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浅论中华历史周期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6 次 更新时间:2022-09-15 16: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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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进入专栏)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在人类文明史上蔚为奇观,然而,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分合聚散,则又构成诡异奇伟的历史画卷,也是世界史中仅见的。如果说中国的悠久历史让人神往,那么中国的沧桑巨变却更令人痴迷,尤其身为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沉浮兴衰、大开大阖,更要有深刻的检讨。

  

一 历史周期率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有一场著名的谈话,其中有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所提到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兴衰更替的周期率,成为中国最醒目的历史表征,值得中国人去体认。

   翻开中国浩瀚的历史典籍,历朝历代的递延嬗变、风云际会、盛衰兴替,尽皆跃然纸上,这些朝代,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数百年,纷纷扰扰,难以定论。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信史阙如,只是借助现代的考古成就,屡有修正;但要从中清楚地辟理出朝代更迭的因由,尚不可能。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代以还,历代修史不断,除了官方的政府工程, 且有学者自己的撰述,使中国的历史成了世界上最有史可征的国度。尽管如此,我们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探寻历朝历代演变的规律性,仍有难度,一则史者多为以实记史,而每一朝代的史实又都是特殊的,未能显示其一般性;二则史者纵有议论,也是就事论事,鲜见就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概括。因此,我们要探寻朝代更迭的规律,就必须作高度的抽象,从纷杂的史实中扬弃其特殊性,寻找其同一性。

   于是,为了使我们的抽象相对容易一些,为了使我们对周期率的探寻更具有一般性、代表性,我们预先设定几个原则:一、由于秦汉以前缺乏信史,我们选择的朝代均在秦汉以后;二、我们探讨的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所选择的朝代应该具有明显的周期现象;三、秦以后的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分裂是变态[1],因此我们选择的朝代是统一的朝代;四、我们选择中国的传统政治精华居于主流的那些朝代,鉴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传统政治精华主要是以儒家学说来体现的,所以我们选择的朝代以儒家学说为主导。

   有了这几个原则,我们选择的朝代即可确定,就是秦以后的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清。我们这里把秦、隋、元剔除于外,原因如次:这三朝虽然都是统一的朝代,但存活的时间都太短,秦15年,隋37年,元89年(从灭南宋以后起算),其周期现象不明显。更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大一统,不只是领土和管理的统一,而着重于传统政治精华的大一统,这是三个朝代都缺乏的,秦不用说,它以吏为师,崇尚法家,殄灭儒家;隋文帝只知有吏治,不能文之儒术,隋炀帝则是自大狂,离儒学远甚;元帝国以骑射起家,唯扬武力,罕言文治。

   选择汉、唐、宋、明、清五代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周期率,颇有代表性:这五个朝代的加总长度为1577年,占秦以后至清末中国历史段的74%;这五个朝代都经历了从极盛到极衰的过程,有明显的周期表现;这五个朝代都奉儒学为正宗,尽管明、清二代有较多的专制倾向。但是,即使我们把中国历史的兴衰集中于这五个朝代,还是不能在几千字的篇幅中来描模这五个朝代兴替的明晰轮廓,而只能以高度的抽象凝练的笔触,择取其最主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作一个总体的勾勒。

   先看汉朝,它继秦为统一的大帝国,不仅在领土和政治上实现了一统,而且在思想上将儒学定于一尊,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汉初,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知人善任,政治尚属清明。汉武帝即位时,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汉武帝挟其富厚,雄心勃发,开疆拓土,对外兴兵,对内亦多所创建,穷竭民力,以至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然而能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加之晚年深有所悔,重行与民休息的国策,不失为雄略之主、有为之世。以后的昭、宣二帝,尚能依循旧制,奖励农事,信赏必罚,选贤任能,可谓守成。自此以下,西汉便没有什么新气象,吏治愈显腐败,民生转趋艰难,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书,其中说到:“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2]我们尽可能引用当时人的描述,以证其真,这里已经谈到吏治的腐败、民生的艰难,兼并的普遍。此时的农民起义已屡现烽烟,及至王莽时期,更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大起义,撼动了汉帝国的根基。刘秀以汉室宗亲的身份重新稳定了政权,再次启用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垦荒地,减轻赋税,解放奴婢,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豪强大姓的力量并未摧毁,土地兼并稍抑更烈,外戚的干政,宦官的弄权,党争的加剧,直至公开地买卖官位……最终在黄巾军的农民起义中结束了汉朝的统治。

   唐朝的开国皇帝名义上是李渊,而真正的名至实归者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代雄杰,不仅纵横驰骋、荡平群雄,而且深谙文治之术,他推崇儒学,重视民本,纳谏用贤,戒盈崇俭,赏罚分明,注重民族融合。唐初,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其田,采用较为合理的赋税,减轻了人民负担,重农而不贱商,使海内外贸易达到历史上未有的高度。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经由唐高宗李治及其诸子而实为武则天的统治,唐初的盛世景象得以延续,到了唐玄宗时期,国家殷富,物价低廉,经济繁荣,治安良好。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对唐玄宗而言可谓立竿见影,唐玄宗承平即久,渐生骄侈,由初起时的纳谏到尔后的拒谏,从励精求治到纵情声色,从任用贤能到听信奸佞,穷奢极侈,滥行封赏,兼之好大喜功,屡兴边事,结果不仅糜费无穷、海内疲惫,为安史之乱留下了祸根,更严重的是使藩镇坐大,地方势力膨胀,成为唐中后期衰败的重要因素。在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自唐中期以后加剧,土地租佃剥削关系更为普遍,唐德宗时陆贽有文专论兼并:“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地兼数万亩,贫若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身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有,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3]土地兼并仅是一端,现实政治亦日趋腐朽,除了中央和地方的争斗之外,朝内的朋党之争,朝官与宦官之争,也在消耗这个帝国的力量,至于官员的贪腐、皇帝的昏庸、赋税的加重……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有个翰林学士刘允章如此纪实:“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得活,父子不得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4]正当其时,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大军已成燎原之势,横扫十余省,持续十来年,藩镇之兵亦乘机而起,唐王朝还能再生存下去吗?

   赵匡胤在军士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获取了政权,是为宋朝。虽然以后的统一也费了一些周折,但总体而言,宋朝的建立比起其它四个大一统的帝国来说,没有那么多的血雨腥风。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宋朝的武力一直疲弱。相反,宋初偃武修文,崇信儒宗,大兴教育,鼓励农桑,招徕流民,施行仁政,轻刑慎狱,以致海内清晏,经济繁盛,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过往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国家。然而遗憾的是,宋朝的积弱不只表现在军事上,在国家的管理上也较早地出现了衰颓的景象,历来的史家在探讨宋朝的问题时,一般都会谈及宋朝的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苏辙在北宋中后期有一篇著名的《上皇帝书》,专论三冗,其中写到:“事之害财者有三:冗吏、冗兵、冗费。”并分析了三冗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治的方法,而且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5]这里我们要特别谈到冗吏,冗吏不只吏多吏滥,而且贪赃枉法,腐坏吏治,起初,官吏“素无长禄,唯以求赇为生,往往致富者”。宋神宗熙宁三年,制定吏禄,嗣后常有增加,“吏禄即厚,则人知自重,……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6]王安石也写到:“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7]既有三冗耗费于上,更有贪官盘剥于下,政治的腐败、人民的苦难便可以想见了。在另一方面,土地兼并这个老问题又再次浮现:“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地。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8]于是,在内政日愈颓坏的过程中,政府收支日见其蹙,势必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加剧,更使人民困苦、流离失所、税源枯竭,此时加之金人的入侵,宋朝只能在南宋的偏安朝廷中,等待下一次外族入侵的更大打击了。

朱元璋是第一个以农民出身而跻身于皇位之人,他“乘时应运,豪杰景从, 戡乱摧强,奄奠海宇”,建立了明朝。他知民生之艰难,迅速恢复生产,计丁授田,兴修水利,抚恤孤老,推行节俭;他亦重视文教,信奉儒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通言路;在政治施为上,厉行察举、选贤任能,治腐惩贪、澄清吏治,置卫屯田、改革兵制,正后宫名义、解决了历代外戚干政的难题。到了明宣宗时,“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一片升平气象。但是,明太祖乃雄猜之主,诛戮功臣,刑法酷烈,开廷杖先例,视朝臣为贱役;废除宰相制,乾纲独断;成立锦衣卫,以特务组织驾越司法之上……这些都给后代带来严重的遗患。以废除宰相制乾纲独断而言,如果皇帝勤勉能干,尚或差强人意,如若皇帝惰怠荒淫(这在明中后期经常发生),则为宦官奸臣弄权开了方便之门。而锦衣卫的开设,为以后的东厂、西厂作了榜样,加剧了专制的恶政。其对朝臣的恶惩羞辱,不仅使为官者噤若寒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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