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3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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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怡容  


摘 要: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坚决反对中国“无历史”和“永恒静止”等观点,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思想、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对中国国家思想的普世主义性质的分析、对中国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的论述等,虽然具有浓重的西方理论色彩和较大的片面性,但也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福兰阁;德国汉学;中国历史观


福兰阁,德文名奥托·弗兰克( Otto Franke,1863 - 1946) ,是一位从外交官转变成为汉学家的著名学者,也是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撰写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至今仍在西方史学界和汉学界颇有影响。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种中国历史著作。在这些著述中,他一反同时代西方史学家和汉学家否定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自先秦到19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阐发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历史观。研究福兰阁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的学术理念,也有助于我们的自我反思。本文试根据福兰阁的著述,对其中国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出初步解析。

一、发展而非停滞,相通而非孤立

福兰阁所处的时代,西方知识界和学术界仍然深受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和历史学家兰克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存有许多偏见。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历史”,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或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古老”、“僵死”的由单一民族创造的构造物。中国历史缺乏“历史价值”,也缺乏写作意义,西方文化圈与东亚文化圈格格不入。

对于这些论断,福兰阁表示坚决反对。他强调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直都停滞”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始终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最终到达近现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福兰阁还特别指出,自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也是有变革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这场革命同样证明中国历史具有发展能力。如果中国历史早已停滞,这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福兰阁质问道: “如果兰克经历了20世纪的事件的话,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中国历史有内在的推动力和发展进程,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和证明这个发展进程的存在。

福兰阁也反对不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做法。在他看来,把东亚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想法,完全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之上的,缺乏对事实的基本了解,徒使欧洲人对东亚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和误解。况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一部不包括东亚的世界历史,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

针对中国文化绝对“土生土长”论,福兰阁说,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与世界有联系了,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国人的思想在宋朝之前是很善于接受外来东西的。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和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中国传统天文学常识,以及当时人们所知的中亚游牧民族的作用的知识来看,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西方就已经有了交往。“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我们在巴比伦、印度和波斯发现的一样的对宇宙和星空的基本观点。”中国文化既不是由单一民族创造的,也不是孤立发展的。中华民族实际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都为发展、改变和丰富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福兰阁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固有传统相适应的先后相继的发展序列,但他反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循环论”,也反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是不可能的观点。从历史进步论出发,福兰阁坚持人类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段分期法,强调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与欧洲历史具有的可比性。

福兰阁指出,中国人并不是与人类其他成员不同的生物,他们同欧洲人一样,也具有人类相同的本质特征、愿望、弱点、反应和热情。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由于某些伦理习惯或者是“礼”的影响,中国人具有一些在其他民族当中罕见的特性,然而世界历史正是因为这些特性而变得异常丰富生动起来。

福兰阁的上述见解充满批判精神,是对欧洲和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的驳斥,也是为当时仍处于弱势的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有力辩护。这些见解的形成与福兰阁在中国长达13年的外交翻译生涯、他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他对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参与以及他在中国的游历、对中国历史文献和史料的深入研究有密切关系。福兰阁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一个在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其他文明古国,人们只能借助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断篇残简来理解,而对于中国,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加以观察和体验。”

在福兰阁看来,黑格尔、兰克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大都是建立在不确切的知识和不可靠的想象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自称对中国已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以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信息材料为依据的。他未经批判地接受了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翻译的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朱熹的著作更多地是新儒家的,并非真正的历史著作。黑格尔等人仅仅认识一个“儒教中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根据儒家学说和儒学著作描绘出来的中国。由于知识的贫乏和片面,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历史产生种种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此外,福兰阁认为,当时的汉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亦有错误之处,需要纠正与改进。

福兰阁认为,要编写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首先必须超越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影响巨大,但也只是塑造和统治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众多力量之一,并且同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儒家学说的力量也是有其时间限制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尚未出现; 也有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当福兰阁考虑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时候,他首先列举了一个“前儒学时期”(古代),在这个时期,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没有诞生,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和国家却早已出现和形成,儒家学说只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自汉代起始成为官方学说,经过宋代新儒学的教条化,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直到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崩溃,才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当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方面又有了类似于古典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学派竞比高下。由此见,在中国,除了儒家学说,肯定还有其他力量。儒家学说虽然是强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力量。

福兰阁有关超越儒家学说编写中国历史的主张可谓精辟之见,很值得深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福兰阁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和兰克的观点。他赞同黑格尔对中国的家庭关系和家长制原则的论述,也肯定了黑格尔对中国“神权政治的专制政体”和在中国存在的“道德没有与法律区别开来”的原则性缺陷的批评。福兰阁同样赞同兰克高度重视“民族历史”、致力于探讨民族生活的多方面可能性的做法,附庸兰克关于“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对立的利益中展开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的理想核心”的观点。在划分中国历史的诸阶段时,福兰阁继续沿用了欧洲史学家惯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分期法,自觉地把西方的理论模式套用到中国。而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时,福兰阁更多地强调西方的作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没有或很少注意到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和复杂性等。

二、普世主义和普世国家

19世纪的德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大多是依据欧洲文字记录的材料写成的 。个别汉学家虽然注重分析评价中文资料,但也习惯于依靠语言学方法研究史料及编纂中国历史。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

与之不同,福兰阁不仅使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开展研究,而且还把一般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上,用哲学和政治学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政治组织及其历史的一般特征。这样做首先出于一种相当务实的原因: 鉴于资料的众多,有必要进行选择,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这种做法使福兰阁与同时代的汉学家有了明显区别,也使他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著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水平。但也应当看到,福兰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主要是从德国的学术传统中得来的。他的学习生涯和学术训练,早已使他掌握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方法体系。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黑格尔、兰克等人的思想,他还对威廉·洪堡、狄尔泰和德罗伊森等人的历史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柏林求学期间,曾经选修过狄尔泰主讲的“心理学”和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论”等课程,并且对德罗伊森的讲课尤其着迷。这种“德国背景”自然会对他的中国研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福兰阁力图找出在中国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脉络,并透过纷乱复杂的诸多事件来把握这条线索”,揭示中国得以建构卓尔不群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取向所依凭的精神、道德和经济力量,确定这些力量的承担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厘清这些思想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理解作为一个民族和政治整体的中国是如何发展到今日的状态的。

在当时德国史学界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和以精英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下,福兰阁坚持把中国历史看做国家的历史,把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看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在他看来,历史的承担者是人民,但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具有伦理观念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国家。国家及其形成过程从其自身就呈现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占有优先地位,它比民俗学、宗教、文学、艺术和经济要重要的多。只有国家存在才有文化创造。这一点在中国人那里表现得比在任何其他民族那里都更突出、更明显。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甚至是他们共同世界观的体现,所有哲学都首先跟国家相联系。因此,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福兰阁自始至终都把国家放在中心位置,着重于探讨和分析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或者说中国人的政治观。

按照福兰阁的说法,中国人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早在前儒学时代就产生了。它的起源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初是从一个定居在黄河岸边的部族中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的。中国人把国家等同于人类,是一个直接受“上天”统治的“天下”。上天挑选某些人宣讲他的思想,委托一个“圣人”或者说“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领导人类。国家就是世界,并没有真正的领土疆界; 天子是国家的君主,也是人类的统治者。福兰阁强调指出,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中,可以推论出两个重要结论: 首先,国家必须是统一的,君主也必须是唯一的。诸侯虽然是有理由存在的,但无论属于哪个种族,讲什么语言,都只是作为天子的附庸和受封者。其次,多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天子驻跸中心国家,为世人之主。诸侯则率领各个民族的人民相邻地居住在中心国家的四周,他们向天子称臣纳贡,甘为附庸。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国家思想,福兰阁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比任何种族都具有优越性,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十分错误的。中国人的普世主义世界观虽然对于中国国家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世界帝国在一定时期成为可统治的,并为维护中国的文化霸权、抵御那些没有国家的野蛮人和游牧民族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过时了。顽固坚持这一观念很容易造成帝国的僵化,阻碍中国像欧洲诸国那样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取代普世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然而他也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普世国家思想不是没有道理的。要正确评价这种思想,必须注意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人周边的族群几乎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或者是一些不如中国人那么文明的人。在这种文化的和地理的条件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位世界统治者,一位天子,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福兰阁还指出,中国人不是唯一拥有普世国家思想的民族。事实上,古代犹太人、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世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的世界统治、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都梦想建立一种大一统的统治。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普世国家的思想在全部和个别问题上得以贯彻实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这种思想来用于整个国家的建设。

尤其重要的是,在福兰阁看来,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并不是狂妄自负的。他们认为君主和天子接受上天的委托,而且子承父业的继承关系并不是不变的,也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接受委托者必须对上天忠诚无二,委托的任务也仅限于保护人民、扶助人民和使人民幸福。如果接受委托者长时间忽视他的义务,上天就会撤销对他的委托,也就是说,将剥夺统治者的尊严,用另一位更有尊严的人取而代之。据这个观点,人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引伸出中国人民有造反权力。历史也表明,中国人民的确是经常运用这一权力的。对于务实的政治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推论,就是上天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并非仅仅从人民当中的某个特定部分中寻找自己的代表。换言之,天子不一定非要是一个中国人,统治者王朝也可以来自异民族和异部族。由此便可以解释下列事实,即各种各样的统治过中国的非中国人 王朝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看作是非法的,就是清王朝也没有被认为是篡夺者。

福兰阁把民族国家取代普世国家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完全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反映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窠臼。然而他不仅指出了古代中国人的普世国家思想,也充分肯定了这种思想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合理性和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映出福兰阁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同情之心。

三、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

福兰阁把历史上的中国视为一个“文化大国”(Kulturmacht),其影响范围北到黑龙江,东至朝鲜、日本,南到印度,西到中亚西亚。无数的类型上多种多样、种族上完全不同的民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般说来,文化大国的形成大都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权力工具承载和供养着文化大国。但是中国文化比承载它的国家更强大,它不止一次地在后者崩溃后继续生存,并使后者的重新建立成为可能; 它也远远超出了后者的统治范围,运用自己的力量,在众多异民族当中发挥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中国文化如此强大的能量? 中国文化在没有国家的支持下依然可以生存,可以继续产生影响,这种坚不可摧的生命力来自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福兰阁的答案是: 使中国文化对各国产生吸引力并在各国得以传播的不是艺术的精美、形而上学思辨的深邃,而是它的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中国的图画文字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福兰阁看来,中国人把人类视为一个统一体,视为一个世界民族,而这个世界民族是由天,也就是说是由神,通过天子、中央统治者、坐镇于中心国家的皇帝来领导、教导、扶助和统治的。这个世界民族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为自己而存在的、拥有自己的目的的有机体,而是全部世界(宇宙)创造的一部分,它从这种世界创造中获取力量,参与其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受其法律的约束。这种宇宙思想要求国家必须顺应自然的本性,也就是说,必须以“和谐”为重。

单个的人也要顺应世界整体的建构,他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生命历程完全一样,是一个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单个的家庭,家庭中的秩序和国家中的秩序一样都是由宇宙和谐决定的。

对于人来说,秩序的活生生根源是孝敬,或者说是敬仰 ,它指示儿子对父亲、兄弟对兄长、朋友对朋友、妻子对丈夫、大臣对君主一种正确的关系。然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被孝敬所包围,死者的魂灵也属于大的共同体。通过祭祀祖先,这种共属性和长者的尊严就被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并使人们念念不忘。而皇帝对上天的献祭,不是别的恰恰是作为“人类之父”的长老对“永恒的上帝”的祭祀。于是,单个人的自觉是他的家族的永无休止的链条中的最小一环,而该家族本身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不间断地发生变换,维持着整体的延续。这种扎根于整体的感觉赋予每一个个体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使他产生对于整体,首先是他的家庭,然后是他的宗族的浓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他的生存受到这个整体的支持,即使死后也是一样。中国人的国家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而产生了一种惊人的牢固性,即使没有错综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监控也能够得以维持。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国家不是“法律国家”,而是“伦理国家”。它通过分封制和对皇帝权力的神化使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在福兰阁看来,这种人类思想是极其自然、简单和合乎逻辑的,并且是这种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赋予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福兰阁指出,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可谓多变,经常充满了苦难,但是他们曾未放弃自己的文化。中国人的军事力量虽然经常是虚弱的,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有效的保护,但中国人的精神永远是胜利者。中国人建立的政权或许不能长时间统治被征服的民族,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连绵不断的。

公元前12世纪周王朝的建立使中国人的普世主义世界观变成了现实。但周朝末期,天子式微,礼乐崩坏,道德沦丧,诸侯并起,列国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国家思想中的宇宙—宗教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孔子力图“复古”,恢复三代的“礼治”和周王朝的国家思想。他对古代传统记录进行了搜集整理,后人又把这些已经出现的记录和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构建成了儒家的典范。孔子还创立了儒家学派,并通过传道授业来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这对于克服中国人思想体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智者和教师便取代了西方立法者和法官的地位,他们不是根据法律而是依据不成文的孝敬观念统治着一切,维护着继承而来的制度和神圣的传统。自此以后,尽管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国家分裂,经过儒家学派加工改造的国家学说并没有丧失根底,而是继续生存的。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推翻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秦王朝的政策措施并没有触动中国文化的根基,相反,其“书同文、车同轨”制度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牢固基础。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许多域外繁荣的文化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一度使人们对传统的世界图像和伦理原则产生了怀疑,但很快又被忘记了。公元前后人们从印度带来的佛教学说也没有瓦解孝敬和祭祖观念。佛教被加以改造,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而一旦有佛教徒胆敢攻击儒教国家的基础,中国人就以传统的捍卫者和国家权力的掌握者身份奋起反击,甚至不惜采用最无情的残酷手段。至 12 世纪,朱熹的学说使儒家学说成为僵化的、统治一切的国家教条。通过科举考试,儒家学说也把受教育的人的思想高度地一体化了。

中国人与北方不断入侵的诸民族的冲突主要是围绕着政治统治权进行的,中国文化的有效性始终未被怀疑过。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的数目几乎和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王朝一样多,但所有异族王朝都被同化到了儒家文化体系中,不仅在精神上,在身体上也成为了中国人。例如公元4世纪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其势力一度扩展到中亚,其国家却吸收了诸多中国人思想。忽必烈的世界帝国从太平洋海滨跨越整个亚洲大陆直至下多瑙河,从西伯利亚森林到印度南端和南海岛屿,实际上比任何国家都接近于儒家学派所构想的世界国家的理想。这个世界国家逐步接受了中国文化。它采纳了儒家学说的祖宗崇拜,在北京建立宗庙,并按照中国王朝用中文命名祖先的庙号,按照儒家学说的礼仪献牌位。其王朝本身也获得了中文名字。当满洲人在17世纪中叶占领北京并夺取了统治权时,他们早已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了。按照福兰阁的说法,“除了他们强迫中国男人蓄辫,并禁止满洲妇女缠脚外,满洲统治者和全体满洲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变成了中国人,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只有少数人当作一种祭祀语言而得以保留。

福兰阁的上列论述同样具有片面性,不仅他所使用的“神权政治的普世国家”带有西方文化烙印的概念难以完全准确地说明中国文明的实质,而且他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的强调也有些过分。实际上,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统治民族汉化的成分,但同样也有拒绝汉化的张力,有时反汉化的趋势甚至会占上风。即便这几个政权在汉地采纳了相当多的汉族王朝的统治方式,统治者的种族本位意识仍然是一直存在的,有时还非常强烈。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总体论述,福兰阁的观点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文化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攻击。福兰阁说: “中国的世界国家和世界公民观念在欧洲人那里遇到了它的天敌: 民族国家和民族性原则,并且这一遭遇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纪中,在这个世纪里民族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进行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了病态的沙文主义……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中国人的世界统治要求中只看到了一种不可容忍的狂妄自大,一种政治痴迷。他们根本不想从历史和哲学角度来解说这个要求,而是立即动用武力来对付这个要求。……鸦片贸易之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纯属一个很坏的偶然,它使得欧洲人的扩张获得了一个非其所愿的污点,使得战争获得了它的不怎么光彩的名称。从根本上说,鸦片问题并不多么重要,战争是为了别的事情进行的,并且根本无法避免: 它是民族的国家思想和普世主义的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的开始,换言之: 民族国家要求它的与中国人世界国家的平等地位获得承认。这种承认在一方看来是完全自然的,在另一方看来却是不自然的,理应拒绝的。冲突升级到了武力对抗,但并没有被完全克服。”在这里,福兰阁以民族国家与普世国家的冲突来解释鸦片战争的起因,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中心观或殖民史观的影响所致,忽视了战争侵略本质。

福兰阁把中西方对立和冲突看作是因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差异造成的,把西方的胜利看作是民族国家的胜利,这种观点自然有失全面。但他主要不是替西方进行辩护,相反,他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福兰阁指出,现在的西方人已不再像18世纪的人那样赞扬世界公民和多愁善感了,而是公开拥护他们的“民族利益”,极力要求征服市场,销售商品,赚取利润,根本不再关心文化体系的比较和东西方精神财富的交流。此外,在武力的保护下,一种有限的宗教狂热也向中国传播开来,它力图使中国的“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文明化。中国失败接着失败,屈辱紧跟屈辱,欧洲、美国,特别是同样被现代帝国主义改革了的国家日本,疯狂抢夺分割战利品。

福兰阁还看到,中国人只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思想是有问题的,普世主义必然要受到民族主义的坚决反对。世界实际上比人们原来想象的要大的多;它不只有中国这一个中心,而是有多个民族国家并存。只有放弃政治普世主义,并转向民族主义的诉求,才能够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

从根本上说,福兰阁对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主义因素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强调中国人在理解和解说人类、世界和国家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错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僵化现象,生活逃离了“合乎理性”的伦理体系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开始死亡了。人民有其自然的“形而上学”需求,而这些需求没有受到儒家学派的关注,于是人民便向道教的奇迹信仰和佛教的救赎学说寻求替代。而儒家学说自身,虽然自12世纪以来通过朱熹被塑造成为国家教条和维系世界帝国的各民族的纽带,但却损害了个人和整体的精神发展: 国家的普世性被改造成为了一种惊人的同一性,个性成为了牺牲品,个性死亡了。

福兰阁拥护强调个性的人文主义理想,但却不拥护把个体主义看作较高级意识形态的观点,而是认为它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属于同一级别。他也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法国追求名誉的自负”嗤之以鼻,并用辛辣的笔触对西方列强的侵华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福兰阁坚持民族国家优于普世国家,前者是后者的进化形态的观点,认为中国也应进入“民族国家”的阶段,并且,“只有新的民族国家能够承载中国人精神的新文化。”不过,他也不无理由地担心,如果新的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它是否除了民族主义赋予的高贵力量,也滋长危险的沙文主义毒瘤? 他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国家原本不是种族仇恨的,就这个世界国家的本质而言,它也应当如此。孔子说: “有教无类”。中国人是通过欧洲人,特别是通过日本人才知道种族仇恨概念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排斥过去和现在都主要不是针对异族本身的,而是出于对野蛮人的不开化情况的,后来也出于对强大的敌人的恐惧。中国人的种族狂想是否会继续膨胀,或者中国人的新普世主义道德理想压倒一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的态度。福兰阁强调指出,西方人必须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更多的研究才能够消除东西方的诸多错误和误解。这种主张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弥足珍贵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福兰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相当独特的体会和认识,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和分析也常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精辟之处。他的去儒学化的观点、他对中国人国家思想中的普世主义的分析和他对中国文化伦理普世主义特征的强调,都别开生面,启人心智。福兰阁对中国和中国人也有充分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他虽然深受他那个时代依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较少西方文化优越论偏见。他主张从人和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和看待中国人在特定环境中和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思想和做过的事情,他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更多地表达了一个西方学者应有的坦诚和良知。福兰阁还富有耿介正直的批判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分析判别上,也体现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论述中。他既不忌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错误,也不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贪婪。他的批判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福兰阁主要是从西方的角度考察、研究和论述中国历史的。他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也主要是从西方,确切地说,是从德国的学术传统中得来的。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他对国家的重要性的认识、他的普世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体主义概念等都带有西方学术的烙印。虽然这种理论方法论明显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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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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