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外交官的基本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6 次 更新时间:2022-11-11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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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  


外交官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懂外语、会开车、善交际……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最重要的是,外交官得报国为民。外交官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不爱国爱民行吗?外交官走到哪里,都得严于律己,要遵守本国的法规,还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外交官要与外国人打交道,还得过语言关。

心里有祖国

马克思说,“革命者首先应该是爱国者”。热爱祖国是一种大爱,是对外交官的基本要求,是外交官的天职。

陈毅外长曾风趣地说,对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以及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像是飞行员,如果不忠诚,飞到敌方去,就坏了;如果没有专业本领,飞着飞着掉下来,也坏了。

1993年,我去联合国工作前,江泽民主席在我笔记本上手书林则徐的两行诗赠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006年,我随胡锦涛主席访美。他在耶鲁大学演讲,引用了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一句话:“我唯一的憾事,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我在北大西语系读书时,季羡林老师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自己的祖国。”

我在美国工作有个很深的体会:在美国,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你很难交到朋友。有个美国人说,同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爱的人交友,怎么能靠谱呢?我有同感。在涉及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一向为祖国寸土不让、滴水必争。一些美国人是因我“强硬”而与我成了朋友的。

我到过180多个国家,品尝过名目繁多的饮料,但仍觉得家乡的白开水最好喝。我经历过上百次艰苦的异域谈判,有时从白天谈到深夜,常会忍不住面朝祖国的方向遥望“中国的月亮”。遇到困难的时候,总盼近在心中、远在天涯的祖国给我智慧和力量。

无论到哪里,我总是对年轻人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就像我们只有一个母亲。驻利比里亚大使林松添有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记者问:“利比里亚局势危险,美国大使、联合国代表等人都有贴身保镖、防弹车,中国大使是否也有保镖?”林大使指着使馆上空的五星红旗说:“这就是我的保镖!”回答得多好!

有一年,干部司司长吴恳让我给新考入外交部的青年人讲几句话。看着那么多纯真阳光的面孔,我又羡慕又兴奋,突然想起我和小梅是同时进入外交部后三年结婚的,便临时插了一段话:“到了外交部,最要紧的是把忠于祖国和人民放在首位,恋爱结婚也要找爱国敬民的,那样才能把爱情进行到底。大道理吴恳司长肯定讲过了,小道理很简单——一个连祖国都不真爱的家伙能真爱你吗?”年轻人灿烂地笑了起来。

如果说外交官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公民的地方,那就是更要刻骨铭心地忠于祖国,并把对祖国的忠诚化作报国为民的有效劳动。

2004年,我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举了不少例子,向全国人民介绍中国外交官如何为祖国奉献。我说,外交部的李建国同志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工作,48岁牺牲在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岗位上;符华强同志在中东战乱地区被子弹打中,子弹在他身上留了20多年;邵关福同志在东帝汶独立后负责建馆工作,他和建馆小组近一年的时间在用集装箱改成的简陋房子里办公;施伟强同志“走后门”要求去高寒缺氧的地方锤炼……

2003年2月10日深夜,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市断电,全城漆黑一片。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高克祥大使和两位同事在回大使官邸途中,被4名歹徒劫持。为逼要钱财,歹徒们对高大使等拳打脚踢,并用铁棍、枪托猛击大使背部、腿部,大使的肋骨被打断三根。歹徒在官邸上下乱翻财物,折腾了两个小时。由于所获不多,他们又逼迫高大使等人返回使馆。

大使利用歹徒不懂中文,找机会让同事设法报警,并命令在场的外交官,如果歹徒动文件,就跟他们拼命。歹徒抢完使馆财物想离开时,当地警察已接到我使馆人员报案,赶来与歹徒展开激烈枪战,一名歹徒被当场击毙。高大使等同志劫后余生,但留下终身伤痛。

有一次,国内一个代表团访美,我陪团领导批改简报到深夜。这位领导想到外面透透气,我带他到使馆后院溜达。午夜12点后,他见使馆大部分办公室灯还亮着,好奇地问:“你们下班不关灯?”我解释说,是同志们在加班。他带着怀疑的口气问:“你们有这么忙?”我说,“华盛顿与北京有12个小时时差,现在国内正上班,有事情好沟通;驻美使馆工作量较大,白天确实干不完,所以准点下班偶然,加班正常。”他听后感叹:“你们真不容易!”我感谢他的理解和同情。

言行守纪律

我牢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那句话:“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就是说,外交官要像解放军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多年来,外交部一直强调纪律,涉及政治、组织、外事、保密、财务纪律的《五大纪律手册》,是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学习的。

我的外事纪律“第一课”是第一次出国时上的。1965年9月,我随文化部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去驻英代办处拜会商务参赞。这位参赞正巧有急事需要出去一会儿,让我们在他办公室等候。

等的时间很长,我走到办公桌前,见桌上的台历很漂亮,国内没见过,伸过头去瞅了一瞅。坐在一边的代表团团长姜信之严肃地说:“小李,过来,领导的办公桌不能随便看。”我说:“我没看什么,只是看看日期。”他说:“领导的台历上往往会记着日程,其中内容可能有你不该知道的秘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过别人的日历,再没看过不该看的东西。

我逐渐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该知道的一定记住,不该知道的不打听,掌握的秘密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说。在外交部的43年间,我从来不把内部文件带回家。当了大使、副部长、部长,也明白自己“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保密问题上,2005年7月21日是我最难熬的一天。

那天上午,中央领导把我叫去单独谈话,说我们将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晚上7点《新闻联播》会正式公布消息,外交部要把这个决定提前通报美方,但必须把握好时机。听完领导交代,我回到部里让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准备口径,并适时把美国驻华大使叫到外交部向他通报。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难题之一,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了,提前告诉美国朋友,等于送一个“人情”。友好国家间就重大问题提前通报也是外交惯例。

我手头没有美元,也不懂如何兑换,让我违法我也不会。但知道秘密,就有责任,那大半天我心理负担沉重,生怕一不小心说出去。我中饭、晚餐也吃得不香。直到临近晚上7点向美方通报完、《新闻联播》把有关新闻报完,我才又一身轻松。

我越来越理解,要求严守纪律是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语言要学好

外交官先要学母语,语言中母语第一。母语水平不高,学外语也很难学得到位。外交官当然最好懂外语,光懂还不够,还要讲得、写得准确严谨,必要时还最好能用外语思维,有效有力地进行交流,甚至辩论。

我在肯尼亚的时候,经贸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访。代表团的翻译不够用,使馆推荐我去。一见面,这位副部长考了我三个英文单词:云母、剑麻、除虫菊。碰巧这几个词我会,算是过了关,就一直陪着他考察,完成了任务。

英语“table”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不少中国小学生都认识。但我在这个词上出过错。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是“提出”。这好理解,把议案放到桌子上(作为名词,table的意思是“桌子”),就提出来审议。在华盛顿,美国国会议案用语table的意思则是“搁置”。再一想,议案放到桌子上,倒也可以理解为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也就是搁置。看来,学语言光死记硬背不行,还得联系实际学,联系实际用,知识面越广越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任韩国外长,和我有很多交往。2006年,他为竞选秘书长,来北京寻求中国支持。我在联合国工作过,他希望我给他出点儿主意。我想了想说:“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你英文很好,但法国人自尊心强,喜欢听人讲法文。为争取法国那一票,你最好学点儿法文。”

潘基文表示:“我学过法文,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再努力增加法文的词汇量。”他后来果然在学习法语。在说好以英文为交流语言的记者招待会上,有的淘气记者用法文提问,他大体上都能应对。他也尊重中国的语言文字,很愿意学,但听说能力可能还比不上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2013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邀访华时,朴槿惠总统讲话所用的一些语言恐怕只有中文系毕业的人才能全懂。

外交官有种职业病,就是大多喜欢咬文嚼字。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缅甸问题。美国对缅甸政府有偏见,称缅甸为“Burma”。我觉得不合适,便提出异议,坚持用“Myanmar”。美国人说,这两个词意思一样。我反驳说:“不一样,我的母语是中文,英文水平不高,但我的英语老师是地道的英国教授,他曾告诉我,没有意思完全一样的两个英文单词,就像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一样。缅甸人民叫自己国家Myanmar,我们就应尊重缅方的选择。”

美国人没有被说服,我又说:“在国际场合叫一个国家的国名至少要与联合国保持一致,联合国大会为会员国缅甸摆的国名标牌就是Myanmar。”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当时在场,他说,“李先生曾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说得对。”美国人这才让了步。

语言是工具。说任何语言都得特别注意内容上的正确、公正,尤其在外交工作中。

时刻准备着

有一次在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中,一位女中学生对我说,她特别想当首位中国女外交部长,问我有何经验可供她借鉴。我说:“我做梦也从没想过当外长,只想不断学习,不断顺乎自然地为人民边干边学,这就是我40多年的经验。”那女孩开心地笑了。我希望她20年、30年后梦想成真。

我说的不是外交辞令。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在历史面前,人都很弱小,只好像当年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口号那样,“时刻准备着”去践行自己的信仰。

人没法跟历史较劲,我的几次留学“未遂”就是这样。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准备安排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突击学俄文一年,然后去苏联留学。我们那一代人多么向往苏联!可我的高兴劲儿还没过,留苏的事因中苏关系出了问题就黄了。

我上北大一年级时,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让我准备次年留学英国。可第二年——1960年,国家经济极为困难,出国留学的事自然告吹。

1965年,我被组织上安排去学法文,准备次年出国深造。结果次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又泡了汤。

我反复拿自己这些例子来说明,作为一个公民,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就是你的大命运。个人的机遇同国家和时代的步伐紧密相连,个人的成绩同你所在团队的素质紧密相连。

我很久以前在为少年读者写的《彩色的土地——肯尼亚游记》中说:“我有一个美丽的信念:我今天的读者将来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走得更远,见得更广,对祖国和人类的贡献更大!在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中,至今尚未出现登上月球的人。但毫无疑问,在今天和明天的‘红领巾’中间,必将产生更有作为的人,包括‘星际游记’的写作者。”

社会在进步、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历史规律。祖国唯一、人民万岁,是朴素真理。报国为民是内政外交、各行各业中华儿女的共同壮志。只要我们携手努力,中华民族振兴、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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