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8 次 更新时间:2022-08-28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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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如果深刻命运多舛,浅薄必定大行其道。


——题记


1


前不久我听到一个不知道跟司马昭是不是沾亲的人,在自媒体上说了好几次莫言,口吐莲花,谴责莫言“文学从来不是用来歌颂的”之类的言论,并且指证莫言并不是完全不歌颂,他歌颂日本北海道人,却绝不歌颂中国人,中国人在他笔下都是愚昧的猥琐的落后的……云云。此事甚至还在网络间引起了一些争论。我觉得无论司马昭那位亲戚的话还是莫言的话,都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氛围、出于某种与文学无关的目的说出来的,我无意将他们的这些话评价为浅薄,但是我能够确认它们与正常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也就听听而已,并没把它当回事。


大概因为耳朵里听了几句歌颂还是不歌颂的话,读史读到曾经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出现一个叫“台阁派”的文学流派,便有些在意了起来,我甚至还查阅了一些相关书籍,对专门从事“颂圣”也就是歌颂皇帝、歌颂皇权、反映上层官僚生活,其他什么也不干的“台阁派”,算是有了一个大略的了解。这种了解并没有导致我在观念上赞同我上面说到的那两个人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说:“你丫说得太对了!”我没有。


我想得更多的是,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包括出现什么样的文学思潮,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作品,都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某种形式的历史运动的结果,这就是说,它们必定严格受到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有独属于它自己的逻辑成因或动因。具体地说,无论批判的文学还是歌颂的文学,必定受到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定时期的政治氛围的限制或引领,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催生出某种文学,这与某位作家提出了什么主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文学绝不可能由于某位作家说了什么而有任何形态上的改变,真正能够改变文学形态的是历史,是社会,是在社会人群中氤氲的某种政治氛围。我认为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氛围入手考察文学的质地和形态,要比纠缠于其表面的歌颂还是批判有意义得多。


于是我就想了:“台阁派”究竟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在明朝永乐-成化(约1403—1464)年间会出现一个专门从事歌颂勾当的“台阁派”?为什么被永乐皇帝和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加持的“台阁派”最终仍旧还是走向了没落?尽管作为国家文学正统的“台阁派”曾经绝对性地统治文坛,在六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是永乐朝,当时正可谓“盛世”)蔚为大观,为什么作为正统官家文学的“台阁派”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称之为深刻?为什么很少有“台阁派”作品流传下来,像同样产生于明代的民间创作《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西游记》(成书于嘉靖年间)、《菜根谭》(成书于万历年间)那样鲜活,那样脍炙人口,在人民中间口口相传,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如本文标题所示,现在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还有人记得独领风骚、红极一时的什么“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吗?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本文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我打算稍微改变一下写法。我相信读者都是一些有阅历并且有故事的人,对于“台阁派”之类的问题一定有很深的了解,因此不打算过多引述历史资料,而是尽可能以我的视角直接描述和论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短篇幅,为读者节省时间,也更通俗易懂一些,读起来不至于显得过于隔膜。如果我的描述和论说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某些读者的意愿,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众所周知,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只能请这部分读者原谅了。


2


“台阁派”中的“台阁”二字指的是内阁和翰林院,用现在的话说,是类似于国务院和文化部、宣传部之类的国家权力部门;所谓“派”,则是指由内阁官员和翰林院大学士——简单说是由国家统治集团(也可以说是“特殊国家利益集团”)的重要高层人物——集合而成的一股戴着文学假面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就像水中的旋流一样,始终都围绕着当朝皇帝明成祖旋转,它激起的每一朵浪花,发出的每一声喧嚣和鼓噪,都烘托和折射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恩德与威严。


也许有读者会问:“文学流派就是文学流派,到你这里怎么还成‘政治力量’了呢?”


这是因为,在封建专制主义尤其是极度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下,不可能有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文学,或者换一句话说,文学永远找不到独立存在的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说,“台阁派”绝不单纯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那样简单,严格说,它是被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一种文学幻象,一种伪文学;它坐胎在皇权母体之中,它的全部生命力都来源于从与母体连接的脐带所得到的血液输送;这个生命体最重要的特征,并非某种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它与文学的本体意义(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人民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感活动)风马牛不相及,它唯一的功能就是为皇权政治服务(不仅仅是歌颂),这个功能要远远大于或者说干脆替代了全部的文学功能;它几乎是在用行政或者暴力政治的方式完成了对文学的僭越——如果我不那么文雅,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的“强奸”——寄生出了如此这般的虽然有文学的外表、却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没有丝毫联系的怪胎;它血液里渗透着独裁者意志以及独裁政治的因子,承载着充旺皇权血脉、颂扬和光大皇帝英明神圣的重任……因此,我觉得将其称之为“政治力量”更准确一些,尽管它没有国家编制,也没有办公机构,可是它确确实实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明朝的国家政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的。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认为“派”这个字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派”是复数,有这个“派”就应当有那个“派”,而在所谓的“台阁派”盛行的年代里,“台阁派”就像《水浒传》中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酒家一样,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即使有,也会被东厂、锦衣卫之类的特务机构所非难,参与其中的人会不会因此丢掉小命也未可知。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生态中,我特别强调此“派”非彼“派”,强调它作为“政治力量”的角色定义,或许更有利于方便我们看到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所以人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不管有意无意,有时会非常聪明地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将“台阁派”称为“台阁体”,即在文本的意义中稍微削弱或者掩盖一下其“政治大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假装这不是政治文学,不是政治势力,而仅只是文学表达的一种形式。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我觉得这样不好,甚至可以说很不好。直至今日,人们对“台阁派”的本质认识仍旧是不全面、不深刻的。


那么,“台阁派”的来源是什么呢?它究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里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原因,具体说,我认为有一个显性的原因和两个隐性的原因。为了先给读者一个印象,或者说,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线索,我希望读者记住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成就;政治与生存恐惧;物质与精神利益。这三个关键词既是本文的阅读线索,亦是“台阁派”产生和存在的逻辑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到达我们所求索的问题的命门,有可能找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的。


3


先说第一个原因,即它的显性原因,社会发展成就。


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不会是突然发生的,一定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台阁派”虽然出现在永乐朝,然而它的起根发苗,却可以追溯到洪武朝朱元璋的开国功业上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军发动反抗元朝统治阶级的战争,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长期战乱所导致的生产凋敝和生灵涂炭的局面;更加之他本人就出身贫寒,比较关切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例如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减轻赋税、鼓励工商业发展等措施,使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喘息,经济得到大幅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较以前有了普遍提高。表现在人口数字上:洪武十四年统计,较之元朝鼎盛时期的元世祖时代10633781户、53654337人,洪武朝共拥有10654362户、59873350人,全国增加了340万户、700万人口。说洪武朝洋溢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乐喜庆气氛都不为过。


我们尤其要说到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成祖朱棣。这种状况到了永乐朝,尽管有“靖难之役”对社会造成破坏和纷扰,但总体上来说,时间并不是很长,朱棣迅速而稳定地控制住了局势,这就使得他有条件继续延续朱元璋所开创的事业,做更多的事情。可幸运的是,朱棣不是一个凡夫俗子,即北京俗话所说的“囊膪(发音:踹)”,他是一个不输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他当朝的二十二年时间里,这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太宗实录》)的皇帝在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就是说,朱棣在他爹创业的基础上,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明成祖朱棣曾经将“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的理想,具体化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虞继登:《典故纪闻》,转引自晁中辰《明成祖传》),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他的“斯民小康”的愿望是基本实现了的:当时全国人口五千多万,而每年征收上来的税粮就达到三千多万石,“《明史·食货志》描述永乐的社会景况时说:‘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积蓄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引文同上)看来这日子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


而在外交方面,朱棣“德威远被”,与世界通好,悉心经营边疆(设立哈密卫;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把黑龙江中下游大片疆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修筑道路,加强西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经营南海诸岛,对那里的岛屿进行勘察与命名);八十万大军下安南(对越南进行征讨和占领);五征漠北(远征蒙古和鞑靼);放松海禁(郑成功下西洋;改善对日关系);建立并巩固日本、朝鲜、尼泊尔、孟加拉国、菲律宾、加里曼丹(印尼)等国与中央政权的朝贡关系;更加之郑和率领庞大的中国船队六次下西洋,穿越印度洋到达非洲,极大地促进了中外交流,一时间形成了四方宾服、各国使节来往不断的大好局面。这种局面,即使是在洪武朝,由于朱元璋推行严厉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总之,明成祖朱棣文治有成,孜孜不怠,把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严密而有效的权力控制)、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文化(以编纂《永乐大典》为标志)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我们说历经洪武、永乐两朝,朱元璋和明成祖一道创建了引人瞩目的盛世,并非过誉。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事务,每取得一次胜利,朝廷以及民间都洋溢着一派祥和欢乐的气氛,官员人等免不了弹冠相庆赋诗作画,就连明成祖也怡然自得陶醉其中。与此同时,各种显示天下太平的所谓“祥瑞”的事情也开始大量发生,各地纷纷向皇帝和朝廷纳献诸如白鹊、白鸟、白兔、白象、嘉禾之类的所谓“祥物”,一时蔚然成风。这当然是各地官员投其所好,在向皇帝邀好,有时候甚至是在装神弄鬼,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然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明成祖又不是神仙,他在一定程度上陶然于带有“天意”、“天启”意义的奇异事物,歌之蹈之,也不能说是多么大的过错。


这正是“台阁派”产生的最重要基础——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说“台阁派”作家和作品全都是虚情假意胡编乱造的,它必定有或者说它需要有赖以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如果缺失了导致“颂圣”的社会物质条件,譬如一个家伙很不幸生活在同属于明朝的亡国皇帝崇祯的年代,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欺压到绝境的农民呼哨起来:“我草泥马!横竖是个死,老子跟你丫拼了!”于是攻城略地,江山社稷危机四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那些身处风雨飘摇的朝廷上的官僚们还装得出欢颜,写得出什么“台阁派”作品么?我想,一定写不出了。


4


现在的问题是,“颂圣”文学是文学吗?我认为不是。那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政治。


文学的本质毋庸置疑是批判的,这种批判的本质,渊源于人类本性中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明确区分,渊源于人对真、善、美的渴求和对假、恶、丑的拒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的本性是源于人性并以人性为其灵魂支撑的。我们老祖宗写的《诗经》、唐诗宋词、元末明初以后从民间生发出来的现实主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个范畴。就存在样态来说,文学一定是“在野”的,这里所说的“在野”不仅指的是状态,更指的是属性,更指的是灵魂。


政治则不同,政治有自身的品性和自身的诉求,政治一旦侵入了文学,文学必定会丧失掉自己的品格,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政治尤其体现在权力关系中,因此从属于政治的“文学”的首要功能,当然只能被囚禁在权力场中用来“颂圣”。换一句话说,被政治僭越了的文学——也可以表述为“政治高压下的文学”——就将不再是文学,它的本质属性就变成政治的了。所有带有“颂圣”性质的文学都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所有“颂圣”的文学都是短命的,都是转瞬即逝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我还真的找不出一个例外。


让人我说一件就近的、也可以说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联还没有解体,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迫不及待地把焦渴的目光投向了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当时瓦西里耶夫、特里丰诺夫、舒克申、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大热,成为了很多中国作家的写作模本。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很著名的以写苦难著称的中国作家,几乎所有的中篇小说都移植了苏联小说的立意、描写乃至于人物性格塑造方式,只是改换了环境而已——“移植”这个词在这里仅仅是不破坏谈话气氛的说法,按照今天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抄袭——而这样的作品竟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甚至获得了国家奖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这是因为,苏联文学毕竟有为世界贡献了以托尔斯泰为首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的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渊源,即使是在政治高压下写作出来的从本质上说仍属于“颂圣”(歌颂苏联党和领袖,歌颂党的工作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学作品,也还没有完全褪尽人的体温,还可以从中触摸到人的情感,人的心理,人的灵魂,尽管他们都是被“政治”精心包装起来的。正是这些“人”的东西感召着从寒冷世界(文革)走出来的极度缺乏精神营养的饥肠辘辘的中国作家,温暖和抚慰着已经很久没有读到描写“人”的作品的中国读者的心灵。


真是日月如梭,转眼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再来翻阅那些在当时被我们仰慕的苏联小说,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颂圣”气息,感受到政治对文学的强制性侵入。现在还有谁记得我上面说到的那些作家、那些作品吗?我想即便是在俄罗斯,也不会有人记得它们了吧?


“台阁派”文学更是如此。时过境迁,当我们跨越六百多年时空试图给它们一些赞美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即便它们是在所谓的“盛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即便“台阁派”作家未必都源自于虚情假意,也没有逃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与它们同时代的来自民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菜根谭》等,直至今天仍保持着新鲜的色泽,散发着馥郁的芳香,这还不说明问题吗?我再说一遍:被政治僭越的文学一定是短命的,它必将在政治发生变动之时枯萎;而源自于人的心灵的文学,则一定能够历经时间的浇濯而常绿常青。


5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意思是“上”有什么的脾性爱好,“下”就会把这种脾性爱好进一步放大,就会把事情做得比“上”更“甚”,就像一颗石子落进水面,引起一连串的社会涟漪。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充当着“上”与“下”之间的媒介,从而促进和完成两者之间的转换的呢?我认为是“忖度”:“上”之所好,是被“下”“忖度”出来的。


专制独裁政治有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由于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事实上永远都处在被他人“忖度”的位置,他的每一个细小心思,几乎都在朝廷大臣们的“忖度”之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众目睽睽之下被无数臣僚下属“忖度”,从好的方面说,皇帝用不着明示,下面人就能体会到“圣意”,就会按照皇帝的意志乃至于他的志趣爱好去做事,这就叫“投其所好”、“正中下怀”;从坏的方面说,实际上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千万不要小看“忖度”这个东西,它具有无比伦比的动员力与杀伤力,很多皇帝实际上都是因为无力应对这种温情脉脉的“忖度”,被奸人(比如刘瑾、魏忠贤之流)算计和利用,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或者葬身于江山社稷的倾覆之中的。这就是说,皇帝们在享受着无限尊荣的同时,同时还忍受着失去这些尊荣的恐惧,他们其实是非常虚弱的。造成虚弱的原因很多,不断有人试图利用他们心理上、性格上的弱点谋取私利,毫无疑问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谓宫廷斗争,几乎全部带有这种秘密政治的所谓“忖度”的特征,两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消停过。一旦把目光投向历史,我们总是可以历历在目地看到,皇帝身边的人乃至于他的亲兄弟、亲儿子,通常一旦捕捉到皇帝“心旌”的细微摇动,或是心思的蛛丝马迹,必将蜂拥而上,想方设法讨得皇帝的欢心。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政客讨皇帝“欢心”的本意,绝不在皇帝是否真的“欢心”,他们其实是寄寓着自利企图也就是如何最大程度攫取利益的。深受明成祖信赖与重用的著名酷吏纪纲,也许有各种各样的人格特点,然而其“善钩人意向”毫无疑问是最具杀伤力、甚至很让人恐惧的性格特征之一。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说到他。


纵观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历朝历代中,某一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干脆就是由那个朝代的皇帝拥有怎样的人格状态(格局)决定的。这是一种社会机理,这种机理一定会制造出相应的政治氛围,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舆论状态乃至于国家情状。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舆论状态或国家情状,一定经由那个国家的政治氛围所导致,而这理所谓的“政治氛围”,又与这个国家的皇帝具有怎样的襟怀、气度、眼光等内在品格息息相关。几年前我曾经在《氛围:自在之在与不在之在》(2019-4-15)一文中详细阐述过这里的机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吧!


在我们议论的事情当中,既然明成祖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了对自己功绩的陶醉,那么,下面必然可以揣摩到皇上的这种心思,对皇上的歌颂和谄媚,也就必然会迅速形成滔滔之势,而当时最重要的朝臣中,又不乏舞文弄墨之人,于是上下呼应,“颂圣德,歌太平”的颂圣之作就大量产生了出来。这样,就导致了不仅“台阁派”的代表性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写有大量赞颂明成祖功德的诗文,就连绝顶聪明的姚广孝、夏原吉(曾任永乐朝户部尚书)也写过很多类似的诗赋。例如,“当明成祖派兵讨平安南后,姚广孝和夏原吉都写有《平安南颂》。当明成祖亲征漠北凯旋回京后,姚广孝还送上了一首《平胡颂》。”“自然,写这类颂词最多、最合明成祖心意的还是杨士奇。”(引文自晁中辰《明成祖传》)晁中辰先生介绍说,永乐四年(1406年),明曾祖命朱能率兵八十万讨伐安南,当朝最有才华的内阁辅臣杨士奇遂献《出师颂》以致贺,颂词的末尾有这么几句:“惟帝之圣,舜禹为君;惟能之贤,方召为臣。南交氛?0?2,不日澄鲜。王师劳勋,不日凯旋。八表一统,皇明御天。小臣作颂,豫歌太平。”


为了让读者对“台阁派”作品有更清晰的印象,我们再欣赏一下“台阁派”另一个重要人物杨荣在明成祖亲征漠北,大胜而归写作的《平胡颂》中的诗句:“乃誓六师,大举北狩。龙旗央央,旄钺左右,戎马万乘,桓桓天兵。金鼓一震,阴山为倾。瑞雪时降,甘泉屡涌。士无饥渴,悉奋骁勇。直捣巢穴,万里长驱。丑虏大骇,敢逃天诛……赫赫天威,震动朔庭。奏凯龙沙,版师振旅。士卒歌呼,万姓蹈舞……亿万斯年,罔有遗患。黄河载清,海不扬波。亿万斯年,播之颂歌。”


杨荣是建文旧臣,朱棣攻占金川门之后,与方孝孺等大批因为守节而丧失性命乃至于被“灭九族”、“灭十族”的人不同,他很聪明地选择了归顺新朝,并且开始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寻找晋身的门阶。有这样一件事情: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历经三年多“靖难之役”终于攻占南京城的燕王朱棣兴冲冲地准备进宫登基即位,就是这个杨荣(当时他任编修一职)迎谒于半路,低声提醒燕王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句话顿时让朱棣惊醒过来,立即命令掉头前往孝陵拜谒父亲朱元璋。


晁中辰先生在《明成祖传》中说:先谒陵还是先即位,“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拜谒父皇的陵墓后再继位,表明自己是继承明成祖的皇位,而不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这对通过三年战争夺得帝位的燕王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天下臣民的心理上,这至少可以增加一些自己是个合法继承人的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杨荣深受明成祖的赏识,不仅得以入阁,甚至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明史·杨荣传》说:“既即位,简入文渊阁,同值七人,荣最少,警敏。”意思是,在文渊阁七个大学士中,杨荣最年轻,也更加聪敏,也可以说狡黠——我觉得指出这一点挺重要的。


“陈行之先生,那你是怎么看杨士奇、杨荣这样的人的诗作的呢?”


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这两位的这类诗作有什么才华,相反,我倒是觉得它们浮艳而流俗,矫情而虚泛,不像是大家所为,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评价放到所有“台阁派”作品上。不过把话说回来,你也不能怪杨士奇、杨荣或其他“台阁派”成员属于庸碌之辈,五四时期冲在最前面,先后创作诗歌《凤凰涅槃》、《天狗》、《天上的街市》,诗集《女神》、《星空》,历史剧本《屈原》、《王昭君》、《蔡文姬》等大量脍炙人口作品的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又如何?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写过诸如《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976-6-5)的所谓“诗作”吗?且看:“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老先生更有鬼扯一般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5-12)一首:“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我想,这也绝不反映郭沫若先生真实的学识水平,他之所以连篇累牍写出如此辱没八辈儿祖宗的轻薄文字,一定有他无法说出的原因,或者说,他一定有成为现在的他的理由。


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触碰到“台阁派”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即它的隐性原因——恐惧——了。


6


众所周知,洪武、永乐两朝,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中,同时还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发展到顶峰的独特历史时期。我在前面几篇“读史札记”中说过,无论朱元璋还是朱棣,都是在功臣武将的血海中建立起他们极为恐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恃功骄恣”、“倚势冒法”、“纵恣不法”作为理由,运动式地对功臣武将大开杀戒,名义上是吸取历史经验,维护法度,说什么“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而实际上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他自己的皇权不被侵扰,是为柔弱的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消除掉任何有可能对朱家未来皇权构成威胁的人。就大面积残暴屠杀武将功臣来说,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朱元璋走在中国有史以来四百多位皇帝的最前面,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为了对恐惧获得更清晰的质感,现在我们通过洪武朝御史袁凯的眼睛看一看当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御史是监察性质的官职,品位不是很高,大概是六品到从七品之间吧!袁凯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在朝廷上班的那段时间,朱元璋对官员的整治正在节骨眼儿上,鞭挞、苦工、剥皮、挑筋以至于抄家灭族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宫廷中笼罩着极度的恐怖气氛。上班之前,袁凯像往常那样跟妻子做了诀别,安顿已经安顿过很多次的事情:今天被杀了如何,侥幸活着回家了又如何。这里已经没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世俗慰藉,因为即使你没做过亏心事,鬼也会来叫门,只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好,一个眼神瞟得不对,也有可能丧命;生死两界,只存乎于皇帝的闪念之间,如果某一天丫兴致大起忽然想杀人了,而你又在他目力所及之处,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这哪里是“伴君如伴虎”?简直就是他妈的伴着恶魔,伴着阎王爷!


倒不是袁凯对人世有特殊的留恋,活着已经成了如此可怕的事情,死了难道不是一种解脱么?关键的关键是身后有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呀,如果哪一天皇帝不高兴,不但亲手杀了他,还下令灭族弃市,一个都不给你留着,岂不是太冤了?!所以袁凯就像所有文武官员一样,特别留心皇帝的心绪,上朝就胆战心惊地偷窥皇帝——袁凯听人说,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他把玉带揿在肚皮底下,说明心绪恶劣,必将有大风暴降临,大批官员将会被杀;要是他把玉带提到胸前,说明情绪还不错,杀人大概也就不会太多。吴凯这一天欣喜地看到,朱元璋的玉带位置还挺高的,大概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吧?于是从早晨醒来就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悄悄落了下来。


然而这一天过得并不太平。先是一个叫李仕鲁的学究奏请朱元璋不要太过于尊崇和尚道士,朱元璋听了不以为意,这个李仕鲁偏偏又是一个杠头,也就是很较真儿的家伙,竟然在皇帝面前发起了迂腐的脾气,还要交还朝笏,扬言要告休回家,结果朱元璋大怒,当时就叫武士把李朝鲁给掼死在了台阶上;另外一个御用文人陶凯,曾经为朱元璋起草过很多诏令文书,只因为丫闲得蛋疼给自己起了个“耐久道人”的别号,就引起朱元璋很大的不爽,说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当时就把他杀了;更有一个叫张来硕的员外郎拎不清,竟然胆大妄为非议朱元璋将已经许配的少女做宫人,说什么这样做“与理未当”,朱元璋哪里放得他过去?当时就叫人把他剁成了一堆碎肉……(以上均见吴晗《朱元璋传》)胆小怕事的袁凯吓得几乎尿了裤子。


袁凯并不知道这天朱元璋除此之外还要杀很多人,所以当朱元璋让他把准备杀的人的名单送给朱标,征求太子意见时,袁凯也就没想这件事跟自己会不会有什么牵连。仁柔的太子朱标主张从宽,能不杀就别杀那么多了。袁凯如实汇报给了朱元璋,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交差回家了。没想到朱元璋扯住他的袖子,笑吟吟地问:“我要杀人,太子却主张宽减,你觉得谁的话更有道理?”


袁凯顿时觉得屁眼儿发紧,后脊梁发凉,战战兢兢回答说:“陛下要杀是守法,皇太子要赦免是慈心。”


这个回答,应当说是很有智慧的了——顺便说一下,中国官场上的这种智慧(也算是一种“人情练达”吧),即应对皇帝以及任何层级的上级人物的艺术,数千年以来已经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遗憾的是到现在也还没有人把它作为专门学科加以系统性研究,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否则的话,我们对于历史本质和现实状况的了解,包括对于我们现实处境的了解,一定要比现在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没想到朱元璋陡然变色,说:“你他妈的这是耍滑头,朕要宰了你。”


袁凯吓得要死,马上开始装疯。朱元璋说疯子是不知道疼的,叫人拿木锥刺他,生死关头,可怜的袁凯只好咬紧牙关,就是不喊疼。朱元璋将信将疑,不过还是放他回家了。回家以后,袁凯继续装疯,朱元璋派人观察他是不是真的疯了,来人竟然看到袁凯趴在一个篱笆下面吃狗屎,也就信了,袁凯躲过一劫。岂知“狗屎”是用炒面拌糖稀制作的,袁凯骗过了朱元璋,总算是活了下来。虽然这样一来他就得一直“疯”下去,毕竟,用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和家人,也还算值得吧!


7


朱元璋对宫廷内外官僚的残酷诛杀和刑罚,引起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早在洪武七年,就有人说杀得太多了,太过分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实在是受不了了。


洪武九年天变(星象通常被认为是君主有失,违拂了天意,预示将有灾祸,皇帝有时会下“罪己诏”避灾),为了避灾,朱元璋下诏求天下有识之士谏言,结果平遥县一个叫叶伯巨的训导(大概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以为自己是根葱,趁机上书千言,直言“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引起朱元璋的震怒,大叫道:“这小子离间吾骨肉,马上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意思是我要亲手宰了丫的!后来也许是因为太忙,朱元璋把这件事给忘了,倒是没有亲手宰了这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家伙,但因为这次上书,叶伯巨最终还是“下刑部狱,死于狱中”(以上均见《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卷,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吴晗先生也认为,朱元璋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既然这样,大小官员会恐惧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说的是“台阁派”的话题,我们当然不能不说到明成祖朱棣。不幸的是,在杀人这件事上,朱棣比他爹更狠辣,更疯狂,更无底线。我在前几篇“读史札记”中,已经罗列过不少明成祖大规模诛杀建文旧臣、对方孝孺“诛十族”、搞“瓜蔓抄”、任用酷吏整人杀人、创建令人谈虎色变、草菅人命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把天下臣民都置放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等事例,足见朱棣的嗜杀更是令人发指,更空前绝后,几近于病态。我估计读者对此已有相当了解,所以这里就不再列举那些贯穿整个永乐朝的残暴血腥的杀人事件了。


朱元璋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登基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这一年也是洪武元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他做了31年皇帝;朱棣是建文四年(1402年)登上帝位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病逝,在位22年。这样算下来,洪武、永乐两朝共计53年,时间并不算长——我的意思是,在这53年时间里,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的官员是不可能不用恐惧的方式设定自己的活法的,依据趋利避害的原则,这意味着他们将要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状态做大幅度调整,而这种调整,从整体上来说,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走向空前的平庸与堕落,“台阁派”作品的产生,只不过是这种历史现象的一种折射和表征而已。


读者如果对历史空间缺乏具体的感知,你可以尝试把自己摆进去,假设你活在洪武、永乐两朝,当你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里耳闻目睹如此海量、如此密集、如此骇人听闻的朝廷主导的杀人事件,全社会都被浸润在奇怪的血腥氛围之中时,你会想些什么?当然是恐惧,巨大的恐惧。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当然会决定性地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进一步塑造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规则,而这套社会规则的内核,或者说它的内在驱力,就是对皇权、对权力的极度畏惧,极度畏惧的东西是既不可以反对,更不可以论说的。这就是说,你可以议论任何事情,但你就是不能议论皇权,更不能损害皇权的威严,哪怕是言语上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并且从这个故事中产生出“道路以目”的成语,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提醒着人们,你要是遇上一个不让人说话的皇帝,是一件多么糟心的事情。


同样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人作为社会动物,恐怖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发生影响,不可能不对人的行为产生矫正作用,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曲线,这条曲线,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苟活,就是比烂。正是沿着这条曲线,历史才收获到了“台阁派”的产生——因应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在庙堂之上,在既得利益者中间,他们对他们恐惧的东西反而采取了视而不见、借助讴歌所谓的“盛世”来谄媚皇帝、歌颂皇恩、赞美圣迹的苟活心态。这不是某些个体人物的沉沦,这是上层官僚乃至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沉沦,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文化——无论作为思想载体还是身份标识——必然走向腐朽与没落。


事实上,由于先天贫血,由于从来没有建立起社会与人的联系,由于它纯粹是“政治”而不是“人”的,因此,“台阁派”作品虽然词章华丽,意境绚烂,但是如果把它拎起来落几下,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华丽与绚烂都是不牢靠的,它们就像落花一样,哗哗地散落一地,随风飘扬,到最后只剩下空空荡荡,这也正是没有人记得“台阁派”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明王朝最终难以逃脱覆灭命运,到最后崇祯皇帝只好拎着一条麻绳,泪涟涟地诅咒“大臣误我……大臣误我……”走向煤山那棵歪脖树的主要原因。


你当然可以说,崇祯亡国与朱元璋、朱棣的嗜杀相隔二百多年的距离,后者所做的事情,即便是对朱家王朝自杀式的摧残,其罪恶也不应当由崇祯承担了,尽管崇祯的确是一个很不是东西的皇帝。我不这样认为。在历史之因与历史之果中间,时间无意义——谁能证明清朝末期不断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几近于亡国灭种与朱元璋、朱棣把集权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无关?!谁能证明这一切与秦始皇实行“封书坑儒”之类的暴政无关?谁能证明与明清两代大量发生的“文字狱”无关?!谁能证明与“台阁派”的鼓噪和喧嚷无关?!你只要种下了“因”,不管时间长短,必然就会收获相应的“果”,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规律。


毛泽东曾经有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出于欣赏也罢,批判也罢,总之你无法否认这句话真是精辟到了极点,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代”总是在覆亡与新兴之间轮番交替出现的历史常态,这个常态恰恰印证了一个叫黑格尔的德国人1821年(我道光年间)所妄言的“中国只有朝代的轮回,而无真正的历史”(语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君王覆灭、王朝更迭,不断重复罢了,任何的进步都未从中诞生。”)的令人尴尬的精准性。至于“人在做,天在看”、“地上三尺有神明”、“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之类的民间俗语、俚语,除了反映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道德寄望之外,又何尝不是从过往历史和社会运行中归结出来的劝诫与警告呢?!


8


我们是坐在书房,吹着空调,手捧着香喷喷的咖啡,以谈论奇闻轶事的方式述说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故事的,毕竟,那些事情发生在六百多年前,可以说已经很久了;六百多年,足以让当时发生的事情脱水,失去鲜活的血肉,神经失去感应的功能,那些事情的某些部位,甚至很有可能已经纤维化为一堆概念和词汇,我们无法想象到当时人的感受,也难以捕捉到在政治与人性间的那种传导机制。譬如,历史描述即使再事无巨细、栩栩如生,你也不可能直接进入朱元璋、朱棣以及被他们杀害的无数朝廷大臣们的心灵,你不可能精确地掌握他们在那些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这就导致了如下情形:我们经常就会从历史叙述中看到空白和断档,没有办法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提供一条坚固的逻辑线;我们似乎难以避免出现如下的尴尬: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当事人的心灵形态和脉搏跳动的具体状态,无法确切了解他们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的心理流程,总之一句话,历史总是缺少人的体温的。这是我们面对“历史”这个东西时,经常都会遇到的困境。


为了更清晰地辨析社会历史对人的影响,或者说,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与社会运行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将尝试在下面的行文中把自己代入进去,比如,把自己想象成为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台阁派”代表人物“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且看他是如何思索、如何选择、如何成为“台阁派”领军人物的,这样,或许比抽象的议论更举有可视性。


你不能不说,杨士奇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行政管理人才,一个好的文化官员,并且是一个在朝廷政治风云中极为老练、善于应对的政治家级别的官僚。杨士奇在建文年间曾经参与编修《明太祖实录》,被朱棣选入内阁,是明朝最早进入内阁的七位文臣之一,杨士奇从此在内阁任职四十多年,担任内阁首辅二十一年。杨士奇历经成祖、仁宗、宣宗和英宗初年,担任阁臣达四十三年之久。这样一个人,不太可能是无能之辈,更不可能浅陋呆傻,就连说话都咧咧咧地流哈喇子。《明史·杨士奇传》说:“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亩事辄中,人有小过,尝为拚覆之。”这说明他是很会做人的,而这里的“很会做人”并非我们平时所说的世俗意义上的油滑,而是一种职业政客在险恶的宫廷生活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政治智慧,或者说,是长时期的宫廷生活所铸就的特殊才能,其深不可测,他们必定都是人精。这些人能屈能伸,即使遭受到巨大屈辱也能够含着微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反之,如果具备条件,他们也会微笑着杀人于无形。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官场文化,总是在塑造着这类特殊人格的人,以至于这帮子人成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品类,不能不引起人注意。


我们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广东一个叫徐奇的布政使带了一些当地土特产,到首都馈赠中央部委主要官员,明成祖在送礼名单上没有看到他很看重的杨士奇的名字,以为有什么蹊跷,于是直接问杨士奇知不知道这件事?杨士奇回答说:“徐奇赴广东就任的时候,群臣做诗文赠行,那天我恰巧得病没有参加。徐奇送一些小礼物,大概有向这些以诗文赠行的同僚表达感谢的意思,所以没有我的名字。现在还不知道各位大臣是否都收到了赠礼,即使偶尔有所疏忽,也情有可原,更何况赠礼都是小东西,我想徐奇应当没有其他想法。”明成祖这才放了心,于是命令毁掉了那份名单(《明史·杨士奇传》原文:“广东布政使徐奇载岭南土物馈廷臣,或得其目籍以进。帝阅无士奇名,召问。对曰:‘奇赴广时,群臣做诗文赠行,臣适病弗预,以故独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当无他意。’帝遽命毁籍。”)杨士奇够会做人了吧?在皇上面前够乖巧了吧?


长话短说,“台阁派”的出现是与所谓的“盛世”、是与“国家恐怖”导致的大面积社会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极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失去了这两个条件,“台阁派”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触及的话题:学识渊博、灵魂深刻如杨士奇、杨荣、郭沫若者,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写出的“颂圣”文字,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吗?我想他们当然是知道的。面对那些垃圾,即使是他们自己也会诅咒自己堕落,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写呢?不写行不行呢?难道不写就会死吗?


不写不行,不写真的就会死。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写就会死?除了我上面说到的“盛世”以及恐惧的原因之外,还有利益的原因,具体说,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请读者注意的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成就——政治与生存恐惧——物质与精神利益”中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原因。


9


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和骨架,就是官员的普遍平庸和顺从,这既是生存法则,又是护身符,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手段,是晋身的阶梯。在这样的时代,聪明才华非常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人们为了活下去,“装傻”往往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想办法在学识上甚至在人格上故意贬低自己,装得比实际上愚蠢,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袁凯吃用炒面和糖稀做的“狗屎”以消除皇帝的戒备一样,归根结底是为了活下去,并且要想方设法活得好一些,这只能导致我前面说过的“苟活”和“比烂”——往细了说,就是为了活着而比谁更堕落,比谁更卑劣,比谁更无耻,比谁更厚颜,比谁更屑小。


两千多年前,有人问孟子:“孟先生,什么样的人才是大丈夫呢?”孟子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人恰恰是为富贵(利益)而“淫”(迷醉),为贫贱(苟活)而“移”,为威武(高压)而“屈”,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两面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官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并进一步成政治风气,而所谓的“台阁派”,恰恰就是这样的作品。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认为“台阁派”作品“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很显然是过誉了,或者说,是看走眼了,它所夸赞的,其实正是“台阁派”作品所缺失的。


现在我们想问一句: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到了明朝,并且是在所谓的“盛世”时期,事情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样子了呢?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我乾隆年间)中,依据他所掌握的非常简陋的材料,议论过中国皇权体制的弊端,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具有深邃眼光的哲学家竟然比三百多年以后的我们更准确更精到地发现了这个体制的本质性特性,他同时也指出了苟活者之所以成为苟活者的根源。


安立志先生在《孟德斯鸠论中国》(见2016年12月9日《检察日报》,“爱思想”网站也刊有此文)一文中,曾经详细介绍孟德斯鸠的思想观点,我很感谢安立志先生所做的有益工作。下面我直接引述他的介绍,以结束本文——


孟德斯鸠在这部著作里将世界上的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类型,其政体原则也是不同的,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这里的恐怖是指“国家恐怖”,“国家恐怖”是比当今的恐怖主义(如ISIS)更为恐怖的东西。他认为,十八世纪时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上册,页129。以下只注页码)孟德斯鸠的一生,在时间跨度上,历经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那是满清王朝的盛世。他对中国政体的分析,当然存在历史的局限。不过,他通过对各种资料进行缜密研究的结论,证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他看来,恐怖原则存在着逻辑的必然性,“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所委任的人们”(页26),为防止有些人“有可能在那里进行革命,所以就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同上)专制政体的法律,也体现了其恐怖性质,“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做借口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页194)“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同上)“不敬”、“大逆”这些罪名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精确的标准和要件,从而为国家恐怖预留了无限的扩大空间,也给执行者提供了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周纳罗织,竟为常态;栽赃告密,蔚成风气。“知识招致危险,竞争足以惹祸”(页33),以致思想禁区森严,言论罗网密布,整个社会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制造恐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页27),“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同上)可以想象,康雍乾时期的大规模文字狱,恐怖造就盛世,盛世依赖恐怖,正是当时万马齐喑、路人以目的制度原因。


通过恐怖迫使民众服从,通过服从维护政体稳定,是其根本目标。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页315)孟德斯鸠统计,“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的朝代”(页103),其实每一个朝代都不想成为其中的二十二分之一,这一点,秦始皇的就职演说体现的最为明确,那就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236)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既得权位者和既得利益者对于权位与利益的独占与永存。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自然希望江山永固、社稷长存。欲达此目的,统治者拼命地维护稳定,保持平安,避免风吹草动,防止覆舟之祸。然而,中国历史上的这几十个朝代,多则数百年,短则十几年,无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全部沦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我觉得那个叫孟德斯鸠的家伙把事情说透了,安立志先生的分析也把事情说透了。


10


既然“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只剩下了恐惧与服从,你还能指望洪武、永乐两朝的官僚和高级知识分子们会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和作为吗?很显然不能做这样的指望了。


是的,鉴于皇权专制主义空前的野蛮与残暴,他们之所以成为这么一副猥琐的样子,的确值得同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灵魂的屑小,他们对利益的贪求,对鼻子底下那一番天地的过度爱惜,正是他们失去本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莫说秉持信念与大义的人,就是市井小民也不屑于作为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别以为那些锦衣玉食的人真的活出了精彩,他们不过是一些供人耍弄的布偶,是皮影戏,是一些很没意思的家伙。我曾经在《因得到而保守》(2007-3-12)一文中,详细分析过在“得到”与“保守”之间,存在着一条隐藏得很深的连线,而这恰恰是将“颂圣”上升为一种活法、一种生存技艺、一种“比烂”的人格特征的人千百年来总是如同过江之鲫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话题中,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郭沫若之类的人都在不约而同地告诉人们,这绝不是智慧不智慧、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越是智慧,越是聪明,地位越高,所占有的精神与物质利益越丰厚,他们就将越保守,他们甚至可以一直“保守”到洞穿人类底线的程度。中国历史上具有如此猥琐人格的人为什么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总是能够混得人五人六,风生水起?为什么他们总是能够站到学术或权力的高位?“百代皆行秦政制”使然,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使然,没有别的解释了。


如果深刻命运多舛,浅薄必将大行其道;而深刻命运多舛,浅薄大行其道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时代大面积的精神萎靡和凋敝;而一个时代大面积的精神萎靡和凋敝,也必然是一个时代精神肌体迅疾的腐败与溃烂……这既是不断被历史证实的铁律,亦是在不间断的历史戏剧中经常出现的历史画面——清代伟大戏剧作家孔尚任(1648—1718)在他的戏剧作品《桃花扇》中,曾借助一位老艺人之口发出这样的悲吟:“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这短短几句话,让我们从如花似锦的歌舞升平之中,看到了弥漫在人们心头的悲凉之雾,这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啊!


耐人寻味是,我们常常可以从这种铁律中看到几乎可以说具有生物性特性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存活样态:皇权就像人需要饮食男女一样,需要赞美,需要歌颂,它在这方面的欲望和渴求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如果缺失了歌颂和赞美,它就会莫名的精神欲求所折磨,焦躁不安,坐卧不宁,就像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人一样。说句开玩笑的话,我总是怀疑朱元璋和朱棣无限制地杀人,与这种畸形的精神渴望在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满足有关。“台阁派”作品恰恰满足了皇帝们的这种心灵饥渴和生理需求,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比喻为“台阁派”受皇权的加持,实际上是皇权的一种精神自慰,它可以让皇帝们得到充分的精神满足。据此,我们有理由确认,所谓的“台阁派”作品根本不是什么文学,它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如果说它跟文化还沾一点边儿的话,那也仅只是政治的文化表现,仅此而已。一个残酷事实是,在作为利维坦的皇权专制主义没有终结之前,皇权几乎是无法反抗的,而这恰恰也是具有“台阁派”品性的所谓“作品”总是作为一种潜流,时而潜沉在地下,时而涌流出地面,虽然会因时代变迁而变幻各种面目,却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狗那样活着,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你比如,现在再来看同样生活在明朝的伟大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大声喊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之类的名言警句,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人有多么不容易了;也就知道相较于贵公子一般油头粉面、光鲜亮丽、风流倜傥(就算我说的是他们的文风吧)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之流,同样身处皇权专制主义绞肉机中的黄宗羲身姿之高大、灵魂之浩然有多么难能可贵了。


在相对的意义上,历史的因果关系不是线性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什么样的“因”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果”。用比喻的话说,历史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并不是很精细,所以历史上经常发生同一个“因”导致许多不同的“果”的事情,就好像一棵苹果树,同样的枝杈,同样的花朵,到最后却不仅结出了苹果,还结出了梨子、核桃、大枣乃至于有毒的巴豆一样。


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


(2022-8-6)


此文《还有人记得台阁派吗?》(2022-8-6)为“读史札记”中的第五篇,前四篇是《想起了方孝孺》(2022-5-5))、《道衍之道》(2022-5-16),《皇权的逻辑》(2022-6-6),《靖难之役中的中国军人》(2022-7-2),下一篇为《酷吏:帝国肌体深处的毒瘤》,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


陈行之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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