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2.0版新型工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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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要任务。实施这一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就需要从概念分析、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再研究、再梳理、再判断,以更好地聚焦新型工业化推进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重新认识新型工业化,探索形成新的新型工业化概念与内涵有其现实必要性。

无尽的工业化需要周期性更新政策论述

在理论界,关于“有尽”还是“无尽”发展的话语权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以有尽的、终结者理念描述的发展过程好像都不大理想,而用无尽、无休止的概念描述的发展过程似乎更有生命力,也更能赢得社会认可。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全球制度竞争的结果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但是,在数十年后,全球制度竞争并未出现归一化结果,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断言历史会“终结”的福山先生,甚至推出新作《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对原本为终结者的美国政治制度提出批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撰写了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工业化出现转折,西方社会将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但数十年过去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工业化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各国强调工业化或者再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工业化竞争趋于激烈的背景下,后工业化社会并没有成为西方的政策管理重点。

由此可见,断言“走到尽头”的现象并没有成为现实,无尽似乎才是主旋律。作为传统工业化的发源地,欧美国家推动工业化有其历史传统。进入21世纪后,欧美发达国家都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重点,西方各国在重振制造业问题上都毫不松懈。欧美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采取措施,引导跨国公司从离岸(off-shore)转向在岸(on-shore),同时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工业化转化。其中,日本因为日元汇率下降、政府财政补助吸引力增强等缘故,确实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投资从发展中国家回归本土产生了一定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工业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近年来,亚洲各国与地区积极推动工业化,正在成为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工业化大洲。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亚洲经济在全球GDP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10%左右提高到30%。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工业化。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积极参与全球工业化竞争,推动各自区域制造专业化高水平发展,核心竞争力逐步增强,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香港在2002世纪后期将工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后,本地工业化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再工业化”,不是把原来迁移出去的工业搬迁回来,而是主张依托香港高品质大学创新资源支撑的工业化。“再工业化”是在资源禀赋发生变动背景下又一次发动工业化。这样,香港新时期推动的“再工业化”模式,既与早期香港成熟性、中低端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也与欧美以产业链回迁为走向的“再工业化”模式有所区别,而是更加纯粹的产学研结合型工业化模式。

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从1960年到2018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从6.1%上升到24%。其中,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工业化,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走的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突出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的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园区平台为载体、强化开放合作与地方激励的工业化道路。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这是党和政府始终不渝持续推动工业化的结果。

无尽的工业化,不变的竞争焦点(Endless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Unchangeable Competition Hotspot)。无论是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力量对比看,还是中国国内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对比来看,工业化都是影响国家间或者国家内经济竞争格局的关键领域。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七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化探索总结的科学结论。

工业化是科技创新的产物。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与产业化,是驱动工业化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无止境,工业化也无止境。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产业与创新双重竞争的新格局。1945年美国知识界创造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文本,70年以后再次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又一个“无尽”!2020年5月,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一些议员联合提交《无尽的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通过新的法案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力图以更加规范化、法制化的规则重塑美国制造业的创新基础,进一步提升美国工业竞争力。

在全球工业与科技日新月异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周期性更新工业化的认识乃至表述十分必要。虽然人类推动工业化的进程还不到300年,但是已经过了多次工业化推动。从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化、以电力为动力的工业化、以汽车和飞机等大型装备制造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化、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工业化,乃至当前席卷各国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政策管理问题。这就是经济政策管理不宜超越时代,但工业化政策的表述也不能落后于时代。新时期的工业化产品与服务不断变化,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变化,对工业化的认识、论述和政策管理,也理应根据产业发展规律,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与更新。

新型工业化内涵需要动态调整

坚定不移走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直至今天这一代领导集体不变的宏伟理想,并且在一代一代的政策管理中得到实施。毛泽东同志从上世纪40年代就倡导中国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强调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传统计划体制下,工业化的政策管理立足于提升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升工业就业在整个就业中的份额,推进工业的数量增长与规模化扩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改革开放,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强调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工业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在改革开放20年后,当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七位、工业在引领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头羊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方面有了新论述。

新型工业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02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自2002年以后,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多次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说明,新型工业化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代得以延续与传承。

相对于以往的工业化来说,新型工业化概念有其显而易见的超凡脱俗之处。比如,强调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在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不断飞跃,信息产业不断发展,信息化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企业乃至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多年前新型工业化倡导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无疑有先见之明;强调科技含量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强调的“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对经济建设”的要求相一致,是对工业化规律的提炼和总结,意味着推动工业化需要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强调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意味着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下的工业化道路;强调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则意味着在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推动工业化,应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以人力资本对其他稀缺资源的替代,同时应注重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来看,在新型工业化论述中,促进工业信息化是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是管理约束,增加科技含量是政策基础,推动人力资源利用是社会要求,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是持续保障。

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新型工业化内涵需要与时俱进。全球化、中国工业化遇到一些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这是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概念中没有阐释的。

首先,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只考虑到信息化,没有考虑到后来的数字化、智能化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趋势。在新型工业化概念提出2002年后,全球早已进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科技创新周期。近期,奥地利Startus–Insights公司在做了大量调查以后,提出2022年工业化时代的十大顶级趋势(Top 10):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体质增强和扩展现实(Human Augmentation & Extended Reality)、边缘计算、雾计算和云计算(Edge,Fog&Cloud Computing)、网络和互联互通(Network & Connectivity)、高级机器人(Advanced Robotics)、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大数据及相关分析(Big Data & Analytics)、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网络安全、透明与隐私(Cybersecurity,Transparency & Privacy)、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这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成果,将在推动新一轮工业化中显示其重大效应。

其次,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缺乏对中国工业化与全球化结合的描述。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对中国工业化与全球化如何结合没有着墨,描绘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业化模式。但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推动很好地结合了全球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外资外贸科学发展的10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中国工业与全球其他区域的商贸联系。但在全球产业链接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西方个别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也有损于中国的工业化。可见,新时期推动新型工业化时,需要更加注重因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行趋势性地动态调整。

第三,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没有考虑到工业化推动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传统工业领域的技术相对成熟,市场参与者与竞争者众多,在价格竞争压力巨大背景下,企业通常只维持较低的利润率水平,因而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会影响乃至恶化工业发展的投入和产出环境。21世纪的第一个2002年,各类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变化对中国工业冲击巨大。从国际市场看,多年来原料产品市场价格跌宕起伏,石油、铁矿石、煤炭、锂矿产品价格非理性上涨,对下游加工制成品生产企业构成巨大冲击,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在国内,某些学界人士不顾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抑制脱实向虚趋势和要求,极力鼓吹和推动泡沫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型工业化推动产生负面影响。受国内外市场多重因素影响多类产品价格上涨,扭曲了工业化中的资源配置,引起工业行业管理部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不安,也恶化了工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第四,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没有考虑到中国工业化需要解决技术瓶颈问题。2002年以后,在中国工业品国际竞争中,大部分产业与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凸显,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在具体产业领域,在芯片、工业软件、基础工业、航空工业、生物医药诸多领域,技术创新不足、技术短板突出,制约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除此之外,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还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低碳化的政策要求、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区域化发展的牵引等前瞻性不足。尽管如此,相对于以往的工业化论述,2002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有明显改进与提升。在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新型工业化的内涵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动态调整。

如何理解2.0版新型工业化

在过去2002年中,新型工业化概念的提出,较好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需要顺应时势变化,建构新型工业化表述的升级版。应该说,我国对新型工业化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表述、重新定位的时机已经成熟。2020年,中共中央提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了要“保持制造业比重相对稳定”的政策要求,为脱实向虚趋势划出红线;我国技术创新的投入不断增多,技术专利数量位居国际前列,华为、大疆、字节跳动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从全球范围看,不少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对工业化战略与表述不时进行调整。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令人耳目一新。但到2021年时,欧盟就提出工业5.0。

基于多年参与工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浅见,这里不揣浅陋提出2.0版本的新型工业化论述,以供各方批评指正。笔者所理解的2.0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更好地尊重和利用好大国工业化科学规律,不断优化工业发展环境,统筹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工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建标准、拓专利、强品牌、提质量、扩市场、增效益中,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低碳化深度融合。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强化补短板,创新性地突破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不断破解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供给瓶颈,形成韧性足、渗透强、功能优、可追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构筑产学研用政相结合、相平衡、相协调的利益共同体,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增量化塑造产业竞争优势中引领和推动建设制造强国。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2000年以来,党中央先后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推动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工业规模扩大、工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推动新型工业化要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工业创新化、工业协调化、工业绿色化、工业开放化、工业共享化,实现工业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地发展。

更好地尊重和利用大国工业化发展规律。应该维护与发展好经济大国与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把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产业与市场规模优势、优秀的企业家竞争优势、要素禀赋不断优化提升优势、大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引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做大做强,在全球竞争中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全方位、多层面拓展中国制造发展空间,实现纵横关联端,延伸前后端、防守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不断优化工业发展环境。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从保护改革开放成果角度,长期不懈地倡导防止脱实向虚。应从塑造良好的工业生态系统角度,深化对脱实向虚危害新型工业化进程的认识。要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要泡沫化”重要经济思想,与泡沫侧经济学(Bubble-Side Economics)和泡沫侧经济学家(Bubble–SideEconomist)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反对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侵蚀和冲击,抵制形形色色的泡沫侧经济行为和政策(Bubble–SideEconomic Behavior and Policy),以稳定制造强国建设全社会预期。此外,要进一步推动各地改善和优化工业化发展环境。尤其是,要深化北方地区“放管服”改革,缩小南北之间营商环境差距,形成全国一体化有利于工业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良好商业氛围。

统筹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工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发挥国内外市场在工业化推动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应有之义。应协调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发挥国内消费、跨国贸易对工业化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应更好地处理面向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关系,在建设“一带一路”中,因地制宜汲取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技术、专利、资本、资源、人才和市场。

建标准、拓专利、强品牌、提质量、扩市场、增效益,描述了推动新型工业化需要深化的若干方面。应适应全球一体化市场下的工业竞争形势,推动工业竞争从以往的单纯价格竞争,转向标准竞争、专利竞争、品牌竞争、质量竞争、市场范围竞争和增值效益竞争。无论是从国家工业化的推动来看,还是从单个企业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角度,管理重心应适应性地进行调整。

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深度融合。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从中央到地方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化融合”的政策。但是,工业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现实以及国际社会对“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实现的重视说明,新时期仅仅推动“两化融合”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新型工业化政策应进行必要的变革,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相互融合与互补式发展,政策管理需要从“两化融合”转向“六化融合”。这就是说,新型工业化需要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赋能工业化,以低碳化约束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低碳化。

创新性地突破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不断破解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供给瓶颈。这要求更好地运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任务导向,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推进落实揭榜挂帅制度、首席科学家制度、科研责任制目标制等制度,组织落实好重大科技补短专项,加强技术集成和不断优化科技创新路线,有效组织与动员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联合攻关,有的放矢地破除工业化过程中的“卡脖子”现象,解决好新型工业化中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技术难题、中试难题与产业化转化难题,在知难破难突破技术诀窍中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形成韧性足、渗透强、功能优、可追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中,破除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断点、弱点、痛点、堵点问题,不断完善和优化工业化产业体系与结构,强化工业化推进的韧性、弹性和渗透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基础产业、特色产业等产业链的安全保障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应急处置能力。

构筑产学研用政相结合、相平衡、相协调的利益共同体。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尊重各类市场参与者的地位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在工业化推动中考虑技术、资本、劳动力、政策、终端消费等各类市场参与者利益实现,在发展目标一致情况下共谋发展思路、共促发展投入、共提发展效率、共享发展利益,建设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要发挥企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中的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用政各方分工合作,实现基于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的要素融合、功能联合与利益结合,有效实现合作共赢。

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若干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描绘了以局部区域发展带动全国工业化的新场景。应把国际科技创新重心、全国科技创新重心的建设,与世界一流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结合起来,不断优化区域性创新创业环境,形成科技创新与工业发展相互匹配和支持的区域经济格局,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引领全国新型工业化进程。

增量化地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建设制造强国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应通过阶段化差异化的政策管理、资源动员与市场参与,渐进式地趋近制造强国建设方向,逐渐地积小胜为大胜,累积和放大制造强国建设的有利因素,减少制造强国建设的不利因素,促进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的更好实现。

相对于2002年版本的新型工业化来说,这里探索的2.0版新型工业化虽有所改进,但也不免有点繁复。希望各方共同参与,形成更加精炼简化的政策版。


周民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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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发展观察》2022-9-23,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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