会利益冲突的解决,从少年司法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少年司法所特有的原则、模式和干预措施,以及其所追求的矫治和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的目标,既符合儿童利益,也符合社会利益。

   关键词:儿童最大利益;困境儿童;家庭关系;少年司法

  

   我国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确立了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但就这一原则如何理解和适用依然见仁见智。众所周知,《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把最大利益确立为儿童保护的基本原则,“最大利益”在儿童保护领域越来越成为权威话语。但是,该条并没有对最大利益原则的内涵和标准做出阐释,这种标准和社会传统存在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该原则涵义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也为其实施带来了困难。在最大利益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除了受到传统实践的挑战,还受到各种理论的挑战。当然,就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追求相对确定的涵义方面,国际社会做出了努力。一方面,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3年发布关于儿童最大利益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对如何理解和判断儿童最大利益提供了基本框架。在政策层面,委员会通过对最大利益标准的阐释推进了该原则的实施。委员会指出,判断具体措施是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须遵循两个步骤,即评判和确定。评判和确定是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应当关照儿童的特点和具体生存环境,以及儿童权利保护所涉的各个领域。总之,儿童最大利益评判和确定的宗旨是确保《儿童权利公约》所载各项权利的实现,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有悖于公约权利要素而做出的评判是无效的。关于“最大利益”的涵义,儿童权利委员会从三个层面做出了阐释,即儿童权利既是一项实体性权利,也是一项原则,还是一项行事规则。首先,《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所享有的各项实体权利做出了规定,指出当审视儿童权利时,其最大利益应当是首要的考量。其次,最大利益作为一项解释性法律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最大利益条款是保护儿童权利的纲领性条款。因此,在涉及儿童事务的法律政策制定中,要以儿童最大利益作为理论前提和立法标准。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如果法律条文在适用中可以有多种解释,则应当采取最有利于儿童的解释。最后,最大利益作为一项处理儿童事务的行事规则,即每当就儿童问题的具体事项做出决定时,不仅决策过程要有合法的程序性保障,而且需要说明是否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儿童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如何以儿童最大利益来权衡的。另一方面,在解决涉及儿童的事项中如何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具体运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存在多种探索,比较引人注目的进展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儿童最大利益”的理解和实践呈多元化趋势,充实了最大利益的内容;二是在最大利益原则指导下,困境儿童作为一个群体的利益受到关注,而不仅仅局限于儿童个体的利益;三是更加强调从人权视角看待儿童保护问题,特别是在理解儿童福利问题时,人权视角的理解对困境儿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对最大利益原则也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偶尔涉及刑事司法、国际收养等问题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但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权利冲突当中怎样从最大利益视角理解和解决,尚缺乏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只有当儿童最大利益形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解决儿童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当儿童利益与父母利益甚至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到底如何解决,仍然是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一种宏观的视角,特别是人权视角,从儿童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及社会利益冲突视角,分析最大利益原则适用中的问题,以期对我国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提供参考。

   一、困境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权利理论冲突视角

   以往我们更加强调儿童个体权利的保护,而从儿童群体利益的视角看待儿童人权问题却相对弱化。困境儿童权利视角就是一种群体权利视角。群体视角利于针对困境儿童群体需求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权利视角则彰显了困境儿童需求满足的不可克减性。历史的发展为此提供了佐证。以往街头流浪儿童及其离经叛道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关注,但仅仅对这些“另类儿童”以福利救助的做法无法满足其最大利益需求。《儿童权利公约》的实施也证明了这一点,公约所载各项权利均应受到平等看待,如果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仅仅作为儿童福利看待,必定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制约此类权利的实现,《儿童权利公约》所秉持的最大利益等原则的精神必将受到克减。关于从人权视角考量困境儿童问题,国际社会发展出若干理论,其中有三种理论值得关注:一是借鉴“能力发展”理论阐释儿童权利;二是从“利益纽带”视角对儿童权利的诠释;三是儿童福利保障中的赋权理论,不仅强调儿童需求,更强调赋权及能力发展。这些理论尽管与社会契约理论、个人主义理论等传统权利理论存在冲突,但对困境儿童保护及其最大利益的考量更具有解释力。

   (一)从能力发展进路对困境儿童权利的分析

   美国学者狄克森(Rosalind Dixon)和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已有的能力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能力进路(Capabilities Approach)的见解,与传统的社会契约等理论相比,能更好地解释困境儿童特别保护的正当性。该理论的基本依据是,人类尊严是权利平等的底线。但是,由于人的能力不同,在权利实现过程中又会发生冲突,在解决冲突时有必要对强势一方的权利加以限制,否则,权利保护就会失衡。该理论认为,儿童应当得到特别保护有两大理由:一是由于儿童的依赖性以及其身体或情感特点而导致的脆弱性;二是保护儿童权利的边际成本较低,而如果剥夺这种权利会直接危及其尊严。根据脆弱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具体事件中判断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能力发展理论有别于传统功利主义理论,该理论不仅关注儿童主体的特殊性,还考虑能力欠缺的代际传承问题,特别是在资源稀缺情况下如何促进困境儿童的发展问题,这是人权视角的考量而不仅仅是福利问题。因此,与传统权利理论相比,该理论更能解释权利冲突下儿童特别保护正当性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从人权视角理解困境儿童保护问题更具解释力。能力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尊严、能力差别、生命发展周期以及政治诉求的保障作用。该理论从能力着手看待儿童发展问题,抓住了发展的关键点,强调对困境儿童等弱势群体要“赋权”“赋能”。这种人权进路强调的是人要有能力平等地获得机会。在界定不同群体平等权利的含义时,尤其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因为,了解差异是根据需求提供支持的前提。而传统的权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差异性,在解决困境儿童脆弱性及其需求满足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正是对差异性的关注,《儿童权利公约》不仅强调每个儿童的平等权利,还关照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强调根据这些特点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低需求。对于困境儿童群体来说,其需求的满足不仅关涉当下的利益,更关涉未来福祉。另一方面,能力发展理论为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获得优先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更充分的根据。儿童优先保护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原则需要从人权视角来理解,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也是如此。毫无疑问,人类尊严平等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然而,当社会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时,就会发生分配冲突。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在资源不足情况下儿童的最大利益应作为首要考虑,那么,从社会正义视角如何理解儿童利益的优先性?能力发展理论或许能够提供某种解释的根据。该理论的脆弱性原则着重强调在道德上国家有义务确保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儿童在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个体之前需要依赖成人,这种依赖性也表现为脆弱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权利平等时从实质平等的视角切入,将正义的天平向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方向倾斜,否则,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将很难推进其发展为完全个体的进程,特别是存在社会发展不足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可见,儿童利益优先既具有正当性,也是儿童福利的核心。能力发展理论的成本效益原则,意在对儿童发展提供机会,强调两点:一是成本效益考量不能背离康德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念;二是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考虑实质平等问题。这看似矛盾的两个视角实际上有着一致的道德度量。与传统功利主义和形式平等的旨趣不同,实质平等强调儿童赋权赋能。比如,对困境儿童在教育、健康、生活照料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干预发生的越早就越能助其早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还能降低由于孩子的缺医少教而给社会带来的医疗成本和安全压力。因此,从功利的角度看,困境儿童利益优先也具有正当性。当然,无论是儿童脆弱性还是成本效益考量,能力发展理论的根本在于实质平等,但有时候保护弱势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儿童的脆弱性及其特别需求,将会给儿童和社会带来负面后果,甚至危及人类的整体发展,因此,尽管有时候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实质平等十分昂贵,但在道义上却是必须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儿童权利是继残疾人权利、跨越国界的权利、动物权利之后的“第四大正义边界”。社会契约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主体力量上的大致平等,但在能力存在差异领域,社会契约理论则无法对弱势一方提供充分的保障。儿童的脆弱性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成为社会契约模式“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个体。

   (二)从利益纽带理论视角对困境儿童权利的阐释

在如何实现儿童最大利益方面,存在以父母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以国家为中心的三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论者为弥合这些争论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关系权益理论。该理论的早期倡导者指出,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实现儿童最大利益的基础,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儿童获得了安全、教育和支持,其自主能力得以发展。因而国家应当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法律秩序,建构有益于儿童监护的家庭环境;同时有必要关注使儿童陷入恶劣环境的关系,这也是国家终止不称职监护权的理论基础。以这些理论为根据,美国劳费尔-乌克斯(Pamela Laufer-Ukeles)教授发展了利益纽带理论(relationships),主张从关注儿童权利的视角转向考察儿童最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总体上该理论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庭照料关系的良好运行需要遵循三项指导原则:尽早介入家庭尤其是危困家庭以建立良好的家庭照料关系;尽早评估破裂家庭给儿童带来的后果以避免儿童处于紧张的家庭关系中;国家介入家庭时需对干预的利弊进行评估以确保干预的恰当性。第二,在权衡最大利益标准时,不仅应当通盘考虑儿童的各项权利,还需权衡各种可能的冲突因素,关键是要看对儿童“最好的”考量是什么,特别是在诸如终止监护权等利益权衡中。第三,在实现儿童利益的三种模式中,以父母为中心的模式是基于父母最懂得什么最适合孩子并能够促进儿童多样性的发展为信念;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考虑在儿童利益实现方面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以儿童为中心的模式着眼于儿童的能力、经验和需求,以促进儿童潜能和自主性的发挥为动力。总之,儿童成长过程不能完全靠自己,但也不能完全纳入父母或国家控制范围。因此,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要从个人主义转向儿童利益纽带叙事。儿童权利应被视为得到国家和家庭支持的儿童发展所需的利益纽带关系,家庭关系在儿童成长中处于中心地位,包括儿童所需的经济稳定、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等。儿童成长的现实图景也清楚地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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