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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读了几本关于明成祖朱棣功业的书，感触强烈而绵延不绝。在所有的感触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对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治理和经营国家中展现的雄才大略以及在屠戮建文旧臣的血雨腥风中令人发指的凶残与暴戾。

　　 掩卷沉思，一个大写的巨人突兀在眼前，我的精神几乎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这种精神亢奋自然而然要向情感领域蔓延，我禁不住对自己说：“回去一定看看他。”当时我在离故土万里之外，而我在北京的时候，去参观过定陵，却没有参观过朱棣的埋葬地长陵，如果回去，我想我是一定要去长陵看看他的，不为别的，也不是拜谒，只为向这位曾经活得轰轰烈烈的人表达我的敬慕。

　　 然而在这澎湃的激情深处，却一直有一种东西隐隐约约在我的理念世界里徘徊，有时候我甚至听到它劝告我说：“冷静。”于是我就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冷静下来以后幻化出来的精神图景中，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人忽然突显了出来，他站到我面前，目光凄然地看着我，说：“你不记得我么？你对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么？”

　　 这个人是方孝孺。

　　 我顿时默然，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对他说：“我当然记得你，我对你当然不是没有想法的。”

　　 不仅不是没有想法，想法还挺多的，甚至可以说，太多了。

　　 2

　　 洪武年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很费了一番周章。

　　 麻烦不在于立谁为太子，因为这时候立太子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是他的长子朱标。朱标跟他爹不一样。朱元璋出身贫寒，几乎可以说是从饿殍中爬出来的，因此没有机会读书；而他的一生，更可谓是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是在千千万万人的血泊中建立起明王朝的。到了朱标这一辈，由于有了“江山”这个好东西，他就不必挨饿，不必征战，甚至可以在安逸的宫廷生活中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思想教育了，而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从来没有暴戾和杀伐的位置，有的只是仁义、忠厚，是温良恭俭让。儒家思想在塑造太子人格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这孩子跟他爹在性情上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使朱元璋很纠结，担心性格柔弱的朱标无力应对宫廷政治中深邃到不见底的人性幽暗，无力应对江山社稷中无处不在的波诡云谲和血雨腥风。

　　 吴晗先生在评价这对父子时说：“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皇太子却大讲其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杀人愈少愈好；老皇帝要用全力消灭内部的敌对力量，巩固皇家统治，皇太子却要照顾将相过去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谊，兄弟友爱，向父亲说情争执。一个严酷，一个宽大；一个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一个从私人感情出发；父子俩的分歧日渐扩大，有时也不免发生冲突。”（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朱元璋除了继续屠戮功臣将领，以消除对太子未来任何潜在的威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当然，作为父亲，他也想到得管管这个孩子，引导朱标也像自己那样深谙国家政治的残酷机理，不要被妇人之仁所束缚，于是有一天他别出心裁，把一根带刺的木棍扔到太子面前，让他捡起来。朱标不知道父亲啥意思，显得有些犹疑和畏惧，不敢去拿那根棘杖。朱元璋这才说：“你也知道木棍有刺不好拿吗？我现在想方设法把木棍上的刺都给你弄掉，将来把它交到你手里，你不就好使唤了吗？”

　　 朱标看着父亲，似乎仍旧没有领会父亲的一片苦心。

　　 朱元璋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的人，只有把朝廷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好当这个家啊！”

　　 没想到太子完全不领情，犟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如今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活不安生，全都是你一再宣扬和坚持“以猛治国”的结果——这差不多等于是在奚落和批评他爹了！

　　 由于龙袍在身而变得异常跋扈的朱元璋哪里受得了这个？真可以说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暴怒到恨不得连自己也打一顿，抡起身边的一把椅子就砸向了朱标，朱标赶紧逃掉了。

　　 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即使发生这样一场冲突，朱标的性情也未必就会有多大的改变，这就应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话了。因此，老皇帝朱元璋继续着他的忧虑，继续着他对功臣将领的大面积屠戮，就连为他夺取江上力挽狂澜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开国功臣、一直为他主持北边军务的大将徐达（朱棣的岳父）也没有逃脱他的毒手，病中被朱元璋御赐的一只蒸鹅断送掉了性命，可谓杀人于无形。

　　 太子朱标“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而且还虚心求学，对宋濂等人言必称师父，后宋濂一家牵扯进胡惟庸案中，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力保，才得免一死。”（姜凤歧：《试论朱元璋对太子的教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明史》也说：“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明史》卷一百十五）

　　 遗憾的是，朱标没能等到坐到龙椅上，就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逝了，这一年他37岁。同一年，朱元璋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后者成为了大明唯一有权继承皇位的人，而这一年朱允炆才刚16岁。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以71岁高龄病逝，21岁的朱允炆继皇帝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朱允炆从教养、气质、性格上都活脱脱承继了父亲的特点，他父亲朱标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也是看到了；他父亲怀抱过的理想，也一定是他的理想，以后上演的一幕幕大戏，都与此有关。

　　 3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有机体，某个部位的疼痛或者病变，一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向其他部位传导，并最终给整个机体造成损害。朱元璋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一厢情愿所做的“削刺”的工作，为他的后世江山埋下了极为危险的种子——他刚刚过世，就爆发了燕王朱棣从北京发起的以夺取皇位为目的的“靖难之役”，而朱元璋亲手将皇位交到其手里的皇太孙朱允炆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拜他爷爷残暴屠戮之所赐，朝廷中竟然没有像样的良将可供驱使，在军事上替他阻挡一下他四叔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只能一败再败，只能徒然地等待着英勇善战的燕军在与燕军早有勾结的大将李景隆的配合下攻入南京金川门，只能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从而结束他短短四年的皇帝生涯，一个新的皇朝——永乐朝——轰然有声地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上，轰然有声地拉开了大有作为的帷幕。

　　 我们有理由认为，朱棣所发动的这场标准意义上的军事政变的种子，事实上是在朱元璋残酷屠戮功臣的那一刻埋下来，并在他死后迅速起根发苗，演变成为几乎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巨大社会变动的。仔细审视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条潜藏在历史运动深处的逻辑线，把这一系列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朱元璋将功臣良将屠戮殆尽，致使边境尤其是面临蒙元残余势力侵扰的北方军事空虚——他也就只能、也可以说不得不将最重要的地盘分封给他的儿子们，让亲生儿子肩负起藩护中央政权的重任——这就导致尤其是燕王朱棣这样可以独当一面的藩王非正常地拥有了重兵——朱元璋在世时，藩王似乎都还比较安宁，也的确在军事上起到了维护中央的作用，朱元璋一旦过世，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马上开始，这就意味着拥兵自重的藩王必定会对继任皇帝（建文帝）形成即刻的威胁——建文帝偏巧又是一个平庸迂腐没有大作为的人，虽然出于自我防护的本能在齐泰、黄子澄等几个重要朝臣的怂恿下搞了很大一阵子“削藩”运动，由于战术运用上举措失当，屡犯错误，成效并不大，反倒激化了中央政权与藩王的矛盾。其结果就是燕王朱棣在北京以区区八百军士起兵，“以一隅抗天下”，最终用三年多时间攻进南京城，完成“靖难之役”，成功地从他侄子手里夺取了皇位。

　　 我们说的这条逻辑线，在哲学上就是因果，在实践上就是规律，在卜筮上就是命数。这条逻辑线在时间上是无限延伸的，在空间上，它固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某种程度的阶段性的闭合，形成所谓的宋史、明史、清史之类的断代史，然而这仍然无法改变它是整个历史的重要支撑的事实。这就是说，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都是有一条逻辑线贯穿始终的，这就是我们总是经常能够从历史图景中看到我们自己以及当代人物身影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主要原因。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为什么要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了。

　　 具体到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这条逻辑线并没有因为燕王朱棣在首都南京登上奉天殿皇帝宝座而终止，它还要沿着必然性路径往下延伸，于是，本文标题中的方孝孺，准时准点出现在了某个历史节点上，进入到新一幕大戏之中，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说，这幕大戏仍旧没有超越那条逻辑线，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与过往事件的种种藕断丝连，清晰地感觉到某些因果关系比现实政治更有力地推动或者阻碍着事情为什么成为了这样，而没有成为那样。

　　 4

　　 朱元璋“以猛治国”把人治怕了。1398年，当这个在位31年的“猛人”皇帝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朝中大臣一定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活得稍微松泛一些了。朝中大臣的这种感觉是准确的——新登基的建文帝虽然年仅21岁，很显然有与他爷爷完全不同的气象，在削藩问题上，他固然也颇有些狠辣，但那也是为他出谋划策的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的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的怂恿下做出来的，其在对朝政的打理上，总的来说还是宽柔仁义的，这一点与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在朝臣们的心理上必然会引起回响，这种回响也必然会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那就是：一、认为这位年轻的新皇上更值得敬奉；二、工作上也更加勤勉。当所有人都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新朝的新气象自然也就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受到精神鼓舞的朝臣中，方孝孺尤其感到如沐春风，每次入朝，脚步都是轻松愉快的，浑身充满了力量。方孝孺为什么比所有朝臣都更加看重这新朝气象呢？一介儒生，为什么激荡起了如此澎湃的政治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他并不熟悉的国家政治之中了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