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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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忠  


区域国别研究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热切探讨的话题,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兴起缘于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些重大且紧迫的命题。为“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等做出解答、提出方案,正是其学科价值与使命担当。

一、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及反思

具有机构特征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缘起,大致可锚定于19世纪。18世纪乃至更早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基本上属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实践活动。进入19世纪后,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有目的地给予区域国别研究以官方支持,使其具备了制度性和机构性的特征,服务于全球殖民活动的需要。颇具典型意义的就是1916年建立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其目标就是为英帝国培养殖民官员。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维护霸主地位,加大了对其他国家的多维度研究,大学是其主要载体。这种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深度耦合导致大学和国家机器之间边界的模糊,区域国别研究的话语体系往往以殖民和霸权争夺为核心,知识领域与国家权力的过度交叠导致大学的中立性遭到质疑。

20世纪初期风云突变的国际格局凸显了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得以提速。早在二战爆发前夕,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出资60万美元推出“战争—和平研究计划”,该项目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从1943年起,“区域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等学术机构领导层的规划下逐步完成了机构设置任务,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学术范式与制度格局,标志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正式形成。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时任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在《沉默的隔绝》这一报告中提出重振各国间的社会科学和文化交流,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纳入重点资助范围。1946—195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1.2亿美元用于建立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资助。美国1958年发布的《国防教育法》和1965年发布的《高等教育法》有专门的条款支持和指导区域国别研究。截至1971年,全美有63所大学设立了106个地区和语言中心,提供近100种语言教学。

美国区域国别学的实质在于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深度链接,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美国文明的主导性地位与霸权性解释话语,其中有三个特征尤其值得重视。第一,根据美国国家利益需求确定研究选题,尤其关注国际事务、人口、经济、宗教、政治、外交和安全等议题;第二,通过提供资助或者合作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第三,重视美国文明史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特别重视在日本开展“美国文明史教育”,认为这种研究可以发展出美国与日本智识合作的新基础,尤其是可以为日本民众提供了解美国生活和制度的窗口。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对我们有诸多启示。其一,重视语言教学和跨学科研究。语言教学是基础,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当重视对外语技能的教学与培训,称语言为“打开那些长期被关闭的窗口”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一般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至少需要五个学科的综合,分别是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五个基本学科,再辅之以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通过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可从中获取理解和阐释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构筑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充分理解,挑战以单一学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大学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特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相关政府和机构人员在大学学习区域国别类课程,或者区域国别专业的学生在相关机构任职。

其二,重视以课程设置为内核的、成熟的区域国别类人才培养模式。美国斯拉夫研究的人才培养主要针对研究生,侧重研究对象国的政治体制、民族心理、历史文化等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在课程设置上,精心打造了“两年制”课程体系。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总课时中超过一半设置为俄语课程,俄语技能的习得与熟练使用成为继续第二年课程学习的先决条件。除语言课程外,还开设部分区域研究综合性课程以及俄国国情方面的课程。在第二年学习中,学生需从俄国的历史、经济、法律与政府、国际关系、文学与文明这五大研究方向中择一深耕,这一选择将影响到其未来的学术或职业生涯。值得注意的是,各研究方向之间并非判若鸿沟的状态,而是强调融会贯通。1946—1953年, 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共培养约230 名本科生。这批毕业生中的95% 继续从事与斯拉夫研究相关的工作, 成为国家机构、政府部门职员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

其三,重视数据库建设。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度重视资料和数据库建设,执行能收尽收的资料搜罗政策。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拨款47 800美元,用于斯拉夫语材料的整理和编目。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斯拉夫语资料的收集始于1907年,强调这些素材是理解斯拉夫文化的基本材料,尤其关注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和政治科学等方向。此外,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则尤其重视语言学、历史学、文学领域的资料库建设。

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反思,这也是西方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性差别所在。第一,西方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被认定为大国之学,是西方对全球统治的智识体现。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强调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区域内国家基本情况的学术考察,明确把握区域特征,预测其未来动向,进而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提供咨询和智识帮助。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其在世界权力谱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学术上的体现,其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知识源于殖民活动,同样也服务于殖民和霸权。遵循此种逻辑,区域国别研究只能被认定为大国之学。由此,学界更多关注19世纪殖民帝国和20世纪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忽视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实践,这导致区域国别研究暗含了极强的西方中心色彩。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通的历史经历及自身独特的文明观,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显著的特质,也承担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使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前提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追求的是如何认识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不同国家平等展开相关研究的合作和对话,进而助力于文明交流和互鉴。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可根据自身需要开展独具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以此服务于自身利益和促进国家间理解,而且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需要平等地与对象国的同行展开合作。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区域国别研究。显然,简单的大国之学并不能够准确定性区域国别研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追求国际秩序多极化、民主化的当下,更需要强调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非西方中心色彩。

第二,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过度追求实用性,影响了对学理的探究。相较其他学科将学理性探讨置于首位,区域国别学更追求实用性。西方区域国别学对于实用价值的追求更是直接与殖民、战争、世界霸权和秩序构建等相对接,如美国区域国别学长时间以来重视斯拉夫研究,其决定性因素在于二战后美国与苏联的竞逐。“区域研究是过去50年间,美国学者用以了解世界所运用的最大的制度化认识论”。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与现实政治的过度绑定,直接影响了该学科的学术生命力。殖民统治瓦解似乎预示了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衰退,苏联的解体也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衰落的重要标志性节点。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衰退是赢得冷战后的乐观情绪所致,“9·11事件”之后区域国别研究再度获得重视则是这种乐观情绪受挫后在学术上的反映,而隐藏其中的深层原因则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理性的缺失。与其他学科相比,区域国别研究异乎寻常地重视实用性,某种程度上也就损害了对学理的探究。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忽视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建设,这成为传统区域国别研究衰落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实用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学理性的缺失,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退潮既是世界权力秩序变迁的结果,又是学理性缺乏所致。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设置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既是在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对于跨学科的要求,也是在呼唤新的学术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蕴含了对于学理性的强烈追求。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更是在助力世界的和合。交叉学科的前提是多学科方法和理论的合作,但同时也要求形成某几种特定的研究规范。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建构,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亦需要在区域特殊性、区域比较和全球普遍性知识之间达成平衡,更需要用一种平视的方式来观察其他区域和国家,从而生产出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仅需要生产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而且要生产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甚至要通过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来生产出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新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呼唤构建中国特质的区域国别学,构筑起新的学科定位、学科理路和研究方法,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处理好实用性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要求、实践与规划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时代要求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得以建立的背景,就可以准确地阐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肇启之时所具有的时代特征。“1955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团结和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为了适应这一重大任务的需求而加强对亚非拉各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195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成建所筹备小组……主要任务是筹建亚非研究所和中国亚非学会,并从1960年11月开始试编油印刊物《亚非资料》”。显然,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支持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在确立和倡导一种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国际社会义利观,当然也是服务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巩固。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同非方深化文明互鉴”。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体现了时代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新要求。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将成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重镇。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趋势加速演变,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的不稳定性也在加重。2018年以来的世界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陡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不确定性。为不确定性日益充盈的世界梳理出某种确定性,已成为各国亟须共同思考的关键命题。中国需要在评估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对变化中的世界做出有效应对。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针对不同的区域提出恰当的因应之策,服务于国之大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面对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适应不断丰富和激荡的新时代要求,亟须相关区域国别研究专家提供更多扎实的原创性的贡献。

作为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全国很多高校都在展开区域国别学建设,尤其是在平台建设、资料库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很多高校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或者设立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定位是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目标是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内政外交、社会发展现状,为中国与世界建立广泛而全面的联系,促进和平、化解冲突、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教育部设立的诸多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包括备案中心)就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载体,“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在内的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数据库得以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刊物也不断涌现。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以国际关系为主、以历史学为主,下文主要介绍两所以历史学为基础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高校,进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史学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笔者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拥有“土耳其研究中心”“阿富汗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心”四个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中东国别研究辑刊《土耳其研究》。这些中心的学科基础主要是世界史中的苏联东欧史、冷战史、欧洲史、中亚史、中东史等传统研究方向,现实基础则是西安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而加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是四个中心的共通之处。区域国别研究对于对象国准确的、多方面知识的需求对传统研究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赋予这些传统研究方向新的生命力。对于土耳其和中亚的研究倒逼我们将研究领域拓展至环黑海区域,陕西师范大学成功申报成立了“国家民委环黑海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有助于与既有研究建立链接和提出新的议题。2021年12月,该中心举办“环黑海区域:历史与当下”国际学术研讨会,而随后爆发的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关注环黑海区域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历史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相关团队目前正从事《黑海通史》《环黑海区域大国角力的历史与地缘政治研究》(多卷本)的研究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规划中也正在突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份额,计划在世界史本科班中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教学实践,课程包含三个模块:语言,要求世界史班同学必须选修英语之外的一种语言;历史学,世界史班的同学要专修中国史(主体是中华文明史)和世界史;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相关国家国情研究,世界史本科生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或者环黑海区域至少一个国家具有较广博的学术理解与跨学科素养。

首都师范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是以历史学为核心展开,主要依托机构为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文明区划研究中心”。该中心为国内首家聚焦巴尔干研究的基地,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巴尔干研究辑刊《巴尔干研究》。2018年,中心增设巴尔干研究招生方向,目前已招收7名研究生。同年,在基地牵线下,首都师范大学与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达成合作培养中国—保加利亚学双学位研究生的意向。2019年,管理团队出台《“国别和区域研究”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管理办法》,探索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的制度化管理。2021年8月,首都师范大学已获批区域国别研究新兴交叉学科自设博士学位授权点,2022年正式招生,标志着基地在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规划之中,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第一,需要强调中华文明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特殊经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自然是面向世界的,但还应立足于中国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在此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强调中华文明中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中国叙事不仅具有中国文明本位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前提在于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唯此方能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阐释中华文明特质,阐释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所包含的世界价值,这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应有之义。

第二,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规划好长线、中线与短线的关系,要注重制度化建设。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应急需求与基础研究积累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扎实基础研究之上的应用研究更具可信度,也更有可能行稳致远。要做好制度化建设,通过制度、法律和机构等的建设保障区域国别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制度设计中的核心是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经费保障和学生的出路,作为新兴的学科能够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标志是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和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这都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精心设计。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荣休教授、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创始主任蒂姆·尼布洛克(Timothy C. Niblock)教授指出了区域国别研究方法需要特别关注的八个要素:明晰研究的学科基础;意识到跨学科方法统合所面临的困难;在理论指导下确定研究的话题;认识到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关注性别差异;重视语言需求;与对象国学者的合作;重视研究伦理和道德。这些认识建立在对西方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反思之上,值得予以重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化建设中要突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范式,以及为研究者和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实践,甚至是中国模式的“旋转门”机制,还应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道德和学术伦理建设。

西方的区域国别学产生的基本动因是殖民和霸权,因而其知识的生产也充满了东方学和居高临下的色彩。随着殖民和霸权的瓦解,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遭遇了诸多危机。中国与广大后发国家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遭遇,这种历史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更多地体现了平等和合作的色彩。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世界局势的瞬息万变和中国面临的复杂挑战,要求我们所建立的区域国别学不但要挣脱传统学科局限,体现和内化中国的世界观、哲学观和价值观,更要为应对迅速变化的世界格局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在追求并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全面助力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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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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