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从新疆的考古新发现论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5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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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  


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是考古学中使用非常广泛的两个重要概念。青铜时代作为著名的“三期说”里的中间一期,在19世纪前期由丹麦的汤姆森提出。铜石并用时代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概念,又称红铜时代,一般包含在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当中。

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在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文化》一书中,仰韶遗址的发掘者、瑞典学者安特生就认为仰韶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将“甘肃之远古时代”分成了六期,认为齐家、仰韶和马厂这前三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石并用时代,辛店、寺洼、沙井这后三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初期。1945年,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青铜时代的下限是在“周秦之际”,而上限至少可以早到殷代。1963年,郭宝钧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上限在以二里岗为中心的“殷商前期”。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教材除了认为齐家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还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张光直持同样观点,并对中国青铜时代进行了专门论述。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系统分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铜器的发现,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夏鼐指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铜石并用时代;李先登则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时至今日,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青铜时代,但对其年代上下限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始于二里头文化,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由于测年研究的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大幅后移,导致多数人所认可的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也当由原先的约公元前2000年后移到约公元前1750年。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并未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明确的否定意见,更遑论其年代上下限的问题。

中国之所以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很早就存在的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所致,而广大的新疆则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以往对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讨论,都基本没有考虑新疆在内。本文拟在亚欧视野下,从对新疆地区考古新发现的分析入手,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新资料,对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年代范围和基本特征略作讨论,以期有助于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和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2014年以来,在新疆北部和西部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发现多处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的墓葬,这也是新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之外的最早文化遗存。其中在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墓葬M22中发现了4件铜环,经对其中两件的检测分析,发现属于含有一定量砷的红铜或者类砷青铜。在尼勒克县种羊场墓地的墓葬IIIM5A、IIIM5B中各随葬一件铜片饰。另外,最近在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了一件锡青铜铜管残件,结合与青铜器同层位的小麦碳十四测年数据,发掘者认为青铜器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

阿依托汗一号墓地M22、种羊场墓地IIIM5A、IIIM5B等墓葬的圆形墓围、仰身屈肢葬式和尖圜底陶器,和亚欧草原中部叶尼塞河中游、阿尔泰和蒙古西部等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近同。阿依托汗一号墓地M22发现的近方形铜环,和阿凡纳谢沃山附近发现的铜环形态基本一致,也应该是箍钉木桶或者树皮桶类器物的环扣。因此,这类遗存总体应该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但洞室墓等体现出新疆自身特色,或可称之为阿依托汗文化。通天洞的铜器很可能也属于这个文化。据研究,阿凡纳谢沃文化绝对年代也在大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有人认为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有人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考虑到该文化的刀、斧、短剑、镞、锥、扣等铜器大部分为红铜,故总体以划归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为妥,具体当属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者具有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性质。新疆的阿依托汗文化经检测的3件铜器都属于锡青铜或者类砷青铜范畴,自然也当如此。

从更大范围来看,西亚和东南欧地区铜器的出现可早到接近公元前9000年,冶炼纯铜的年代至少可早到约公元前5500年。西亚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3100年,东、南欧大约在公元前5200~前3500年。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来源被认为是在亚欧草原西部地区,也就是东欧草原地区,阿依托汗文化也不例外,这两个亚欧草原中部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年代比东欧要晚很多。

近些年还在新疆发现了较多公元前2500~前1000年之间的文化遗存,包括北疆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阿敦乔鲁文化、吉仁台沟口文化,东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等。

切木尔切克文化目前仅发现有墓葬遗存,除新疆北部外还分布于蒙古西部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等地,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400年。在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克尔木齐)的一处长方形石板墓围M17中,发现了2座石棺墓,出土了3件铜镞、1件铜刀和2件石范,石范一为有銎铲范,一为刀、锥范。在布尔津县阔帕尔墓葬中出土了1件铜剑。这些铜器均未经科技检测。从切木尔切克M17的圆肩有銎铲范来看,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方肩有銎铲范有相似性,推测该墓葬的年代已晚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周围地区与切木尔切克文化面貌最为相似者,当属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比如两者都有长方形石墓围、墓前人形石碑、石棺墓及墓壁画、屈肢葬、平底筒形陶器等。奥库涅夫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前1800年,所出较多短剑、刀、矛、锥、鱼钩、耳环等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锡青铜。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别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切木尔切克文化早、晚期分别和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年代相当,理应也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此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若羌县古墓沟墓地,发现过不多几件铜卷、珠、片等,也未经科技检测。

阿敦乔鲁文化以温泉县的阿敦乔鲁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温泉县呼斯塔和尼勒克县的吉仁台沟口和汤巴勒萨伊同期遗存等,分布在北疆中西部等地,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800~前1400年,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流行屈肢葬和鼓肩陶罐,阿敦乔鲁、呼斯塔和吉仁台沟口等遗址的大型石围墙聚落和大型石墙基房屋颇具特色。阿敦乔鲁文化青铜器发达,有管銎斧、矛、短剑、刀、镰、铲、锛、凿、锥、喇叭口耳环等多种,对阿敦乔鲁出土的55件铜器的检测结果,显示其均属锡青铜。在吉仁台沟口以及双河市泉水沟遗址,还发现了铜矿石、铜锭、鼓风管、坩埚、陶范和炼渣等与冶炼青铜器有关的遗存。阿敦乔鲁文化时当青铜时代中期,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的面积374平方米的单体房屋,边长120米的方形高台大墓,显示其社会复杂化到了相当程度,应该已到了所谓高级“酋邦”阶段。

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市的天山北路墓地(又称林雅墓地)为代表,分布在哈密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前1300年,和阿敦乔鲁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上下限略长。所出铜器多达3000多件,包括刀、短剑、矛、管銎斧、锛、凿、锥、镰、镞、镜、牌饰、耳环、手镯、铃、泡、扣、珠、管等,大多为锡青铜,砷青铜其次,红铜少量。铜器的种类和以锡青铜为主的情况,都与阿敦乔鲁文化接近,但流行彩陶的情况则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近似。天山北路文化主体自然当属青铜时代中期。此外,在若羌县小河墓地也发现了少量铜镞、管、耳环、片等,经检测多为锡青铜,少量为红铜。小河墓地上部第1、2层年代约为公元前1650~前1450年,在阿敦乔鲁文化的时间范围内。

吉仁台沟口文化以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的第2、3期遗存为代表,房屋变小,出现较多圜底陶器,分布于北疆大部地区,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400~前1000年,和叶尼塞河中游的卡拉苏克文化年代大致相当。吉仁台沟口文化的铜器及其冶铸情况和阿敦乔鲁文化近似。约公元前1300~前800年,在哈密市的巴里坤盆地出现南湾文化,发现石围聚落和较大的石墙基房屋,也有圜底陶器,铜器情况和天山北路文化接近。吉仁台沟口文化时期当属青铜时代晚期阶段。约公元前1000年后,新疆地区铁器逐渐增多,文化和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黄河和西辽河流域最早的铜器,当属陕西临潼姜寨和渭南北刘、甘肃东乡林家、山西榆次源涡镇、辽宁凌源牛河梁等几处。姜寨遗址发现铜片和铜管各1件,均为黄铜,其中铜片嵌入姜寨一期房屋F29的房基面,铜管出土于同期文化层。由于F29埋藏较深,被姜寨二期的遗迹F25、W77~79所叠压,扰乱混入的可能性很小。姜寨一期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期,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500~前4200年之间。北刘遗址的铜笄发现于“庙底沟时期地层”,绝对年代就应在公元前4000~前3100年之间,经检测也是黄铜。林家遗址的房址F20出土1件锡青铜刀,灰坑H54的底部出土1块青铜锈蚀渣,房址和灰坑都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测年约在公元前2900~前2500年之间。源涡镇遗址一陶片上附有红铜炼渣,严文明认为陶片本身当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义井类型,那么其年代就应在公元前3000多年。此外,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的墓葬N2Z4-85M3中随葬1件红铜环,发掘者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年代就应该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

上述早期铜器虽然数量有限,但多有确切的地层根据,不能轻易否定。公元前4500~前3100年之间用铜锌共生矿经固体还原工艺获得黄铜,和公元前3000年之后出现的锡青铜合金技术,属于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黄河上中游和西辽河流域都开始零星发现铜器甚至出现锡青铜,而且此时恰好也是中国大部地区走向文明社会的关键时期,有的区域已经迈进文明社会。严文明曾基于铜器的发现和社会的变革这两项事实,提出仰韶文化后期(包括一般所说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并根据当时的测年数据,将这个阶段的年代推定为约公元前3500~前2600年。但根据近年的新测年数据,这个阶段被压缩在了公元前3100~前2500年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时期基本就和新疆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同时。将新疆和黄河流域等地综合起来考虑,可以肯定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确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期西亚等地和中国一样迈入文明社会,但考古学上却已经跨进青铜时代。

问题是,如果认为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是从西方通过新疆传入,那么北疆目前发现的最早铜器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年,而黄河流域等地的铜器又怎么能早到公元前4000多年?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可能存在更早的遗存,只是尚未发现,二是黄河流域等地最早的冶铜技术本来就是本土发明,只是后来才受到西方冶金技术影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等地和西方的早期文化交流大多数时候都必须通过中亚和新疆,但却不止中亚北部—北疆这样一条草原通道,还应该有中亚南部—南疆这样另一条绿洲通道。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庙底沟时代晚期的彩陶盆,上饰锯齿纹组成的菱形图案,与土库曼斯坦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彩陶有较大相似性,这说明中亚南部彩陶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就可能已经通过南疆影响到甘青地区。稍后的公元前3000多年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或者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多件源自西方的羊和黄牛的骨骼;考虑到中亚北部和北疆地区目前发现的这类家养动物遗存只能早到公元前3000年,而在中亚南部地区却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所以它们更可能是从中亚南部—南疆一线传入甘青地区。另外,中亚南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4200年左右,也是远早于中亚北部。

公元前2500~前1800年间的龙山时代,尤其是公元前2200~前1800年间的龙山后期,河西走廊至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铜器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出现了冶铸遗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中国铜器铸造的两大技术系统。

第一个是以二合石范铸造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铜器的技术系统,分布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这也同样是亚欧草原常见的铜器铸造技术传统。铜器及其冶铸遗存主要发现在甘青地区,包括永登蒋家坪、酒泉照壁滩和高苜蓿地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刀、锥等铜器,张掖西城驿遗址马厂类型的铜炼渣;西城驿等遗址所谓西城驿文化的锥、环、泡等铜器,炉壁残块、鼓风管、镜范、矿石和炉渣等冶铸遗存;武威皇娘娘台、互助金禅口、同德宗日等齐家文化中期的刀、锥、指环、耳环、泡等铜器。这些铜器以红铜居多,砷青铜其次,也有锡青铜。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还发现老虎山文化晚期的刀、锥、镞、齿环等铜器和刀范。

第二个是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系统,属于中原地区的发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晚期文化的铃、容器残片、齿环、环等铜器,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铜容器残片、刀等铜器,在河南汝州煤山、郑州牛砦等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附有铜渣的炼铜坩埚片。这些铜器除陶寺的容器残片、齿环为砷青铜,王城岗的容器残片为锡铅青铜,其余为红铜,炼铜坩埚片上的也属红铜。此外,在属于造律台文化的河南杞县鹿台岗和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出土刀形残铜器、铜渣,在山东胶州三里河、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存发现黄铜锥、铜条,在属于肖家屋脊文化的湖北天门罗家柏岭、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发现有铜器残片。可见铜器及其冶铸技术已经扩散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

总起来看,龙山时代河西走廊至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现铜器及冶铸遗存,红铜和青铜共见,和同时期新疆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甚至叶尼塞河中游奥库涅夫文化的情况近似。龙山时代也是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进一步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长江流域本土文化逐步走向衰落,北方和中原文化强盛,出现陶寺、石峁等超级中心聚落。因此,从铜器及相关遗存的发现和社会变革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确已进入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1800~前1000年之间,除新疆外的中国西北地区仍然为二合石范技术系统。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卡约文化等当中,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数量大为增加;中原地区的复合泥范技术系统发扬光大,以鼎为核心的成套的锡铅青铜礼器成为主流,先后出现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全国性的中心都邑。其他如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等以复合泥范技术系统为主,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以二合石范技术系统为主,两个系统有明显的融合趋势。总体上这个时期青铜器发达,进入夏代晚期和商代所代表的成熟文明社会阶段,和新疆一样应当属于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大约公元前1000年进入西周,黄河、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由于新疆地区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从全局角度出发,理应认为中国此时已经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

总之,包括新疆、河西走廊以至于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中铜石并用时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青铜时代大致在公元前2500~前1000年,青铜时代本身还有早(公元前2500~前1800年)、中(公元前1800~前1400年)、晚(公元前1400~前1000年)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自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的互动交流,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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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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