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午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5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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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珮吉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珮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珮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

珮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1992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珮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

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做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

格瑞夫斯和夫人劳拉·瑞定,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璜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撇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珮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嘛,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珮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珮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珮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 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珮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我问珮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珮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

珮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珮吉说。

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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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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