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吉:认清态势、顺应规律,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2-05-27 2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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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吉  

  


   人口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国情。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始,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那么从本世纪20年代以后,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已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促进我国人口健康发展的总目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情况及其变化的趋势性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根据普查结果,2021年我国总人口(扣除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员)达到14.12亿人,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死亡率为7.18‰。出生人口与出生率已经接近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与2010年“六普”时期13.40亿人口相比,“七普”时我国新增人口7205万人,增长5.38%,年均增长0.53%。比2010年年均增长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从人口年龄结构看,2021年我国0—14岁人口2.53亿,占总人口17.95%;15—59岁人口8.94亿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占18.70%。与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比重下降了6.79个百分点;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比重分别上升1.35和5.44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略有回升,老龄化程度加深。数据表明,我国今后将长期面临人口均衡发展的压力。

   当前客观存在的人口再生产态势,前所未有,令国人担忧。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有因有果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新时期我国人口情势,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有针对性的良策,对于我们放下包袱,化解忧患,增强信心,贯彻落实好新时期党和国家人口政策,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怎样看待新时期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与之相适应人口再生产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生产类型已经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时期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类型。人口素质越来越高,人均寿命已达77.3岁,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9.91年,文盲率降至2.67%。我国人口形势的全方位转变,由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符合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一般规律。

   迄今为止,世界人口再生产受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共经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演变过程,即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些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者结合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变化,显示了人口再生产运动变化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医疗卫生和社会条件的阶段性发展水平限制,人口增长率曾“低多高少”发展十分缓慢,经历了世代缓慢更替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约5.4亿,文盲率在80%以上,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并促进了国家社会生产力、医疗卫生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口也出现了多年的高增长阶段。最为突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生育高峰,持续长达20多年。第一次生育高峰1949年到1957年,8年中人口年平均出生率在30‰以上,最高年份达到38‰,平均每年增加约1100多万人;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年至1973年,12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人口出生率均在30‰以上,最高年份达到43‰,平均每年增加近2000万人,新增人口达到2.3亿之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才开始有所回落,但是受历史上两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发展惯性作用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又将陆续进入婚育期,复制新一轮更强、更久的生育高峰。鉴于过快增长的人口势头给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巨大压力,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如果没有政策的推动,今天我国人口体量绝不只有14亿,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绝不会有如此大的缓解,人均GDP、国家综合实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强盛。正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效应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合力作用,削弱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可能产生的生育高峰,经济高增长,人口低增长,对提高我国人均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起了积极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是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完成了这一转变。当时工业化水平很高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多年的“婴儿激增”时期之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至1.5之间,美国、日本、韩国等也降到较低水平,不少发达国家人口持续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尽管这些国家政府相应采取了鼓励人口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状况难以逆转。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降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是人口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客观规律使然。生产力水平对生育率的决定性影响通过多种因素实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机械化、智能化提升使劳动不再追求人工数量而是人工智能;城市化推进使人们生活成本及孩子抚养教育成本加大;女性文化素质及就业率提高、社会地位上升、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方便高效的避孕节育方法得到普及;婚姻结构多样化(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身家庭和丁克家庭比重增加);现代人普遍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的压力;人工流产合法化等等,都共同助力于人口发展最终走向低生育。而今这些条件在我国也已具备,“少生优育”已成为当今时代我国人口生育观的主流。从哲学的观点看,人类最终要从生育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都要经过由多生到少生,这是人类生育史上更高层次的否定之否定,也是人类对地球的保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高增长到低增长是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原生人口体量大,历史上的生育高峰又过早埋下了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隐患,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大,育龄人口比例渐趋缩小,所以即使每对夫妇从现在开始生育2个或3个以上孩子,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死亡人口仍可能大于出生人口,人口有继续下降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低生育率已成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直至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消减,届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会得到大的改善,达到年龄结构相对均衡,这是人口发展惯性作用的结果。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长期接受人口现实的心理准备,积极应对。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人口数据后,各地陆续发布了当地的数据,根据有关部门对全国30个省市的综合统计,2021年黑龙江、上海等10个省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出现负数、进入负增长。同时也有9个省出生率高于全国水平(7.52‰),其中贵州和青海达到10‰以上,广西和甘肃接近10‰,贵州、青海和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出生率相对高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一些中部城市化率、老龄化率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0—14岁少儿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95%),如西藏(24.53%),贵州(23.97%),河南(23.14%),新疆(22.46%),江西(21.96%);宁夏、青海、河北超过20%,湖南、海南、甘肃、福建、安徽接近20%,这些地区未来人口发展尚有一定潜力。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做好工作,尽可能采取多种符合当地实际的优惠措施加以鼓励,认真贯彻执行好党和国家新时期适度生育政策。

   在政策执行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握好政策要义和尺度,按照国家规定的生育指标办事,杜绝逼迫虐待妇女过度多胎非法生育;尊重女性合法权益,反对要求单身女性无条件生育行为;反对损害女性健康要求女性非法提供卵子、代孕行为;反对为追求多子女而破坏婚姻制度,达到事实上“一夫多妻”等违法不良行为,净化生育环境。

   怎样看待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人口转型时期出现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18.70%,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占13.50%。全国有16个省份老龄化率较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0个省份超过20%。老龄化率排在前4位的是辽宁、上海、黑龙江和吉林,分别占总人口的25.72%、23.38%、23.22%和23.03%。河北、内蒙古和北京接近20%。西部省区较低,西藏仅占8.52%。据预测,2030—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期,届时老年人口总量将增至4.6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3。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高龄化即长寿化已经凸显。上世纪末联合国人口司首次对全球高龄人口进行预测,认为高龄人口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年龄组,2050年全球高龄人口规模将达到3.70亿人,相当于1998年6600万人的5.61倍,其中百岁寿星人数增长最快,总量将扩大16倍,达到220万人。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体量大、老年人口多,高龄人口增长迅速。据有关资料,199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500万,2000年达到1200万,占总人口的0.96%,占老年人口的9.23%;2050年将达到1.5亿左右,年增长率为4%—5%,同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率为2.3%—2.9%,而总人口增长率不到1%。目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均寿命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京、津、沪人口平均寿命已达82岁以上,其中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4岁以上。可见,高龄人口也是未来我国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老龄化进程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受人口生育高峰惯性作用的影响,我国未来将会产生相应的人口死亡高峰。历史上我国人口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除了生育率低,就是旧时代生产力水平低、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均寿命短,造成很高的人口死亡率。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除了出生率提升,还有死亡率迅速下降。194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20‰,1957已经降到11‰以下;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降至8‰—7‰,1977年到2000年死亡率一直稳定在6‰多一点。随着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期,我国人口死亡率已经开始提升:2000年死亡率在6.45‰,2008年上升为7.06‰,2010年7.11‰,2021年升至7.18‰。人口死亡率提高、增长量也在逐年上升,“七普”时年死亡人数已经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与出生人口量接近。本世纪3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我国将出现人口死亡高峰,这种现象会持续较长时间直到本世纪中期,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基本消减,我国人口死亡高峰将相继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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