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性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2-10-30 23: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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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内容提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国内法治理论和实践上,也体现在世界法治理论和实践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性贡献,集中体现在这一思想为发展中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理论,为世界各国探索国家制度贡献了新经验,为世界法律格局变化提出了新主张,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设计了新坐标,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奉献了新方案。

   关 键 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现代化  国家制度  政治文明  全球治理体系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任何一种原创性、经典性的理论,都不仅是属于民族的、国家的,也是属于全球的、人类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中华传统优秀法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世界先进法治理论成果进行本土化改造、融通性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取、体系化构建,形成了集古今中外法律思想之大成、屹立于人类法治文明巅峰的法治理论体系。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回答了现代国家为什么要实行法治、实行何种法治、如何实行法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有别于西方法治模式、西方法治理论的法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给世界奉献了一种全新的法治理论体系,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世界历史和全球思维的高度,深刻把握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要深入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华民族法律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历史性贡献,更要深入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人类法律思想发展史、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贡献,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义精髓。

  

   一、为发展中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面临着如何实现法治现代化等问题。西方国家及其所把控的国际机构开始不失时机地推出所谓“发展援助”项目,把西方法治理论和模式原封不动推送给发展中国家。①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照单全收,以西方法治为模本实行法治改革,结果丧失了法治发展的自主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发展陷阱。因此,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亟待解决的根本性、决定性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自主探索法治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坚决反对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做法。习近平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P27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在法治现代化道路选择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2](P229)“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3]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开启于晚清的变法修律运动。从晚清到民国时代,不少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法治模式和法律制度,构建起能够保证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现代法治模式和法律体系,但这类旧式法治现代化努力均相继宣告失败,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领导人民经过百年的艰辛探索,谱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法治中国建设画卷,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4]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总结中外法治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提出并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由谁来领导、依靠谁为了谁、坚持什么制度、运用什么理论、以何种方式推进、朝着何种目标前进等一系列问题,全面阐释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破除了法治现代化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力引领着“中国号”法治巨轮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行,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法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借鉴。

   第一,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由谁领导的问题。由谁来领导法治现代化,这是法治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现代政党政治下,一个有号召力、权威性的强大政党的领导,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现代化至关重要。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P106)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要问题,构建起了法治现代化的领导理论。

   第二,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依靠谁的问题上,那些持有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学家往往从法律职业群体那里寻找答案。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很重视法治队伍和法律职业在法治现代化上的重要作用,但在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2](P2)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第三,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坚持什么制度的问题。法治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制度基础之上,直接决定法治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和西方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制度基础不同,前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后者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2](P92)

   第四,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运用什么理论的问题。没有科学的理论引领,法治现代化实践就不可能富有成效地顺利推进。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5]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正确指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实践的长期运用,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第五,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以何种方式推进的问题。根据现代化推进方式之不同,法学界通常把法治现代化模式区分为进化型和建构型两种类型。对此,习近平指出:“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2](P135-136)这段话深刻指明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欧美式法治现代化、日韩式法治现代化在推进方式的明显区别。

   第六,深刻回答了法治现代化朝着何种目标前进的问题。能否对现代化目标作出科学规划和精准预设,事关法治现代化全部工作的成败。习近平系统把握中国法治建设纷繁复杂的诸多环节和要素,原创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统领性范畴,科学设定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总目标总抓手,从而明晰了法治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对以上六个基本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不仅对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领航定向的重要功能,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法治现代化战略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二、为世界各国探索国家制度贡献了新经验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密切,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从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法治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维度,深刻回答了国家制度为何重要、如何评价国家制度、如何选择国家制度等问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制度文明的深邃思考,为世界各国探索建设更好国家制度贡献了中国经验。

   第一,深刻回答了国家制度为何重要的问题。古人云: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凡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都要在制度文明上作出重要贡献。②古代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称:“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6](P24)习近平从多个维度深刻揭示了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7]“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2](P265)“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8]

   第二,深刻回答了如何评价国家制度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2](P265)“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8]从这些重要论述可以看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提出了符合国情、有效管用、人民拥护等基本标准,又提出了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人民依法治理国家、优秀人才进入领导体系、执政党依法领导、权力有效制约监督等具体标准,确立起了国家制度评价的基本指标体系。

   第三,深刻回答了如何选择国家制度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导人民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7]

第四,深刻回答了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问题。当代“中国之治”建立在“中国之制”基础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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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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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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