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乐的体验与审美境界 ——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 次 更新时间:2022-05-22 23: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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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乐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理学家和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有人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和艺术美的美学意义。而追求艺术人生、诗性化的人生,达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乐是儒家哲学所倡导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理学家和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之所以具有美学意义,一是“孔颜之乐”——人格美;二是“吾与点也”——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三是诗歌之乐。

  

  

   所谓“孔颜之乐”,是指圣贤人格的内在美。这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中心话题。他们认为,人能够体验到“孔颜之乐”,就标志着达到圣贤境界了。“学至于乐,则成矣。”(程颢语)所谓“学”,就是学这个。这个乐,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里。

   孔子赞美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 这就是“颜子之乐”。朱子在注解这句话时,引用了二程等人的话说:

  

   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周敦颐、二程兄弟和朱子,都很重视和欣赏“孔颜之乐”,将其视为与人生幸福直接有关的终极性的追求。

   颜子不以贫贱改其乐,孔子则有“贫而乐”[3]之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4]

   这些都将乐与贫贱富贵联系起来讲,在其强烈的对比中,说明身处贫贱而另有所乐。那么,其乐何在呢?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创者,首先体会到这个意思,因而提出“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问题。程颢则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5]

   这当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却说出了人生之乐的道理是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下面还要讨论)。程颐少年时即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提出“学必尽其心”,而“仁义忠信不离乎心”,因此,“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6]。这也是对周敦颐所提问题的回应。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7] 程颐认为,颜子所好者,便是这样的学。这样的学就是“尽心”之学,其中有内在的“充实之美”,这就是乐之所在。

   照朱子说,乐是人生的内心体验,很难用语言表达,更不能用概念语言去表达。因此,他用“引而不发”说明二程的意思,要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但二程和朱子还是说了。朱子说:“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8]

   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体验式的审美语言。

   首先,他们一致认为,孔子和颜子身处贫贱而不改其乐,并不是乐贫即以贫贱为乐,而是“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用朱子的话说,“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9]。“不改其乐”、“不害其乐”,都是针对贫贱而言的。这说明,人生快乐不快乐,与富贵贫贱没有关系,不能从富贵贫贱中得出乐与不乐的结论:

  

   问:“颜子`不改其乐',莫是乐个贫否?”曰:“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10]

  

  

   有人以贫贱富贵为快乐不快乐的标准,以为富贵使人快乐,贫贱能使人不快乐。颜子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以贫贱为乐。朱子明确指出,乐之所在,不干富贵贫贱事,而是另有所在:

  

   得其欲,即是私欲,反为所累,何足乐!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于心亦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贱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11]

  

   贫能显其乐而不是以贫为乐,真正的乐在于一心之中,“天理流行”、“胸中廓然”,也就是“心与理一”的境界。此境界自能乐,其本身就是乐,不是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乐。可见真正的乐是超功利的,它是对自身内在的充实之美的人格的一种自我体验。孔子和儒家将乐与贫贱联系起来讲,并不是提倡贫贱,反对富贵,似乎只有身处贫贱才能找到人生的乐趣,而身处富贵则毫无人生之乐。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说明,虽贫贱而不以贫贱“改其乐”或“害其乐”,则更能显示人格的高贵即人格美。

   朱子所说的乐,显然是指君子人格而言的。君子人格具有一种内在美,乐就是内在美的自我体验。这种内在美是和仁即善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仁即善为其真实内容的。因此,这种人格更多地体现出道德人格的特征,是一种道德人格。但是,就乐的体验形式而言,又有审美的价值,是一种审美体验。因为美不是别的,就是情感的愉悦即所谓乐。这里有美与善的关系问题,乐实际上是美善合一的境界,富贵贫贱之所以不能成为乐的根源,就在于对人生意义和价值而言,只停留在欲望和功利的层面,而欲望的追求对人是一种极大的困限,使人不能得到自由,不能得到精神的解放。因此,只有除去私欲,便是“天理流行”,便能“胸中廓然”,自然就能够乐了。乐就是自由境界。

   君子人格是内在的,也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不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的。贫贱不能“害其乐”,富贵权势亦不能使其乐。乐的关键在于人有内在的“充实之美”,是“德盛仁熟”之乐。但这需要涵养德性,不以利欲梏其心。所谓“冲破利索,即得自由”,即是此意。人生之乐,不是向贫贱处求,也不是向富贵处求,而是向自家人格中求。孔颜之乐,“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12]。“向自家身上讨”就是除去私欲,放开心胸,完成自己的人格。如果出于私欲,无论富贵与贫贱,都受其限制,不能自由,不能乐:

  

   一得富贵,便极声色之娱,穷四体之奉;一遇贫贱,便忧戚无聊。所谓乐者,非其所可乐。所谓忧者,非其所可忧也。圣人之心,直是表里精粗,无不昭彻,方有所思,都是这里流出,所谓德盛仁熟,“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所谓“人貌而天”。盖形骸虽是人,其实是一块天理,又焉得而不乐![13]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境界。庄子的“人貌而天”,就是“天地之大美”,也是自由境界。其所以无不昭彻,从心中流出,即有内在的光明之德。这种德不仅是超功利的,而且是超道德的,是“天德”之在人者,其德是天人合一之德,其乐是天人合一之乐。[14] 凡生命价值都是内在价值,乐就是人的内在价值的自我体验。

   自由境界标志人格美,而人格美必然表现在外部行为之中,人人都能看得到。古人有很多形容人格美的词汇,理学家则称之为“气象”。朱子认为,这样的人,“气象好看”,“若子细体认得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令之心”。[15] 他又称这种体认为“意思”、“意味”、“意趣”,非对象性的概念语言所能形容。“气象”因个性不同而各有特点,具有独特性。但是,“圣贤气象”又有共同之处,能给人以共同的审美愉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就是所谓审美效应。具有人格美的人,能给人以洒脱自在或潇洒自如、光明磊落、内外通透、从容优裕、悠然自得,如“光风霁月”(这是黄庭坚形容周敦颐的话)之感,正如孟子所说,“目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6]。人格美是理想人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最能体现自由境界的还有“吾与点也”之乐。“吾与点也”与“孔颜之乐”一样,是讲“心与理一”的审美境界,但表现方式各有侧重:后者表现于人格修养的内在美,前者表现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具有生态美学的意义。朱子对此有很多论述。

   孔子与其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话,要他们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从事功方面谈了他们的志愿,唯曾点与众不同,“异乎三子者之撰”,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7]

   此后,“吾与点也”就成为宋儒特别是朱子谈论“境界”、“气象”的最重要的话题。朱子解释说:

  

   曾点之学,盖有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18]

  

  

   这既是对《论语》的注释,也是朱子思想的发挥,其中包含了几层意思。

   所谓“天理流行”,是指克去私欲之后“心与理一”的天人合一境界。生生之理既在天地之间流行,也在吾心之中流行,吾心之流行即是天地之流行。心中有一个生生不穷的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具有生命意义,它与真实的自然界是合一的。人的心胸是完全敞开的,因此是自由的,所谓“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就是形容这种自由境界的,从容自在,毫无拘迫,故能乐在其中。

   但是,这种境界就表现在日用常行之中,所以,“只就眼前景致上说将去”[19]。所谓“眼前景致”,就是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沂水、春风和祭台,真所谓“良辰美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然是其乐无穷。这里,除了有好的“心境”,还要有美的“景致”,二者融为一体,才有乐的体验。“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的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20]“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既是客观地说,也是主观地说,是主客合一地说。所谓“见得”,是人去见得。没有人,则不能发现事事物物的生命意义;没有事事物物,则人无所见。为什么能感受到“事事物物,莫非可乐”?因为心中有“天理流行”的境界,这是“道理大原”。无此境界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乐的,因为这种人与事物有“隔”,未能放开心胸,我是我,物是物,互不相干,不能“将自家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21]。

“天理流行”之乐,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又能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看这些事物,而不是陷进欲望事功之中,这才是“吾与点也”的真义所在。所以朱子认为,“曾点之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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