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菁慧:今天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2-05-16 19:33:07

进入专题: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俞菁慧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饱受争议的变法,支持者赞其富国强兵、平抑兼并,批评者责其与民争利、聚敛剥削。实际上,以上两种认识存在两个共同性问题:一是认为在经济关系中,“国”、“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要么是国富民贫,要么是国弱民强;二是认为变法主要是解决经济与军事问题,相对忽视了变法的政治和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超越上述局限,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认识和评价王安石变法?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秦汉至明清的历次变法特别是重大的经济变法中,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辩论,经常围绕“义利之辨”和“王霸之辨”两点展开。所谓“义利之辨”,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王霸之辨”,即“王道=仁政=轻徭薄赋”,“霸道=苛政=聚敛盘剥”。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也基本从上述两点发端。如司马光认为,天下的财富总数是恒定的,财富向国家聚集,必然意味着百姓遭到盘剥。

   面对诘难,王安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着力消解所谓“义利之辨”、“王霸之辨”造成的“道德”与“利益”、“国”与“民”的对立和分裂,将二者统合起来。他明确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他引《周易》“理财正辞”等儒家经典为理财“正名”:国家理财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士大夫口中难以启齿、有辱斯文的行为,而应是执政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意识。理财不仅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百姓。他认为,运营国家财政的关键,是执政者有没有自觉的理财意识和合理的理财规划,能否做到节省冗费,减少低效开支,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实现经济的正向循环,最终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的确使宋神宗时期国家财政体量迅速扩大。变法的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国家投入的大额本金,如常平本钱、市易本钱、发运司本钱、茶本钱、买马钱、盐钞本钱、交子本钱等,最多时一次性投入可达千万贯以上。常平、免役等营运(含储备)资金规模均高达3000万贯,而相关机构经手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政府不断追加资金投入,各类专项财政举措本身也能创造营收。在这种持续滚动下,国家掌握的可支配资金日益充盈,成为当时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

   如此一来,是否造成了“国富”而“民穷”的结果?史料记录的宋代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据漆侠、斯波义信等学者研究,宋神宗元丰时期,无论是土地开垦面积、水利工程、人口指标,还是国家财政的盈余状况都达到高峰,与此同时,民间高利贷利率则降至低谷。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对百姓的过度盘剥,极容易引发各种民变乃至农民起义,但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神宗朝民间变乱的发生次数和规模,也降到宋代历史上的低点。如果新法带来的是“国富民穷”,就无法解释这些数据和现象。

   “开阖敛散”激发经济活力

   那么,王安石通过怎样的办法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呢?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营机制,使政府由被动的“汲取者”转变为自觉的“运营者”,从而盘活国家经济,实现“富国”和“利民”的协调统一。

   首先,在财政政策上,王安石变法体现出一种方向性的转变。传统中国在国家财政上倡导谨行俭用、细水长流。但在王安石看来,大国理财不能只依赖于“俭省”,而要“开阖敛散”。这一思想来源于《周礼·地官·泉府》。所谓“开阖敛散”,即政府调控各种物资循环流通,如同以闸门开阖来控制水的张弛收放。它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强调物资的快速流动;其二,“水闸”即“利权”的掌控者是国家;其三,大宗物资流通的背后需要依靠货币来驱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布散流通中的作用;其四,在循环往复中,不断累积红利,形成流通与储蓄的交互增益。

   其次,升级货币体制。中国古代以自然经济为主,粮食、布帛是核心农产品。即便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宋代,赋税征收、赈济劳役仍呈现出很明显的实物特征。然而在“开阖敛散”体系中,货币成为关键性要素。在宋神宗时期,政府铸造发行了各种形式且数量庞大的货币,包括铜钱、铁钱、盐钞、茶钞等。如果没有如此丰富且具规模化的货币流通机制,变法所推行的国家财政统筹、物资流转与专项支付都很难实现。货币与财政政策互为表里,形成“组合拳”。比如青苗法向农民出借青苗钱,名义上规定农民可以用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借还,但在制定政策时,却通过不同的利息结算方式,推动货币借贷。在免役法中,政府从“差人服役”到“募人做工”,结果是将全国的基层劳役货币化,实现国家对个体劳动力的购买与结算。而在市易法中,货币运作方式更为多样化:借贷同货、科买零售、贸迁均输、平准钱钞、军事采购、市舶贸易等,都依赖于货币。

   最后,推行大规模的资源重组与调度。从裁减各种冗费,到集中规划剩余物资,再到投放新一轮支出,王安石尝试打造一个系统的财政运作链条。比如整合低效的常平、户绝、广惠仓资源,推出小农借贷,收取青苗利息;重新承包、租赁利益丰厚的坊场河渡,用于支付各级胥吏的俸禄;通过收取免役钱,解放农村劳动力,所获收入交由国家统筹支付各类劳役;在全国范围内排查整顿无用或低效使用的荒地、监牧地、隐占地,重新规划后用于租佃、募役、营田。

   总之,王安石通过制定新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搭建一个规模庞大且高效运行的经济体制,盘活经济,刺激生产;另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古代财政经营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

   力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所设想的变法不是简单的经济和军事政策的改良,而是针对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整体回应。

   北宋结束了晚唐五代的“武患”,文治立国成为基本方略。然而,过度倚重文治又带来了新的“文弊”:在对内治理方面,因循保守、矛盾丛生,缺乏政治上的主体性和决断力;对外则面临西、北两个方向的战争压力,拥有庞大军队,却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百年无事”的表象背后,潜藏着重重危机。

   从大历史角度看,王安石变法所针对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即“王道”、“善政”这些高远宏大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落地执行的具体方式,这使得儒家经典中的“先王之道”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空谈;但在具体政策执行端,又缺乏相应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作为支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即使有改革的诉求,也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或者是“明黜陟、抑兼并、厚农桑、重武备”这样看起来务实但缺少明确方略的建议;或者就是“恢复三代”、“井田封建”和“制礼作乐”这样过于理想主义的提议。

   因此,王安石变法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将宏大的构想与具体可实行的法度政策紧密结合,把经学诠释、哲学思辨、历代治理经验和当下的问题矛盾四个不同维度的视角相融合,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中探索可能的道路。首先,国家要建构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体系,“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抗衡北方强大的民族政权。其次,要强化基层社会组织,梳理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平抑兼并、保护生产,让整个国家经济实现“开阖敛散”的正向循环。再次,在人才与吏治方面,要突破窠臼,在强化基层吏治的同时,选拔出真正有学识和能力的实干型官员,实现“吏士合一”。最后,要树立高远的政治理想,以“先王之道”为楷模,不断激浊扬清、有所作为,而不是满足于眼前的安稳,因循苟且。可以说,王安石推行了一场从思想、理论、决策到立法、施行、修正,从政治、经济、军事到人才、政教、风俗的系统性变革。

   对于这样一场变法,评价其成败与否固然重要,但作为千年之后的研究者,我们更需要去考察新法运行的章法谱系,把握其政治理念和政策逻辑,通过观察变法中高度复杂、利弊纠缠且又动态演进的过程要素,思考“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宏大命题所蕴含的丰富层次。

  

    进入专题: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3720.html
文章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