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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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一诗正写于此时此刻。他找到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处,但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中记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转折。自1920年以来,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1923年冬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干些什么?为挣钱干活。巨大危机。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和文章......世界文学出版社令人讨厌。我梦想辞掉这无聊的活计。夏天我最后一次为自己写东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回忆录《时间的喧嚣》(1925)、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和随笔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亚之行是这一转折的开始。亚洲地带的粗犷和细腻(特别是语言中那些微妙的辅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与他崇尚多年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构成互补关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动笔,诗风大变。他放弃早期诗歌中言必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更直接地处理现实经验,拉开了他后期诗歌的帷幕。

社会政治的冲击显然是这一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的所有政敌,大权独揽,为今后的大清洗做好准备。由于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民不聊生。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亲眼见到饿死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还算是幸运的。列宁的战友、苏共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欣赏他的才能。1928年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选。第一卷收入《石头》、《忧伤》,以及1921至1925年的诗作;第二卷收入中篇小说《埃及邮票》和《时问的喧嚣);第三卷收入一系列关于诗歌的评论性文章。

但厄运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为一本比利时作家的长篇小说的翻译作最后润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书出来时,译者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窃者",成为包括译者在内的攻击对象。他给报纸写信澄清,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联名写信为他辩护。

1930年年底,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混不下去,他和妻子只好搬到莫斯科,几经周折才找到住所,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期间,除了诗集《莫斯科笔记本》,他还完成了散文集《阿美尼亚之行》及《与但丁对话》。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被捕,是由于一首反诗。他在诗中嘲讽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形容他"那肥胖的指头像虫子""发出马蹄掌般的一道道命令"。当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的作家朋友纷纷出面营救。帕斯捷尔纳克马上去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说情,减轻处罚。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公寓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劈头就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含糊其词而后悔。斯大林的电话惊动了莫斯科。放。

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得以轻判,改为三年流放。



1891年1月3日,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普希金,会弹钢琴。在他出生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到彼得堡定居。曼德尔施塔姆是在那儿长大的。在回忆录《时代的喧嚣》的开端,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沉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

他这样描述自己复杂的母语背景:"母亲的话语,是明晰、响亮的大俄罗斯文学话语,没有一丝异族的掺杂物,带有有些拉长、过于暴露的元音;这一话语的词汇贫乏、简短,惯用语也很单调,但是,这种语言中却包含着某种根本性的、确定无疑的东西。母亲很爱说话,很为因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贫乏的大俄罗斯口语的词根和发音而高兴。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个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吗?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

1993年夏天我去过彼得堡。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请来欧洲各国的建筑师,大兴土木。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见。普希金诗中提到的青铜骑士仍勒住缰绳,等待暗夜降临时飞奔;冬宫大门紧闭,其绘画收藏让人惊叹不已;宏伟的建筑群沿涅瓦河层层展开,古罗马式的柱头金漆剥落。那是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梦,由于俄国辽阔的尺度,一切都被放大变形了。

由于地理位置,彼得堡是俄国最欧化的城市,不仅建筑,也包括知识分子圈子及文化氛围。1906年至1911年间,曼德尔施塔姆先后到柏林、巴黎和海德堡上学。由于受到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他的兴趣转向文科,特别是法国文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开始写诗,最初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回国后先参加俄国诗人伊万诺夫的"象牙塔"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后转向古米廖夫及其妻子阿赫玛托娃等人为中坚的阿克梅派。他写了篇纲领性的文章《阿克梅主义的早晨》。在1937年流放期间,有人在一次集会上问起什么是阿克梅派,他简单地回答说:"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石头》,奠定了他在俄国诗歌中的地位。阿赫玛托娃指出:"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这类似的事实。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的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去年俄国诗人艾基(Genandy Ajgi)也告诉我类似的观点,他说:俄国诗歌有两大传统,其一是普希金、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所代表的俄国本土的诗歌传统,另一支是与欧洲诗歌更为密切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德尔施塔姆因为身体差,免除兵役,在彼得堡一个专门提供战争救济的机构工作,自1915年至1918年,他经常住在克里米亚。1916年初,他和茨维塔耶娃在克里米亚海边相识,很快就堕入情网。1月20日茨维塔耶娃回到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追到那儿,住了两周,此后他常常往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茨维塔耶娃带他游遍莫斯科。她这样写道:"在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但最终曼德尔施塔姆受不了茨维塔耶娃狂热奔放的感情,6月初从莫斯科逃走,两人关系从此中断。

1917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1918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1918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记述了他的一段经历:"我说过,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被弗兰格尔的军队抓走之后,沃洛申立刻动身去费奥多西亚。他回来时脸色阴沉,他说,白军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危险的罪犯。他们断定他在装疯卖傻,因为他被关进单人囚室后,便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在审问时,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

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漂泊,和一个突然事件有关。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宴会,请客的是赖斯纳,海运副人民委员的妻子。据说赖斯纳和契卡(秘密警察机构)有关。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经不住诱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见斜对面的契卡成员布柳索金正喝着伏特加,显然喝多了,他把一叠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随意填写逮捕或枪决的人。平时胆小如鼠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冲了过去,把那名单撕得粉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才意识到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他在街心花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赖斯纳求救。赖斯纳认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损契卡形象,带他去找契卡的头头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肯定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保证要处置布柳索金(他最终逍遥法外)。而曼德尔施塔姆怕布柳索金报复,连夜逃往乌克兰。



无题

沉重和娇柔这对姐妹,同是你们的特征。

肺草和黄蜂将在沉重的玫瑰吸吮。

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

人们在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啊,沉重的蜂房和娇柔的鱼网,

重复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还要艰难!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剩得一桩心事:

金色的心事,即如何摆脱时间的负担。

我饮着浑浊的空气像饮深色的水。

玫瑰成为土地,时间被犁铧耕翻。

沉重的娇柔的玫瑰置身缓慢的漩涡,

玫瑰的沉重和娇柔编织出双重的花环。

1920年3月,科里捷别里

(刘文飞译)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同一副面孔。

蜜蜂和黄蜂吮吸沉甸甸的玫瑰。

男人死了,热气离开沙砾,昨天的太阳

压在黑色的担架上。

哦,沉甸甸的蜂巢,轻柔的蛛网——举起

一块石头也比说出你的名字容易!

我只剩下一件心事,它是何等重要:

时光,让我摆脱你的重负。

我啜饮黑水般的搅浑的空气。

时光已被耕耘;玫瑰曾是泥土。迂缓的

漩涡中沉甸甸的轻柔的玫瑰,

沉甸甸的玫瑰,轻柔的玫瑰,编成了一对花环。

1920.3

(杨子译)


无题

沉重与轻柔,相像的姐妹;

蜜蜂与黄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

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啊,沉重的蜂房与轻柔的网。

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

这世上只有桩黄金的心事:

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

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

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

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

1920年3月,科克捷别里,克里米亚

(北岛译)

和杨译本相比,刘译本由于是从俄文译的,按理说更直接就应更准确,但却有明显的误笔。比如肺草从何而来?另外,把网译成鱼网。更主要的是为了跟着原作押尾韵,译者不惜使用极其别扭的词如吸吮、耕翻来凑韵。这在汉语诗歌翻译中屡见不鲜,但却是一大忌讳。我曾说过,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性是不可译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创另一种音乐。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节奏,汉语的内在节奏。卞之琳先生曾试图效仿西语诗歌的音步找到翻译的节奏,显然是失败的。

杨译本相对准确,但还是老问题,句式冗长,缺乏语感。所谓语感,就是在汉语中的节奏感,及对每个词自觉的控制。

这首诗写于1920年3月,地点是俄国诗人沃洛申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内战期间,主人在那儿接待来自红白两方面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被视为一方"净土"。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此避难。

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主题:生命的重与轻,比米兰·昆德拉那个时髦的话题整整早了半个多世纪。诗人先提到玫瑰之重,是蜜蜂和黄蜂的生命之源。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这句是整首诗的"诗眼"。写战争的诗多了,有谁能写得比这更真实更可悲呢?人死了和热沙冷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们也常说"战死在沙场",这热沙是死者在大地上最后的归宿。而被黑色担架抬走的不是死者,而是昨天的太阳。这昨天的太阳,显然是指人类以往的价值和信仰。它居然那么轻,被黑色担架抬走。试想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是连绵的内战,生命的重与轻就像玫瑰的重与轻一样,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追悼仪式。

第二段沉重的蜂房显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结果,和轻柔的网并置。接着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仍是重与轻的比较。你的名字即时间,让我摆脱你的重负。这里有一种悖论,即黄金的心事就是重负,这种反问其实加重了黄金的心事。

第三段终结时有一种俄罗斯式的抒情: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时间原来就是被耕过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与轻是不可分割的,编成生与死的双重花环。其中让人惊叹的句子是: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那有如电影慢镜头的耕犁过程中,玫瑰随泥土缓缓的漩涡翻转,最后编成双重花环。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它在最终的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生死。



在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关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来龙去脉。

十六世纪后,在俄国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社形式,这是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基础。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俄国出现了两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论家,无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我们的极左派和我们的极右派,都有这种情绪,只是形式不同。"

白银时代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荣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其中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忧伤》(1922)、帕斯捷尔纳克的《越过障碍》(1917)和《生活,我的姐妹》(1922)、阿赫玛托娃的《车前草》(1921)、叶塞宁的长诗《普加乔夫》(1922)等。

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和列宁的私人关系很好,在二月革命前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前,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高尔基成立了各种协会和出版社,养活那些处于饥饿边缘的作家;为营救面临死刑的作家向列宁求助。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和社会名流组成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获得了大批救灾物资。但这个救济委员会的名流们有点儿得意忘形,要自派代表团去西方,竟为此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结果被一网打尽。高尔基在震怒下,于1921年10月离国出走,直到六年多后才回来。

勃洛克在随笔集《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反复提到俄罗斯传统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与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所在。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却惟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勃洛克写道:"文学在俄国是比任何地方更加生死攸关的力量。哪儿都不会像我们这儿词成为生命,变为面包或石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家死去、受难或干脆消失的原因。"



从1925年到1930年底,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写诗,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情况相仿,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停就是十年。阿赫玛托娃有一次说道:"这肯定多少和空气有关。"他们三人中,还是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停笔的。

在西方不少传记和文章中,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其代理人赋予它神权般的信条和伦理。二十年代大多数人把这一理念和基督教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一新的宗教也可以持续千年。而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

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由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全球效应,对处于转型期的农业国家的冲击更大。而革命成为一种释放与调整的可能,特别是在由于土地问题积重难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面临瓦解的俄国。勃洛克在1918年写的长诗《十二个》中,把十月革命与基督及其十二使徒相提并论,看来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是极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娜杰日达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条件投降的心理因素是对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抛弃的惧怕,包罗万象的‘有机世界观'(正是这样称谓的)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一种最后胜利的信念,胜利者永生永世留下来。主要问题是,那些投降的却无械可缴。""而事实上,二十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沙场上。"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写道:"M不相信‘新的'千禧年,而他没有空手参加革命。一方面他为犹太基督文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相信社会公正,‘第四财产',赫尔岑,以及革命作为释放与更新的手段。"

她进一步分析道:"很难想象任何东西能比M带给革命的更糟。显而易见他是命中注定的,永远不会找到他在新世界的位置......他不会躲避自己的同伴,他不认为自己在众生之上,而是其中一员。惟我独尊对他是诅咒——这无疑和他自己属于犹太基督的传统感有关。很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都经历了心理危机。他们陷入可诅咒的现实与对证明其合法的原理的需求之间的困境。有时为了问心无愧,他们干脆对发生的一切闭上眼,再睁开一切照旧。其中大多数等革命等了一辈子,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恐惧,把目光转开。另一些人被恐惧吓坏了,只见树木不见林。M就在他们中间。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1928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

那一时期他的散文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调整,即在个人与革命之间寻找缓冲地带。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这样写道:"我想做到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记事的地盘。家庭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齿不清的,然而它却有些话要说。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的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1924年列宁过世后,斯大林一一除掉他的政敌,最终大权独揽,一言九鼎,革命初期的自由空间完全被剥夺了。有两个诗人的命运特别让他震惊:一个是阿克梅派的领袖古米廖夫,因参加白军于1921年被处决;另一个是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春天自杀。特别是后者,连革命的吹鼓手都不能相容,还有什么写作的余地?三十年代后,几乎所有作家噤若寒蝉。曼德尔施塔姆,这个为革命欢呼过的诗人,将给革命带来"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



哦,地平线窃去了我的呼吸

哦,地平线窃去了我的呼吸——

我已被空间填满!

我夺回我的呼吸,地平线又卷土重来。

真想找个东西遮住双眼。

我宁愿去爱沙滩——那沿着锯齿状河岸

层层铺开的生命,

我宁愿被那胆怯的激流的衣袖

被漩涡、洞穴和浅滩缠住。

但愿我们合作过一会儿,

一个世纪。我一直渴望那样的激流。

我宁愿将耳朵贴在漂流的圆木下边

倾听年轮向外扩张。

1937.1.16沃罗涅什

(杨子译)


无题

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

厌倦了空间的死亡,

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

而我要蒙住双眼!

我更喜欢沙地一层层的

部署,在卡马河曲折的岸边。

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

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

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

羡慕那急流的仓促,

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

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

1937年1月16日,沃罗涅什

(北岛译)

乍一看,这简直就是两首诗。在翻译过程中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相差这么远?最后终于找到答案,原来杨子参照的是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和布朗(Clarence Brown)合译的英译本,而我参照的是格林(Jareas Greene)的英译本。在我看来,默温和布朗的合译本过于随意,常常忽略重要细节,比如在《列宁格勒》的结尾处,就省掉了"镣铐"这一关键词。而格林的译本至少敢附上原文,为了让懂俄文的读者检验比较。关于翻译,让我想到英文成语"瞎子领瞎子"(ablind leads a blind),即借助第三种语言搞翻译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我也是个瞎子,我的办法是尽量多找几个译本,那等刁:多问路,比只依赖另一个瞎子强。

这首诗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在三年刑期即将结束之际。开篇就展示了病痛的紧迫感: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厌倦了空间的死亡。沃罗涅什流放期间,曼德尔施塔姆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致使他常感到难以呼吸。这种窒息感转化成视觉:地平线在呼吸——搏动膨胀——/而我要蒙住双眼!最后一句显然是绝望的叫喊,拒绝再看这个世界。

如果说第一段的基调暴躁而绝望,那么第二段显然由于与自然的亲近而缓解:我更喜欢沙地一层层的/部署,在卡马河曲折的岸边。/我愿缠住它羞怯的袖子,/它的波纹,浅滩和涡穴。卡马河流经乌拉尔地区,是伏尔加河的主要支流。在这里波纹,浅滩和涡穴都是双关语,既描述水流又描述袖子,翻译中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表达。代表时间的河流进而延伸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我更喜欢及我愿是祈使语气,表达了涛人的美好愿望。

第三段继续沿用祈使语气: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可以理解为诗人愿与时代和解,但紧接着急转直下:/羡慕那急流的仓促,/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这一转折是对和睦相处的否定,显然诗人最终的使命是冒险,随急流一起沉浮,并在漂流木头之下(即处于被淹没的状态),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砍下的树木年轮不再变化,但在河水的浸泡中纤维仍在扩张。暗示了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的对立和紧张。这无疑是全诗的高潮,展示了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以及为苦难见证的决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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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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