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退而不休的治史体悟——与六十岁左右同行谈谈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6 次 更新时间:2022-10-02 00:58:48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六十岁左右,大体上是许多同行离退休的日子。这在人生道路上可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所谓“六十年华,又从今起新花甲”。现在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七八十岁。那么,在离退休后的时光中,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今年九十二岁了,在这方面算是过来人。二〇〇四年,我在七十四岁时办了离休手续。当时因为和陈群同志共同主编的《陈云传》仍在编写中,于是每天依旧早上八时上班,下午六时下班。整整干了一年后,我才改变过去按时上班的习惯,迄今弹指间已十八年了。北京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十几本“文丛”,大多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所以我想把长时间实践中的体会写下来,算是同现在正面对或将面对离退休生活的史学同行的一次谈心。

   拿我近二十年来的亲身感受来说,六十岁上下或者包括稍后这段日子,对一名史学工作者来说,只要健康状况允许,实在称得上是黄金时期。因为从事史学工作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知识的积累,随着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忽然能够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达到。并且,年轻的时候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对史事的判断容易轻下结论,不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我听一位长者说过:有些事是要靠吃饭来解决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阅历丰富了,对许多事方能真正懂得。应该说,青年和老年各有其长处和短处。老年人大可不必因赶不上时代车轮而过分地否定自己。

   一、自己许的愿,走不到爬也得爬到

   这里,首先要想清楚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要衡量它的相对重要性和可能性,确定好它的主次和实行步骤。考虑时要反复掂量利弊,下了决心就不再动摇,这是自己许的愿,走不到爬也得爬到。不能什么都是碰到什么就做什么,尽干些零零碎碎的事,月计有余而年计不足,末了报不出一个账来。当然,这是从总体来说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零活和应酬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通盘的打算绝不能动摇。这样才能做成一两件成功的事。

   我读过李敏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其中讲到毛主席跟她说过他父亲常讲的一句话:“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大家知道:毛主席对他母亲的感情非常深,而对他父亲颇不满意。但父亲说过的这句话,他不仅牢牢记得,还用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可见毛主席对这句话印象之深刻。当然,他说这话的用意不是指钱财的多少,而是借来指事业的成败,嘱咐女儿无论准备做什么事,必须先了解并分析自己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对行动的利弊得失和行动的先后缓急细心计算,再下决心。这种决心,没有特殊原因,决不轻易变更。

   在我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中,也曾多次遇到过需要认真计算的时候。

   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六十岁到来还有十年左右。当时我已有岁月不待人的紧迫感,觉得必须对即将到来的十年的工作有个比较周密的计算和安排。但这次考虑比较简单,因为有两项工作正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一件是由我担任主编的两卷本《周恩来传》,共三百万字;另一件是我和胡绳武教授在复旦大学工作时开始撰写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还有两卷没有完成,由我们各写一卷。我这部分工作自然只能业余做,无法半途而废:白天全力以赴写《周恩来传》,晚上业余时间写《辛亥革命史稿》。同事笑我是“白天周总理,晚上孙总理”。这两项工作最终都如期完成,达到原定要求,心中压着的石头才放下来。

   我的另一次“从长计议”是二〇〇五年完成和陈群同志共同主编《陈云传》的任务后,方算真正离休,开始自己的写作计划。我那时着手的,先是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再把一九九一年胡乔木、胡绳主持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且起了个书名叫《一本书的历史》。

   为什么刚从原来岗位上退下来,几乎没有停歇就主动上马一项自行承担的新课题——写一部四卷本、一百几十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主要有以下三个想法:

   一是社会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尤其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需要有一部比较系统而又较具体生动的书将其记载下来。我在这一百年中生活七十多年,许多事亲见亲闻,有责任尝试一下这种努力。

   二是同我自己前一阶段工作的衔接。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已改组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职工作二十四年,主要任务是主编或共同主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传记。编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和重大活动,都离不开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但这些书毕竟是个人传记,以上方面的论述所用篇幅不宜过多,以免“喧宾夺主”;而且有关历史背景分散在各书中,难以给读者比较完整的印象。这样,编写一部比较系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可以充分使用编写传记时做过认真研究而无法写入书中的内容,还可以对“二十世纪中国”这个课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是从我个人的历史经历来看,写这个选题也具备有利条件。我从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五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教过“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共十二年。那时讲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晚清”到“民初”,对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比较熟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过几次从合作到破裂的过程,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为了知己知彼,需要对国共双方的历史都比较熟悉。何况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是大学生,又参加了地下党,不少事是亲见、亲闻、亲历的。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多次被中央抽调参加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前后大约有三年时间,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也有较深的了解。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的历史前后相续,贯通起来就有一种整体性的感觉。

   四是正在这时,我读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罗素讲了一段话:“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确实,由一个人来写一部史书,不管本人水平如何,总比较容易使读者有主题鲜明、层次清楚、一气呵成之感。罗素的这些话,也给我壮了胆,觉得可以试试。

   这样,经过对利弊反复“计算”后,我就下狠心,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能东一枪,西一枪,浅尝辄止。我很笨,连用电脑打字也不会,只能用铅笔一字一句地写,写了三年,才把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四卷本的书稿完成,很快就出版了。

   二、学会取舍,重视学习和研究中产生的零星想法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写完了,我已经七十八岁,不过精力还可以,过去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想法仍不少,还有些余热可以发挥。于是就想到一九九一年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决定编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由胡乔木同志负责、胡绳同志主编。龚方之、王梦奎、郭慧、沙健孙和我在玉泉山住了八个月,大家一同工作。胡绳同志后来也住到山上来了。每一章写后大约都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胡绳同志每次都发表系统的意见,最后还自己动手修改。乔木同志那时身体已很坏,但他还是看了全稿,并对其中几稿的修订谈了不少意见。我对他们的讲话都做了详细记录。因为记录时要“快而全”,当时的字迹有些潦草,别人也许很难辨认清楚,有些话还需要利用当时留下的胡绳日记、书信以及其他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才能完全看明白。这个本子已经存留了二十来年,如果不整理出来,将来就可能变成一堆废纸,无法保存下去。我想想,把这两位大师对党史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整理出来,流传下去,比我自己再多写一些论文或著作的价值要大得多。这样,我就决心把自己其他写作的打算撂下,先将胡乔木、胡绳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整理出来并出版。

   在这以后,承三联书店的雅意,从二〇一六年起出版“金冲及文丛”,现在已累计十一种,其中少数是以往仍在工作岗位时的旧作,而大多是离休后新写的。说是新写,其实仍然同以往的工作直接相关。其中大体上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在以往工作中已有知识和想法的积累,这些可说初步成竹在胸,但没有整理写出来过(有时在本子上扼要地记几句话)。我觉得在平时既要重视知识的积累,也要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中产生的零星想法。现在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加以整理,便可能成文,否则就白废了。另一类是在传记写作中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议题,但因为工作忙或与传记主题关系不够密切,抽不出时间进一步研究。现在有了比较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就能更集中力量对这类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其他同行会遇到而没有解决的,如果在这些地方能有所突破,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

   这样一来,值得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余下的有限岁月禁不起任意地虚度。大体说来,这几年写得比较多的有两方面:

   其一,二〇二一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要我为本院办的《百年潮》写一篇回忆自己入党经过的文章。我是一九四八年初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入党的。当年的社会情况以及地下党的组织结构、当年怎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相当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情况等,现在亲身经历过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写写这段历史是应尽的责任。所以写得比较细,有两三万字,在《百年潮》上分两期登完。此后我又写了几篇涉及解放初高等学校史学界等主题的回忆文章。

   其二,我的本行是党史工作者,这些年写得比较多的还是党史方面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我比较熟悉,这些年又读了不少新的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历史文献。我用很多时间分析、研究相关的日记、书信集、战役史等,还去过两次台湾,做过三次学术报告,同台湾学者有相当密切的互动。到了老年还有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相信明辨是非对研究党史是很有用的。这可能是我在这个阶段治党史的一个特点。

   在我的“文丛”中有两本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一本是《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一本是《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我想,这样写可能更便于读者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会胜利而国民党会失败。早在一九九八年,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用了近半年时间看了一九二七年全年的四份报纸(包括日本人出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和当时影响很大的《国闻周报》,摘抄了两厚册的笔记,准备写一本有关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史书。虽然已经投入不少心力,但最后仍觉得自己对当时的发展进程还有隔膜,许多问题若明若暗,不敢动手,没有把握宁可不写。结果下狠心停下来,改为另写了一本《转折年代:中国的一九四七年》,因为它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比较有把握。直到二〇二一年四五月间,因疫情待在家里不能外出,而这二十多年来又读过不少书,特别是台湾出版的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才又下决心将之前放弃的著述重新捡起来,写了一篇六万七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出版了。可见研究工作的选题必须极端郑重,既要敢承担,也要勇于割弃。

   我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成长起来的。我的老师周谷城教授和周师母都说过:“我们是看你长大的。”周先生讲课的内容我都忘了,但他说的“找到一个好问题,文章就做到了一半”,还有“学问要如金字塔,又要广博又要深”,确是至今不忘。我的儿子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我的孙子现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的朋友开玩笑地说我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过什么“历史研究法”,那样也没有什么用。这次跟几位六十上下的同志谈天,讲到这些,是因为我对比我年轻的同行总怀着一种特殊感情。写下这些话,也只是供参考。讲错的地方,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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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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