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笼中鸟”的劳动宪法研究?——评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22:21:55

进入专题: 阎天   《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  

邵六益 (进入专栏)  

   本文发表于《东方学刊》2022年夏季刊,援引请参考正式刊出版。

  

   近些年来,劳动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996”的码农、不坐班但永不下班的高校青椒、困在系统中的外卖骑手、签自愿奋斗书的企业员工等新闻,经常性地刷屏朋友圈,也引起学术界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的研究格外突出,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阎天就在这些论题上持续发力,他第一次正式阐释“劳动宪法”议题是在北大强世功教授召集的第七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上的主旨演讲。阎天认为,对劳动法议题的研究,不仅要从部门法的角度进入,还必须要回到宪法的语境下才能完整地回应;他对宪法资源的调用不仅仅是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进行的解读,也试图超越“劳动与宪法”这种简单关联的分析模式,而是深入到劳动法具体问题之中,在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引导读者自觉进入到宪法的高度,他将这一理论进路概括为劳动宪法研究。《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就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性论述,在这本书中阎天对劳动法中常见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分析;除了导论部分外,阎天在第一二三四五章中分别讨论了平等就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理问题,在对每一个问题的写作中,阎天都非常自觉地将问题上升到宪法学的高度,娴熟地在宪法和劳动法两个领域中自如切换。在“专业槽”已经成为学科成熟标志的时代,跨领域写作的难度很大,需要经常对自己的思考水平进行降维表达才能顺利发表。阎天兄非常厉害地做到了学术与专业的兼顾:在思考时心怀天下,写作时关心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发表时适当收敛以符合学术圈要求——但是给我们留足了想象空间,这等收放自如的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

  

   一、为什么劳动宪法

  

   在法学研究中,法理学和宪法学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有跨学科意识和能力的学科。近年来宪法学在这个方面成果显著,不断地开辟最新的研究议题,如国家所有权的讨论就涉及宪法和民法,更不必说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宪法与民法学界深入的对话;再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条款的研究,也将诸多的学科卷入讨论之中;特别是宪法学界每年召开的基本范畴会议,不断推动宪法学视域的扩张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这些宪法学议题都吸引了大量的学者的加入,与这些研究潮流不同的是,劳动宪法的研究似乎是由阎天以一人之力推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翔推荐语);而且阎天非常直接地提出了劳动宪法这样的概念,其他的宪法与其他学科的互动研究中似乎没有创造出某种概念范式。其实,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概念时首先会问一个问题,如果阎天能够写作劳动宪法议题,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去写作民事宪法?刑事宪法?环境宪法等类似议题?还是说,劳动宪法本身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非其他学科可以简单模仿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公法是涉及公权力主体、对公共利益的规范,私法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平等主体的基本预设,保证了私法自治的可能。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指向社会分化层面上人的多重意涵,还包括了制度性的区分,当涉及到公权力机构时便进入到公法的视野。在公法领域中,对弱势的个人应该予以更多的保护,如我们所熟悉的公权力遵循“法无规定即禁止”、私权利遵循“法不禁止即为自由”;又如在行政诉讼法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等等。不涉及公权力机构或公共利益的权利义务一般都落入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在民法理论中,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人”,理应地位相等,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各种具体情形,特别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经济地位上制度化的不平等;如果按照私法逻辑去解决劳动争议,必定带来结果上的巨大不公平。为了应付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有必要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劳动法就是要承认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现实差异,对弱势的劳动者施与特殊保护的一种法律部门;在这种公私法交织的例子中,经济法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公益,劳动法更为倾向于劳动者的利益。[①]回到中国的语境中,重提拉德布鲁赫的上述判断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劳动法学界似乎存在着非常强的私法化的倾向,[②]我们虽然不能说学术界的这种倾向导致了现实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这种私法化倾向部分地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中问题的回应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劳动法的公法性就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当然,在学术上强调劳动法的公法性,还必须得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毕竟所谓的“公法”在学科建制下没有确切的核心范畴和思维方法。阎天从劳动宪法的角度去发掘劳动法的公法意涵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抓手,从宪法切入对劳动法的研究本身就是公法性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因为在公法体系中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和基石地位的就是宪法,这不仅是立法中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阎天对劳动法与宪法的关联不仅仅从大词上进行机械联结,他构建劳动宪法的努力有两个特色:第一,从具体的法律问题入手,抽丝剥茧分析问题后,让我们意识到单纯部门法视角是不够的,然后自然地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回到宪法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提出某些“大词”式的口号。比如他在讲述平等就业问题的时候指出,无论是平等就业背后的理念是绩效主义还是同等保护,以及采取侵权法的方式来反对就业歧视的通常做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预设,忽视了我们对劳动者的保护不仅仅包括了私法规范、也当然包括了公法资源——宪法,进而他指出必须要从宪法对弱者保护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做到对劳动者的保护。第二,阎天对宪法的诉诸以文本为依据,他侧重于对宪法相关条款的教义学解读。教义学分析是法学分析的重要基础,这在部门法研究中尤其明显。阎天通过解释娴熟地将政治考虑落实到对劳动法制度的规范效力上来。如在解读按劳分配条款的意涵时,阎天既分析了“八二宪法”原旨含义,也对高质量发展理念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影响做了分析,发掘出这一规范在新时代的含义。

  

   其实,每个部门法都能够与宪法建立起关联,比如刑法对犯罪的规定触及到宪法的核心命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涉及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塑造问题——政治契约之前的社会契约问题;[③]也有学者提出刑事诉讼法是宪法落实法,因为刑事诉讼法涉及对公民核心权利的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重要的权利都要靠刑事诉讼法去保护,因此“刑事诉讼法作为调整国家同公民关系的法律也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刑事诉讼法直接源于宪法……”;[④]再如,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民法比宪法更像“宪法”的基础规范,笔者也曾经在研究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法》、《婚姻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法、乃至宪法;[⑤]以及,在过去的港澳基本法研究中也常将基本法视为“小宪法”,当然这一提法已经被放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同样去提倡刑事宪法、民事宪法的概念?在笔者看来,一个类似某种学术流派的概念的提出,既需要有其理论上的积淀和基础,任何理论创新都不能是毫无基础的特立独行;同时这种新概念还必须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劳动宪法”概念的这两点背景已与前述,从学术上来说,劳动在公法和政治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劳动法学从法学理论上的法律部门划分来说本来就是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在公私兼具的基础上,其重心可能会随着时代而游移,也因此需要适时地强调某一方面,当前强调其公法含义正当其时。以上只是我们提倡劳动宪法的宏观考虑,还必须要有具体的研究抓手,才能够让这些研究能够具体落地、实起来。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展开劳动宪法的阐述?

  

   二、劳动议题如何宪法化

  

   阎天对劳动与宪法的关联的塑造,并不是简单地机械诉诸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他不仅超越劳动法进入到宪法视野,通常还能从法条的解释进入到立法修法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在多种理论资源和学术史料中纵横捭阖,这本书的每一章的分析都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标杆。如第一章讨论反就业歧视和平等就业,主流观点秉持个人主义的立场、以侵权法逻辑来进行保护,阎天发现这一思路带来的“侵权法模式的危机”,进而主张引入宪法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在新平等观的指导下,借助行宪机制,改变反歧视法的进路,“通过宪法对话,落实新平等观,建立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宪法模式。”[⑥]在阎天看来,劳动的宪法涵义绝不仅仅就是劳动权——以权利来解读宪法中的涉及劳动的条款恰恰是一种降格,“如果将现行宪法上的‘劳动’等同于‘劳动权’,进而等同于《劳动法》所建构的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就陷入了误区。这些释宪思路将劳动矮化为劳动契约的标的,不仅为用人单位待价而沽、只论绩效的做法提供了依据,而且剥离了劳动政治和社会意涵,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⑦]第二章关注民主管理议题,阎天从美国和中国的集体劳动关系切入,虽然没有像第一章那样明确提出需要进入宪法的视角,但阎天对工会、劳资关系的论述已经超越了部门法的讲法——虽然带着教义学的痕迹,但这些解释的指导思想却是超出法条之上的。阎天的这种超越法条的研究方法,特别体现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宪法意涵的解读中:通过对宪法条款的解读,提炼出按劳分配在三个层面上的多重含义。

  

   阎天在初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对宪法按劳分配条款解读出四条最初的宪法命令;接着在分析按劳分配规范变迁的基础上,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发掘出按劳分配的五条意涵;新发展理念在2018年修宪后进入到宪法序言第七段,预示着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新生,阎天进一步从创新、共享等角度解读出按劳分配规范的六条最新含义。阎天认为应该从动、而不是静的角度进行理解,动态解释的关键是超越束缚回到改革精神。阎天在解释中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必须超越经典作家的传统解释,回到改革的实践中去理解按劳分配,这也是他发掘的按劳分配第一命令,“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应当与时俱进,不应当拘泥于经典作家的论述”,[⑧]阎天的文章秉持改革宪法观,他认为解读按劳分配的当代意涵,就是要让宪法学真正成为改革之学和解释之学。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体现,如在分析按劳分配是否能够在公有制之外的企业中实施时,阎天发现经典作家认为只有在公有制企业中才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但是现在我们解释按劳分配时却不能如此拘束。

  

第四章讨论的劳动纪律很有中国特色,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宪法中含有劳动纪律条款,那是否意味着中国是例外?在中国主流的宪法学观点中,对劳动纪律一般持否定和质疑的态度,阎天认为他们的反对和质疑更多是从应然层面入手的,忽视了中国宪法的实际情况。阎天通过对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各种材料的分析,构建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了其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含义。为什么劳动者要遵守劳动纪律?因为我们预设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八二宪法”颁布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发生分化,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开始变成了更多是对劳动者的义务,即要求劳动者遵守企业的管理规定,淡化了劳动纪律背后的政治目标,从而也引发了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张力。本来,劳动纪律建立在劳动者内心服从、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笔者在研究中也曾发现了劳动纪律的内在逻辑,[⑨]但是现在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逐渐被淡忘,只有企业有能力调用这一话术来约束劳动者。阎天在有一个精炼的概括,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是一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兼具的义务,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其政治目标被淡忘,这种淡忘也导致了学术界没法很好认识劳动纪律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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