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黄宗羲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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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录  

  

  内容提要:黄宗羲出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剧变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使他不断思考历史的变动,由此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黄宗羲的历史哲学以《周易》的变通思想和历算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其历史变革的根本之道是仁义,其中心是万民,其方法则是变革制度。这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黄宗羲 历史哲学 变通 仁义 万民 制度

  黄宗羲身处动荡不安的明末清初社会,对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有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他在自己撰写的《留书》、《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破邪论》等著作中,较为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他对历史变革的思考,深刻而又有特色。

  

  一

  

  黄宗羲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强调变革的重要,提出过变革封建体制的种种看法。他的这种求变的思想,与他对《周易》的深湛研究分不开。他潜心研究《周易》,晚年著成《易学象数论》一书,站在义理派立场上,一一辩正象数派附会在《周易》上的种种谬说,诸如纳甲、占课、天根月窟、卦气、卦变、六壬等,以求恢复《周易》之本意,体现出求实明理的精神。与此同时,黄宗羲对《周易》的变通思想多有阐发,他说:“盖《易》非空言也,圣人以之救天下万世者也。……三百八十四爻者,皆一治一乱之脉络,阴阳倚伏,可以摹捉,而后圣人得施其苞桑拔茅之术以差等百王。故象数之变迁为经,人事之从违为纬,义理即在其中。一部二十一史,是三百八十四爻流行之迹也。”[1]又说:“消长得失,治乱存亡,生乎天下之动,极乎天下之变。”[2] (卷六《胡仲子翰衡运论》)《易经》讲变化,含有深刻的辩证法因素,其中的爻,就是讲变化的,阴阳二爻的不同排列方式,即演化出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黄宗羲在解释“革”卦时就曾说:“器弊改铸之之为革,天下亦大器也,礼乐制度,人心风俗,一切变衰,圣人起而革之,使就我范围以成器。后世以力取天下,仍袭亡国之政,恶乎革?”[3](卷六《胡仲子翰衡运论》)很明显地阐发了“承敝易变”的思想。除《周易》外,黄宗羲的历史变革思想还来源于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是“通天地人之儒”,[4]在中西天文历法、算法、地理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作有《历学假如》、《授时历故》、《回历假如》等历算学著作以及《今水经》等地理学著作多部。他不是一个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但他能够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打通,“太冲于史学而注意历法地理,盖犹顾宁人之治经学而特注意于音韵,均于学术界最有发明者也”。[5]一方面,他用自然科学知识揭露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虚妄和危害,进一步破除先儒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他从宇宙、天象的往复变化,万物的此消彼长中受到启迪,并将其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结合起来,认识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且,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是有秩序有规律的,所谓“大化流行,有一定之运。如黄河之水,自昆仑而积石,而底柱,而九河,而入海,盈科而进,脉络井然”。[6]

  黄宗羲的历史变革论还建立在气本论宇宙观之上。他吸收张载的气本论,指出:“盈天地间皆气也。”[7](卷六十二《蕺山学案》)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这一点与王夫之的“气一元论”是一致的。以气本论为前提,他又提出“理气是一”的命题,指出气是理的基础,理是从属于气的,但理气又是不相离的,是统一的,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在气上”、“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8] 使自己的历史变革论建立在了唯物主义思想之上,能够按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实际来描述历史。

  黄宗羲还指出,事物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他说:“盖大化流行,不舍昼夜,无有止息,此自其变者而观之,气也;消息盈虚,春之后必有夏,秋之后必有冬,人不转而为物,物不转而为人,草不移而为木,木不移而为草,万古如斯,此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理也。”[9] (卷二《崇仁学案二》)又说:“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条理者。自其变者而观之,谓之流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谓之主宰。”[10](卷二)从上面这些话,结合他的“理气是一”观,我们可以看出,黄氏的“不变”是寓于“变化”之中的。所谓“变”者,就是“流行”、气;所谓“不变”者,就是“主宰”、理。但主宰在流行之中,理在气之中,故而不变寓于变化之中。不变只是相对变化而言的,是万物流行中的规则、条理、秩序,是事物运动中的相对静止。并非变化之外又有绝对静止的本体,也不是“太极、道、理本质不变”。[11]黄宗羲是在指出,所有的变化都是有规则的,不是乱变。

  黄宗羲的历史变革论还注意到历史条件,即“时”与“势”的重要。他认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才会成功。他在论述胡翰《衡运论》时就说:“天生仲尼,当五伯之衰,而不能为太和之春者,何也?时未臻乎革也。”历史变革的条件不成熟,变革便不会出现。如果历史出现必然灭亡的趋势,人力也无法挽救。他在论述南明小朝廷的灭亡时就说:“故帝之亡,天也,势也。”他在《明夷待访录》的《建都》中也提到“因时乘势”,进行变革。他主张建都金陵,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关中形胜至上,应建都关中。黄氏指出,时代变化了,条件也变化了,建都地点自然随之变化,所谓“时不同也”。秦汉时期,关中田野开辟,人物殷盛,而吴楚之地则处蛮荒,经济落后,不能与关中相比。如今关中屡遭寇乱,十室不存二三,经济衰敝,人才凋零,一切仰食东南,而东南地区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在此建都,有利于王朝安定。

  黄宗羲的历史变革论有历史循环论的迹象,也包含有一定的进化论的因素。他在《孟子师说》中谈及社会历史的治乱盛衰时,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与自然界的变化一样,都是盈与虚、治与乱、盛与衰循环不已的运动,所谓“治乱盈虚,消息盛衰,循环不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黄宗羲也谈及社会历史治乱问题,说:“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并依十二运治乱循环观推算,从周敬王甲子(前477年)到康熙二年黄氏作《待访录》时,皆在一乱之运,二十年后始交“大壮”,由乱而进于治。黄宗羲晚年著《破邪论》,其题辞中又谈及治乱循环问题,由于他所期望的“大壮”之运没有出现,故而他对十二运治乱循环说深致不满。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历史治乱循环的问题,一直是黄宗羲潜心玩味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一治一乱的循环论,他有所怀疑,但又没能走出这个圈子。

  黄宗羲论述过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总趋向,《留书·文质篇》就从传统的“忠”、“质”、“文”的变化中论述了由忠而质而文的社会进步。他指出周代最强盛时,“中国之人”在文学、礼制、分工、伦理、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远远超过“要荒之人”,这些都是一代又一代圣人“相续而治”的结果,如果“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照样能达到“中国之人”的文明程度。在这里,黄宗羲论述了人类由“野”到“文”,又从文之不备到文之大备,其总趋势是向前的观点。这显然高出于循环观,是一种进化的看法。可惜,黄宗羲并未把这一观点贯彻到全部认识当中,在论述社会历史变动时,他用得最多的概念依然是“一治一乱”、“盈虚消长”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黄氏指出社会治乱盛衰的变动,其根本目的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运动观,更重要的是要探寻“治乱之故”,[12]即历史变化的原因。

  

  二

  

  在导致历史运动的诸因素中,黄宗羲特别强调人的力量,他在谈到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时说:“后世之所谓天时,当群雄竞起大乱之时是也;所谓地利,如唐失河北而亡,宋都临安而弱是也;至于人和,则万古不易,……而天时地利皆失,不能不累及人和也。”[13](卷二)天时地利等因素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但人却是“万古不易”的最关键的因素。

  在人这一推动历史变革的关键因素中,人之“心”又是最为重要的,甚或是根本性的动力。黄宗羲所谓“心”,不是指人的思维能力,而是人的道德伦理意识。黄宗羲将人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并由此导出:主体的人是不是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是造成社会治乱的动因和关键,而在这些道德规范中,“仁义”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从黄宗羲的论述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他带有阳明心学的影子。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故国之所以治,天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14](卷一)又说:“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后,往往有以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气化运行,当其过不及处,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应之,久而天运复常,不仁者自遭陨灭。”[15] (卷四)仁义之道乃治乱根本,以仁治天下,是社会运动的“常理”,以不仁治天下,则是反常,反常现象不会久存。社会运动符合“常理”即为“治”,出现“反常”即为“乱”。仁与不仁,是决定社会治乱的根本。

  黄宗羲强调“仁义之心”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他的仁义不是只求于自身修养的“内圣”,而且还发为事功,是与事功相统一的。仁义是根本,事功是仁义之道的表现,事功中体现仁义。由此,他区别了王道和霸道,“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事功本之心术者,所谓‘由仁义行’,王道也;只从迹上模仿,虽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谓‘行仁义’者,霸也”。[16](卷一)就是说,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仁义之心,王道根于仁义之心,霸道无仁义之心而只追求利欲,由仁义之心而发为事功者,为王道,否则为霸道。

  

  从仁义之心对历史变革的重要性出发,黄宗羲考察了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人心无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独乐。故白起发一疑心,坑四十万人如虮虱;石崇发一快心,截娥眉如刍俑;李斯发一饕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战国之君,杀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独乐耳”。[17](卷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道德意识,即所谓“一念之差”,当然也起很大作用。黄宗羲能够看到人的思想动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实属难得。由此出发,他特别重视君主的自我修养,并从心学的角度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加以发挥,要君主自觉地端正思想动机。黄宗羲在论述历史变革时,一方面能够认识到历史变化有一定的客观趋势及必然性,人们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人在历史变革中的主导作用,注意到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确乎达到了历史哲学的高水平。

  

  三

  

  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中心是万民。在他看来,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围绕万民的利益进行,都必须有利于民生,一切均要从民众之需要出发。这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在明清之际的重新发挥,是黄宗羲用以区别仁义之心与非仁义之心的标准,更是黄宗羲历史变革论的立足点。从黄宗羲的著作中,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这样的言论,诸如“志仁者从民生起见”,[18] (卷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9](《原臣》)等等。从关注生民休戚这一中心出发,黄宗羲指出了封建君主专制愈来愈强,人民遭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愈来愈严重的现实。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两大变局,秦汉为一变,蒙元为一变,愈变对老百姓的盘剥愈严重,所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20](《原法》)他认为,历史经此两变,积弊日久,百姓灾难日深,小的变革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远思深览,一一通变”,进行较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生民戚戚惨惨的生活。他还具体分析了一些制度的变更对百姓日深一日的盘剥。比如税法,从古代井田制到秦废井田,为一变;自秦而至于唐,行两税法,由征粟帛改为征钱,又一变;自明以来,废钱而征银,此又一变。“经此三变,民生无几矣”。[21](卷三)制度的变化,关键是看其病民还利民,利民之变为善,害民之变为不善。

  从万民利益出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把三代以下与三代以上进行了对比,认为三代以上之君,为万民而设,为万民谋利;三代以下之君则为个人谋利,将天下变为个人之私产,胡作非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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