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国家安全理念进一步极端化，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继而发起对华战略竞争。信息科技产业具有变革潜力巨大、高度垄断等特点，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与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竞争力提升的安全认知恐惧也因此加剧，中美技术竞争面临恶性升级乃至失控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精英阶层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信息科技巨头的权势与潜能疑虑重重，在国内外从“全政府”、“全社会”、“全联盟”三个环节发起了对华为的严厉遏制。为避免中美大国技术竞争滑向“科技铁幕”与“新冷战”的恶劣境地，中美两国需要在战略沟通、国际制度构建、技术管理、国内政策自我调适等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加以有效管控。
关 键 词：国家安全 大国技术竞争 华为 中美战略竞争 信息科技 网络安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多国民粹主义复活，地缘政治思潮回归，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重大挑战层出不穷。在此大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思想进一步极端化，维护美国霸权、追求“绝对安全”、推崇强硬实力与军事优势、鼓吹忧患意识、全力遏制其他大国的特征更加明显。①在这当中，美国将主要战略注意力对准中国，基于所谓“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者和挑战者。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提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正式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or)关系。②2021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持续挑战稳定开放国际体制的竞争者”。③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时代与世界格局的新发展，中国也在梳理具有本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逐步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视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④在对外政策层面，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曲解与威胁。⑤可以说，中美两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原则与具体议题的重大分歧。
自美国逐步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为确保霸权稳固、守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取得对华战略竞争的绝对优势，在发动对华关税战的同时，围绕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严厉的遏制政策。其中美国最为关注信息科技，将信息科技产业中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议题与国家安全概念捆绑在一起，对中国机构进行严厉打压。仅从一组数据即可发现，此类冲突呈升级、固化的恶劣态势：截至2021年1月，共有383家中国机构名列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Entity List)，2020财年共新增中国相关机构入册数目为193家(含在香港及海外注册企业)，无论是与上一财年相比，还是与第三国情况相比，美国政府对中国机构的压制都是最严重的。⑥在这些机构当中，仅有少数具有纯粹的军工背景，多数都是民用(Civilian Use)或军民两用(Dual Use)意义上的企业、科研院所与大学，它们的研究重心基本涵盖广义上的信息科技各分支领域。由此可见，美国为维护单边安全、“绝对安全”，对华技术竞争的力度与广度均全面升级，且重点攻击信息科技领域。
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作为中国顶尖的信息科技巨头，既是中美技术竞争升级的主要经历者，更是遭遇美方严重遏制的最大受害者。从“孟晚舟引渡案”到“全面断供华为”，美国将华为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胁之一，一系列冲突的爆发与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美两国内部，还是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强调中美要妥善解决华为问题并管控冲突。国内外一些学者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较多探讨，⑦但其对于信息科技时代大国技术竞争升级与管控机理的分析、华为作为典型案例的历史发展与特征的认识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技术竞争在信息科技时代不断升级的原因与风险；其次，回顾华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以及美国对其政策的演变；再次，依托华为这一典型案例，展现大国战略竞争与追求“绝对安全”背景下美国升级对华技术竞争的能力基础、实施路径与效果；又次，思考信息科技时代管控大国技术竞争的有效路径；最后是结语。
一、中美大国技术竞争升级的成因与危害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发端于信息科技全面加速的时代，二者将角力的一个主战场定位在信息科技产业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正是信息科技产业及其头部巨型企业的内在特征，激化了美国对中国相关竞争力的认知恐惧，加剧了美国对霸权地位跌落与国家安全侵蚀的焦虑，从而促成美国坚决挑起且不断升级对华技术竞争、严厉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战略决策。
(一)信息科技产业固有特征加剧大国竞争
第一，动摇国际政治权势斗争传统要素的巨大潜能。首先，信息科技产业可以极大解放生产力，全面升级军事系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其次，信息科技被国有化与武器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其一，信息科技巨头可以轻易实现国际化，一些国家的政府有可能利用其能力轻易穿透他国传统的主权防御系统(比如传统边防军与海关部门)；其二，通过随意变更“属人”或“属地”管辖原则，大国可以对境外数据实现全球“长臂管辖”；⑧其三，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技术手段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线上访问权限加以严格控制，人为制造网络空间的隔绝障碍。再次，产业级网络勒索案件频发，使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高度担忧对手以低成本的信息科技手段削弱本国的关键安全。可以说，信息科技不仅正在极大改变国际地缘政治的传统秩序，更在颠覆其传统构成要素。
第二，全球性扩张与排他性竞争的垄断本质。信息科技由于在技术层面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壁垒，因此其跨越国界实现全球扩张的难度远小于传统行业。1900年前后，洛克菲勒石油公司至多曾垄断美国国内80％的石油市场，⑨然而其垄断能力与当今信息科技巨头企业却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问题上，尤以中美两国的企业巨头最为引人注目，如中国的华为、阿里、腾讯(该三家企业合并简称为HAT)与美国的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Microsoft(该五家企业合并简称为GAFAM)。华为在全世界170余国与地区建设主干级电信网络超过2500张，服务民众超过30亿。⑩阿里生态全球年度活跃消费者近12亿。(11)Facebook每日全球活跃用户超过28.5亿。(12)而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份额达到92.478％，近乎完全垄断。(13)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科技产业的高度可复制性，中美两国的巨头企业在经营业务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而它们的扩张与垄断具有典型的排他性与“零和博弈”特征。
第三，侵蚀传统政府控制力的潜在威胁。信息科技巨头企业具有独特的运行方式，它们高度集中技术，却将数据分布式存储，然而通过对技术高度垄断和集权的智能化管理，却能够实现对分布式数据的准确调用。(14)因此，它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统治怪兽，既有统一意志，又强调分散、开放的数据再汲取能力。正是这样的基因特性，使得信息科技巨头企业拥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动力(15)：拥有更多用户，即代表拥有更多的连接与源源不断产生的数据，那么垄断就可以更彻底，权力可以更集中，管理可以更智能化，数据调用可以更精准。这使得信息科技产业对一国内部经济社会活动的掌控力可能超越当地政府，继而给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带来跨国挑战，各国政府对此高度警惕。
第四，协助大国政府参与国际权势斗争的能力。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由于其国家公权力强大而稳定，虽然对这些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的扩张感到些许忧虑，但并不担心其对政府的稳定统治产生根本性冲击。大国政府更倾向于将这些信息科技巨头企业视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使其与政府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全球网络空间竞争。比如，2019年底美国政府正式设立了全新的开发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该机构对全球最大的海底通信光缆项目TPN表现出极大兴趣，(16)而TPN前身Echo项目的发起者包括Facebook与Google。(17)2021年5月，由DFC支持的国际财团在埃塞俄比亚的5G电信项目招标中击败中国投标者，将项目授予英国电信巨头Vodafone，并且明确要求此笔低息贷款不得购买华为与中兴的电信设备。美国不少观察人士将此视为美国遏制中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一次重要胜利。(18)
(二)中美大国技术竞争恶性升级的危害
第一，严重损害两国经济安全。大量中美科技企业被卷入这场斗争，除了损失原有的市场与利润之外，不少企业还需要额外支付大量费用应付技术进出口管制审查。比如，华为手机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出货量大幅滑落，跌出全球前五名。(19)与此同时，华为在“孟晚舟案件”中仅因配合法庭要求所需支付的安保费用就达到每年一百万美元。(20)对美国Qualcomm等芯片巨头而言，失去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客户，所造成的商业损失同样是巨大的。2020年，美国出口至中国的智能手机片上系统(Smartphone SoC)仅有3.07亿部，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20.8％，其中Qualcomm输华货物量更是同比锐减48.1％。(21)
第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与双方外部安全。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封锁与恶性竞争，中国虽然相对缺乏强劲的回击武器，但始终没有屈服，甚至重新将“自力更生”作为对抗美国技术遏制的战略原则。(22)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制裁政策，中国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与《反外国制裁法》相继面世，标志着中美围绕制裁与反制裁所开展的全方位对抗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第三，严重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美国在封锁中国高新技术进口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两级制裁(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与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并用)，禁止第三方企业与中国发生商业往来。高新科技产业全球合作的特征，使得世界各国企业都被卷入其中，更进一步引发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链的紧张与市场恐慌。2020年下半期以来，全球汽车产业面临严重的车用芯片短缺，这与美国制裁中芯国际等中国半导体企业具有重要关系。芯片短缺继而又迫使各国汽车行业与芯片行业纷纷进行所谓“重新战略布局”，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混乱程度。
第四，加剧了国际社会重回冷战的风险。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对抗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国际社会有关“新冷战”的讨论也随之升温。(23)有观点甚至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其主要依据就在于中美在技术竞争环节，特别是围绕华为、中芯国际等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美国已经构建事实性的“科技铁幕”。(24)在现实当中，包括欧洲、东南亚、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区确实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科技铁幕”的压力，它们在5G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饱受美国逼迫，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电信设备企业在中国的营收也出现了大幅下滑。(25)
在这当中，华为的遭遇表明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恶性竞争与冲突水平显著上升，甚至面临失控的重大风险。国际社会的观察者们也普遍注意到，华为作为中国信息科技领域的皇冠企业，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种种遭遇是中美大国技术恶性竞争的最典型案例。
二、华为的发展与美国对华为政策的演变
(一)华为的国际化发展与技术成长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欧美电信产业巨头纷纷进军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受此潮流感染，1987年9月，任正非在深圳创办华为，成为香港一家交换机企业的内地销售代理。(26)后来，华为转向自我研发与生产同类设备，至1998年正式超越比利时IBTC，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与服务企业。(27)
1992年任正非第一次赴美考察时，便对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怀有很高期待。(28)中国内地市场头部企业地位的确立使得华为有能力正式启动国际化进程。1999年，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正式设立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2001年又在美国硅谷等地设立了四个研发中心，并正式加入国际电信联盟(ITU)。此后，华为的国际化进程驶入快车道：2005年华为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2008年华为在移动设备市场排名全球第三。截至2020年，华为是全球最大信息与通信(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拥有约19.7万名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与地区。(29)
国际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与巨大成功造就了如今的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科技企业，它的技术成长与扩张体现出了强烈的领导者与垄断者特征。具体而言：第一，规模极其庞大。2020年华为在全球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份额约为31％，约为第二名瑞典爱立信(Ericsson)与第三名芬兰诺基亚(Nokia)的份额之和，美国巨头思科(Cisco)以6％屈居第五。(30)第二，存量技术先进。华为是当前5G通信装备与解决方案领域的执牛耳者，截至2020年底，华为全球注册持有专利超过10万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第三，深度参与并引领相关国际规制构建。截至2020年底，华为在全球600多个标准制定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学术组织中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其中包括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组织(3GPP)中倡导全球5G标准统一，在ITU中参与区块链与光通讯标准制定，在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中促进Wi-Fi等技术标准完善。第四，在诸多相关领域技术外延潜力巨大。华为正全面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聚焦政府、金融、能源、交通四大行业，全面鼓励发展全球产业伙伴生态，参与企业与开发者高达数百万家(人)。第五，精细协调配置全球各地科研优势。据统计，华为至少拥有14个全球研发中心和36个全球联合创新中心。(31)这些研发中心利用当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传统优势，如俄罗斯与法国在基础数学领域的优势是华为在当地成立数学研究所的重要原因，美国硅谷与达拉斯的研究团队是华为在光通讯领域保持领先的重要依靠。第六，高度重视未来技术突破与全球人才延揽。2020年华为研发投入1418.93亿人民币，(32)在“欧盟全球产业研发得分表”中跻身全球第三名，仅次于阿尔法特(Alphabet，Google母公司)与微软(Microsoft)。(33)华为还高度关注全球“天才少年”与“顶尖人才”招募计划，(34)加强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争夺。(35)
(二)美国对华为政策的演化
美国对华为的敌视与防范很早就已经开始。从2003年初华为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以来，美国对华为始终固守“先入为主、深刻怀疑、绝不信任、有罪推定”的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形成“严密监控、主动防范、被动反应、逢案必卡”的行为模式。
2001年，华为为应对财务危机，将非核心业务子公司华为电气以总价7.5亿美元出售给美国电气巨头艾默生(Emerson)，(36)转而专注于开拓美国以外市场。2003年初，华为强势登陆美国市场，广告声称华为同样的优质产品仅需Cisco产品1/3的价格。(37)Cisco迅速做出激烈反应，于2003年1月下旬将华为诉至联邦法院，声称华为侵犯自身知识产权。(38)该事件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虽然最终Cisco主动撤诉，但对华为而言，意味着与美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极为负面的阴影。(39)
2005年，受美国空军总部委托，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中国国防工业新指南》报告，其中专门提到“类似于华为这种看似独立、私有的电子科技公司……与中国军方保持深度联系，后者既是华为的重要客户和研发伙伴，也对华为提供政治庇护”。(40)尽管兰德公司与美国空军并未就上述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但这份报告充分迎合了美国社会各界对华为天然的怀疑态度，奠定了美国对华为绝不信任的认知基调。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很快行动起来，对华为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性执法、监控与打压措施。2007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调查涉伊朗非法贸易的名义，在纽约约谈任正非，并认为任在面谈中撒谎。(41)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华为展开黑客行动，进入华为公司内部服务器搜索所谓的华为与中国军方相关联的证据，最终结果NSA却称“并无所获”。(42)
2008年华为希望收购长期合作伙伴美国3Com，但遭到美国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反对，二者一致认为中国间谍可以通过华为设备对美国军方实施黑客行动，最终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收购提议。(43)2009年NSA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阻止了美国头号电信商AT&T购买华为4G电信设备的计划。(44)2010年5月，华为提出有意收购美国同行公司3Leaf的专利及技术类资产，在向CFIUS提交申请时即被告知应撤回收购意向，但遭到华为拒绝，2011年2月华为宣布撤回申请并放弃收购。(45)2010年7月，Motorola起诉前华裔员工偷窃SC300基站绝密技术文件转交华为。(46)2010年11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直接召见美国三大电信商之一Sprint的首席执行官，要求其中止华为与中兴参与总额50亿美元的网络升级项目。(47)2012年10月，众议院发布了《有关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调查报告》。(48)时任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格斯表示华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美国电信公司与其切断往来。(49)
此后，美国政府及各种官方背景人士对华为侵害美国安全的指控基本上维持了上述范式。比如，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迈克尔·海登宣称自己了解华为替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50)2018年1月，AT&T与同行巨头Verizon均取消了采购华为智能手机的计划。(51)同年2月，包括NSA、CIA在内的美国六大情报机构负责人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致正式警告美国民众避免购买华为手机。(52)这意味着美国对华为的防御性抵制达到巅峰。
三、美国对华为的全面遏制政策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高度担忧华为是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形成超强实力的体现，认为中国正在操控华为这一尖端级巨头企业，逐步推进削弱乃至最终颠覆美国霸权的目标。为了确保霸权护持的根本战略目标，美国毫无疑问会全面动员各方面能力，对其予以严厉遏制。
21世纪以来，美国尽管先后陷入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泥潭，遭受次贷危机、国内族群冲突等一系列重大打击，但仍保持极强的霸权优势与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GDP以约21万亿美元的庞大总量位居全球第一，且对追赶者保持较大优势，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继续维持垄断地位，本国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对全球资本仍具有强烈吸引力，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军者地位保持稳定。因此，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能力遏制围堵华为。美国对华为的遏制政策呈现出“全政府—全社会—全联盟”的鲜明特征。
(一)美国对华为的“全政府”遏制政策
“全政府路径”(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的理念最早源于英国布莱尔政府，强调跨部门与跨层级协作。(53)2010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全政府”政策，(54)《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专门阐明了美国政府在涉华问题上所秉持的“全政府”思路：“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优先事务，国家力量的各个要素都需要整合起来，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军事，从而保护与增强国家安全。”(55)2021年3月，拜登政府在《2021贸易政策议程和2020年度总结》中提出，“要应对中国挑战，就需要更全面的战略，以及比过往碎片化方法更系统的途径”。(56)在此类总原则指导之下，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向华为打出了一套“全政府”的遏制战“组合拳”。
第一，多官方机构共同加强对华为的科技竞争情报工作。美国一贯高度重视科技情报搜集，并将此作为对他国发动技术战的关键基础。冷战时期，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封锁联盟“巴统”就建有完善的情报搜集与应用制度。(57)美国政府目前对华为的技术封锁主要依赖两个重要部门提供情报，一方面确保对华为的技术管制精准有力，另一方面确保随时更新，严防政策漏洞。这两个部门分别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和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技术评估办公室(BIS-OTE)。USCC自成立起就带有反华色彩，克林顿政府在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安抚国内反对者，同意国会设立该委员会。USCC属于完全独立的联邦特设机构，专门负责审查中美间国家安全与贸易问题，直接平行向总统与国会汇报工作，而且成员任命权不由总统掌握，而是由参众两院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每隔两年共同任命。(58)因此，USCC所出具的报告往往带有更强的政治工具色彩，对国会当中一些反华议员的关注点多有唱和，特别强调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59)与之相比，OTE则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性与精准性，它除了倚重国防部、国务院等相关部委以及产业界的专业意见外，(60)尤其重视下属技术建议委员会(TAC)的作用。TAC的成员主要为部委或产业界技术专家，由商务部长直接任命，需要通过安全背景调查以确保有资格接触绝密材料。目前TAC被划分为未来技术、信息系统、材料设备、感应器材等八个类别，基本上覆盖了美国所关注的全部高新技术领域。(61)
另外，美国也高度重视对知华派情报技能的利用。来自中国香港的高新技术人才移民蒋濛(Mung Chiang，电子工程与数学专家，美国普渡大学副校长兼工程学院院长)自2019年12月起被任命为国务卿科技顾问办公室(STAS)主任。(62)此后，国务院支持商务部发布了一系列精准打击华为的高新技术产品禁令，尤其是2020年5月开始彻底限制华为获取芯片，对华为的若干核心业务造成了致命性打击。(63)可以说，这与蒋濛的资深专业学识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针对华为的科技情报分析工作更加侧重于产业链：美国一方面正在逐步梳理信息科技产业链中本国所掌控的能力清单，以此确保对华为实现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断供；另一方面，也在加强对本国产业链薄弱环节的调查研究，以期达到补差补全的目的。(64)
第二，在立法层面与国会唱和，全面加强遏制华为的各类行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正式立法禁止华为从事任何涉美商业活动。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有国会议员提出各种打压华为的法案。2018年8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生效，其中第889条明确规定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及其合约方使用华为服务与设备。(65)《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的一部重大法律，涉华为条款的出台标志着国会走到了遏制华为的第一线。此后，历年的《国防授权法》都有涉华为内容，并且愈加严苛。《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Ⅰ条规定，在向国会展示充分证据之前，商务部长不得将华为及其任何关联公司从实体清单中移除，这意味着国会从行政部门手中攫取了管控华为涉美营商的终极权力。(66)《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遏制华为的权力界限向海外扩展，第1058条规定国防部在海外部署军力时，必须考虑当地使用华为5G或6G网络的风险。(67)此举主要是为了向美国海外军事盟友施压，如韩国LG一直使用华为设备。(68)
其次，以干预乃至威胁拜登政府人事任命的方式达到持续遏制华为的目的。在联邦行政系统中，商务部及其下属BIS在遏制华为问题上拥有最大的直接管辖权力。因此，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若干极端反华议员不断操弄政治手段确保对华为管制不放松。20余位共和党参议员曾直接暂停拜登对商务部长的任命程序，要求被提名者必须就华为问题予以明确表态，承诺就任后不会将华为移出实体清单。(69)在媒体披露两位可能的BIS局长候选人之后，两党对华鹰派议员再度公开喊话，声称不会接受上述人选，要求候选人必须具有国家安全工作的资历，而且对中国威胁有清晰认识。(70)
再次，随意炮制法案，制造政治话题，对华为开展打压行动。第116届国会于2019-2020年任期内共提出了41件与华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案，这一数字与第115届国会相比扩大了一倍，而在此之前，多届国会涉华为的法案提案仅有0-2件。第117届国会仅在2021年前6个月里就提出了多达11件涉华为的法案，另外还有3份下属委员会报告和1份委员会正式出版物。这些法案或文案的标题大多包含“实体清单、情报、国家安全、安全传输、电信安全、战略竞争”等表述。在这些法案中，有27份由共和党议员提出，其余25份则来自民主党，可见美国国会围堵华为的行动带着鲜明的超党派特征。(71)另外，部分国会议员还利用手中权力，频频制造与华为相关的政治噱头。比如，2021年5月中旬，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罗杰·威克致函希捷(Seagate)等公司，质询它们是否违规向华为出售硬盘，并将公函抄送商务部长，鼓励其对有规避行为的企业采取行动，声称华为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72)
第三，在行政执法层面将管控与封锁权力用到极致。各类联邦行政主管部门一直积极响应情报部门、国会、白宫政治化打压华为的需求，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实施“去华为化”政策，力争彻底消除华为产品在美国的微薄存量，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政策全力加强管控与封锁，以期达到从全产业链全面扼杀华为的终极目标。在这当中，以下几个部门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华为形成了实质性的严重损害。首先，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凭借其对通信事业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加上隶属于国会的特殊政治身份，对华为发起了不断升级的驱逐战。2019年12月，FCC成员一致同意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通用服务基金(USF)资助的项目。(73)2020年6月，FCC正式认定华为与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动用政府资金购买它们的设备。(74)到12月，FCC又出台规定要求已使用华为或中兴设备的运营商必须拆除并更换。(75)2021年3月，FCC根据《2019年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制定了一个类似于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清单”，该名单有且仅有五家企业：华为、中兴、海康威视、海能达、浙江大华，全部为中国企业。(76)2021年6月，FCC成员一致同意启动一项调整审批程序的计划，规定凡美国电信运营商，无论是否接受联邦政府资金补贴，都不许购买上述清单内企业的产品，既往已经获准的许可也可能要遭撤回。(77)7月，FCC正式确定为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信运营商替换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设备提供总额约19亿美元的补贴。(78)FCC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2021年6月一份正式官方文件中的言论代表了典型的美国仇视华为、追寻“绝对安全”的迷思：“我们的5G未来将会连接万物……但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通信供应链，因为不安全的网络设备会侵蚀我们的5G未来……他们拥有能力在网络传输中注入病毒与恶意软件，偷盗私有数据，参与知识产权盗窃，监控企业与政府机构。”(79)
其次，商务部及其下属BIS不断扩大管制范围，全力促成彻底遏制华为全产业链的效果。2020年5月19日与8月20日，BIS两次专门针对华为修订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扩大在美国境外生产物项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管辖的范围。(80)这两次修订呈升级加码态势，对华为的打击非常致命，修订的关键要点在于不仅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与华为交易，更进一步限制任何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开发或生产芯片的非美国厂商也不得与华为交易，甚至禁止华为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海思”芯片设计业务使用美国软件。这些修订涵盖了技术、产品、流向三个环节，尤其在技术环节，对华为几乎采取了事实上彻底禁绝的措施。
BIS使用“出口分类管制编码”(ECCN)制度对出口商品进行管控。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BIS对ECCN的涉华使用不断扩张与细化，出现了专门的中国版本，上述两次修订则出现了“华为专属版本”(参见表-1)。3D991、4D993等16类ECCN涵盖了电子、计算机、通讯行业相关的生产、设计、研发技术与软件，如广为业界所熟悉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类软件，此类软件涉及微电子电路设计、性能分析、工艺流程控制等诸多领域，而其中绝大多数软件都由美国企业实施寡头垄断。ECCN“华为专属版本”的出台，意味着美国政府希望从软件禁令入手，彻底扼杀华为自主创新、发展自有知识产权硬件的终极目标。2020年5月20日，蓬佩奥发表官方声明，强烈支持BIS的决定。(81)5月22日，国务院又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出口管制与华为：三个框架下的战略背景》报告，声明美国政府此次政策调整的目的就在于限制华为使用美国软件设计工具或设备在海外生产半导体。(82)
除此以外，将更多华为及相关企业加入实体清单，也是商务部遏制华为的重要手段。2021年1月，BIS向国会递交《2020财年工作报告》，披露截至该财年结束共有383家中国机构名列实体清单之中，其中153家为华为及其相关企业(不含美籍企业)。本财年共新增中国相关机构入册数目为193家(含在香港及海外注册企业)，其中华为及相关企业38家(不含美籍企业)。(83)BIS在报告中对华为的定性极为严重：“在军民融合与‘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之下，诸如华为这样名义上私营的电信公司是中国共产党获取影响力与情报后门的宝贵工具。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及其他有悖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利益的行为相比，实体清单中目前开列的153家华为及其相关企业形成的威胁更大。”(84)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有言论声称它将调整特朗普时期的若干对华科技封锁政策，转而推行更为精细、本质依然是严厉管控遏制的“小院高墙”战略。(85)事实证明，拜登政府对前任所留下的各类针对华为的强力遏制政策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几乎全盘继承，甚至向国会承诺一定严格执行、绝不松懈。
第四，在检察起诉与司法审判环节维持以“长臂管辖”等手段打压华为的政治默契。在这个过程当中，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即联邦司法部门)与联邦法院系统倚靠美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发挥了极大作用。尽管按照美国所宣称的三权分立原则，总检察长办公室(即司法部)及下属各分支办公室隶属联邦行政部门序列，但近百名联邦检察官却在整个联邦法院系统里扮演关键性角色。根据《美国联邦检察官手册》规定，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代表联邦政府向联邦法院提起针对个人或机构的刑事诉讼，且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86)这些规定使得联邦检察官与联邦法院系统保持高度默契，前者实际上成为横跨行政执法与司法领域的多职能选手，后者则对于前者的逮捕、量刑、减刑等提议往往一律照准或袖手旁观。
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两个部门针对华为主要展开了两大系统性行动。其一，制造“孟晚舟事件”并持续发力，试图逼迫华为屈服。2018年4月美国对中兴实施严厉制裁逼其就范之后，总检察长办公室与联邦法院系统很快就启动了针对华为的“长臂管辖”司法战。(87)2018年8月22日，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应总检察长办公室要求，发出了针对孟晚舟的拘捕令。(88)然而这一拘捕令却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直到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配合FBI非法扣押后，总检察长办公室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华为及孟晚舟的起诉书，所涉刑事罪名多达23条。(89)在漫长的司法拉锯战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要将孟晚舟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审判。2020年2月13日，总检察长办公室向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提出新一轮诉讼，对华为与孟晚舟追加了16项新罪名。(90)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儿，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美国政府希望将其引渡美国境内的意图不言而喻。2021年9月，孟晚舟案出现转折，司法部与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以“延迟起诉协议”的形式暂时准许孟晚舟回到中国。(91)然而，这一举动背后，却可能在准备针对华为的进一步攻击：一方面，该协议尚有14个月的观察期，在此期间孟晚舟个人仍然是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美国政府随时可以重新恢复起诉、追捕与判刑；另一方面，作为协议交换条件，孟晚舟承认了部分所谓的“误导银行的事实”，司法部已经将这些陈述作为进一步攻击华为的“关键证据”，其连环陷阱的政治本色显露无遗。(92)
其二，联邦法院系统全面驳回华为针对美国政府遏制政策的反诉。2019年3月，华为向得克萨斯东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违反美国宪法，结果该法院2020年2月18日裁定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制裁合乎宪法规定。(93)2019年12月，华为向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提出针对FCC禁令的审查诉求，然而2021年6月18日该法院宣布考虑到FCC拥有国会授予的规范通信的广泛权力，因此对华为提出的诉求予以拒绝。(94)在第五巡回法院公布上述宣判之前的2021年2月8日，华为再次向该法院提出针对FCC的另一桩诉讼。(95)美国法律界资深人士早已指出，联邦法院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几乎从未与国会和白宫唱过反调，所以华为起诉美国联邦政府或相关机构没有胜诉的可能。(96)
(二)美国对华为的“全社会”遏制政策
在美国官方机构“全政府”式遏制政策的背景之下，“华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新的“政治正确”，各种非官方行业也纷纷加入污蔑、抵制华为或渲染“华为威胁论”的队伍当中。
第一，智库积极呼吁加强对抗华为。美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无论其意识形态分野如何，在对华战略竞争与华为问题上观点基本相似：强调以华为等中国巨头企业为焦点，围绕信息科技等关键高新技术领域，积极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与全球优势。特朗普政府“清洁网络计划”(CNP)中所谓的“5G清洁网络名单”是由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整理制作的。(97)2020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报告《开放的未来：5G未来之路》，警告美国政府在前期轻视了华为对美国网络安全带来的危害，在下一代5G中要强调基于美国核心技术的开放式模块化架构，帮助Ericsson等盟国企业扩展在中间国家地带的市场。(98)2021年5月，CSIS再次发布报告，宣称美国发布的有关华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警告没能阻止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继续与华为合作，华为正在大力推进全球云服务战略。报告还将这些国家贴上了所谓的“不民主”标签，刻意打造华为与专制政府捆绑的污名化形象。(99)
第二，高校与科研机构实施专门针对华为的自我审查与驱离行动。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落地前后，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纷纷开展行动，宣布拆除已有的华为设备。(100)2019年1月，在华为与孟晚舟正式遭到起诉之后，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宣布不再接受华为捐助，并宣称将对校内涉及华为的网络安全威胁予以全面排查。(101)2019年5月底，IEEE主动宣布不再聘用来自华为的科技工作者担任学术期刊文章的审稿人，涉及期刊近200家。(102)2020年10月，一些知名高校因接受华为捐赠而受到了美国教育部的警告，之后开展了各项自查自纠行动。(103)2020年12月11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专门发布通知，宣布任何申请或获得本机构科研基金的人员不得采购或获取来自中国的电信与视频监控设备，并且要亲笔签名以示遵从上述禁令。(104)这些全球知名的高校与学术机构针对华为所采取的配合行动，进一步彰显了美国学术界对华为及中美战略竞争的疑虑、恐慌与困惑。
第三，产业界积极呼吁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华为挑战。从商业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对华为所采取的各类出口管制措施，使得与华为产业链相关的美国企业受到了较大的业务损失。因此，美国产业界一直在加紧游说政府，提出应对华为挑战的全新思路：保持开放的同时加强科技研发，从根本上确保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达到永不担心中国弯道超车的目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无尽前沿法案》在国会讨论的过程中，SIA一直与法案发起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保持密切沟通，希望能够额外获得近20亿美元的行业补贴，(105)“SIA热烈庆祝(法案)通过，它将增强美国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核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106)美国微电子领域的权威产业协会半导体研究公司(SRC)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合作，协调30余家大学及10余家私营企业开展“联合大学微电子学项目”(JUMP)，矢志从信息科技学科最底层实现革命性突破，彻底消除华为对美国造成的赶超威胁。(107)2021年3月，包括MasterCard、Visa与IBM在内的美国多家信息科技巨头企业联合欧日澳相关友商，呼吁G7要成立一个新机构，以应对从人工智能到网络安全的一系列问题。(108)由此可见，美国产业界在对待华为的问题上虽然持更开放的态度，但其本质依然是采取压制政策，确保华为及中国只能对美国亦步亦趋。
图-1 JUMP研究规划架构图
本图来源：笔者根据SRC官网公开信息编译。
(三)美国对华为的“全联盟”遏制政策
在美国看来，针对华为的遏制战本质是中美在全球范围的地位与影响力之争，对华为的扼杀不能局限于美国国内，而是要在世界范围中尽可能驱逐华为，从而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在西方世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针对华为的“全联盟”阻断行动。
第一，竭力将“瓦森纳安排”(WA)与“五眼联盟”(FVEY)打造成为遏制华为的核心堡垒。WA是“巴统”在冷战后的延续，同样由美国倡导建立并主导控制，包括欧美日韩澳在内的发达工业国无一例外都是成员国。(109)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来，在美国主导下，2019年12月WA进一步修订了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范围，半导体材料及相关制造设备被纳入其中。(110)此次调整针对华为的意味非常明显，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采购时所受到的各国出口管制机构的审查与控制更为严格。美国实际上希望利用WA打造遏制华为的高新技术国际联盟，如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重复声称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与中国不得进行极紫外光(EUV)类产品贸易，就是将WA相关规定作为重要的理由。
FVEY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与新西兰共享军事与秘密情报的组织，长期浸淫于信息与情报搜集领域，因此较早提出网络空间安全与反间谍问题，并将攻击矛头指向华为与中国政府。截至2020年8月，FVEY所有成员已明确或隐晦确立了禁用华为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致力于将FVEY升级成为全方位的反华联盟，另一方面则不断提出所谓“FVEY扩大化版本”，希望将日本、德国、法国等更多国家拉入其中。(111)
第二，炮制CNP作为反华为联盟的重要平台。蓬佩奥将CNP视为自己国务卿任内重点工作，声称致力于打造包含“清洁运营商、清洁程序商店、清洁程序、清洁云服务器、清洁传输线缆、清洁传输途径”六要素的5G电信网络。CNP根本落脚点在于对华为等中国信息科技企业及中国政府进行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污蔑。例如，蓬佩奥宣称华为自有的手机程序商店提供大量与人权侵犯者(意指中国政府)同流合污的程序，华为与中兴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威胁世界各国关键性数据与通信网络的安全。按照蓬佩奥的说法，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政府与50余家电信营运商加入了该计划。(112)
第三，以“大棒+胡萝卜”政策逼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反华为阵营。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在第三世界主要采取“大棒政策”，即警告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如果继续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或服务，不仅会极大威胁它们的国家安全，而且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它们的合作关系。比如，2019年8月，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之下，隶属于越南国防部的越南第一大电信公司Viettel Group和其他两家较小的运营商都宣布不会与华为合作。(113)然而，“大棒政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财务层面的对冲，即华为拥有优质的服务与极富竞争力的价格优势，相比之下，欧美企业的报价之高往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114)因此，自2020年秋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向“胡萝卜政策”调整，以援助贷款换取发展中国家驱逐华为。比如，2021年1月，DFC与厄瓜多尔政府签署协议，美国购买厄国资源，厄国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协议的附加条件则是厄国加入CNP、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产品进入本国电信网络。(115)美国国会也正在调整法规，将原先法律中规定的非发展中国家身份的中东欧国家也列入可以接受此类援助的列表当中。(116)与此同时，2021年6月以来，国务院与商务部正在牵头安排为外国政府要员、网络通信行业监管官员、专家学者提供5G网络相关的培训，培训内容之一就在于劝说其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设备。(117)
综上，在美国发起并加剧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党、政、军、教、工等精英阶层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进攻重点就是信息科技领域，华为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所掌握的致命武器之一。因此，从政府三权部门到高等院校，从产业协会到跨国情报同盟，美国广泛的公私部门正在合力发动一场遏制华为的“战争”。这场战争从横向来看，可以分为“全政府、全社会、全跨国联盟”三个片段；从纵向看，包含前端与后端两个场合，在前端以各种国内国际政策驱逐、隔离华为，在后端积极培植自身及盟友的科技发展联盟，做好与华为及中国开展下一轮信息科技革命竞争的准备。这一切行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取得对华战略竞争的胜利，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根基永固。
四、有关管控大国技术竞争的思考
美国的上述做法，带有典型的大国霸凌思维，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破坏中美关系，中国对此予以坚决的反对与还击。中美对抗的不断升级给国际社会带来广泛挑战，“科技铁幕”“新冷战”再度降临的担忧日渐浓烈，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均感不安。寻求有效路径，真正实现对中美大国技术竞争的良性管控，防止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重演冷战历史迫在眉睫。
第一，战略层面的沟通。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两国对自身发展的需求而非消灭对方。然而，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宣传与意识形态建设层面，美国过于非理性、陷入冷战思维而不能自拔。在美国政府的话语系统中，中美战略竞争是一场新时期的旧对决，即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的总体战(Total War)。显然这完全不符合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实际情况，即使在美国，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方式及其与美国的天然差异都有着客观的认识，(118)弗朗西斯·福山更指出“中国模式自成一体(Sui Generis)”，并不认为中国有意向全世界输出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119)然而，美国却将对华技术竞争蒙上了陈旧的冷战外衣，宣称华为等企业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贯彻“斯大林式监视”，这样的言辞除了严重激怒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中美战略竞争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没有任何益处。
在全球气候变化剧烈、新冠疫情大流行、经济发展乏力等时代重大挑战面前，中美所承受的压力与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是一样的。除此之外，两国在各自内部还面临着本国特有的挑战，因此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更好地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非消灭对方。2021年夏季郑州与纽约暴雨已经是最好的例证，在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气象灾害面前，中美这样的世界性大国也会感到挑战前所未有，应对极为艰难。在这一点上，中国远比美国清醒，中国从未有过要终结美利坚合众国的疯狂想法，而美国却仍然存有颠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迷思。
2021年7月26日，拜登政府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到访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王毅在会谈中再次提出，“中美关系向何处……如果能互利双赢当然更好。这对中美两国是大好事，对世界是大福音，否则将是一场大灾难。”舍曼则提出，“希望确保两国关系中有‘护栏’(Guardrail)”。(120)这实际上证明中美战略竞争的敌对性正在逐步上升，中美双方都感到不安，都意识到加强战略层面管控的重要性。“孟晚舟事件”得到较为体面的阶段性解决，是一个重要的正面突破。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梳理双方高度关切的潜在冲突要点，加强沟通，防范国家间重大冲突，也要全面思考信息科技时代大国开展技术竞争的底线与边界，避免将国际体系中常见的大国间竞争催化为纯粹的敌视与对抗，直至共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制度层面的安排。在大国技术竞争问题上需要回归与再加强国际制度。当前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技术封锁，大搞技术领域对抗，背后有一整套在美国眼中完全自洽的逻辑，即必须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萨缪尔森陷阱”问题。保罗·萨缪尔森所强调的“陷阱”是指中国一旦在高中低档各个产业中发展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将使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许多国家遭遇更大挑战。(121)在美国的认知当中，中美贸易不对等问题已经到了完全不可忍受的地步：中美贸易逆差，特别是中国输美产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彻底摧毁了美国国内制造业，严重侵蚀美国整体实力与国家安全。(122)有鉴于此，对不少美国精英而言，对华发动技术战的重要性可能要远高于关税战，因为依照他们的逻辑，美国要瓦解中国挑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萨缪尔森陷阱”问题，而治本之策就在于卡住中国利用西方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脖子。
然而对中国而言，上述行为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关键安全的严重侵害。它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在逐步放弃承诺，以单边主义的观点与做法确保美国只有收益而无损失，这是对美国亲自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的重大侵犯，其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123)“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在中国唤醒了‘技术主权’的意识”。(124)
中美两国在维护本国安全问题上的认识固然存在鸿沟，但解决问题最终必须要回归到谈判桌前。中美大国技术竞争与战略竞争的焦点在于华为，在于芯片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信息科技和数字时代能力，但多边合作却是信息科技和数字时代的本质要求。比如荷兰ASML是全世界唯一能够生产极紫外光光刻机的企业，但此设备的研发与生产采用了3大洲10余国众多企业的独家技术，技术团队来自全球120国的28000余名专家，生产车间遍布16个国家。(125)这意味着在信息科技领域开展大国技术竞争的唯一可能是基于合作的良性竞争，而非排他性的恶性竞争，依托国际制度开展合作是不二选择。
2020年年底中德法等大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126)尽管CAI在后续受到了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而暂遭冻结，但其面世仍具有重大意义。CAI标志着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正在努力调适自身政策，以更好适应一个更强大中国的存在。对中国而言，则标志着中国也在积极调整，“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27)以此回应欧盟对国际经贸合作对等互惠总原则的关切。在这个层面上，CAI为中美通过外交渠道破解“华为难题”，减轻国际经济领域安全赤字，重塑技术合作与良性竞争的国际制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另外，美国当前对华为等中国信息科技巨头企业所采取的打压遏制政策，在国际法层面存在很大争议，事关美国如何看待与使用域外管辖权的老问题。(128)美国频频使用的两级制裁制度，以及“长臂管辖”行动，都有滥用域外管辖权、以本国法充当国际法、强行管辖域外的弊病。这样的做法既不能长久，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认可。从长远来看，这个涉及全球治理进一步民主化、平等化的大问题，唯一所能依靠的路径依然是共同协商并基于最大共识构建国际制度。
第三，技术层面的管控。中美可以在彼此高度关切的信息科技领域予以更多相互理解并对最敏感内容予以技术管控。中美两国对网络空间安全的疑虑和警觉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疯狂拓展权力，形成“私有公权”，(129)已经成为美国政客与民众眼中的重要隐患。2020年10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托拉斯小组针对Apple、Google、Amazon、Facebook的调查报告指控这些信息科技类超级垄断者不仅阻碍创新，甚至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根基。(130)在2021年1月国会大暴乱之后，几大信息科技巨头纷纷封禁了特朗普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宪法权力层面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全新担忧，即信息科技超级垄断者的权力是否已经凌驾于政府与人民之上。
因此，两国信息科技产业的管理部门，以及信息产业本身，在技术层面应当推出更多的透明化举措，并对过度扩张的“私有公权”予以合理的自我限制与管控。比如，美国政府长期指控华为手机存在所谓搜集个人信息、华为电信基础设施存在“后门”的技术风险，中国方面则对特斯拉汽车秘密搜集中国客户与城市地理信息的风险深感忧虑。(131)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剔除政治因素，在技术层面完全可以通过更加透明的规则与更加严格的管理逐步解决，尽可能消除彼此之间的疑虑与恐慌。
在管理上，为了应对信息科技公司对于个人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问题，中国已经向欧洲学习，积极制定适应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相比之下，美国的立法工作则略显迟缓，并且从“斯诺登事件”开始，美国政府频繁爆出针对他国的网络间谍行动丑闻，其在这一领域存在严重的国际信任赤字。如何重新做好技术规范，重树正面形象，是美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产业界，中美两国的一些巨头企业正在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技术层面做好自我约束与透明化建设。2020年9月，华为意大利公司总裁在华为罗马网络安全中心开幕式上表示，华为准备接受彻底的安全风险审查。(132)华为在正式发布鸿蒙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将全部源代码实现了全球网络无偿开源。2021年9月26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全球互联网大会开幕致辞中重申了数据安全对智能网联汽车未来的关键作用，并承诺“中国用户个人身份信息不跨境，重要数据出境经主管部门批准后进行”。(133)这一宣示相信对缓解中国官方与客户的担忧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国内层面的调适。中美两国政府与企业都需要进行更好的国内调适以适应竞争激烈的新时代。如外界所期盼的那样，即使中美两国能够缓和关系，管控恶性大国技术竞争，但在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国之间的良性经贸竞争也日趋激烈。比如，多年来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延续摩尔定律的预测，约18个月一次的迭代更新速度，使得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科技大国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如何更好更快参与全球竞争、打造最优效率的全球产业链，始终是摆在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面前的重大挑战。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给过往数十年一直基本稳定运转的全球分工协作经贸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
面对这些颇具颠覆性的重大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与进口国，(134)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首当其冲。两国政府与企业，特别是HAT与GAFAM这类具有较强同质化竞争色彩的中美高新技术巨头企业，特别需要做好自我调适，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拥有巨大消费力的本国市场。
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思。(135)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贸易失衡的问题，就必须要重视国内市场，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与潜力巨大的优势，将中国从过往传统的外贸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外贸+国内消费”并重型经济转变，在此过程中综合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多重目标。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引之下，以华为为代表的巨头企业也正在积极调适，推动多元化发展。在手机等部门遭遇美国全面封锁的现实面前，华为正在向工业智能、自动驾驶、自有生态构建等多个方向发展，也印证了任正非所强调的“华为首要任务是活下来”的经营理念。(136)
对美国政府而言，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解决经济空心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多重积弊。多年来，依凭美元霸权及所谓“铸币税”的天然优势，美国金融行业过度扩张，各类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基本凋零，“锈蚀地带”出现与阶层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盛行、种族冲突爆发都有着密切关系，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混乱与外交上的敏感和恐慌。破除党派政治对立，重建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是摆在所有美国政客面前的根本挑战。对GAFAM这些寡头垄断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量，也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利用现有技术与财富优势，为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提供正向能量。
总的来说，中美急剧恶化的大国技术竞争，对于两国利益、国际和平与稳定都有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加以管控，使其朝着良性竞争、合作共存的方向转变。对中美两国政府与代表性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在战略沟通、国际制度构建、技术管理、国内政策自我调适四个方面均有实现管控的空间。
美国通过围堵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加强对华战略竞争，这一政策选择与其对信息科技产业潜能、华为重大威胁的敏感安全认知密切相关。在美国看来，迄今对华为所采取的一切驱逐、阻断、扼杀政策都是完全合理的，旨在确保美国“绝对安全”、战胜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还凭借强大的霸权国实力与跨国权势，积极动员盟友、拉拢中间地带国家，向华为发动了全方位的技术遏制攻势。中国虽然相对缺乏强劲的回击武器，但始终没有表现出屈服的意愿。
中美之间所表现出的战略对抗的韧性，以及两国技术竞争白热化趋势，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缘政治大国或国家联盟深感不安。(137)中美战略竞争白热化又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叠加，更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忧心忡忡。可以说，围绕大国战略竞争与技术竞争等问题，中美已经到了必须冷静理智思考的重要关口。
对于美国而言，刚刚过去的阿富汗二十年战争失败以及匆忙撤军行动的惨痛教训，再一次证明固守单边主义思维，无视他国安全与利益需求，过度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并且动辄以黩武主义推进安全目标的做法，不仅面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且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与全球信誉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中国相对更为冷静克制，而且在积极寻求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破解之道。例如，欧洲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技术优势有着同样的忧虑，但中国通过外交谈判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于中美共同的安全与利益而言，两国和全世界都不能承受再造新冷战的巨大代价，因此应当思考如何充分运用外交工具箱舒缓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压力。以外交磋商换取相互理解与让步，回归国际制度，可能是最优也是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两国也急需在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为这场愈演愈烈的大国技术恶性竞争降温，从而消除“新冷战”与“科技铁幕”降临的严峻风险。
注释：
①参见石斌：《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3-27页；韩召颖、李圣达：《美国政治信念与对外政策——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操作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23-47页；牛可：《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78-97页。
②参见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www.acq.osd.mil/ncbdp/docs/NSS-Final-12-18-2017-0905.pdf; The 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③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p.8,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57-260页。
⑤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23-254页；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⑥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for Fiscal Year 2020,pp.8-9,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pdfs/2711-2020-bis-annual-report-final/file.
⑦参见Nigel Inkster,"The Huawei Affair and China's Technology Ambitions",Surviral,Vol.61,No.1,2019,pp.105-111; Xiaohan Zhang,"Is Huawei a Leverage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Huawei Case",China and WTO Review,Vol.5,No.1,2019,pp.207-214; Madison Cartwright,"Internationalising State Power Through the Internet:Google,Huawei and Geopolitical Struggle",Internet Policy Review,Vol.9,No.3,2020,pp.1-18; E.K.Jaisal,"The US,China and Huawei Debate on 5G Telecom Technology:Global Apprehensions and the Indian Scenario",Open Political Science,Vol.3,No.1,2020,pp.66-72；马骦：《从德国华为5G政策到中欧经贸关系的嬗变》，《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52-84页；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当代亚太》，2021年第1期，第4-45页；余南平、戢仕铭：《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47-54页；王丹：《“营利性公共执法”在美国监管中的影响及其应对：从中兴华为事件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27-136页；阎学通：《美国遏制华为反映的国际竞争趋势》，《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III-VI页。
⑧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已经走在最前列，2018年3月美国颁布新版存储通信法案，授权美国政府不受数据存储所在地域限制而要求企业提供美国境外的数据。参见田旭：《美国〈云法案〉对跨境司法机制的新发展》，《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年第4期，第89-101页。
⑨参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春秋》，2019年10月15日，http://www.cnpc.com.cn/syzs/sysh/201912/9c8b676d7836417e9a263d843486c297.shtml。
⑩参见《关于华为—公司简介—发展历程—2020》，华为官网，https://www.huawei.com/cn/corporate-information。
(11)参见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21年6月季度业绩》，2021年8月3日，https://www.alibabagroup.com/cn/news/article? news=p210803。
(12)"Leading Countries Based on Facebook Audience Size as of July 2021",Statista,August 2,2021,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8136/top-15-countries-based-on-number-of-facebook-users/.
(13)"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Worldwide",Statcounter GlobalStats,July 2021,https://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market-share.
(14)樊鹏、李妍：《驯服技术巨头：反垄断行动的国家逻辑》，《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第23页。
(15)刘晗：《平台权力的发生学——网络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第38页。
(16)参见U.S.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OPIC to Support World's Longest Subsea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November 5,2019,https://www.dfc.gov/media/opic-press-releases/opic-support-worlds-longest-subsea-telecommunications-cable。
(17)参见Submarine Cable Networks,"Echo Cable System Overview",April,2021,https://www.submarinenetworks.com/en/systems/trans-pacific/echo/echo-cable-system-overview。
(18)Stu Woo and Alexandra Wexler,"U.S.-China Tech Fight Opens New Front in Ethiopia",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2,2021,https://www.wsj.com/articles/u-s-china-tech-fight-opens-new-front-in-ethiopia-11621695273.
(19)《一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跌出前五》，新华网，2021年4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1-04/23/c_1127363942.htm。
(20)Simon Little,"Huawei CFO Could Be on the Hook for More Than ＄1M Per Year in Security Costs:Expert",Canada Global News,December 12,2018,https://globalnews.ca/news/4757237/meng-wanzhou-security/.
(21)Arjun Kharpa,"Qualcomm's Chip Market Share Plunges in China after Huawei Sanctions; MediaTek Takes No.1 Spot",CNBC,January 21,2021,https://www.cnbc.com/2021/01/21/qualcomm-chip-market-share-plunges-in-china-after-us-sanctions-on-huawei.html.
(22)《习近平谈新形势下自力更生之路》，新华网，2020年10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3/c_1126598960.htm。
(23)参见Jue Zhang and Jin Xu,"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scent of a Porous Curtain",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4,No.3,Autumn 2021,p.321.
(24)英国广播公司的两篇报道较好地总结了这方面的观点。参见《中美失去互信，新科技冷战堪比昔日美苏对抗》，BBC中文网，2019年6月1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612383；《从香港到华为：美中“新冷战”四大战场频交恶》，BBC中文网，2020年5月3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847881。
(25)Richard Milne,"Ericsson Warns of China Retaliation Following Sweden's Huawei Ban",Financial Times,July 16,2021,https://www.ft.com/content/2a596954-1206-4ce2-9dca-9c128d326768.
(26)华为在其官方网站www.huawei.com设有专门栏目“关于华为—公司简介—发展历程”，以纪年方式对公司的重大发展节点与主要成就进行了详细介绍。参见《关于华为—公司简介—发展历程—1987》，华为官网，https://www.huawei.com/cn/corporate-information。
(27)孙力科：《华为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第88页。
(28)参见任正非：《赴美考察散记》，《深圳特区科技》，1996年第4期，第38-41页。
(29)参见《关于华为—公司简介》，华为官网，https://www.huawei.com/cn/corporate-information。
(30)Dell' Oro Group,"Key Takeaways:Total Telecom Equipment Market 2020",March 8,2021,https://www.delloro.com/key-takeaways-total-telecom-equipment-market-2020/.
(31)参见《关于华为—公司简介》。
(32)华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43页，https://www-file.huawei.com/minisite/media/annual_report/annual_report_2020_cn.pdf。
(33)European Union,2020 EU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coreboard,January 2020,p.33,https://iri.jrc.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2020-12/EU％ 20RD％ 20Scoreboard％ 202020％ 20FINAL％20online.pdf.
(34)华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49页。
(35)华为：《采访实录》，第400、447页，Phttps://www-file.huawei.com/-/media/corp/facts/pdf/ren_zhengfei_speaks_to_the_public_cn.pdf。
(36)Jeff Shepard,"Emerson Purchases Huawei's Avansys Power",EEPower,October 21,2001,https://eepower.com/news/emerson-purchases-huaweis-avansys-power/#.
(37)樊尚·迪克雷：《华为传：发展历程与八大战略行动》，张绚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53页。
(38)参见Cisco Systems,Inc.v.Huawei Technologies,Co.,Ltd.,266 F.Supp.2d 551(E.D.Tex.2003)。
(39)周锡冰：《华为国际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77-89页。
(40)RAND Project Air Force,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Defense Industry,Rand Corporation,2005,pp.217-218.
(41)U.S.v.Huawei Technologies Co.Ltd.,et al.,E.D.N.Y.Docket No.18-CR-457(AMD)(01/24/2019),pp.21-22.
(42)"NSA Infiltrates Servers of China Telecom Giant Huawei:Report",Reuters,March 23,201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ecurity-china-nsa/nsa-infiltrates-servers-of-china-telecom-giant-huawei-report-idUSBREA2L0PD20140322.
(43)"Sale of 3Com to Huawei Is Derailed by U.S.Security Concerns",New York Times,February 21,2008,https://www.nytimes.com/2008/02/21/business/worldbusiness/21iht-3com.1.10258216.html.
(44)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taff Report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Investments and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January 2011,p.20,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FINALREPORT_The NationalSecurityImplicationsofInvestmentsandProductsfromThePRCintheTelecommunicationsSector.pdf.
(45)"Huawei Backs Away from 3Leaf Acquisition",Reuters,February 20,201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3leaf/huawei-backs-away-from-3leaf-acquisition-idUSTRE71I38920110219.
(46)参见Motorola,Inc.v.Lemko Corporation(1:08-cv-05427) District Court,N.D.Illinois。
(47)Joann S.Lublin and Shayndi Raice,"Security Fears Kill Chinese Bid in U.S.",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5,2010,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353504575596611547810220.
(48)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October 8,2012,https://republicans-intelligence.house.gov/sites/intelligence.house.gov/files/documents/huawei-zte％20investigative％20report％20(final).pdf.
(49)Siobhan Gorman,"China Tech Giant Under Fi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8,2012,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0872396390443615804578041931689859530.
(50)"Former CIA Boss Says Aware of Evidence Huawei Spying for China",Reuters,July 19,2013,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security/former-cia-boss-says-aware-of-evidence-huawei-spying-for-china-idUSBRE96I06I20130719.
(51)Antonio Villas-Boas,"Verizon Reportedly Follows AT&T's Lead and Cancels Plans to Sell Huawei's Latest Phone Amid Fears of Chinese Spying",Yahoo,January 31,2018,https://finance.yahoo.com/news/verizon-reportedly-follows-t-apos-162426164.html.
(52)参见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on Worldwide Threats,United States Senate,One Hundred Fiftee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 on S.Hrg.115-278,February 13,2018。
(53)Christopher Pollit,"Joined-up Government: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Vol.1,No.1,2003,pp.34-49.
(54)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p.14-16,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5)John S.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Public Law 232,115th Cong.(August 13,2018),sec.1261.
(56)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March 2021,p.4,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
(57)黄志平编：《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第5页。
(58)参见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Charter,https://www.uscc.gov/charter.
(59)参见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Annual Reports,https://www.uscc.gov/annual-reports/archives。
(60)参见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Office of Technology Evaluation",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all-articles/73-other-areas/office-of-technology-evaluation.
(61)参见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What Are 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s?" https://tac.bis.doc.gov/。
(62)参见"Purdue Engineering Dean to Spend Year in U.S.Department of State on Global Technology",Purdue University,December 9,2019,https://www.purdue.edu/newsroom/releases/2019/Q4/purdue-engineering-dean-to-spend-year-in-u.s.-department-of-state-on-global-technology.html。
(63)Michael R.Pompeo,Secretary of State,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 Restricts Huawei Access to U.S.Technology,August 17,2020,https://2017-2021.state.gov/the-united-states-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to-u-s-technology/index.html.
(64)参见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February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65)John S.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Public Law 232,sec.889.
(66)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0,Public Law 116-92,116th Cong.(December20,2019),sec.1260-Ⅱ.
(67)William M.(Mac) Thornberry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Public Law 116-283,116th Cong.(January 1,2021),sec.1058.
(68)"U.S.Reminds Korea of the Risks of Dealing with Huawei",Korea JoongAng Daily,October 21,2020,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0/10/21/business/economy/US-State-Department-Huawei-LG-U/20201021163800369.html.
(69)《华为问题立场受质疑，美国会共和党人暂缓商务部长人选确认程序》，美国之音，2021年2月6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us-gop-senator-blocks-vote-on-commerce-secretary-nominee-over-huawei-20210205/5767606.html。
(70)Demetri Sevastopulo,"US China Hawks Wage Battle over Commerce Department Post",Financial Times,February 6,2021,https://www.ft.com/content/132a73e1-838c-499c-82c9-2a5460fd93a4.
(71)相关数据及内容由笔者根据https://www.congress.gov/advanced-search/legislation搜索整理而得。
(72)U.S.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and Transportation,Wicker Requests Information Regarding New Rule Restricting Huawei and Affiliates from U.S.Technology,May 11,2021,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2021/5/wicker-requests-information-regarding-new-rule-restricting-huawei-and-affiliates-from-u-s-technology.
(73)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Bars Subsidies for Equipment Posing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November 22,2019,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bars-subsidies-equipment-posing-national-security-threats。
(74)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Designates Huawei and ZTE a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June 30,2020,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designates-huawei-and-zte-national-security-threats。
(75)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Affirms Designation of Huawei a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December 11,2020,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affirms-designation-huawei-national-security-threat-0。
(76)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Releases List of Equipment & Services That Pose Security Threat,March 12,2021,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releases-list-equipment-services-pose-security-threat。
(77)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une 2021 Open Commission Meeting,June 17,2021,https://www.fcc.gov/news-events/events/2021/06/june-2021-open-commission-meeting。
(78)参见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Acts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in Communications Supply Chain,July 14,2021,https://www.fcc.gov/document/fcc-acts-protect-national-security-communications-supply-chain-0。
(79)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Statement of Acting Chairman Jessica Rosenworcel,June 17,2021,p.1,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FCC-21-73A2.pdf.
(80)参见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Amendments to General Prohibition Three(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 and the Entity List,Docket No.200514-0100,May 19,2020,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5/19/2020-10856/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s-amendments-to-general-prohibition-three-foreign-produced-direct;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Addition of Huawei Non-U.S.Affiliates to the Entity List,the Removal of 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and Amendments to General Prohibition Three(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Docket No.200813-0225,August 20,2020,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8/20/2020-18213/addition-of-huawei-non-us-affiliates-to-the-entity-list-the-removal-of-temporary-general-license-and。
(81)参见Michael R.Pompeo,Secretary of State,"Secretary Michael R.Pompeo at a Press Availability",May 20,2020,https://2017-2021.state.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at-a-press-availability-6/index.html。
(82)Christopher A.Ford,"U.S.National Security Export Controls and Huawei:The Strategic Context in Three Framings",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pers,Vol.1,No.8,May 22,2020,p.7,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T-Paper-Series-U.S.-National-Security-Export-Controls-and-Huawei.pdf.
(83)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for Fiscal Year 2020,pp.8-9,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pdfs/2711-2020-bis-annual-report-final/file.
(84)Ibid.,p.26.
(85)"US Shifts from 'Decoupling' to 'Small Yard,High Fence' on China",Nikkei Asia,February 16,2021,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US-shifts-from-decoupling-to-small-yard-high-fence-on-China.
(86)参见U.S.Department of Justice,U.S.Attorneys' Manual,Updated December 7,2018,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usam/united-states-attorneys-manual。
(87)参见《热点聚焦：早在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前，华为就已被美国秘密监控》，路透社，2019年3月7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china-huawei-tech-insight-0307-idCNKCS1QO0F9。
(88)参见U.S.v.Huawei Technologies Co.Ltd.et al.,E.D.N.Y.Cr.No.18-457(S-2)(AMD)(01/24/2019)。
(89)Office of Public Affairs,Department of Justice,"Acting Attorney General Matthew Whitaker Announces National Security Related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nglomerate Huawei",January 28,2019,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cting-attorney-general-matthew-whitaker-announces-national-security-related-criminal;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Department of Justice,"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nglomerate Huawei and Huawei CFO Wanzhou Meng Charged With Financial Fraud",January 28,2019,https://www.justice.gov/opa/pr/chinese-telecommunications-conglomerate-huawei-and-huawei-cfo-wanzhou-meng-charged-financial.
(90)参见U.S.v.Huawei Technologies Co.Ltd.et al.,E.D.N.Y.Cr.No.18-457(S-3)(AMD)(02/13/2020)。
(91)参见U.S.v.Wanzhou Meng,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E.D.N.Y.Cr.No.18-457(S-3)(AMD)(09/22/2021)。
(92)参见US Department of Justice,"Huawei CFO Wanzhou Meng Admits to Misleading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eptember 24,2021,https://www.justice.gov/usao-edny/pr/huawei-cfo-wanzhou-meng-admits-misleading-global-financial-institution。
(93)参见Huawei Technologies USA,Inc.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4:19-cv-00159) District Court,E.D.Texas。
(94)参见Huawei Technologies USA,Inc.v.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o.19-60896(5th Cir.2021)。
(95)Dan Strumpf,"Huawei Files U.S.Lawsuit Disputing That It Is a Security Threat",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10,2021,https://www.wsj.com/articles/huawei-files-u-s-lawsuit-disputing-it-is-a-security-threat-11612880705.
(96)Cameron Tousi,"Why Huawei Is Unlikely to Win Its Cas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IPWatchdog,March 13,2019,https://www.ipwatchdog.com/2019/03/13/huawei-unlikely-win-case-united-states/id=107270/.
(97)参见CSIS Working Group on Trust and Security in 5G Networks,"Criteria for Security and Trust in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May 2020,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0511_Lewis_5G_v3.pdf。
(98)Martijn Rasser and Ainikki Riikonen,"Open Future:The Way Forward on 5G",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uly 28,2020,pp.11-15,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Open-Future-The-Way-Forward-on-5G-final1-min.pdf? mtime=20200811091437&focal=none.
(99)Jonathan E.Hillman and Maesea McCalpin,"Huawei's Global Cloud Strategy",Reconnecting Asia,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y 17,2021,https://reconasia.csis.org/huawei-global-cloud-strategy/.
(100)参见《热点聚焦：美国高校迫于特朗普压力，纷纷弃用华为等中资电信设备》，路透社，2019年1月24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niversities-huawei-insight-0124-thu-idCNKCS1PI0MX。
(101)参见《美国防授权法迫使大学弃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电信设备》，美国之音，2019年1月24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American-Universities-Blacklist-Huawei-And-Other-telecoms-under-Trump-Law-Pressure-20190124/4756770.html。
(102)IEEE的决定遭到学界强烈谴责，很快被迫撤销上述决定，然而，有学者指出，IEEE在纽约市注册，受美国政府法律管辖的威胁始终存在。参见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 Lifts Restrictions on Editorial and Peer Review Activities",June 2,2019,https://www.ieee.org/about/news/2019/statement-update-ieee-lifts-restritions-on-editorial-and-peer-review-activities.html。
(103)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Institutional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117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October 2020,pp.12-13,https://www2.ed.gov/policy/highered/leg/institutional-compliance-section-117.pdf.
(104)参见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Clarification on Prohibition on Expending NIH Grant Funds for Cover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Services",December 11,2020,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tice-files/NOT-OD-21-041.html。
(105)参见Office of U.S.Senator Charles Ellis Schumer,"Press Release on Domestic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U.S.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May 19,2021,https://www.schumer.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schumer-introduces-landmark-legislation-to-invest-53-billion-in-domestic-semiconductor-industry-fuel-american-innovation-and-create-jobs-in-upstate-ny-schumers-bill-is-the-blueprint-to-making-ny-a-global-hub-for-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_other-tech-industries。
(106)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 Applauds Committee Approval of Endless Frontier Act",May 12,2021,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sia-applauds-committee-approval-of-endless-frontier-act/.
(107)参见Semiconductor Research Corporation,"JUMP Mission",https://www.src.org/program/jump/about/mission/。
(108)Siddharth Venkataramakrishnan,"Mastereard,SoftBank and Others Call on G7 to Create Tech Group",Financial Times,March 23,2021,https://www.ft.com/content/28891bgd-a301-40e6-8acc-59728ac8fcd8.
(109)参见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Wassenaar Arrangement",July 14,2020,https://www.nti.org/learn/treaties-and-regimes/wassenaar-arrangement/。
(110)参见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Implementation of Certain New Controls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greed at Wassenaar Arrangement 2019 Plenary,Docket No.200807-0209,May 10,2020,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0/05/2020-18334/implementation-of-certain-new-controls-on-emerging-technologies-agreed-at-wassenaar-arrangement-2019。
(111)杨继威：《日本有意加入“五眼联盟”》，《中国国防报》，2020年8月21日，第4版。
(112)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Clean Network,https://2017-2021.state.gov/the-clean-network/index.html。
(113)参见《拒绝华为，越南的5G在夹缝中发展》，美国之音，2019年8月28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uawei-vietnam-spy-5g-20190828/5059221.html。
(114)有报道称华为和中兴的价格比对手要低30％-50％。参见《独家：美国乡村电讯运营商与诺基亚爱立信洽谈替换华为设备》，路透社，2019年6月26日，https://cn.reuters.com/article/exclusive-us-urban-tele-huawei-nokia-062-idCNKCS1TR06K。
(115)参见U.S.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DFC and Ecuador Sign Framework Agreement to Support Development,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January 14,2021,https://www.dfc.gov/media/press-releases/dfc-and-ecuador-sign-framework-agreement-support-development-private-sector。
(116)参见Office of Congresswoman Marcy Kaptur,Kinzinger Introduce Bipartisan Transatlantic Tele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ct,May 19,2021,https://kaptur.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kaptur-kinzinger-introduce-bipartisan-transatlantic-telecommunications-0。
(117)参见Stu Woo and Drew Hinshaw,"U.S.Fight Against Chinese 5G Efforts Shifts from Threats to Incentiv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4,2021,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ight-against-chinese-5g-efforts-shifts-from-threats-to-incentives-11623663252。
(118)参见彼得·沃克：《大国竞合》，陈春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119)参见Francis Fukuyama,"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Working Paper for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January 27,2011,https://cddrl.fsi.stanford.edu/news/francis_fukuyama_us_democracy_has_little_to_teach_china_20110127。
(120)参见中国外交部：《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2021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ljbzhd/t1895177.shtml; U.S.Department of State,"Briefing with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reviewing Deputy Secretary Sherman's Upcoming Travel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uly 24,2021,https://www.state.gov/briefing-with-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viewing-deputy-secretary-shermans-upcoming-travel-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121)参见Paul Samuelson,"Where Rich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 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8,No.3,2004,pp.135-146；高柏：《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第50-51页。
(122)参见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2018,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Terry Branstad,U.S.Ambassador to China,Resetting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Reciprocity,September 2020,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Ambassador-Branstad-Op-Ed_Resetting-the-Relationship-Based-on Reciprocity.pdf。
(123)参见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出版社，2021年；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2021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895178.shtml。
(124)章永乐：《“亚健康”的帝国与负重的“本部”》，《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第78页。
(125)参见ASML,"ASML at a Glance",https://www.asml.com/en/company/about-asml/asml-at-a-glance。
(126)新华社：《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12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30/c_1126929012.htm。
(127)参见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2版。
(128)参见高伟：《美国“长臂管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第73-83页；戚凯：《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第30-32页；戚凯：《霸权羁缚：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长臂管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0-34页；霍政欣：《国内法的域外效力：美国机制、学理解构与中国路径》，《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173-191页。
(129)参见周辉：《技术、平台与信息：网络空间中私权力的崛起》，《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68-99页。
(130)Subcommittee on Antitrus,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October 4,2020,pp.6-9,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utm_campaign=4493-519.
(131)"Elon Musk Denies Tesla Cars Are Used for Spying in China",BBC,March 20,2021,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6471681.
(132)《华为意大利分公司总裁：华为准备接受彻底审查，证明不会构成安全威胁》，路透社，2020年10月1日，https://cn.reuters.com/article/huawei-italy-security-5g-1001-idCNKBS26M40E。
(133)《马斯克：特斯拉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信息不会转移到海外》，中国新闻网，2021年9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shipin/cns-d/2021/09-26/news902382.shtml。
(134)数据来自2020年全年统计结果，美国以2.40755万亿美元进口额位居年度全球最大进口国，中国以2.59112万亿美元出口额位居年度全球最大出口国。参见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4623/leading-export-countries-worldwide/;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8184/leading-import-countries-worldwide/。
(135)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第6版。
(136)《任正非最新讲话：做大生产自救类产品，华为有决心活下来》，第一财经，2021年1月22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924820.html。
(137)2020年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濒危的亚洲世纪：美中对抗的危害》，其观点代表了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对于中美恶性对抗的高度担忧。参见Lee Hsien Loong,"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America,China,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20,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0-06-04/lee-hsien-loong-endangered-asian-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