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东北振兴”新机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9 23: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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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  

  

   提要: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全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则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地区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东北现象”或曰“东北困局”。当前及未来,东北地区需要把握国家振兴东北的重大战略,抓住新发展机遇,提高改革开放成效,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本文从社会治理转型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层面对破解区域发展旧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引发更系统的深入讨论。

   关键词:社会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东北振兴 数字化转型 社会治理转型

  

   一、社会治理转型:认识“东北现象”的新视角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总面积约145万平方千米,曾以广袤的黑土地、雄厚的工业基础、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担负着我国经济发展板块的重任,工农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撑,被誉为“共和国长子”。1952年,东北地区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12.36%,工业占全国的22.88%,农业占全国的9.65%(乔榛、路兴隆,2019)。1953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工业作为首要任务。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东北地区就有58项,占全部项目的37%(田毅鹏,2004),可见东北地区在共和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当前,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强调,东北地区“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新华社,2018)。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始,由于没能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的转轨,东北经济陷入低水平运行的泥潭。1991年,新华社记者赵玉庆等发表《“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一文,率先提出“东北现象”概念,用以指称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举步维艰的艰难处境(田毅鹏,2007)。2014年,东北经济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2015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GDP增速分别为5.7%、6.5%、3.0%,排名全国倒数;2016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更是堪忧,除山西以外,位居全国倒数三名,且辽宁省名义GDP甚至出现负增长(魏后凯等,2020)。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新东北现象”(安树伟、李瑞鹏,2018)。关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目前学界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其解释机制主要包括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说、经济结构失衡说、市场缺失说、人口外流说、体制束缚说和创新不足说等(陈耀,2017;黄群慧,2016;穆光宗,2016;魏后凯等,2020;周宏春,2017)。既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或者人口经济学视角进行解释。然而无论是老“东北现象”还是新“东北现象”,都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很多时候它们与社会治理的转型有着重要联系。

   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相适应,我国社会治理的模式也经历了从社会管理体制到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在面向具体问题的实际运行中,社会治理会出现不同的主体构成,但不同主体的角色与功能、行为取向和运行原则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征和基本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有序的、模式化的、比较稳定的关系格局(李友梅,20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跃身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3.89%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40多年来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都会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变动社会”阶段,变动的社会构成了社会治理进一步创新的复杂社会情境。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多种矛盾和张力的复合和叠加中不断变化。这也意味着社会治理要具有应对和处理整体性、多线程、复杂性问题的体制机制,以及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间的衔接能力(李友梅,2018)。

   然而,在上述两个相互联系的转型(中国的市场化经济转型和快速复杂的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东北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赶上时代步伐。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这与东北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特征有紧密联系。其中,尤其需要对东北地区单位制的社会体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党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包括单位制、街居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人民信访制度以及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配置公共资源的社会体制,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自上而下的一元社会管理格局或“总体性”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单位制”是党和国家系统、全面地组织和整合社会生活而建构起的一种总体性制度安排,也是与经济生活物资短缺时代相适应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组织形态,不仅建构起社会成员在福利获取、组织归属上对国家体制的依赖关系,而且形成了总体性的社会认同。东北地区由于解放时间最早、地理位置毗邻苏联,成为中国最早实行贯彻计划体制和单位体制的地区,并作为单位制体制建设的“典型示范”受到大力推广。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制因阻碍社会发展活力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解体,全国范围内离开“单位”代表的体制内组织、在体制外组织就业的人数迅速上升。新业态、新组织和新群体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科层制架构的组织形态(李友梅、贾文娟,2018;李友梅等,2021)。但在东北地区,由于过去单位制实施时间最长、贯彻最彻底,经济发展也高度依赖旧的单位制体制等原因,出现了“典型单位制”的后遗症或路径依赖(田毅鹏,2004)。东北地区的广大职工在社会心理上既迫切向往改革,又对旧体制颇为怀念,对竞争的压力思想准备不足,构成了东北地区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的重要障碍,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田毅鹏,2007)。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东北振兴需要强力治本。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光明日报评论员,2015)。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治理开启了新的转型步伐,意味着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制度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有更高的站位和思想境界,也为东北振兴带来了新的制度与战略机遇。

   二、活力社会的培育:振兴东北的新基点

   自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以来,东北地区的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年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的东北振兴计划,对东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到2020年,东北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提高,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但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仍然与东南、中部甚至西部地区存在不小的差距,由此形成的反差令人困惑。

   从目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来看,对于东北振兴的路径总体上还是突出体现在有效市场的构建,如针对东北“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大不强”,要使得“国有经济增强活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针对东北“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化程度低”,在资源配置机制上要“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经济关键作用”;针对东北“封闭、狭隘”,要对外开放“面向东北亚及世界,打造开放新前沿”;针对东北新动能不足的实际,在新旧动能转换上实行“大四新”方略(常修泽,202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实施各种制度上的改革,“有为政府”使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被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实现经济增长(张强、高柏,2019)。但在这些研究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中,社会要素往往被忽略,总被当作被动的客体而非积极主体参与到东北振兴的进程中。

   从理论上看,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证明。“全世界怎么进行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转型,本质上就是要大量纳入所谓的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文化、法律和大众参与性——来改变这些社会因素,进而形成新的制度变革的正反馈”(张平,2020)。作为人类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文化)要素通过潜移默化影响其成员而作用于市场与政府运作实践。不难发现,从整体上看,近20年来东北振兴所采取的举措与在其他区域所实施的政策思路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应对东北特定问题方面更是给予了较强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创新,但为何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区域发展仍然呈现出明显差异?从某种程度看,制约东北振兴的一个重要短板就在于活力社会建构本身,或者说,社会内在活力不足以支撑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其目的不是把社会管“死”,其手段也不是用机械僵化过时的思维和做法对社会“死”管,而是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促成体制体系、制度机制形成合力,使整个社会在有序的前提下“活”起来。对此,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要跟上时代要求,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有效市场还是有为政府,都必须在相应的社会基础上运行。换言之,社会治理也可以成为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推动力。由此而论,东北振兴中社会的缺位使得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缺乏坚实的支撑。

   当然,近年来东北地区社会领域的发展并非毫无建树。以各省区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作为指标,位处东北地区的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区域看,东北地区更是仅次于东部地区。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健康、教育还是收入方面,东北地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是较为扎实的。其在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低迷甚至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缺将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协同的机制和路径。换言之,如何激活东北区域社会中蕴含着的内生活力动力,是今后推动东北振兴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对“社会”本身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党和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人民的需求“大包大揽”,而是应该通过将各类要素动员起来,形成发展的共同体、治理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通过组织集体行动,在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不断塑造公共性品质和时代精神以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和历史进步。现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信息技术与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全国各地区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也为激发东北社会活力提供全新的起跑线,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要素得以逐步成长起来,为新型治理结构的诞生提供了质料与活力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更应积极推进党建引领下各个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人民参与治理的意愿、社会满意度以及需求认知度,与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和能力相互强化,形成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社会公共性,由此铸牢社会治理的共同体。这也是东北地区振兴必须牢牢依托的社会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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