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龙:古典教育与中华文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0: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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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  

  

   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从经典文献和语言文字入手,思想的创新需要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古典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内涵和意义,并不局限在知识层面上的传承与研究,而是反思和接续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脉,与世界文明体系形成有机的整体。

   什么是“古典语文学”

   按照通行的说法,古典语文学是古典学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大学里研究古代经典,其出发点并不像在古代社会是为了给这些经典培养传承者和实践者,而是试图以实证的方式还原或再现古代文明。

   我们今天在看到古代文本时,其实早已得益于历代古文字学家和古文献学家的工作,他们对这些文本做了辛苦的考订筛选。文本的识读和考订,是古典语文学最枯燥、最基础的工作。

   作为现代大学学科体系里的古典语文学,并不以古典主义的人文教养为目的,但这并不是古典语文学的错误。古典学作为领域更宽广的学科,必须承担古典语文学在学术以外的使命。

   “中国古典学”的边界

   “古典”在中国古籍里,既可以专指上古的典籍,也可以泛指古代文献,同时还可以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说,“古典”一方面指古代的典籍,另一方面也指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典,既可指典册或典籍,也可指典例。所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古代经典为中心,但也可以扩展到广义的古代文明。

   今天的中华文明遭遇新的历史情境,即全球化共生格局取代了此前的儒家天下观。厘清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建设目标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对待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再拘泥于“信古”和“疑古”的逻辑循环,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释古”上。

   笔者个人相信,重构中华文明的经典谱系,是建设未来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东方学与世界文明体系

   讨论古典学的学者,大多提到古希腊文化在欧洲历史上的中断。古典学的工作使他们的文化能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思想直接相连,把后者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其18世纪以来的古典学,还给同时兴盛起来的“东方学”提供研究和学术基础。这样做的结果,古典学帮助欧洲社会走出中世纪,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释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芒。另一方面,借助于东方学的构建,古典学使古希腊罗马文化获得了接近于人类文明制高点的话语权,乃至于世界上好多地方出现了“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也就是说,欧洲东方学的兴盛,得益于欧洲社会普遍重视的古典教育。

   在19世纪的欧洲大学,古典教育风光无限。在古典学方法延伸到东方学的过程中,世界文明体系的图景在西方社会逐渐清晰,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影响“世界史”的建构。

   东方学让西方人对东方社会了如指掌,而亚洲人对西方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丰富的东方知识,成功地建构了西方对东方的话语权。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引用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或东方社会的解释,却很少能对西方社会、西方思想做出学理上的批评或重构。在这样的语境下,古典学对中国的大学教育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一批熟知西方历史、思想和社会的专家,更需要一批真正能给中华文明赋予一种世界意义的专家学者,能在世界文明体系里找准中华文明的位置。

   中华文明确实不同于西方。支撑中华文明的力量,不仅有世代流传的经典系统,还有蕴含在这些经典里的核心价值观,用于塑造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国古典学的使命,因此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同时也是实践的体系,与传世的价值系统有直接的关联。语文学、解释学和世界史,是中国古典学最重要的学术工具。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的重构

   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结束,最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古史很复杂,有的人很相信古史,有的则完全否定。中国古典学的重任之一,如裘锡圭所言,是这段古史的重建。而对历史专业以外的学者来说,古书的重建可能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献,有很多出自战国和西汉初的古墓。可以说,现在是两千年来古书重建的最好时期。

   裘锡圭提出“古典学的重建”,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要依靠出土文献走出疑古时代。但他也不是主张“信古”。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近年来,在学术界“走出疑古”的气氛中,信古过头的倾向已明显抬头。现在最需要对先秦两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出土文献现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热点之一,清华、北大等高校都有一批出土竹简,时不时有新的重要成果问世。简帛是继甲骨文之后对中国古典学影响最大的新资料,现在应有意识汇总简帛研究的新成果。但是,这个汇总工作,肯定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意味着一次精神的蜕变,内蕴文明观念的重大突破。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经典系统发生过两次大的调整,也就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分类系统。前者把汉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者把隋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四部”,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后附道经、佛经。技术性的书籍在四部分类法里被边缘化了,道经和佛经得到了重视。不过,两种分类法都把儒家典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汉代开始,儒家的经典谱系发生了多次变化,在历史上有“五经”“七经”“九经”,乃至广为流传的“十三经”,“四书五经”则又成为儒家核心经典最通行的说法。中国古典学确实应该把儒家经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毕竟不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了,老庄等诸子百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部经典,楚辞、汉赋、唐诗等历代文学经典,乃至道经、佛经,亦可视为支撑中华文明的基本经典。哪些典籍可被列入中华文明经典?这需要长时段的理论解释。经典结构的调整与知识分类体系的重大转变直接相关,但哪些典籍能被称为经典,既要有卓越的理论阐释或艺术表现,也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这里涉及复杂的解释学工作,很多时候是在“重读”古典,每一次深刻的重读,往往表现了一种新的学科视野,甚至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以往我们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基本上被称为“文史”工作。但如果想要重建中华文明经典谱系,研究方法上则要兼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视角出发,可发现新的经典组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重新理解以前被普遍忽视的自然科学类古籍。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再一次进行重大调整,从“四部”转变为现代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七科”,逐渐发展出今天的学科体系。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书院转变为新式的学堂,逐渐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现代教育体制,也就意味着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和评价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转变中,以往支撑书院的经学,失去了社会组织的依托而趋于黯淡,而以真理或客观自居的哲学占据新式教育的中心位置。经历了这么多的重大变化,支撑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想清楚,中国社会也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经典既要有学术意义上的“重建”,还要有思想意义上的“重读”。北大国学研究院推出“新编新注十三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范围,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列为中华原典。社会上还有“佛教十三经”“中医十三经”等不同的典籍汇编,也是一种经典的重构。国家图书馆召集一批著名学者,选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从2017年起陆续出版,涉及各个学科门类,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经典的再认识。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能对中华文脉有所表现,但还不全面。中华文脉代表中华文明的传承,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要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身体力行。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时代,重建或新建中华文明的任务非常艰巨,必须放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大框架里。

  

   摘自《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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