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4 次 更新时间:2022-08-28 23: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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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如果深刻命运多舛,浅薄必定大行其道。

  

   ——题记

  

   1

  

   前不久我听到一个不知道跟司马昭是不是沾亲的人,在自媒体上说了好几次莫言,口吐莲花,谴责莫言“文学从来不是用来歌颂的”之类的言论,并且指证莫言并不是完全不歌颂,他歌颂日本北海道人,却绝不歌颂中国人,中国人在他笔下都是愚昧的猥琐的落后的……云云。此事甚至还在网络间引起了一些争论。我觉得无论司马昭那位亲戚的话还是莫言的话,都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氛围、出于某种与文学无关的目的说出来的,我无意将他们的这些话评价为浅薄,但是我能够确认它们与正常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也就听听而已,并没把它当回事。

  

   大概因为耳朵里听了几句歌颂还是不歌颂的话,读史读到曾经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出现一个叫“台阁派”的文学流派,便有些在意了起来,我甚至还查阅了一些相关书籍,对专门从事“颂圣”也就是歌颂皇帝、歌颂皇权、反映上层官僚生活,其他什么也不干的“台阁派”,算是有了一个大略的了解。这种了解并没有导致我在观念上赞同我上面说到的那两个人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说:“你丫说得太对了!”我没有。

  

   我想得更多的是,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包括出现什么样的文学思潮,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作品,都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某种形式的历史运动的结果,这就是说,它们必定严格受到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有独属于它自己的逻辑成因或动因。具体地说,无论批判的文学还是歌颂的文学,必定受到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定时期的政治氛围的限制或引领,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催生出某种文学,这与某位作家提出了什么主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文学绝不可能由于某位作家说了什么而有任何形态上的改变,真正能够改变文学形态的是历史,是社会,是在社会人群中氤氲的某种政治氛围。我认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氛围入手考察文学的质地和形态,要比纠缠于其表面的歌颂还是批判有意义得多。

  

   于是我就想了:“台阁派”究竟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在明朝永乐-成化(约1403—1464)年间会出现一个专门从事歌颂勾当的“台阁派”?为什么被永乐皇帝和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加持的“台阁派”最终仍旧还是走向了没落?尽管作为国家文学正统的“台阁派”曾经绝对性地统治文坛,在六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是永乐朝,当时正可谓“盛世”)蔚为大观,为什么作为正统官家文学的“台阁派”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称之为深刻?为什么很少有“台阁派”作品流传下来,像同样产生于明代的民间创作《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西游记》(成书于嘉靖年间)、《菜根谭》(成书于万历年间)那样鲜活,那样脍炙人口,在人民中间口口相传,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如本文标题所示,现在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还有人记得独领风骚、红极一时的什么“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吗?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本文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我打算稍微改变一下写法。我相信读者都是一些有阅历并且有故事的人,对于“台阁派”之类的问题一定有很深的了解,因此不打算过多引述历史资料,而是尽可能以我的视角直接描述和论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短篇幅,为读者节省时间,也更通俗易懂一些,读起来不至于显得过于隔膜。如果我的描述和论说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某些读者的意愿,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众所周知,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只能请这部分读者原谅了。

  

   2

  

   “台阁派”中的“台阁”二字指的是内阁和翰林院,用现在的话说,是类似于国务院和文化部、宣传部之类的国家权力部门;所谓“派”,则是指由内阁官员和翰林院大学士——简单说是由国家统治集团(也可以说是“特殊国家利益集团”)的重要高层人物——集合而成的一股戴着文学假面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就像水中的旋流一样,始终都围绕着当朝皇帝明成祖旋转,它激起的每一朵浪花,发出的每一声喧嚣和鼓噪,都烘托和折射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恩德与威严。

  

   也许有读者会问:“文学流派就是文学流派,到你这里怎么还成‘政治力量’了呢?”

  

   这是因为,在封建专制主义尤其是极度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下,不可能有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文学,或者换一句话说,文学永远找不到独立存在的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说,“台阁派”绝不单纯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那样简单,严格说,它是被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一种文学幻象,一种伪文学;它坐胎在皇权母体之中,它的全部生命力都来源于从与母体连接的脐带所得到的血液输送;这个生命体最重要的特征,并非某种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它与文学的本体意义(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人民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感活动)风马牛不相及,它唯一的功能就是为皇权政治服务(不仅仅是歌颂),这个功能要远远大于或者说干脆替代了全部的文学功能;它几乎是在用行政或者暴力政治的方式完成了对文学的僭越——如果我不那么文雅,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的“强奸”——寄生出了如此这般的虽然有文学的外表、却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没有丝毫联系的怪胎;它血液里渗透着独裁者意志以及独裁政治的因子,承载着充旺皇权血脉、颂扬和光大皇帝英明神圣的重任……因此,我觉得将其称之为“政治力量”更准确一些,尽管它没有国家编制,也没有办公机构,可是它确确实实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明朝的国家政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认为“派”这个字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派”是复数,有这个“派”就应当有那个“派”,而在所谓的“台阁派”盛行的年代里,“台阁派”就像《水浒传》中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酒家一样,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即使有,也会被东厂、锦衣卫之类的特务机构所非难,参与其中的人会不会因此丢掉小命也未可知。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生态中,我特别强调此“派”非彼“派”,强调它作为“政治力量”的角色定义,或许更有利于方便我们看到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所以人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不管有意无意,有时会非常聪明地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将“台阁派”称为“台阁体”,即在文本的意义中稍微削弱或者掩盖一下其“政治大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假装这不是政治文学,不是政治势力,而仅只是文学表达的一种形式。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我觉得这样不好,甚至可以说很不好。直至今日,人们对“台阁派”的本质认识仍旧是不全面、不深刻的。

  

   那么,“台阁派”的来源是什么呢?它究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里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原因,具体说,我认为有一个显性的原因和两个隐性的原因。为了先给读者一个印象,或者说,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线索,我希望读者记住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成就;政治与生存恐惧;物质与精神利益。这三个关键词既是本文的阅读线索,亦是“台阁派”产生和存在的逻辑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到达我们所求索的问题的命门,有可能找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的。

  

   3

  

   先说第一个原因,即它的显性原因,社会发展成就。

  

   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不会是突然发生的,一定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台阁派”虽然出现在永乐朝,然而它的起根发苗,却可以追溯到洪武朝朱元璋的开国功业上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军发动反抗元朝统治阶级的战争,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长期战乱所导致的生产凋敝和生灵涂炭的局面;更加之他本人就出身贫寒,比较关切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例如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减轻赋税、鼓励工商业发展等措施,使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喘息,经济得到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较以前有了普遍提高。表现在人口数字上:洪武十四年统计,较之元朝鼎盛时期的元世祖时代10633781户、53654337人,洪武朝共拥有10654362户、59873350人,全国增加了340万户、700万人口。说洪武朝洋溢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乐喜庆气氛都不为过。

  

   我们尤其要说到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成祖朱棣。这种状况到了永乐朝,尽管有“靖难之役”对社会造成破坏和纷扰,但总体上来说,时间并不是很长,朱棣迅速而稳定地控制住了局势,这就使得他有条件继续延续朱元璋所开创的事业,做更多的事情。可幸运的是,朱棣不是一个凡夫俗子,即北京俗话所说的“囊膪(发音:踹)”,他是一个不输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他当朝的二十二年时间里,这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太宗实录》)的皇帝在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就是说,朱棣在他爹创业的基础上,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明成祖朱棣曾经将“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的理想,具体化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虞继登:《典故纪闻》,转引自晁中辰《明成祖传》),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他的“斯民小康”的愿望是基本实现了的:当时全国人口五千多万,而每年征收上来的税粮就达到三千多万石,“《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的社会景况时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积蓄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引文同上)看来这日子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

  

   而在外交方面,朱棣“德威远被”,与世界通好,悉心经营边疆(设立哈密卫;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把黑龙江中下游大片疆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修筑道路,加强西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经营南海诸岛,对那里的岛屿进行勘察与命名);八十万大军下安南(对越南进行征讨和占领);五征漠北(远征蒙古和鞑靼);放松海禁(郑成功下西洋;改善对日关系);建立并巩固日本、朝鲜、尼泊尔、孟加拉国、菲律宾、加里曼丹(印尼)等国与中央政权的朝贡关系;更加之郑和率领庞大的中国船队六次下西洋,穿越印度洋到达非洲,极大地促进了中外交流,一时间形成了四方宾服、各国使节来往不断的大好局面。这种局面,即使是在洪武朝,由于朱元璋推行严厉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总之,明成祖朱棣文治有成,孜孜不怠,把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严密而有效的权力控制)、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文化(以编纂《永乐大典》为标志)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我们说历经洪武、永乐两朝,朱元璋和明成祖一道创建了引人瞩目的盛世,并非过誉。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事务,每取得一次胜利,朝廷以及民间都洋溢着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官员人等免不了弹冠相庆赋诗作画,就连明成祖也怡然自得陶醉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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