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际地缘政治急剧变动下的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4 01: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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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本文由大湾区评论学术编辑组整理自2022年7月6日郑永年教授在兰州大学鹿鸣讲堂上以“国际地缘政治急剧变动下的中国经济”为题所作的讲座内容。

  

   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进,我们需要先有一个结构性的理解。影响当今世界秩序变局的主要是四个因素: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大国崛起(再封建化)以及中美关系。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动,中国需要对内建设统一大市场,对外进行第三次开放,从而避免因中美恶性竞争而中断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世界秩序演变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今年已经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都受到了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乃至脱钩是由美国特朗普政府率先推动的,而疫情加速了相关的调整。在美国,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就我国而言,中国防疫给世界做出了贡献,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然而近期科学的动态清零总政策到地方执行的时候层层加码,变成了静态清零,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各级政府需要回归动态清零。

   第二个因素是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的根源主要是北约东扩。在西方媒体上,西方通常会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于普京个人。但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安全感。哪怕今天没有普京,明天也会有一个与普京类似的人物领导俄罗斯反击北约东扩。战争还在继续,一般学术界、政策界会设想两个场景:一是俄罗斯全胜,但这不太可能。乌克兰的国土面积比德国还大,不易彻底吞并。二是俄罗斯全败,这也不太可能。俄罗斯国土资源更为丰富,并且其民众忍耐力强。总体而言,战场优势还是在俄罗斯这一侧,乌克兰最后或成为一个内陆国家。战后乌克兰将是最大的输家。

   乌克兰与俄罗斯属于同一个民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一特征影响到了两国的战争方式和进程。例如,两国就人道主义走廊展开了几轮谈判,这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常规战争。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著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指出,未来的战争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广义上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一个文明,但他们之间依然发生了战争。

   在本次俄乌冲突中,德国猝然将军费开支提升到了GDP的2%。那么,再军事化的德国对整个欧洲意味着什么?对法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在本次战争中,表面上欧洲内部实现了团结,跨大西洋关系也进一步地团结,瑞士和芬兰也将加入北约,使之再度扩张。实际上欧洲团结对美国也有影响,而且对其霸权维护产生不利影响。纵观历史,当法国试图维持其独立外交政策并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时,美国为维持霸权,照样会对法国进行打压。在本次俄乌冲突中,中国国内有部分舆论认为,俄罗斯如今颓势已现,中国应该借此机会靠近美国,从而改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至多是幻想。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甚至普京本人早期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做了示范,他们亲西方,甚至想加入西方阵营。西方也曾经考虑过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亲西方倾向并不会带来双边关系的改善。美国既不允许西方体系内部出现挑战者,也不允许外部挑战者的存在。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就会对美国霸权构成内部挑战。类似地,就算中国再亲美,美国也不会从根本上接受中国,但日本这种“半主权”国家除外。

   第三个因素是大国崛起与竞争。中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两根支柱,的确很重要,但世界政治不是只有中美关系,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和大国的关系要处理,所以我们不能仅盯着中美关系来理解国际秩序。例如,本次俄乌冲突中土耳其就力图维系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既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对北约东扩予以谴责态度,并且积极劝和促谈,拉拢冲突双方在土耳其进行和谈。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很独立,没有依附美国。日本如今则进一步体现出其作为美国附庸的角色,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的态度。此外,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大国,可谓东盟的领头羊,有可能在现任领导人的执政下恢复到1997年以前东盟领导者的角色。东盟国家也相对独立,与日、韩的亲美立场相比更加持客观态度。

   概括而言,当今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无论是俄罗斯、土耳其、印度还是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地区的权力极。中国乐见世界秩序的多极化,但并非所有的多极化趋势都对中国有利。例如,土耳其正试图建立突厥语系的帝国,这将对我国新疆的地缘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总人口即将超过中国的印度,其崛起也可能对中国造成较大的战略压力;此外还有掌握着CPTPP领导权的日本,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可能会再次走向合作。如今,中美两国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都是超级大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还有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存在。这些国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作用比冷战时期更重要。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到今天,已经采取通过对印太地区的高度控制来切入对华政策,美国在印太的双、多边布局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亚洲版北约。实现北约的亚洲版有两种途径,其中一种就是将北约引入印太地区。因为中欧关系主要是经贸往来,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因此这一条路径较难实现。第二条路径是将美国在亚洲的双、多边机制转换成类似北约的安全机制。

   中美关系很重要,我们要对美国有现实的评估。东升西降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对东升西降的概念要有科学的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升得很快,而西方并没有“降”,而只是升得慢一些。以美国为例,美国上世纪60年代危机非常深重,例如总统遭刺杀、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美国今天发酵的危机并不如上世纪60年代那样深重。纵观历史,美国每次经历大危机,其技术水平往往会经历一次较大的跃升,再上一个台阶。美国的进步并没有随着危机的出现而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只看部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仿佛美国就要垮掉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但这不代表其经历的危机已经变得不可调和。“衰”而不“落”在很长时间里会是美国的常态,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可忽视美国复兴的可能性。

   全球化不会中止

   中国要保持全面开放

   在一战前,全球化的程度在很多方面要高于今天,但是到1914年,大战还是爆发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球化红利在各国国内的分配不均衡;二是全球化红利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不均衡。1945年到1980年,世界又经历了一轮全球化,但这轮全球化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因此,这一波全球化只发生在西方世界。通过这一轮全球化产生的西方中产阶级,大约占整个社会的70%,对西方社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使得西方中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这一波“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推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财富分配不公又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西方中产阶级的阶层滑落为特朗普当选这样的现象提供了社会温床。特朗普选举俨然是“白人的公投”——美国企业外包的全球生产网络无法为美国人提供就业,而阶层滑落的白人则借选举对此表达不满。

   尽管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但全球化不会中止。中国是保持开放的,主要是看欧洲与美国能否保持开放,鉴于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西方各国行政当局的逆全球化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在疫情背景下,中国需要制定逐步开放路线图,从而继续与世界保持连通。中央的抗疫方针是正确的,但到了地方就经历了层层加码,变成“静态清零”。这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近年来处心积虑地想要推动对华脱钩,因此继续保持中美人员交流、人文交流对维系中美关系大局十分重要,逐步开放也就显得更加必要。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例如,中国应当有序参与战后乌克兰的重建,发挥自身高效的基建能力与强大的国家能力,并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

   当前,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些方面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较深,对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会受到中美关系这个大框架的影响。中国民间对美舆论呈现出不理性的特征。事实上,对美国的取向应当回到毛泽东、邓小平的路线,做到实事求是,该斗争就斗争,该合作就合作。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界定是合作、竞争加对抗。中国当然不想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很复杂。

   在美国的“合作、竞争、对抗”三种类型上,我们还可以继续细化。“对抗”还可以分成两类,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就是冲突。在这些方面,尽管我们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能够合作的领域,两国要加强合作,其中气候变化或将取代贸易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因为就气候变化而言,中美关系都在同一条船上。竞争也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强调良性竞争。例如,最近美国有意发起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竞争,这是好事。因为具体的经济竞争都可能是双赢的,只是参与方的相对收益不同。再比如说,中、日、韩三国曾经分别跟东盟展开10+1自贸谈判。如今,相关谈判演变成10+3制度,形成了更大的合作。所以,中国不应恐惧经济竞争,但要强调良性竞争。

   我们不想冲突,也不怕冲突,但要管控好冲突。中美间可能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南海、台湾地区。但只要中国能跳出西方话语体系,重新定义当前面临的问题,从共同开发、“一国两制”等实践中汲取经验或能和平解决问题。

   内外兼修

   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

   就中国内部的改革而言,我们需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规则建设。规则建设尤其重要,而我国目前规则制定水平仍较为薄弱。例如,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较好,但并未发展出国际领先的规则制定能力;反观欧洲,虽然缺乏大型互联网公司,但依然在相关领域制定了欧盟的规则。正因如此,我国正在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中国如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便是从区域一体化做起的案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行政阻力是统一规则的最大阻力,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下一步,中国应当以二十大为契机重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阻力。统一市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也需要从区域性的实践做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可以看出中央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决心的。

   中国内部改革的空间非常大。有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雁行模式”,认为日本是东亚产业链中的领头雁,“四小龙”跟着日本走。而中国内部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雁行模式,东部为第一梯队,中部为第二梯队,西部为第三梯队。我们可以推动内部实现产业升级、转移,所以如今东部的资本应该到西部来。东部有资本的优势、有制造业的优势,西部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土地优势。因此,下一步可以着重推动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在对外层面,我们一定要推动开放。正如我最近所呼吁的,我们要推动“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被动开放。1978年邓小平推动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开放。如今我们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更加需要主动开放。美国、欧洲一些国家想推动对华封锁、封杀,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反而要大大方方地向他们开放。尽管西方正在推动经贸武器化,开放的脚步仍然不能停止。

   在政策上,中国的第三次开放涉及制度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每一次讲话都强调深化全面开放,而制度性开放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概念,需要得到学界的进一步重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政策上一直出错,导致战争不断,其纠错能力并不如其媒体与公众所认为的那样强;反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没有在政策上犯过颠覆性错误,只要我们保持理性,释放制度优势,我们就可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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