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陈智超先生及其家学对我的影响(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8 23: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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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  

   陈垣先生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和特色

  

   陈智超老师常说,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正确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人类的真实过去。对中国历史学来说,首先就是要认识中国的真实过去。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的历史意识加强了,记录历史的手段也不断丰富。现在人们要研究当代史,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实时记录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声音和图像,也可以比较方便地收集到包含声音、图像的材料。但如果要研究百年以前的历史,虽然还有人類的物质遗留(如器物、遗址和图画)以及口口相传的传说和神话可作参考,但主要依靠文字记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和史料。文献学是学问的基础,他从历史学的高度来认识文献学的重要性。

  

   历史文献学是陈垣先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陈垣先生本人曾用“陈门四学”即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来概括其在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的内容。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治学方法和特色,陈老师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曾专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地位,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既有助于个人的读书治学,也有助于学术文化的整理与传承。陈垣先生治学广征博引,所据材料翔实且鲜为人见,主要来源于他沿承前代学人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他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入手,认为“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之后,陈垣先生又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该书反复钻研好几遍。陈垣先生的治学正是从这两部基本的目录著作入手的。

  

   以目录学为门径,陈垣先生编纂了数量颇丰的目录学相关著作,如《基督教目录》《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同时还在北平图书馆整理过敦煌写经目录,为中华书局重新影印的《册府元龟》增加注明页码的新目录及分类索引。他是以目录学为途径和方法来为历史研究服务,从实际出发,讲究实用。陈垣先生自己曾说:

  

   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

  

   陈垣先生在教学中,也要求学生从目录学入手,知古知今,甚至关注海外汉学家的成果。他的学生牟润孙回忆说:“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启功先生在陈垣百年诞辰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来描述陈垣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的: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他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不要漏掉每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陈垣先生治学时常用的两种方法:其一先搜集材料再撰写;其二搜集材料与研究撰写交叉进行。如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前,他已经将《元史》通读一遍,凡书中与也可里温教相关的内容,均标出辑录,在熟悉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参阅其他书籍,待各方面信息搜集整理齐备后才开始动笔。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又不间断地搜集有关史料,反复修改,整整耗时18年才完成此著作。又如撰《吴渔山年谱》的同时,就搜集与之相关的几个人的材料,以备之后撰写相关人物的年谱或研究,陈垣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陈垣先生的这个方法十分实用。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和恽寿平都是吴历的同时期人,他们的材料可以同时收集。竹汀先生即清代学者钱大昕,撰有宋代洪文惠、洪文敏、陆放翁、王深宁年谱,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还认为,查找一个专题的材料时,可以同时在所看的书籍里考虑另一个问题,记下另一个问题的材料,有的是眼前就要用的材料,有的则留为备用。

  

   在“竭泽而渔”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陈垣先生首创“史源学”。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史源学”的任务,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方法。这本来属于考证的内容,但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陈智超老师选编《陈垣史源学杂文》选录陈垣相关论文38篇,包括《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汉书·苏武传〉校记》等文,都是这方面的范文。许冠三曾总结陈垣先生“史源学”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一、 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二、 别异同,即考定各史源间的“父子”“兄弟”关系;三、 辨正误,判优劣;四、 知其人,察其世;五、 采用文献材料,务须检核原本原文;六、 非不得已,不可转引他件,如有必要,亦当注明亲见出处;七、 征引旧文,虽可删节,但不可改窜;八、 引述素材,当以制作、完成和印行先后为序。这些基本方法是研究的重要经验。

  

   陈垣先生治学,善于从复杂的史料中寻求归纳类例,通过列举典型史例,总结并说明史学上的基本规律。这种列举类型的方法不仅使读者获得对历史知识有条理的了解,还能学会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通则,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从沈刻《元典章》12000多条错误中,抽取1200条,又将1200条归纳为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名物误例等42误例。包括文字、语言、名称、书写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错误,总结出古籍致误的原因。进而归纳凝练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校勘四法”,成为校勘学的通则。

  

   陈垣先生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而是将它们合在一起归纳出条理,他的《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是他列举类例、归纳总结的实践之作。这种研究方法,将繁杂凌乱的史料条理系统化,化无序为有序,又由类例归纳出一般的道理与方法,然后再将所抽象出的道理与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十分方便在实际研究中运用。

  

   陈垣先生的著述都格外注重体例,结构、布局、行文、语言、遣词造句等都很规整,极具风格,有“援庵体”之称。他十分注重研究的系统性,每研究一个题目,总是原原本本,结构完整,系统井然,连标点符号都很讲究。这种严谨朴实的治学特色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在陈智超老师所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学生的回忆中,都能看到陈垣对学生的熏陶与影响。卞师孝萱先生年轻时在北京工作,也曾多次拜访陈垣先生,在他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卞先生也多次和我谈陈垣先生的文献学方法,我印象十分深刻。

  

   陈智超老师对我说,陈垣先生强调身体第一。他常跟我介绍陈垣先生说过的话:少读一年书、少上一年学没关系。陈垣先生读书期间,学校曾因瘟疫解散了一年,正是在那一年的自学中,他夯实了未来学术研究的基础。陈智超老师年幼时,祖父已经上了年纪,他受父亲陈乐素的影响很大。陈老师说,父亲对他的教育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开明。起初陈老师并不是学习历史的,甚至还参加过土改,不打算考大学。父亲非常尊重他的选择,不干涉他的任何工作。第二点是启发。启发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小时候的熏陶。陈乐素写《宋史艺文志考证》时,陈老师年纪小,父亲让他和姐姐分工,从《四库全书总目》里把提到“《宋志》”(即《宋史·艺文志》)的文字挑出来,挑完后再交换检查。如果发现对方的错误或遗漏,就给一个小奖品。奖品很简单,有时只是一块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兴趣。后来他年龄大了一些,就帮父亲抄材料。陈乐素先生转向宋史研究后,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老师。那时,乐素先生常带陈老师一起去图书馆抄资料,容肇祖先生也在图书馆工作。陈老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后,容肇祖先生还向他提起他六七岁时抄材料的样子。乐素先生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启发他,为陈老师后来研究宋史和文献学打下了基础。第三点是责任。父辈教导陈老师,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不论是学术,还是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国家服务。乐素先生教育陈老师的这三点,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陈垣来往书信集》中陈垣对书法的认识

  

   陈智超老师多次和我谈到陈垣先生热爱书法,对中国书法的临摹、创作和历史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陈垣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陈垣先生不仅倾慕中国的书法艺术,而且还努力钻研书法理论,通过理解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陈垣先生购买过董其昌、严衍、王鸣盛、钱大昕等名家墨宝,足见其有收藏书法作品的雅好。邓之诚先生曾致函陈垣先生:“蒙书扇,细审之,乃真有元明人风味,远非时下书家所能梦见,不胜狂喜,容再面谢。”他对陈垣先生书法的推崇可见一斑。

  

   陈垣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集中反映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智超老师所编的《陈垣来往书信集》中,特别是陈垣先生与三子陈约的回信中讨论书法尤多。

  

   陈垣先生认为:“行书最要,最有用,最美。楷次要。草、隶又次之。篆又次之。此指用处。行、草只宜施之笔札,若擘窠大字,非楷、隶不能镇纸。故学隶亦好。”从实用和美观程度,陈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他还曾从书法发展的角度分析过篆书与行书的区别:“篆书比行书易见功,行书写一二年不能示人,篆书数月即成模样矣。行书是书之最进步者,篆书则初民作品,故较机械而古拙,比行书容易见效也。”陈垣先生认为篆书乃书法发展的初级阶段,易上手、易出成绩;行书、楷书用处最大,应下大气力练习。草书的适用性不强,但作为培养书法家的角度出发,则要在学好其他字体的同时兼顾草书。

  

1930年8月的往函中,陈垣先生写道:“《圣教序》有怀仁集王羲之本,有褚本。王本最佳,行书从此入,不患误入歧途也。”这是讲学习行书要从临摹《圣教序》的怀仁集王羲之本入手,“不患误入歧途”,说明选取法书碑帖对于书法入门的重要性。1931年10月,陈垣致陈约信中又提到:“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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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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