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超: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欧洲人权法院适用适当性原则的分析模式及其运用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8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38

内容提要: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在平衡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的分析上常被批评缺乏清晰性、一致性。为权衡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审查国家安全措施是否适当,即能否达到缔约国所欲达到的目的。考察欧洲人权法院国家安全判例中对适当性原则的审查,可以将其司法实践总结为两种分析模式:“人权保障优先”模式和“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两种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标准以及重点考量因素是不同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国家安全案件中对适当性问题的审查具有一致性与可预测性。

关 键 词:适当性原则  国家安全  欧洲人权法院  人权保障优先  国家安全优先


一、引言


对于国家安全与人权关系的理解,有的国家着眼于二者的冲突与对立,有的则将重点置于二者一致与互动之处。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解读,国家在处理二者关系时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平衡。但是,何谓平衡?如何达到平衡?

国家安全与人权二者平衡与否,其核心考虑不在于法律条文中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例外条款的数量多少,也不在于政府为国家安全而干涉个人自由的范围大小、手段多寡或是程度深浅。这些考虑过于看重表面所呈现出的情况的比较,实际上是将平衡简单地理解为“正义女神”手中天平的持平状态,一端减少,抑或另一端增加所造成的天平的倾斜,即意味着当前状态的失衡。相反,这些此消彼长的变化更大程度上是平衡后所呈现出的结果,而非国家安全与人权进行平衡的过程。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在抽象层面应当是二者所承载的价值或利益的比较,在实践层面则应当是对以前者为理由干涉后者的正当性的评价。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对缔约国国家安全举措的审查和分析,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平衡过程。

比例原则经常被司法机关用于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实质性审查,通常认为其至少包含以下三项“子原则”:适当性、必要性以及狭义合比例性。①其中,适当性原则要求政府证明举措能够促进其目的的达成,即举措与目的间具有相关性。②比例原则最初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进行了系统性的适用与发展,③随后又被引入了国际人权领域,④这当然也包括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对比例原则的应用有其独特性,⑤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纳入了对适当性原则的考察。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时常遇到缔约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权利行使施加限制的情况。所涉及的权利包括《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以下简称《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第10条(表达自由)、第11条(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第四议定书第2条(迁徙自由)等;规定这些权利的条文明确将“国家安全”作为权利限制的正当理由之一。⑥此外,也有案件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和第6条(公正审判权);⑦虽然“国家安全”没有出现在相应的条文中,但这并不影响缔约国在实践中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在这些国家安全案例中,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平衡当事国保护国家安全的需求与其保护人权的义务。为此,欧洲人权法院通常会对缔约国保护国家安全措施的“适当性”进行审查,分析措施与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

现有研究很少专门分析欧洲人权法院处理国家安全与人权之间冲突的模式。⑧与此间接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综合性分析为主,总结了在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8-11条权利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如何运用比例原则判断当事国的措施是否是“必需的”;⑨另一类研究则关注某一具体人权问题,分析政府干涉相应权利的合法条件与范围。⑩这些研究没有将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欧洲人权法院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实践上,分析适当性原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与此相关,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讨论了比例原则在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中的应用,(11)这其中有关适当性原则的分析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经常有批评指出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为解决欧洲人权法院审查标准的不可预测性问题,学者大多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自由裁量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理论来解释其判决所体现的不同分析模式。“自由裁量余地”指的是,“缔约国在实施国际人权条约以及判断其国内现实情势时所享有的自由”(12)。依据此理论,欧洲人权法院对涉及不同权利或主题的案件,采取或严格或宽松的审查标准。(13)然而,这一理论只是粗略地将赋予缔约国的自由裁量范围区分为“较大”和“较小”,却未能明确指出在两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如何具体审查政府措施的适当性。举例来说,欧洲人权法院在案件中赋予缔约国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是否意味着其将直接采纳当事国对于措施有效性问题的主张?抑或是,当事国在此情况下需要提供实质性证据支持这一主张?当赋予国家较小的自由裁量余地时,欧洲人权法院会采用严格的审查标准,那所谓的“严格审查标准”在具体案件中是如何体现的?应当说,“自由裁量余地”理论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审查标准,但是没有详细阐明二者在实践上的具体差异。

的确有学者在研究中分析并提出了欧洲人权法院适用不同审查标准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例如,扬涅克·杰拉茨教授(Janneke Gerards)总结了实践中自由裁量余地所能够影响的因素;(14)乔纳斯·克里斯托弗森教授(Jonas Christoffersen)则将关注重点放在证据规则方面。(15)这些研究都是在归纳和总结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中的审查标准,尝试发掘并理解其判例的一致性所在。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国家安全判例,归纳和总结其所遵循的两种分析模式。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欧洲人权法院如何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适用适当性原则。考虑到此类案件数量较多,文章所研究的判例范围主要限于大法庭(Grand Chamber)与分庭(Chamber)作出的判决,(16)所涉及的权利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第6条(公正审判权)、第8条(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第10条(表达自由)、第11条(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第四议定书第2条(迁徙自由)。所选案例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属于近期作出的判决,涉及的是欧洲人权法院2013年11月1日后的案例,(17)这类案例主要通过其案件数据库“HUDOC”收集;(18)第二类是有影响力的判决,指的是欧洲人权法院或前欧洲人权委员会作出的、对后续相似案件有指导意义的判决或决定,这类案件主要是通过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第一类案例中欧洲人权法院对之前判例的援引收集的。(19)

本文主要从两部分展开讨论。首先,从类型化的角度总结欧洲人权法院在所选判例中审查适当性原则的分析模式。根据涉及权利的性质和重要性的不同,本文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确立了两种审查标准,分别偏重对人权的保护和偏重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其次,归纳了两种分析模式在实践中所应用的案件类型。继而,将分析角度具体到个案层面,重点归纳欧洲人权法院如何根据具体案情“矫正”相应审查标准对人权或国家安全的偏向。这一部分还总结了国家安全判例中法院认为不符合适当性原则的情形。


二、审查适当性原则:两种分析模式


《欧洲人权公约》第8、10、11条以及第四议定书第2条规定,国家对权利的限制应当“以在民主社会中保障国家安全所必要者为限”。这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中适用比例原则的法律基础。(20)此外,《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和第6条的条文虽然没有类似的表述,但从其实践来看,欧洲人权法院有时也会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国家的相应措施是否符合公约规定。

(一)区分两种分析模式的理论依据

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欧洲人权法院依据案件所涉及权利是否蕴涵民主社会的根本要素,分别适用严格或宽松审查标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民主制度、民主社会是《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所维护的核心价值。(21)一般意义上,民主是欧洲国家一致认同的价值理念,它们普遍认为民主有助于个人基本自由的实现。(22)从法律角度来说,《欧洲人权公约》第8、10、11条以及第四议定书的第2条在允许缔约国对个人行使权利施加限制的同时,要求这种限制“以在民主社会中保障国家安全所必要者为限”。(23)

判断相关权利是否具有民主社会的根本要素,这为在抽象层面比较国家安全与人权所承载的价值或利益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基点”。国家安全案件通常涉及可能存在冲突的两种利益:一者是国家安全,一者是《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个人权利与自由。然而,正如斯塔夫罗斯·萨基拉基斯教授(Stavros Tsakyrakis)指出的,所谓“平衡”人权与公共利益只能停留在纸面,(24)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无法予以量化并依此权衡得失。(25)举例而言,当一桩窃听案件需要权衡保护个人通信秘密及隐私权与侦察正在酝酿的恐怖袭击时,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度量单位”可以直接对比二者在该案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法院不能简单地基于功利主义,直接通过计算被窃听的人数和恐怖袭击带来的伤亡人数来给出结论。更何况这其中还涉及一个重要的变量,恐怖袭击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政府的窃听行为是“已经”对当事人隐私权产生干涉的现实。

实际上,权衡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的。杰里米·沃尔德伦教授(Jeremy Waldron)提出,权衡或平衡“并不必然体现为边沁量化式的功利主义,其也可以是一种关于为何赋予双方不同价值的说理与论证过程”(26)。换言之,欧洲人权法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的权衡可以体现为其在判决中将更高价值赋予其中一方的过程。(27)在此意义上,欧洲人权法院因案件所涉及的权利蕴涵民主社会的根本要素而赋予其高于国家安全的价值,适用严格的审查标准分析适当性问题,本文将相关司法实践具有的类型化特点归纳为“人权保障优先”模式;反之,对于没有直接涉及这一特性的权利,则将更高的价值赋予国家安全,适用宽松的审查标准,相应地,本文将此归纳为“国家安全优先”模式。

(二)两种分析模式的审查标准和证明

在“人权保障优先”与“国家安全优先”两种模式之间,欧洲人权法院司法实践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关于适用的标准,两个模式对政府实施的国家安全措施的有效性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二是关于事实与证据层面,体现为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缔约国所提出的证据及信息的评估与审查力度的差别。(28)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区别,法院在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时,其所适用的分析模式或是偏向于保护人权,或是偏向于保护国家安全。

1.“人权保障优先”模式的审查标准与证明

对于适当性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分析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29)在审查标准层面,“人权保障优先”模式要求二者之间建立起较强的联系。具体而言,当相关情况满足以下两个要求时,欧洲人权法院才认可措施的适当性。首先,国家安全应当面临真实的危险。那么,该如何认定危险是否是“真实的”?国家对某一类型的潜在威胁设有“警戒线”,当潜在威胁满足一定条件时,则认定其到达了“警戒线”而成为需要采取行动消除的危险。欧洲人权法院在一些类型的案件中,对政府判断威胁达到“警戒线”需要满足的条件给出了其观点。举例来说,政治异见既可以是批评与反对政府的声音,也可以是煽动分裂的内容,这种性质的言论时常容易触碰到政府敏感的神经,进而主张其国家安全面临着威胁。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只有在判断该言论含有煽动暴力的内容时,法院才认定被诉国家的措施是适当的。(30)换言之,欧洲人权法院实质上要求国家承担一定的风险,即使一些言论在未来有可能会间接地、部分地助长暴力行为,国家却不能在当前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这些言论进行限制。

其次,手段与目的间较强的因果联系还反映在国家所实施的措施能够较为有效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是对干涉措施效果的预测和评估。在“‘自我吹嘘!’周刊协会诉荷兰”(Vereniging Weekblad Bluf!v.The Netherlands)案中,一份杂志刊载了荷兰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而荷兰政府在杂志散发于街头后才采取行动。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尽管政府禁止继续散发该杂志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损害,然而就其保护国家秘密不被泄露这一目的来说,该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31)禁止继续散发可以相对限制该杂志的传阅速度和范围,但是由于此时秘密报告已经被泄露,政府所主张的“保护国家秘密”的目的实际上已无法被满足。

当适用“人权保障优先”模式时,被诉国家需要提供证据或相关材料,证明干涉措施与保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之间有着足够的关联。(32)欧洲人权法院会对材料的说服力进行较为细致的审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例中,审查的相关证据和材料大多都是证明“国家安全面临着真实危险”这一问题,关于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程度的证据不多。对此可能的合理解释是,一旦被诉国家能够阐明案件中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具体危险,对于消除危险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其目的这一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基本上借助常识和推理便可得出结论。实践中,为了证明国家安全处于真实危险之中,缔约国有时会提交相关专家报告(33),以及政府组织的内部评估报告(34)。即使国家提交的证据和材料看起来比较具体、有条理且中立,欧洲人权法院也不会直接接受当事国的主张。举例来说,欧洲人权法院会审查政府有关报告的调查方法(35),重新评估涉案言论的措辞、形式以及性质(36),分析政治团体的纲领和活动(37),并且考虑政府在实施相关干涉措施时所处的政治与社会背景(38)。

2.“国家安全优先”模式的审查标准与证明

相比之下,在适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审理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显著降低了对措施适当性的审查标准。首先,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不需要达到真实或紧迫的程度。比如,在出于反恐需要而实施通讯监听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不要求当事国只有在恐怖袭击“即刻便要发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通讯监控;相反,欧洲人权法院一般性地认可了该类案件中采取监听措施的有效性。(39)其次,只要国家所实施的措施在有效性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缺陷,欧洲人权法院便认定该措施符合适当性原则。此外,一些措施即便是只能在长远意义上或是逐步地达到缔约国的目的,其适当性也为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所认可。(40)

关于证据与事实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时,倾向于直接接受当事国的主张,而不对相关证据进行细致的审查。实践中,当案情涉及以下要素时,欧洲人权法院一般性地认可国家安全面临的危险:反恐、敏感信息的保密(41)、情报部门的运作(42),以及为保障情报部门运作效率,对其工作方法和工作结果进行保密(43)。对于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当事国并非必须提交证据证明其措施的实际效果,申诉人也无需证明该项措施的明显缺陷所在。(44)欧洲人权法院基于已经掌握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推理的方式来评估国家实施的措施的有效性。(45)


三、两种模式适用的案件类型


(一)“人权保障优先”模式适用的案件类型

在国家安全判例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一些权利蕴含了民主社会的根本要素,具体来说,这些要素指的是“多元、宽容和开明”(pluralism,tolerance and broadmindedness)。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赋予嵌入了这些要素的权利高于国家安全的价值。(46)如果这些要素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价值被轻易舍弃,那所谓民主社会只能沦为一具空壳。具体到“人权保障优先”模式,对本文来说一个更务实的问题应当是,在国家安全判例中这些蕴含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的权利清单是否可以穷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其具体包含哪些权利?

在本文所研究的国家安全判例中,共有三项权利符合该要求:表达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进一步来说,这三项权利都包含了多个具体权利内容(47),但并非所有权利内容都直接涉及“多元、宽容与开明”的民主价值。此外,这其中仅有一部分权利内容在实践中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被施以限制措施。(48)具体而言,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以下四种类型的案件时适用了“人权保障优先”模式:(1)禁止表达某一政治言论,或对其进行处罚(涉及表达自由、集会自由);(2)禁止某一政治团体成立,或解散政治团体(涉及结社自由);(3)禁止传播包含公共利益事项的涉密信息(涉及表达自由);(4)禁止同性恋士兵在军队服役(涉及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不断地在判例中确认,在以上四种类型案件中,国家所干涉的权利内容包含了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多元、宽容与开明”。(49)展开来说,政治言论和政治团体能够为公众提供不同的政治观点、主张、选择以及目标。(50)即使此种言论对一部分人而言有些震惊甚或反感,但对不同的观点持有宽容的态度并进行自由的讨论是维持民主运作的根本所在。除了政治性观点外,欧洲人权法院还强调了人们就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进行讨论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51)并就此承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2)有关公共利益事项的信息能够自由传播,有助于吸引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并就此引发讨论。至于同性恋者不得服役的政策问题,“多元、宽容与开明”的民主社会价值支持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即便其选择不符合一部分人的社会道德观点。(53)

(二)“国家安全优先”模式适用的案件类型

在除以上四种类型外的国家安全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则适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国家是民主的载体与维护者,若国家处于危险与动乱之中,民主也很难得以维持和存续。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直接接受缔约国关于其国家安全措施有效性的主张。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在诸多案件中适用这一分析模式,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种经常适用的案件类型:(1)秘密监控,包含截取通讯内容和元数据,以及情报共享(涉及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2)情报机构建立个人档案,收集、储存个人信息(涉及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3)禁止曾享有涉密权限的人士出国(涉及迁徙自由);(4)不公开审判(涉及公开审判权);(5)拒绝披露涉密信息,以证明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是基于合理怀疑作出的(涉及禁止任意逮捕与羁押);(6)国内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使用秘密证据(涉及“平等武装”、公正审判权,以及准备辩护的权利);(7)延长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期限(涉及在合理时间内受审或者释放待审的权利);(8)延缓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涉及律师帮助权)。

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经常涉及诸如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情报部门的运作效率等因素,鉴于这些因素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或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欧洲人权法院常认可当事国所采取措施的适当性。(54)

综上,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国家安全措施的适当性问题时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反映了不同案件中法院在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问题上的倾向。本文并非试图否定“自由裁量余地”理论;相反,文章通过分析该理论在国家安全案例中的应用,总结欧洲人权法院审查适当性问题的具体标准。在“人权保障优先”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适用较严格的审查标准,要求国家安全处于真实的危险之中,并且政府的应对措施能够较好地达到目的。适用严格标准审查案件,能够给予人权更高程度的保护,缔约国限制人权的措施更容易被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为不符合适当性要求。相比之下,“国家安全优先”模式适用较宽松的审查标准,要求国家安全措施的有效性没有严重缺陷即可。因此,缔约国的措施在这种模式下更容易通过欧洲人权法院对其适当性的审查,当事国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得到相应重视。


四、实践应用:“矫正”分析模式的偏向


具体个案层面,欧洲人权法院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下有时会认定国家的措施违反适当性原则,不支持当事国的主张;同样地,适用“人权保障优先”模式也不代表欧洲人权法院一定会作出支持申诉人的决定,欧洲人权法院有时会认定缔约国为保护国家安全限制人权的措施符合适当性的要求。在审理某一个具体案件时,案件的具体情形会影响到欧洲人权法院对政府措施适当性的分析。这也是很多评论认为欧洲人权法院的说理及判决缺乏一致性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从本文所选案例来看,欧洲人权法院经常将案件的某些特定具体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此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分析模式中偏向人权保护或国家安全的审查标准。

(一)矫正“人权保障优先”模式

针对适用该模式可能导致的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忽视问题,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表现出的“矫正”方式有所差别:

1.关于政治言论的案件

只有当政治言论构成煽动暴力时,国家限制和禁止有关言论的措施才符合适当性原则的要求。从总体上看,适用这样一种较为严格的标准可以保护更多其他类型与性质的政治言论。具体到个案层面,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判断的问题是,案件中当事人发表的言论是否构成煽动暴力。这其中实际上涉及对言论可能造成的危险的预测和评估。在此意义上,欧洲人权法院认可缔约国采取预防性策略消除国家安全威胁的适当性,(55)不要求国家必须等到危害结果出现时才能采取行动。

一种最容易判断的情况是案件所涉及的言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包含了呼吁武装抵抗政府、暴力起义或恐怖袭击等内容。(56)例如,在一系列针对土耳其提起的申诉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言论内容初步构成了煽动暴力。(57)在这些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还特别将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紧张局势纳入考虑,作为其认定国家安全面临真实危险的依据之一。(58)相比之下,还有一些案件所涉及的言论没有包含呼吁暴力的内容,但是缔约国依旧主张当事人的政治性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对于这些案件,欧洲人权法院通常会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与社会氛围,以及当事人的身份或职业。

对此,本文这里以区分异己("us-vs-them" mentality)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言论作为例子进行分析。(59)一般情况下,煽动仇恨、对立和不容忍的言论并不必然构成煽动暴力。(60)此类言论试图强化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比如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本国人与外来移民,此民族与彼民族,也可以是少数群体与中央政权。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欧洲人权法院并非主张煽动仇恨与对立的言论不需要加以限制,这里强调的是由于此种言论没有包含呼吁暴力的内容,(61)因而这一限制不必然需要以保护国家安全作为合法性理由。(62)但是,若当事国正处于暴力与冲突之中,抑或是刚刚结束此种政治动荡,欧洲人权法院会依据这种政治或社会情况,认定案件中煽动仇恨与对立的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紧迫且真实的危险。(63)

举例来说,在“斯托马欣诉俄罗斯”(Stomakhin v.Russia)一案中,申诉人所发表的文章将俄罗斯安全部队描述为“疯子”“杀人犯”以及充斥着犯罪想法的军人,就此煽动车臣地区的人民对俄罗斯中央政府的仇恨。(64)考虑到第二次车臣战争后当地动荡的局势与频繁的恐怖袭击,(65)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涉案言论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已不再止于歧视或鼓励个别犯罪的效果,而是能够挑起对俄罗斯军警的暴力行为,并为这种暴力行为提供正当理由。(66)简言之,该言论在本案的具体情形下构成了煽动暴力与分裂。

关于当事人的身份与职业这一因素,欧洲人权法院在衡量相关言论的影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关言论的危害时,有时会将该因素纳入考虑。在“古尔伯兹与拜亚尔诉土耳其”(Gürbüz et Bayar c.Turquie)以及“卡拉泰佩诉土耳其”(Karatepe c.Turquie)两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考虑了案中作者和演讲者的地位与身份:前一案中作者是恐怖组织的领导人(67),后一案件中当事人是政客——土耳其一个大城市的市长(68)。二人的角色决定了其言论将对公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其他一些案件中,例如“哈利斯·东安诉土耳其(3号案件)”(Halis Doan c.Turquie[no.3])、“霍贾古拉里诉土耳其”(Hocaoullar c.Turquie)、“苏莱克诉土耳其(1号案件)”(Sürek v.Turkey[no.1]),申诉人是报刊杂志的编辑或经营者,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虽然刊载的文章并非他们个人的观点,但其提供了可能使涉案言论广泛传播的平台。(69)

2.关于政治团体的案件

结社自由赋予个人创建或加入某一政治团体的权利。一个具有政治性质的团体的目的通常包括:与执政党竞争政权,提出与执政党不同甚或相反的政治议程。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政治团体在实践中享受了一定程度的“疑点利益”(benefit of the doubt):若某一政治团体在政治纲领中以激进变革作为其政治议程,在该政党开展任何实际活动之前,当事国政府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认定该团体对国家安全构成真实危险,为此解散该政治团体或阻碍其成立都是不符合适当性原则的措施。但是,在个案层面,当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一些案件时,即便政治团体还未进行相关活动,根据一些具体情形和因素便足以判定其对国家安全构成真实危险。

类似于其对政治言论的态度,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缔约国采取预防性策略评估政治团体的危险符合适当性要求。欧洲人权法院不期待缔约国直到某一政治团体夺得政权并实施颠覆民主的政策后,才可采取措施。(70)当满足一定情形时,国家的提前干涉措施是符合《欧洲人权公约》要求的。作为一般规则,当一个政治团体的目标有违民主社会基本原则,抑或是,其欲以非法、有违民主甚至暴力手段达到目的,此时可以认定该政治团体对国家安全构成真实危险。(71)一个政党的政治目的与手段一般直接反映在其纲领和政治路线之中。

当然,政治团体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议程直至取得权力,这种事情既非不可置信,也不是闻所未闻。(72)为应对这种实际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将考虑案件中政党的“领导人及其成员的相关言论与立场”(73),以此来评估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举例来说,在“福利党等诉土耳其”(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Turkey)一案中,政党领导人及几位成员的相关演讲表明(74),该政党计划施行“沙里亚法”(75),建立一个基于宗教歧视的法律体系(76),并且不惜以暴力手段达到其目的(77)。基于以上判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该政党的真实目标有违民主原则。“伊尼亚滕库与罗马尼亚社群党诉罗马尼亚”(Ignatencu et le Parti communiste roumain c.Roumanie)是2020年审理的一个案件,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给出了相似的判断。尽管案件涉及的政党在其纲领与政治路线中明确表示其尊重宪法秩序和民主原则,反对专制主义,(78)但是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政党主席发表的相关文章,认定该政党的实际政治目标有违民主原则。(79)

3.关于传播有关公共利益的涉密信息的案件

当媒体报道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包含了国家秘密时,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欧洲人权法院在平衡言论自由与保护国家秘密不被泄露二者间,给予前者更高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欧洲人权法院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是,案件中被泄露的国家秘密是否关涉公共利益。(80)根据判例,当相关国家秘密所包含的信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其属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其一,该信息促进当前公众正在关注议题的讨论;(81)其二,信息揭露了政府滥用职权或违法行为。(82)另一方面,当案件中被泄露的国家秘密不涉及公共利益时,欧洲人权法院则会适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分析当事国措施的适当性,即以较宽松标准审查对权利的限制。(83)

此外,即使被泄露的国家秘密涉及公共利益,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时还要分析该国家秘密的泄露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较严重的损害”。(84)为此,欧洲人权法院通常会考虑涉案秘密的时效性(85),以及该秘密的内容与性质(86)。在所选案例中,欧洲人权法院均依据上述因素得出结论认为相关信息的泄露不会造成严重损害。(87)但是,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本身表明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留有余地,将来出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案件时,不会一味支持言论自由保障。

4.关于因性取向开除军人的案件

若非出现实际案件,人们通常很难想到国家安全如何能够与个人性取向联系在一起。涉及到此问题的几起案件都是针对英国提起的。(88)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同性恋和反感同性恋的军人一同在军队服役,这种情况虽然会对军队中的人际关系造成困扰(89),但是不必然导致对军队作战能力和运作效率的严重损害(90)。以目前数量有限的案例来看,在审查这类案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忽视,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特意试图矫正。但是,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常见,其涉及与“多元、宽容和开明”的民主原则直接相关的权利——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而这项具体权利内容很少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总结来说,在类型化角度上,“人权保障优先”模式适用严格的审查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权法院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会认定当事国的措施不符合适当性原则。这是因为在个案层面,法院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因适用严格审查标准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忽视。欧洲人权法院在国家安全判例中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这种“矫正”:第一,运用预防性策略评估国家安全所面临危险的真实性,该方式常见于涉及政治言论和政党的案件;第二,通过明确界定“人权保障优先”模式的适用情形,达到限制其应用范围的实际效果,该方式用于涉及传播包含公共利益的国家秘密,以及禁止同性恋军人服役的案件。

(二)矫正“国家安全优先”模式

从类型化角度看,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适用宽松标准审查缔约国维护国家安全措施的适当性。而具体到个案层面,关于该模式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偏向,欧洲人权法院多是通过比例原则的另一项“子原则”进行矫正的,即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小侵害手段”原则。(91)但是,欧洲人权法院还是在一些案件中认为当事国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不符合适当性原则,给出了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结论。本文将在下面归纳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些案件中的重点考虑因素。

1.威胁随时间而降低

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之下,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接受当事国对相关情况的判断,例如恐怖袭击的危险程度、公开国家秘密可能造成的损害。然而,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后续客观情况的变化可能需要对威胁的程度重新进行评估。举例来说,随着事件态势逐渐缓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相应降低;又或者,后来出现了新证据表明缔约国在采取措施时过高地估计了威胁程度。但是在审理此类案件的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一般只会对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相应情况进行考虑。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标准上不要求威胁达到真实或紧迫的程度,认可某些潜在的、积累性的威胁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是因为缔约国在此类案件中经常以较为概括和抽象的方式描述面临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势逐渐减弱,直到临界点,此时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已经相当轻微,抑或是有关情况不再被政府解读为威胁;如此一来,彼时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在此时就无法再满足适当性的要求。

在国家安全案例中,因政治背景彻底改变或者社会转型,相关情况不应再被当事国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以“塞格斯泰特-威伯等诉瑞典”(Segerstedt-Wiberg v.Sweden)案为例。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本案时是2000年,两位申诉人自1976年以来参加左翼政治活动的相关信息被当时瑞典政府的安全警察收集在其档案中,并保留至申诉提起时。(92)欧洲人权法院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认为,收集此类信息在冷战期间可能是国家情报部门工作职责所在,但是在瑞典当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下,支持左翼政治运动不应当再被视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93)基于上述考虑,欧洲人权法院认定瑞典政府继续保留当事人的有关信息是不适当的。除了国际政治环境变更,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也可能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图雷克诉斯洛伐克”(Turek v.Slovakia)一案中,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国家安全局将一系列文件设定为国家秘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和平分离后的斯洛伐克是自由民主政权,公布前政权情报部门的秘密文件并不必然会暴露现政权情报部门的工作方法,或损害其运作能力。(94)

2.缺乏对威胁的具体阐述

在为其措施的适当性进行辩护时,当事国对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描述应当具体到何种程度?根据所选案例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案件涉及的权利是“有限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8、10、11条及第四议定书第2条)还是“受限制的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5、6条)。对于涉及前一种类型权利的案件,欧洲人权法院一般会接受当事国对其所面临威胁的概括性阐述。在审理涉及后者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时常因为缔约国未能明确、具体地解释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而拒绝认定相关措施的适当性。具体来说,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案件类型包括延长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期限(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95),不公开审判(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96),以及延缓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3款)(97)。

欧洲人权法院要求缔约国较为详细地阐述其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事实依据。在此意义上,当事国应当结合案件情况解释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情况。以“别拉谢夫诉俄罗斯”(Belashev v.Russia)一案为例,俄罗斯国内法院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审理当事人。为此,俄罗斯在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辩护时,仅简单声称案卷中含有涉密信息(98),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哪些文件涉及国家秘密,也未能解释这些涉密信息与当事人涉嫌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99)。与该案形成对比,在“韦尔可与比亚莱克诉波兰”(Welke and Biaek v.Poland)一案中,波兰向欧洲人权法院阐明,案件中的涉密材料包括秘密录音,以及警方当时截取毒品并以相似物质调包的具体细节。(100)在此基础上,波兰主张,若是国内法院公开审判当事人,将会暴露警方工作方法,不利于警方今后的行动。(101)

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下,针对缔约国提出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张,欧洲人权法院通常不进行严格的审查。然而在某些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不接受当事国仅对所谓危险进行一般性、概括性的千篇一律式的描述,其希望当事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在对国家安全威胁进行了切实评估的基础之上的。

3.措施的效果有明显缺陷

如果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缔约国采取的措施无法达到其目的,将会判定该措施不符合适当性。在国家安全判例中,虽然欧洲人权法院经常依据经验、常识以及先例,认可特定类型案件中手段与目的的因果关系,而无需缔约国对此进行详细解释或是提交确切证据;但是,在一些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结合相关案件事实发现当事国所采取的措施无法达到其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并不试图合理化所发现的问题,而是直接认定案件所涉及的措施的有效性存在缺陷。

这里以“巴蒂克诉俄罗斯”案(Bartik v.Russia)为例,该案中俄罗斯为了确保国家秘密不被泄露而禁止曾享有涉密权限的退休工作人员出国。(102)欧洲人权法院发现,俄罗斯对本案申诉人只施加了国际旅行禁令,并没有继续采取对其任职期间实施的对外通讯的审查。(103)换言之,只要当事人想要对外透露其曾掌握的涉密信息,除了本人出国外,仍有其他手段可以付诸实施。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俄罗斯对已退休的涉密人员实施国际旅行禁令无法有效达到防止国家秘密被泄露的效果,即手段与目的之间缺乏相应的联系。(104)

总结来说,“国家安全优先”模式给予国家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这在个案层面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矫正”,宽松的审查标准并不代表缔约国为保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能符合适当性的要求。这些措施可能因为以下情况不能满足要求: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程度显著下降、措施严重缺乏有效性,以及当案件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5、6条时,当事国未能阐明其面临的威胁。简而言之,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下,欧洲人权法院对保护国家安全的偏向并非决定性地影响案件结论。


五、结论


国家安全与人权二者之间应当如何权衡与取舍?二者各自具有被赋予更高重要性的理由:一方面,国家的存续与安全是其有效保障人权的前提;另一方面,保障人权是国家存续的合法性基础。这一长期存在的两难选择或许可以解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在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徘徊与犹豫,进而被批评为缺乏一致性。本文在“自由裁量余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安全案例,回答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实践中如何审查缔约国限制权利的措施的适当性这一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对适当性的审查标准具有一致性,其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的方式并非不可预测。为此,文章提出需要从两个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角度分析欧洲人权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类型化角度与个案角度。

根据上文对所选国家安全案例的分析,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欧洲人权法院依据所涉及权利的性质和重要性相应展现了两种分析模式,所适用的模式决定了欧洲人权法院审查适当性问题的标准高低。当案件涉及的权利与“多元、宽容和开明”的民主原则直接相关时,欧洲人权法院通常适用“人权保障优先”模式。在国家安全案件中,具有这种性质的权利包括表达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对于此类案件,欧洲人权法院赋予相应权利高于国家安全的价值和重要性,为此采用较严格的标准审查缔约国干涉人权措施的适当性。相对应地,“国家安全优先”模式则适用于涉及其他权利的案件。该模式赋予国家安全保障更高的重要性,采用较宽松的标准审查当事国措施的适当性。

具体到个案层面,欧洲人权法院将案件的具体情况纳入考虑范围,试图“矫正”或者弥补两种模式各自对人权或国家安全的偏向,避免因此导致个案不公正的结果。在适用“人权保障优先”模式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可采用预防性策略评估国家安全是否面临真实危险,它并不期待缔约国直到危害发生才能采取应对措施。另外,欧洲人权法院还明确了适用该模式的范围。在“国家安全优先”模式所适用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仍会在某些情况下判定当事国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不符合适当性原则,具体包括:危险嗣后消失、措施有效性存在明显缺陷,以及一些涉及《欧洲人权公约》第5、6条的案件中,当事国未能具体阐明所面临的危险。

注释:

①也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包含四项“子原则”。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蔡宏伟:《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第134-136页。

②See Stavros Tsakyrakis,Proportionality:An Assault on Human Rights?,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8,474(2009).

③See Yutaka Arai-Takahashi,Proportionality—A German Approach,19 Amicus Curiae 11(1999).另参见徐继强:《德国宪法实践中的比例原则——兼论德国宪法在法秩序中的地位》,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④See Aharon Barak,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Proportionality,in 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ir Limit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9-184.

⑤See Stijn Smet,ECtHR Really Applies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aint-Paul Luxembourg S.A.v.Luxembourg,Strasbourg Observers(1 May 2013),https://strasbourgobservers.com/2013/05/01/ecthr-really-applies-lessrestrictive-alternative-saint-paul-luxembourg-s-a-v-luxembourg/.See also Benedikt Pirker,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and Models of Judicial Review: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Europa Law Publishing,2013,p.216.

⑥这类权利具有相似的权利限制条款,国家可以依据保护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权利的行使进行限制,这类权利被称为“有限权利”(Qualified Rights),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11条。See Council of Europe,Some Definitions,https://www.coe.int/en/web/echr-toolkit/definitions.

⑦区别于“有限权利”(Qualified Rights),国家只能在条文所明确限定的情形下对这类权利的行使进行限制,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这类权利被称为“受限制的权利”(Limited Rights)。See 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United Kingdom,p.5,https://archive2021.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4/SB_15-59_The_European_Convention_on_Human_Rights_in_the_United_Kingdom.pdf.

⑧关于此问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伊恩·卡梅伦(Iain Cameron)教授在20年前有过专门研究。See Iain Cameron,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0.

⑨See Pieter van Dijk,Fried van Hoof,Arjen van Rijn & Leo Zwaak ed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4th Edition,Intersentia,2006,p.340-343.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第8-11条的权利限制条款的构成要素,参见毛俊响:《国际人权条约中的权利限制条款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章。

⑩本领域的相关研究参见Paul De Hert,Balancing Security and Liberty within the European Human Rights Framework: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Court's Case Law in the Light of Surveillance and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Strategies after 9/11,1 Utrecht Law Review 68(2005); Antoine Buyse,Dangerous Expressions:The ECHR,Violence and Free Speech,63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91(2014).

(11)See Jonas 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Proportionality,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Brill,2009; Tor-Inge Harbo,The Function of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in European Law,Brill,2015; Janneke Gerards,How to Improve the Necessity Tes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6(2013).

(12)Yutaka Arai-Takahashi,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CHR,Intersentia,2002,p.2.另参见孙世彦:《欧洲人权制度中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第374页。

(13)See Dean Spielmann,Allowing the Right Margin: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Waiver or Subsidiarity of European Review?,14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381,394-409(2012).

(14)See Janneke Gerards,How to Improve the Necessity Tes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6,473-481(2013).

(15)See Jonas 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Proportionality,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Brill,2009,p.170-191.

(16)本文研究的个别判例是由前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作出的。

(17)欧洲人权法院的研究部门就欧洲人权法院涉及国家安全的判决给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所涵盖的案例范围截止到2013年11月。本研究为避免重复此前研究,同时考察欧洲人权法院对此问题分析的新发展,因此将第一类案例收集的范围确定在2013年11月1日后。Se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National Security and European Case-Law,ECtHR 2013,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national_security_ENG.pdf.

(18)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HUDOC Database,http://www.echr.coe.int/Pages/home.aspx?p=caselaw/HUDOC&c=#n1355308343285_pointer.

(19)相关的研究文献包括Pieter van Dijk,Fried van Hoof,Arjen van Rijn & Leo Zwaak ed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4th Edition,Intersentia,2006; David Harris,Michael O'Boyle,Ed Bates & Carla Buckley,Harris,O'Boyle,and Warbrick: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Fan Jizeng,Rethinking the Method and Function of Proportionality Test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5 Th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47(2016).

(20)See Janneke Gerards,How to Improve the Necessity Tes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6,467(2013); David Harris,Michael O'Boyle,Ed Bates & Carla Buckley,Harris,O'Boyle,and Warbrick: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510;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National Security and European Case-Law,ECtHR 2013,p.27-38,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national_security_ENG.pdf.

(21)See Joseph Zand,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5University of Baltim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199(2017).

(22)参见《欧洲人权公约》序言第4段。

(23)See David Harris,Michael O'Boyle,Ed Bates & Carla Buckley,Harris,O'Boyle,and Warbrick: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510-520,958.

(24)Stavros Tsakyrakis,Proportionality:An Assault on Human Rights?,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8,469(2009).

(25)Stavros Tsakyrakis,Proportionality:An Assault on Human Rights?,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8,472(2009).

(26)Jeremy Waldron,Fake Incommensurability: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chauer,45 Hastings Law Journal 813,819(1994).

(27)See Stavros Tsakyrakis,Proportionality:An Assault on Human Rights?,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8,473(2009).

(28)这一点启发自克里斯托弗森教授关于适用比例原则过程中事实与标准的复杂关系的研究。See Jonas 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Proportionality,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Brill,2009,p.165.

(29)See Janneke Gerards,How to Improve the Necessity Tes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66,473(2013).

(30)Se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National Security and European Case-Law,ECtHR 2013,p.19,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national_security_ENG.pdf; Antoine Buyse,Dangerous Expressions:The ECHR,Violence and Free Speech,63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91,491-492(2014).A recent case,see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92,ECHR 2018.

(31)See 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no.16616/90,§ 45,9 February 1995; Observer and Guardian v.The United Kingdom,no.13585/88,§§ 66-70,26 November 1991; The Sunday Times v.The United Kingdom,no.6538/74,§§ 52-56,26 April 1979.

(32)See Jonas 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Proportionality,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Brill,2009,p.191.

(33)例如,在“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诉俄罗斯”(Dmitriyevskiy v.Russia)一案中,俄罗斯政府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分析涉案文章性质的语言专家报告。See Dmitriyevskiy v.Russia,no.42168/06,§ 13,ECHR 2017.

(34)例如,在“卢斯蒂格-普兰与贝克特诉英国”(Lustig-Prean and Beckett v.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英国提交了其国防部关于军队对同性恋政策的内部评估调查报告。See Lustig-Prean and Beckett v.The United Kingdom,nos.31417/96 and 32377/96,§ 44,27 September 1999.

(35)例如,“史密斯与格雷迪诉英国”(Smith and Grady v.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对于英国提交的关于接纳有同性恋倾向的士兵在军队服役对军队士气和道德所造成的影响的评估报告,欧洲人权法院对其调查方法提出了几点质疑。Smith and Grady v.The United Kingdom,nos.33985/96 and 33986/96,§ 95,27 September 1999,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9-VI.

(36)See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98-123,ECHR 2018; Karata v.Turkey[GC],no.23168/94,§§ 51-52,8 July 1999,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9-IV.

(37)See Affaire Union Nationale Turque et Kungyun c.Bulgarie,no.4776/08,§§ 45-46,CEDH 2017.

(38)See Perinek v.Switzerland[GC],no.27510/08,§§ 205-206,ECHR 2015.

(39)See Big Brother Watch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nos.58170/13,62322/14 and 24960/15,§§ 303-310 & 385,ECHR 2018.

(40)See Janneke Gerards,Judicial Review in Equal Treatment Cases,Nijhoff Publishers,2005,p.48.

(41)See Grleanu v.Romania,no.50376/09,§ 89,ECHR 2018.

(42)See 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no.16616/90,§ 40,9 February 1995; Rotaru v.Romania[GC],no.28341/95,§ 47,ECHR 2000-V.

(43)See Leas v.Estonia,no.59577/08,§ 78,ECHR 2012; Leander v.Sweden,no.9248/81,§ 59,26 March 1987.

(44)举例来说,在“巴蒂克诉俄罗斯”(Bartik v.Russia)一案的审理中,俄罗斯政府没有具体解释国际旅行禁令在防止申诉人泄露国家秘密问题上所起到的实际效果,申诉人也没有试图证明该措施无法达到政府的目的。See Bartik v.Russia,no.55565/00,§ 49,ECHR 2006-XV.

(45)See Jonas 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Proportionality,Subsidiarity and Primarity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Brill,2009,p.176-178.

(46)Aernout Nieuwenhuis,The Concept of Pluralism in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3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367,370(2007).

(47)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on Article 8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Home and Correspondence,ECtHR 2020,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8_ENG.pd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sur L'article 10 de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Liberté D'expression,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10_FRA.pd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on Article 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11_ENG.pdf.See also Pieter van Dijk,Fried van Hoof,Arjen van Rijn & Leo Zwaak ed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4th Edition,Intersentia,2006; David Harris,Michael O'Boyle,Ed Bates & Carla Buckley,Harris,O'Boyle,and Warbrick:Law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8)Se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National Security and European Case-Law,ECtHR 2013,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national_security_ENG.pdf.

(49)Aernout Nieuwenhuis,The Concept of Pluralism in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3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367,370(2007).

(50)有关政治言论的案件,例如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88,ECHR 2018;有关政治团体的案件,例如Zhechev v.Bulgaria,no.57045/00,§§ 35 & 59,ECHR 2007.

(51)See Thorgeir Thorgeirson v.Iceland,no.13778/88,§ 64,25 June 1992; Dichand and Others v.Austria,no.29271/95,§ 38,ECHR 2002.

(52)See Observer and Guardian v.The United Kingdom,no.13585/88,§ 59,26 November 1991.

(53)See Lustig-Prean and Beckett v.The United Kingdom,nos.31417/96 and 32377/96,§§ 80 & 82,27 September 1999.

(54)See Andrew Legg,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Deference and Proportion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53-156.

(55)See Antoine Buyse,Dangerous Expressions:The ECHR,Violence and Free Speech,63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91(2014); Bayar et Gürbüz c.Turquie,no.37569/06,§ 34,CEDH 2012;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93 & 107,ECHR 2018.

(56)See Dmitriyevskiy v.Russia,no.42168/06,§ 100,ECHR 2017.

(57)See Halis Doan c.Turquie(no.3),no.4119/02,§ 34,CEDH 2006; Hocaoullar c.Turquie,no.77109/01,§ 39,CEDH 2006; Sürek v.Turkey(no.3)[GC],no.24735/94,§ 40,ECHR 1999.

(58)See Halis Doan c.Turquie(no.3),no.4119/02,§ 35,CEDH 2006; Hocaoullar c.Turquie,no.77109/01,§ 39,CEDH 2006; Sürek v.Turkey(no.3)[GC],no.24735/94,§ 40,ECHR 1999.

(59)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处于群体中的人会进行自我归类,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将彼此分成“我群”与“他群”,强化自我与内群体成员的共性,夸大与外群体的差别。一些政治言论有时有意识地夸大“我群”与“他群”的区别,或是特别突出某一“他群”的存在,制造二者之间的敌意。参见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6-477页。

(60)See Dmitriyevskiy v.Russia,no.42168/06,§ 99,ECHR 2017; Sürek v.Turkey(no.4)[GC],no.24762/94,§ 60,ECHR 1999; Fatullayev v.Azerbaijan,no.40984/07,§ 116,ECHR 2010; Gzel et zer c.Turquie,nos.43453/04 and 31098/05,§ 56,CEDH 2010; Nedim ener c.Turquie,no.38270/11,§ 116,CEDH 2014; mk v.Turkey,no.53413/11,§ 105,ECHR 2014; Dilipak c.Turquie,no.29680/05,§ 62,CEDH 2015.

(61)See Dmitriyevskiy v.Russia,no.42168/06,§§ 99-100,ECHR 2017.

(62)举例来说,在“费雷特诉比利时”(Féret c.Belgique)一案中,当时比利时国内处于选举期间,当事人散发的材料中包含了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或民族本源的歧视性内容,对此比利时援引的合法理由是“防止混乱”以及“保护他人的名誉或者权利”,而非“国家安全”。See Féret c.Belgique,no.15615/07,§§ 59 & 76,CEDH 2009.

(63)相关案例包括Gürbüz et Bayar c.Turquie,no.8860/13,CEDH 2019; Karatepe c.Turquie,no.41551/98,CEDH 2007; and Sürek v.Turkey(no.1)[GC],no.26682/95,ECHR 1999-IV.

(64)See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105,ECHR 2018.

(65)See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96,ECHR 2018.

(66)See Stomakhin v.Russia,no.52273/07,§ 107,ECHR 2018.

(67)See Gürbüz et Bayar c.Turquie,no.8860/13,§ 43,CEDH 2019.

(68)See Karatepe c.Turquie,no.41551/98,§ 30,CEDH 2007.

(69)See Halis Doan c.Turquie(no.3),no.4119/02,§ 36,CEDH 2006; Hocaoullar c.Turquie,no.77109/01,§ 41,CEDH 2006; Sürek v.Turkey(no.1)[GC],no.26682/95,§ 63,ECHR 1999-IV.

(70)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02,ECHR 2003-II.

(71)See Ignatencu et le Parti communiste roumain c.Roumanie,no.78635/13,§ 80,CEDH 2020; Yazar and Others v.Turkey,nos.22723/93,22724/93 and 22725/93,§ 49,ECHR 2002-II;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98,ECHR 2003-II.

(72)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99 & 101,ECHR 2003-II.

(73)See Dragan Golubovic,Freedom of Association in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7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758,763(2013).See also Ignatencu et le Parti communiste roumain c.Roumanie,no.78635/13,§ 96,CEDH 2020;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01,ECHR 2003-II; danoka v.Latvia[GC],no.58278/00,§ 120,ECHR 2006-IV.

(74)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16-136,ECHR 2003-II.

(75)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20-125,ECHR 2003-II.“沙里亚法”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一整套宗教、道德、法律义务制度的习惯用语。伊斯兰教法整个体系和结构皆为安拉所“降示”,全部立法皆为安拉所“安排”,法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形式。参见方金英:《穆斯林与激进主义》,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84-85页。

(76)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17-119,ECHR 2003-II.

(77)See 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Turkey[GC],nos.41340/98,41342/98,41343/98 and 41344/98,§§ 129-131,ECHR 2003-II.

(78)See Ignatencu et le Parti communiste roumain c.Roumanie,no.78635/13,§ 97,CEDH 2020.

(79)See Ignatencu et le Parti communiste roumain c.Roumanie,no.78635/13,§§ 98 & 100,CEDH 2020.

(80)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sur L'article 10 de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Liberté D'expression,paras.344-345,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10_FRA.pdf.

(81)See Grleanu v.Romania,no.50376/09,§ 87,ECHR 2018.

(82)See Bucur et Toma c.Roumanie,no.40238/02,§ 103,CEDH 2013; Observer and Guardian v.The United Kingdom,no.13585/88,§§ 61 & 69,26 November 1991.

(83)举例来说,在“帕西科诉俄罗斯”(Pasko v.Russia)一案中,当事人向一家日本媒体透露了关于军事演习的秘密信息,该信息就不属于本文此处所说的“有关公共利益的涉密信息”。See Pasko v.Russia,no.69519/01,§§ 86-87,ECHR 2009.再举一例,在“哈吉亚纳斯塔西乌诉希腊”(Hadjianastassiou v.Greece)一案中,所涉及国家秘密是“关于制导导弹的一般性信息”,该信息并非当时社会公众关注的议题,也未涉及到公权力滥用问题。See Hadjianastassiou v.Greece,no.12945/87,§§ 9 & 45,16 December 1992.

(84)See Grleanu v.Romania,no.50376/09,§ 89,ECHR 2018.

(85)See Grleanu v.Romania,no.50376/09,§§ 8 & 89,ECHR 2018; 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no.16616/90,§ 41,9 February 1995.

(86)例如,在“‘自我吹嘘!’周刊协会诉荷兰”(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被泄露的秘密报告仅具有“一般性质”的内容,因为该报告主要用于向国内安全局(de Binnenlandse Veiligheidsdienst,BVD)的官员简介该机构的日常工作。See 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no.16616/90,§§ 8-9 & 41,9 February 1995.

(87)See Grleanu v.Romania,no.50376/09,§ 89,ECHR 2018; Vereniging Weekblad Bluf! v.The Netherlands,no.16616/90,§ 41,9 February 1995.

(88)See Press Uni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Sexual Orientation Issues,ECtHR 2020,p.13-14,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FS_Sexual_orientation_ENG.pdf.

(89)See Lustig-Prean and Beckett v.The United Kingdom,nos.31417/96 and 32377/96,§ 93,27 September 1999.

(90)See Lustig-Prean and Beckett v.The United Kingdom,nos.31417/96 and 32377/96,§§ 90-92,27 September 1999.

(91)See Eva Brems & Laurens Lavrysen,"Don't Use a Sledgehammer to Crack a Nut":Less Restrictive Means in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5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39,142(2015).

(92)See Segerstedt-Wiberg v.Sweden,no.62332/00,§§ 15-22 & 33-37,ECHR 2006-VII.

(93)See Segerstedt-Wiberg v.Sweden,no.62332/00,§ 90,ECHR 2006-VII.

(94)See Turek v.Slovakia,no.57986/00,§ 115,ECHR 2006-II; Bobek v.Poland,no.68761/01,§ 57,ECHR 2007.

(95)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on Article 5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ECtHR 2020,paras.195,198,200,203,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5_ENG.pdf;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National Security and European Case-Law,ECtHR 2013,p.28-29,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esearch_report_national_security_ENG.pdf.See also Grubnyk v.Ukraine,no.58444/15,§§ 116-130,ECHR 2020.

(96)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on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Right to a Fair Trial(Criminal Limb),ECHR 2020,paras.281-292,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Guide_Art_6_criminal_ENG.pdf.See also Welke and Biaek v.Poland,no.15924/05,§§ 73-79,ECHR 2011; Belashev v.Russia,no.28617/03,§§ 79-88,ECHR 2008; Engel and Others v.The Netherlands,nos.5100/71,5101/71,5102/71,5354/72 and 5370/72,§ 89,23 November 1976.

(97)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Guide on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Right to a Fair Trial(Criminal Limb),ECHR 2020,paras.433-439; Press Uni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errorism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tHR 2020,p.18-22,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FS_Terrorism_ENG.pdf.See also Salduz v.Turkey[GC],no.36391/02,§§ 55-57,ECHR 2008; Brennan v.The United Kingdom,no.39846/98,§§ 28 & 46,ECHR 2001-X; Ibrahim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GC],nos.50541/08,50571/08,50573/08 and 40351/09,§§ 276-279,ECHR 2016.

(98)See Belashev v.Russia,no.28617/03,§ 22,ECHR 2008.

(99)See Belashev v.Russia,no.28617/03,§ 84,ECHR 2008.

(100)See Welke and Biaek v.Poland,no.15924/05,§§ 8,32-33 & 76,ECHR 2011.

(101)See Welke and Biaek v.Poland,no.15924/05,§§ 76-77,ECHR 2011.

(102)See Bartik v.Russia,no.55565/00,§ 49,ECHR 2006-XV.

(103)See Bartik v.Russia,no.55565/00,§ 49,ECHR 2006-XV.

(104)See Soltysyak v.Russia,no.4663/05,ECHR 2011; Berkovich and Others v.Russia,nos.5871/07,61948/08,25025/10,19971/12,46965/12,75561/12,73574/13,504/14,31941/14,and 45416/14,ECH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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