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永:师者 道也——孟子师道论之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20: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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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永  

  

   摘要:孟子直接论述教师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师道”的概念,但其言语及行为中实含着师道的精神。面对纷乱的天下,他欲以大道来相救,并自视为道之化身,故而与诸侯相处,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师的身份教导他们。对于求学的弟子,他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师职具有正当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概言之,师道既是他的教育哲学,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更是其生存哲学,且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实为教育文化之关键枢纽。

   关键词:孟子;师道;教育哲学;政治哲学; 生存哲学

  

   或许有疑,孟子曾明确提出“君道”与“臣道”【1】的命题,并对两者的内涵有所阐述,至于“师道”,似乎要另当别论。因为尽管他有一些讨论师者的文字,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之类,但这离“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的“道”,抑或“万物之始,是非之纪”(《韩非子·主道》)的“道”,似乎都还有比较远的距离,故而文题有拔高的嫌疑。然而,孟子虽未明确提出“师道”的命题,但其言语及行为却时常体现出“师道”的精神,不仅是对弟子如此,对重臣也是如此,甚至对国君亦然,是故虽未言道,却处处有道。只是此观念从何而来,又有怎样的表现,现今的研究不甚了了。一般的教育史著作或教材中,往往都辟有孟子教育思想的专章,但甚少谈孟子的教师观,抑或本着“古为今用”的思路漫谈几句,如“想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首先明白,然后才去教别人明白”【2】就算交代了,并不知晓孟子所言的“师”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教师,自然也就不能认识到孟子师道论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难题在于,究竟该怎样来阐述呢?最古老的做法是先举《孟子》的原文,后以笺注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宋儒司马光就是这样做的,他阐发得较为深刻【3】。近人康有为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阐发得要简单一些【4】,此可谓“历史的作法”。相对的是一种“逻辑的作法”,将孟子师道论分为若干个方面,如孟子论尊师、孟子论为师、孟子论求师之类。两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第一种立论较有根据,但在《孟子》书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分就难以阐述;第二种虽有问题意识,但难以看出时间性的要素,是以成熟期或晚年孟子为分析对象,忘却了孟子这些观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成长的结果。因此之故,本文拟结合两法的长处,按照孟子的生命进程,以其与道的关系之转变为分期标准,分为学道时期、通道时期、卫道时期和传道时期,来考察孟子对师道的体认与建构。

   一、学道者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名轲,字子舆,被统治者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圣人孔丘。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远,所以孟轲自称“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孔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曾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遗憾的是,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近一百年,其嫡传弟子也都已魂归道山。汉儒曾言孔子的孙子子思是孟子的老师,但是从时间上推断,两人没有什么交集,所以还是司马迁的判断“受业子思之门人”【5】更可靠一些。

   尽管无法得到孔子的亲炙,但孟子还是愿以孔子为老师,《孟子》书中提到孔子者81次,另外还有6次提到孔子的字,即仲尼是也,而尧只有58次;他对孔子的评价也很高,说什么“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故而孔子的言语及行为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孔子的部分言论也成为他的证据,如论及“君道”时,直引孔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言,后述“不仁”之后果,“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对于孔子的“极端”行为,尤其是世俗所不可认可者,也特别能够理解。如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得不到国君的信任,不被重用,不甚得志。当年度大戏祭祀大典开始时,孔子还是跟在国君后面出席了,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嘛。然而令孔子感到诧异的是,“燔肉不至”,这未免太过失礼,于是匆忙退出了。不懂得实情的人,还以为孔子是为了一块祭肉而赌气,事实上是因为国君不重视礼,孔子才中途离开的。所以说是“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另外,孔子弟子,即“仲尼之徒”亦是他取法的对象,书中曾子出现了22次、子贡出现了7次、子路有6次、子夏3次、宰我3次、有若3次、子张2次、子游2次,更晚一辈的子思则出现过17次。由此可见,曾子及子思是孟子心目中的主要取法对象【6】。从他向弟子们解释曾子与子思都遇见了寇,而应对不同、却又是殊途同归一事中亦可窥见: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康有为认为此章意在阐明:“师道之尊在教诲,而不在守御;臣道在守御,各有责任。”【7】概括得比较到位,只是说法较为凝练,今人不易明白,故而不得不予以赘述。据章中的意思,曾子是“师”,地位与“父兄”等同,越人来攻,若留在城内,武城大夫自然要重点照顾,既要分心,又要分兵,万一城破,出现差池,那罪名可就大了,所以曾子远避,不与其共赴难;子思就不同了,他是卫国之臣,国有难时,他必须共赴难。孟子以为若将曾子与子思对调一下,子思在武城遇见越兵,他也会选择远避;曾子居卫遇见齐兵,他也会选择守城。孟子还以曾子不肯侍奉有若一事来做比较,批评劝他改弦易辙的陈相。可见,他对孔门掌故的熟悉。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师”的看法及做法,自然也会影响到孟子。

   孟子将上述这些经历总结为:“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由此,他在教育史上也创造出“私淑弟子”的美名,对后世不少学者都有影响,如明代的罗洪先,自少年时代便崇拜王守仁,思想上也有所继承,却没有机会成为入室弟子。王守仁去世以后,弟子钱德洪等为其修撰年谱,想将罗洪先列为门人,以了其心愿,不料罗却拒绝了,他更希望尊重事实,“使仆有不得及门之叹,将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为私淑之助”【8】。足见孟子思想之穿透力。

   二、通道者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各代学者们各有推测,各有说法,久而未决,已成历史之悬案,如此只好采用钱穆的态度,“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9】。

   孟子在邹地出生及成长,发蒙识字,出就外傅,私淑孔子及其名弟子,终于贯通儒家的精义——《孟子》一书中引《诗》有26处、论《诗》有4处、引《尚书》1处,引《礼》亦有数次,还两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因是书中未直接言《易》,故而有后儒认为“孟子不言《易》”【10】。对此明人温璜认为“当时杨、墨、庄、列之徒,已浸浸谈玄说妙”,若孟子也说《易》,是“以空灭空也”【11】。清人李光地则认为“孟子竟是不曾见《易》,平生深于《诗》《书》《春秋》,《礼经》便不熟。”【12】但是也有人觉得“孟子真深于《易》者”,从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言《易》,然“孟子之言,无非《易》也”【13】。近人唐文治亦持是说:“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14】李光地虽有误会,但他也认可孟子的学问:“直溯源头,掘井见泉,横说竖说,头头是道。”【15】

   当然所举这些是就孟子一生而言的,不能认为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学识就已经如此淹贯精微了。学者的成长,肯定是在与对手的辩论之中,在与弟子的讨论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但无法否认孟子在开门授徒及周游列国之前,对儒家基本的学术概念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司马迁说他“道既通,游事齐宣王”【16】,后人考证出他首次到齐是在齐威王当政之时,两说虽有几十年的误差,但可以相信的是孟子在道通之后,方才出游各国。

   孟轲一生的轨迹与孔子的轨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开门受徒、周游列国、宣传思想、闭门著书等。不过,正如孔子所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而且处处受到礼遇,比孔子当年的境况要好得多。然其时也,“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16】孟子对此非常担忧,“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这真是一个大变革、大混乱的时代,上一次的天下大乱,即夏商鼎革之时,伊尹本“耕于有莘之野”,以尧舜之道为个人的快乐,后觉此举不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伊尹自认乃是“天民之先觉者也”,得用尧舜之道使人民也能够有所觉悟,并且这件事情他若不去做,又有谁去做呢?(《孟子·万章下》)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给了孟子以莫大的鼓舞,他自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他也曾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对如何为政确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如子产主持郑国时,用自己的专车帮助别人渡河。孟子认为这种小恩小惠偶尔行之还行,若一直依靠的话,显然没有掌握行政的精髓,因为能帮的人终归有限,最好的办法是修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而发愁了。行政者只要能真正解决民众生活上的难题,出行之时哪怕鸣锣开道,大家也不会有意见(《孟子·离娄下》)。孟子言土地、人民、政事才是宝贝,如只认珍珠美玉为宝,那么灾祸一定会到来(《孟子·尽心下》)。从这几个例中可见孟子对于为政的理解,非泛泛而谈,而是能够抓住背后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三、卫道者

   经过百年新学的激荡,“卫道”及“卫道者”已成贬义词。然在古人观念里,卫护儒家道统乃是正义之举,其人亦是有功之人,实为一褒义词,如宋人刘爚就认为朱熹“卫道之功莫大焉”【17】。众所周知,道统的论证是由韩愈完成的【18】,但实滥觞于孟子,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隐然以继承者自任。在与诸侯的交往中,更是渗透着这一理念。

   (一)以师教君

   孟子处在纷乱的岁月里,欲以大道来挽救天下,但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身边也只有一些慕名而来求学问道的青年学生,若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必然要借助于各国的诸侯。然他对诸侯的态度颇暧昧——欲迎还拒。所拒者,有二:

一是不主动兜售于诸侯。万章曾拿民间盛传的百里奚自鬻于秦国牧人,后被秦穆公以五张黑公羊皮换回一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在晋人兜出借道伐虢的计划后,百里奚已经察觉到了其中的阴谋,但他没有像宫之奇那样去劝阻虞公不要接受,并不是他不愿尽臣子的本分,而是虞公眼界太低,嗜财如命,肯定会全盘接受晋国的主张,虞国注定是要亡了的,于是早早地抽身离去;在秦国得到重用时,也已经是一把年纪了,但他知道秦穆公是能够有一番作为的,于是不顾年老体衰而前来相助,建立了功勋;他的所行所为,无不渗透着智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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