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拜登政府虽尚未推出正式版国家安全战略，但从已有战略文件、重要表态和具体做法看，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已大体确定。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一次深入调整。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国际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深刻变化，“大国竞争”成为主要特征，中俄尤其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为此美国要加紧在各领域全面布局，以获得能维护其国际地位的有利战略态势。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性大于变化性，同时被进一步予以细化和充实，对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危害性显而易见，但具体实施也会受到诸多条件限制。中国在全面评估其影响和积极应对之时，也要认识到随着自身国力不断壮大，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也在同步提升。
自1986 年美国《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规定总统要定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遵循该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些报告是观察美国在不同时期内外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也是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战略路线图。目前，由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虽已一年有余，但其正式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至本文完稿之时仍迟迟没有出炉，不过从已有战略文件、重要表态和具体做法看，其国家安全战略已有较清晰的布局。本文试就此作一考察和展望。
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调是应对“大国竞争”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全面评估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确定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继而制定应对战略和策略。拜登政府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看法，大致延续前任确定下的基调，即认为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大国竞争和博弈重新主导世界政治，这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起点和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第一，在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上，认为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竞争性更突出，为此需要“应对当前和今后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美国正处于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国际形势异常险峻，各种风险迭出”，由此面临多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大国竞争重回世界历史舞台。这种国际环境变化不仅让美国民众对国家信心下降，也让其他国家对美国缺乏信心。美国需要对在全球面临的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作出回应。拜登政府继承上述论调，拜登本人就职演讲的重点虽是如何应对因特朗普施政导致的内外乱局，特别是呼吁美国社会和民众实现团结，向外界宣示“美国回来了”，但同时也提出美国“需要应对的是当前和今后的挑战”。2021年3月，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针》，同样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个竞争加剧的世界，为此更详细阐释了何谓“当前和今后的挑战”，明确提出“世界无法再回到过去”，“世界正处于拐点”。该指针认为当前国际环境的突出特点是“因为全球权力格局变化引发诸多新挑战”，美国正面临一个“民族主义抬头、民主衰落、与中俄和其他威权国家竞争加剧的世界，以及一场正在重塑方方面面的技术革命”，提出美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内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上走出一条新路”。至此，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的连续两届政府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让世界出现朝不利于美国霸权方向演进的态势，所以世界竞争的一面更加突出，美国则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第二，在对主要威胁的认定上，明确“大国竞争”是主要挑战，尤其中国是美国“首要和全面”的竞争对手。
冷战末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主要威胁的认定，经历了从苏联构成的潜在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局势动荡，再到“9?11”事件后的国际恐怖主义等多次转变。在奥巴马任内，美国曾试图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去布局并应对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国际竞争，但因身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部分重点地区热点频发，所以当时的国家安全战略仍把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冲突和奥巴马高度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视作最主要威胁。到特朗普任内，美国对主要威胁的认定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把中国定性为“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和首要“敌手”（adversary），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试图彻底否定美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把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挑战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继而提出本质上是零和思维的对华战略。这种转变在当时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过去相对平稳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开始不断遭遇惊涛骇浪，两国矛盾全面爆发，双边战略互信严重受损。
拜登政府上台后，没有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反而继承了前任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对中国的定性。2021 年3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针》，无端指责中国“更加独断专行”，“是唯一有能力把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称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遏制并阻止美国去捍卫在全球的利益以及盟国。拜登团队不断强调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确定“应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的对华三分法交往策略，意图用竞争定义对华交往手法和中美关系的性质。同样的，在冷战结束30年后，从特朗普到拜登连续两届美国政府首次把一个大国确定为首要威胁，这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在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上，明确提出为维持美国霸权要对中国等对手实施战略遏压，要在大国竞争时代塑造于美国有利的整体战略态势。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保护“美国防范各种威胁、促进繁荣、以实力促和平、扩大国际影响力”，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并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指责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对外推广其经济发展模式，使区域秩序朝于其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必须去应对这种竞争。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提出中美之争的本质就是两国制度的竞争，对华政策要实现两大目标，即“提升美国的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以期在面临中国的挑战时占据优势”，“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美国要全面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价值观和安全挑战。
拜登上台后，把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确定为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让美国的经济、社会、价值观、同盟和伙伴国体系优势持续下去，同时捍卫美国的价值观，为此要在国内重建得更好，在国外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具体到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前任提出的“印太战略”，而且同样明确重点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特别是通过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与中国展开竞争，既“捍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未来的愿景”，又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在世界上建立起对美国和盟国伙伴的共同利益、价值观最有利的平衡态势”。
由上可知，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无论是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主要威胁的界定，还是确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所体现出来的延续性大于变化性，特别是确定“大国竞争”为当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主基调，中俄特别是中国是要应对的主要目标。美国把跟中国的战略竞争视作扭转其相对衰落态势、重振国际地位、延续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并基于上述考虑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展开一系列布局。
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布局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表现看，拜登政府除继承前任的一些工作重点和做法外，还进一步予以充实细化，使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覆盖面更广、涉及领域更多、手段更加多元，既强调在美国国内要固本强基，做强经济和科技、重振美国民主活力、继续提升军事实力，也强调对外要利用各种时机抓牢和稳固与盟国伙伴的关系，不断谋求获得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战略竞争优势。
第一，持续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凸显经济在美国国际安全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应对大国竞争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提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 为此其经济政策以放松监管、推动税改、改善基建、减少债务、支持教育和“学徒计划”为优先事项，试图重建美国经济实力，恢复国内国际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拜登上台后，虽然声称要修正前任的一系列激进政策，积极实行国内经济改革和复兴计划，但实际上没有改变特朗普确定的“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框架，并因同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大国博弈而更加重视谋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具体做法上，拜登政府借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为契机，力促美国经济转型发展。其一是推动基建升级，利用《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投入约5480亿美元，新建或修缮道路、桥梁、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宽带、电动基础设施等新基建，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效率。其二是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公平”，强调“为所有人打造强大公平的经济”，出台“医疗公平”“环境正义”“正义40倡议”等政策，力推“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欲在营商、住房、教育、医疗、能源等领域加大对低收入者和少数族群的帮扶力度，以增加美国民众对经济增长的“获得感”。其三是推动能源转型，通过推动绿色基建、降低能源消耗、发展“清洁制造”、加大绿色能源投资和技术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引领国际规则等举措，试图摆脱美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和100%清洁能源经济”，同时也把绿色经济作为实现长周期经济增长和战略转型，特别是获得未来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
视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此，重振美国制造业，通过增加关键制造业研发投入、维护汽车业等传统行业的竞争力、扩大“购买美国货”范围、达成全球企业最低税、联合欧日等主要经济盟国重构“产业圈”等方式，既促进关键制造业回流、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缓解通胀压力，又提升产业与经济安全，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强化供应链安全，在中美竞争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美国本土供应链缺乏韧性情况下，试图规避对中国关键矿物等的进口依赖，着眼未来危机重建本土供应链。在疫情刺激政策退坡、经济增长呈下行压力形势下，鼓励在国内外对关键货物和材料投资的新计划，以复兴美国制造业并促进广泛增长。推动产业扶持和行业补贴政策落实，不再满足于在民用领域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和公共基础服务，而是进入市场挑选赢家，在生物制药、新能源电池制造、半导体等生产链下游将资源引至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行业，加大对关键领域投入，以实现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
注重内外联动，从“绊倒对手”转向“巩固自身竞争力”。一方面，巩固美国对国际经济的主导权，秉持“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外贸理念，力推世界贸易组织（WTO）按其意愿进行改革，重塑符合美国价值观、安全观、利益观的国际分工格局和规则标准。同时，通过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弥补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缺失，既应对“中国扭曲市场行为”等做法，又巩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经贸主导权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积极酝酿加快推动数字美元步伐，正式启动相关评估和技术准备，寄望以此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政策传动性，增强金融的普惠性和便捷性，同时强化美国金融霸权，弥补对加密货币出现的监管漏洞，确保“不让中国获得数字货币优势”。
第二，更加凸显价值观色彩，提升“制度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把意识形态视作组建“民主阵营”的抓手和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
特朗普政府作为右翼民粹执政力量，继承了激进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共政治传统，特朗普本人公开称“各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幽灵……美国永远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进而把“打击外国势力的渗透和恶意影响”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主要针对目标是中国等“对手”。2017 年，联邦调查局组建“应对外国影响工作组”（FITF），强化应对“外国政府以秘密行动影响美国政治情绪与公众舆情”。次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把“打击以缺乏适当透明度的方式影响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秘密行动”定为主要目标之一，对各执法部门提出具体要求，如“教育大学院校了解（中国）影响力活动对学术自由和公共话语的潜在威胁”，“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适用于寻求推进中国政治议程的未登记代理人，适时采取执法行动”等。2020年2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反情报战略（2020～2022）》，把“维护美国民主制度不受外国影响”确定为该战略的目标之一，强调情报执法机构要与社交媒体公司、科技企业和学术界加强沟通，促使它们充分了解“外国威胁”。由此，美国执法部门对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中美科技交流甚至是华裔科学家等展开一系列定向执法行动，甚至制造冤假错案，试图以此造成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的“硬脱钩”。
特朗普政府后期还频繁利用人权等议题施压战略对手，特别是以此作为对华“制度竞争”的进攻性手段，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炒作并利用涉疆、涉港等问题，联手国会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治法”“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等反华立法，不断对中国部分官员祭出制裁措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摆脱国内抗疫失败的政治责任，特朗普政府违背科学原则，极力把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并拔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恶意攻击中国政治体制，怂恿共和党人在国会牵头炮制多份反华“溯源报告”和针对中国的“涉疫追责”法案等等。美方一系列举动使当时早已恶化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拜登政府上台后，作为自由主义建制派主导的执政力量，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其维系、巩固和扩大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意愿也更加强烈，行动上也更具战略性和全球性。拜登政府把维护“自由民主”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要务，为此加强相关配套机制和战略谋划，甚至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民主与人权事务协调员”一职。在2021 年3月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针》中，拜登开篇即称要“恢复民主这一美国最基本的优势”，强调“重振民主”是其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优先目标，把联合“志同道合国家”打击“威权对手”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手段。这种更重视通过与盟国伙伴的深度融合应对所谓挑战的做法，是拜登政府与前任的显著差异，也是当下美国针对主要对手使用的重要手段。
拜登政府频繁强调要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划线，同时发挥美国制度霸权作用，试图推动大国竞争向集团对抗的阵营化、对立化方向发展。在国际层面，美国力推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消极叙事”，把与中俄特别是对华竞争披上“民主对抗威权”的外衣，极力把中俄描绘成西方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号召“民主国家团结一致维护共同利益”。2021年12月，拜登召集所谓首届“全球民主峰会”，极力渲染“威权主义扩张”，强调与会方“作为全球民主共同体必须捍卫那些将我们团结起来的价值观”。他宣布启动“民主复兴总统倡议”（the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计划投入4.24亿美元在全球“支持民主改革者”“支持自由独立媒体”等。此外，“打击腐败”也被拜登政府当作强化大国竞争的新手段。2021年6月，拜登政府在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把“打击腐败”列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其后又在12月6日正式发布《美国反腐败战略》，提出了“战略腐败”的概念，称“威权国家及其代理人正利用贿赂腐败行为推进自身战略目标，从国际金融体系中非法获利并试图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和政策”，声称美国政府将强化相关研究并“建立抵御这种不断发展的威胁的韧性”。这种以打击腐败为借口谋求竞争优势的做法是当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特点。
第三，更加重视提振与盟国伙伴的关系，同时在不同领域打造多元的各类议题型“联盟”，希望借助集团政治形成针对中俄的最广泛阵线。
美国历来都把盟国伙伴体系视作影响力的倍增器和实现对外利益的抓手。特朗普政府因坚持“美国优先”一度与盟国伙伴龃龉不断，但其执政后期转而重视借助盟国伙伴的配合去实现内外议程，特别是借口应对中国不断加快在经济、政治、军事、网络、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与盟国伙伴的整合步伐；提出以美日澳印为核心的“印太战略”，开启对华经济与科技“脱钩”进程；推出以排除中国5G技术和设备为主要内容的“清洁网络计划”；强化以攻击中国国际形象为中心的政治战；以盟国为支柱推动美军作战模式向高科技、多领域、空天联合方向转变，等等。
拜登上台后，对外政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示“美国回来了”，一改前任与盟国伙伴打交道时的蛮横做法，把修复并重振与盟国伙伴的关系作为优先要务，以及实现维护地缘平衡、强化“国际秩序”、夯实国力根基三重目标的关键手段。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最大程度拓展盟国和伙伴的地缘范围，视欧洲和“印太”为主控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核心地缘板块，同时兼顾世界其他地区，围绕不同议题打造多层次“朋友圈”，意图获得针对中俄的全面竞争优势。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是美国在“印太”和欧洲倚重的主要盟国，其次是其他条约盟国和印度、越南、中东欧等“新型伙伴”，并与东南亚、南亚、中亚、拉美、非洲国家广泛接触，试图“抗击中国等国的胁迫和侵略性行为”。
重塑和稳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动员盟国伙伴与其合作。美国一再称将与“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应对“从跨国侵略、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数字威权主义到能源压制、腐败武器化等威胁民主”行为，促进太空、网络、卫生与生物安全、气变、人权上的共同规范及协议；强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须“基于法治和民主价值观”；“基于价值观、高标准、透明的基建伙伴关系”所涉及的环保、劳工以及金融管理细则应成为全球基建标准；指责中国和俄罗斯打造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宣称将与盟国共同塑造“新的全球网络规范”。
深耕以应对中俄为导向的各种机制。在欧洲，倚重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机制，重启美国与欧盟间有关中国的对话机制，召开美国—欧盟峰会；推动北约—欧盟两大机制合作，重视欧安会作用，加强美欧合作的整体机制建设；利用乌克兰危机推动北约主要盟国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绑牢它们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同时寻求北约再度扩容。在“印太”地区，把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提升至首脑层次，激活美日韩对话，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此外，促进欧洲与“印太机制”的兼容，实施拉澳、印、韩、东盟入七国集团峰会的“G7+”行动；推动把欧盟国家纳入“印太战略”的“QUAD+”行动；落实“AUKUS+”，通过日本与澳大利亚双边军事合作《互惠准入协定》把日本引入AUKUS合作机制等，未来不排除美国接续通过其他类似双边军事协定实现AUKUS的多方捆绑。此外，美国试图借助欧、日、韩、印、澳及七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影响力，瓦解中国“数十年破坏全球增长”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与英、法、德、日等盟国合作推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3W），计划针对广大中低收入国家的基建展开投资，以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特别是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通过具体议题牵引盟国共同应对中国等对手。拜登政府提出中美经济竞争是决定未来谁“胜出”的关键，为此拒绝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另起炉灶打造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公平贸易”、清洁能源、税收、反腐等为标准建立一个超越CPTPP的“高目标框架”。为确保“民主阵营”的科技竞争优势，美国不断为该领域注入意识形态色彩，推动盟国在5G、6G、人工智能、量子与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上实现排华式发展。同时以共同国家安全为由，联手盟国伙伴以美国本土、盟国和“印太”地区为依托，重点关注甚至是重构半导体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等战略原材料、药品等领域的供应链安全。
通过推动“同盟现代化”提升军事威慑能力。美国以中国“威胁航行自由和军力发展过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扩充军力，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东地中海、北极地区的恐吓行为”等为由，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军事投入、提升军事能力、加强战备状态，确保拥有牢固和可信的威慑力；谋求与日本实现从防务的一般联合向深度融合转变，大幅增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规模，加大联合研发新军事装备的合作力度；不断强化并扩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水平和领域等。
第四，聚焦地缘政治威胁，围绕“以实力求安全”展开全面军事布局，意图对竞争对手形成有力的军事威慑。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其国防战略也相应调整。特朗普任内就以此为借口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加大装备研发与技术创新力度，升级核部队、加强太空与网络部队、强化导弹防御等，以恢复和重建美国军力。2018 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摒弃奥巴马政府“不增加新型核能力”的方针，转为升级核导装备，强化进攻威慑战略。同时，千方百计提升军力：解除海外军事行动限制，赋予军方更大用兵自主权；加快网军建设，将云计算、人工智能、指挥控制与通信、网络安全列为战场“四大支柱”；提出“联合全域作战”理念、组建“多域作战部队”，加快美军“现代化”步伐。美军不仅把“印太”地区当做“优先战区和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区域”，而且在北极地区也视中俄为威胁，大幅提升与盟国围绕北极的情报、巡防与通信等方面的合作水平。
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提出“外交优先”、军力是“最后诉诸手段”，但同时强调“强大的国防”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具体做法上与前任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拜登政府着眼未来战场，加强美军军力结构调整，推进作战理论升级，优化装备结构，加大高新技术研发。为此，持续加大国防投入，2022 年3月国会参议院通过约1.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联邦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高达7820 亿美元，比上财年增加5.6%。在白宫公布的2023 财年预算案中，国防预算继续呈增长态势，比2022 财年又增加307 亿美元，增幅达4.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预算增加固然与当前俄乌冲突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借口还是应对“中国威胁”。2022 年3 月底，美国国防部发布《2022 年国防战略情况说明书》，极力渲染来自中国的“多领域威胁”和俄罗斯的“严重威胁”，称中国是“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美国国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宣称美军“将遏制针对美国、盟国和伙伴的战略威胁”，“中国是印太地区优先应对目标，俄罗斯是欧洲的主要目标，做好必要时在冲突中胜出的准备”。
重点针对“印太”地区推出“综合威慑战略”。该战略的关键是“伙伴关系”和“技术创新”，是“使用工具箱中的所有军事和非军事工具，与盟国和伙伴保持同步，根据印太地区安全形势而量身定制”。该战略既强调要融合美国现有能力，又要形成新能力，同时通过网络化方式加以运用；主张消除不同军种、不同力量间的条块分割，实现跨陆、海、空、天、网等多域作战；开发利用最先进武器系统、人工智能等最新军事技术。该战略把威慑主体、领域扩展到军事领域之外，把美国其他联邦机构纳入其中，经济、科技等非军事领域以及与盟国和伙伴的合作都成为“综合威慑”的重要手段，被美国军方视作21 世纪的战争方式和应对中国的最重要理念。
加大军事技术研发投入，试图形成压倒性竞争优势。拜登政府2023 财年国防预算用于美军研发的投入达到创纪录的1301 亿美元，比上财年增加16%。美军还加大对人工智能、军用5G 通信技术、量子计算与加密技术和太空军等的投入力度，有针对性增加采购可用于实战的系统与装备，如远近程火力、各军种作战平台、作战网络、防空反导等。在核武器上，持续推动升级换代和指挥控制系统的现代化，2023年国防预算中，围绕核武器的预算仍然维持在历年最高水准。
第五，美国与中俄等对手全力竞争之时，仍在一些关键领域保持一定合作，努力维持战略稳定。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也重视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跨国犯罪、生物安全与传染病等跨国威胁，但是因为完全把中俄置于对立面，所以除提出扩展与盟国伙伴的合作外，只字未提与中俄开展合作。在具体政策中，随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和《中导条约》等，不仅使中美间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陷入停滞，也令美俄军控合作一度遭遇困局。
拜登政府深刻认识到有诸多国家安全威胁具有需要跨国解决的特征，应对这些威胁不仅需要盟国伙伴的配合，解决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也离不开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为此，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针》和《印太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及具体外交活动中，拜登团队都会刻意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存在合作的一面，并在气变、全球卫生安全、军控、防扩散甚至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维持与中俄的合作。如应对气变问题就成为中美间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合作亮点。2021 年11 月，两国在第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格拉斯哥宣言》，承诺在21 世纪20 年代关键十年采取加速行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拜登政府在布局与中国竞争之时，也不断强调要防止双边关系失控，降低双方误解误判风险，表现出了一定的战略冷静。
在对俄罗斯的关系上，美国主要续推双边军控合作。拜登上台伊始就与俄方达成共识，约定把双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延长五年。两国同意继续通过限制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和部署、限制或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以及依托核查、信息交换和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等举措，确保双边关系稳定、透明、可预测。拜登政府还重启美俄战略稳定对话（Strategic Stability Dialogue），旨在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两国军控关系作出安排。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国伙伴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全面高强度制裁，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相互敌意迅速上升，即便如此，美国也一再强调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重要性，暂时防止了战事扩大和蔓延到乌克兰之外其他欧洲地区的风险。
三、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些看法
第一，拜登政府虽尚未推出正式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总体看其国家安全战略已初具雏形。拜登团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主要威胁和目标的界定、欲涵盖的范围和领域，以及要采取的主要做法等都已基本确定。即使俄乌冲突刺激美国战略界就重大内外问题和世界秩序等再度展开争论，拜登政府也很难跳出上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尤其是不会改变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的定位，反而会更加突出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发展模式和道路之争，导致两国矛盾持续激化。这将进一步限制两国相互妥协和收紧双边关系的转圜空间，其影响也将超出双边范畴而具有更广泛的全球性。
第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初步完成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调整。这轮调整始于特朗普任内，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力图与前任有所区别，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现出来的继承性和延续性都远大于变化性，一些内容还有所强化甚至是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尤其是注入一些民主党传统上更关注的民主、人权、国际制度等各类议题，形成了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基本态势。目前看，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其调整力度、涉及领域都可谓是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的危害显而易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核心的内容都是应对大国竞争，特别是布局应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崛起，其本质是美国为维持自身霸权而刻意重启传统的大国争雄、集团对抗，放任冷战思维和做法回归并主导历史舞台。客观看，这并不符合人类历史应有的发展方向，实际效果上也会加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速度，导致区域和世界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近年来，受“特朗普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国博弈影响，全球化进程的逆向发展态势已经异常突出，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断裂、科技脱钩以及世界区域化、碎片化、阵营化也更加明显。当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若得到全面落实，无疑会加剧上述态势；而在一些传统地缘政治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上述态势诱发的新增地缘政治博弈、经济和科技之争将层出不穷，从而使地区乃至世界都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令人类发展遭遇更多逆风逆水。世界历史进程是重回大国竞争传统剧本还是蹚出一条新路，已然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
第四，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效果有待观察。历史地看，美国曾因制定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国家安全战略而多次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甚至犯下自伤霸权地位的战略错误。如小布什政府确定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后，导致美国长达20余年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仅大损国力，还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和政治，催生民粹主义乃至“特朗普现象”，由此产生的危害至今仍在美国和全球延宕。拜登上台后虽声称要纠正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内外乱象，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化解内部分歧、弥合社会鸿沟，也未能有效解决政治极化问题，实现美国“团结”依然是一个遥远目标。这种内政走向上的不确定性，加之拜登政府及其前任为一时政绩采取了不少战略上短视、性质上“杀鸡取卵”的政策和做法，不断侵蚀和瓦解过去数十年支撑美国霸权的根基。这种情形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盟国和伙伴，始终对美国的内外走向持有疑虑，导致他们对美国所期待的“配合”保留弹性空间甚至大打折扣，客观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效果造成影响。
第五，中国既需要全面系统评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需要通过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已难以回到过去，双边关系会因美国加快落实其国家安全战略而面临更多震荡，甚至可能是巨大的安全和战略风险，为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和行动应对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中美关系的走向是相互塑造的过程，绝非美国可以单向决定的线性演变进程。中美关系在过去50 年形成的历史积淀，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发展起来的紧密的经贸和人文交流关系，仍能对稳定双边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中国应在汲取以往历史经验基础上主动作为，为大国关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寻找到一条新路。其中，最重要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需要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国力差距，进而提升对双边关系的话语权和塑造力，进而为人类历史朝正确方向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执笔人：王鸿刚、程宏亮、杨文静、马雪、张帆、张昭曦、王苏舆、邵薪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