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谈谈学者良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 次 更新时间:2022-04-21 21:40:00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良知是建立在内在道德情感之上,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但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先天禀受的良知,却要靠后天的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因此,良知随同社会的道德进步,不断生成完善。作为有情感价值基础的是非善恶、行为规范的判断标准,良知具有善遍性,共同性。学术与良知的重要表现就是在修身自律的基础上,鉴别知识分子的使命,努力推进社会的道义与仁爱。作为有良知的学者,虽不应唯利是图,唯名是举,但却要兼顾义利,安己富国。

  

   一、何谓良知

  

   良知问题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特别在理论层面,争论更大,众说纷纭。比如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认为,道德命令所伴随的“意愿动作”是由最高权威发出的,这个最高权威有人称为上帝,有人称为心中的恶魔,有人则称为良心或良知。[1] 而思辩哲学家康德认为,良知是一种“判断正确时的普通理智”,与先验的思辩理性不同,只具有“具体认识和使用规则的能力”,而不具有“抽象认识的能力”[2],但有时他又称良知为一种“合理的信仰”。分析哲学家罗素认为,道德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法律的“绝对道德”,一种是个人良心之“本心道德”。[3] 意志论者叔本华认为,良知是“对个人意志的认识”,亦是呈现于意识中的“道德规定”。[4] 人本主义者弗洛姆说:“良知判定我们作为人而应尽的职责,它是对自己的认识,……但其范围却并不涉及抽象思维中的认识。它具有一种情感的性质,因为它是对我们整个人格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精神的反应。”[5] 这个看法与中国哲学最接近。中国哲学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情感之上的,或者说是由人的存在本体(性)决定的。

   良知是一种“知”,但不是通常所说的客观知识或对象认识,它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自我认识。良知也不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中国人的生活信念,这种信念正是建立在自我认识之上的。它时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成为我们生活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认钱不认良知的,是只能服从理性而不能服从良知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迎接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在呼唤着良知。

   良知从何而来?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中国哲人的回答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语),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不需要后天修养。先天禀受是靠后天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的。用孟子的话说,人的良心就那么一点点(“几希”),只是一个根苗,全靠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和培养,否则就很容易丧失。这就是说,良知虽然来源于先天的潜能,但只能在后天实践中形成,也就是说,良知是生成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精神实体。一方面,它是道德进化的结果,所谓“道德进化”,是指人类在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从发生学意义上出现了道德意识,以适应群体的相互生存;另一方面,它是个人的、内在的,是在不断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形成的主体意识。

   良知的基本功能是辨别是非、善恶,良知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但又是普遍的,不是纯粹主观的、私人的,不是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结果是天下无是非。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指本心良知而言的。良知是在实际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的,不是事先有很多现成的是非善恶摆在那里,它只是辨别实际的是非、善恶的能力。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6]“好恶之心”是说情感,人是有情感的,一个毫无情感的人是很可怕的,一个情感冷漠的人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但人的情感是多方面的,有最基本的自然情感,也有高级情感,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理智情感、宗教情感,良知作为好恶之心,主要是“好善而恶恶”,对善恶有鲜明的态度。“是非之心”是说知,人是有知性、有认识能力的。人的知性就是分辨是非,不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将黑的说成白的,不能屈服于某种外力而“指鹿为马”。坚持是非观念,是良知的重要方面。

   但情和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人将情与知做了严格的区分,情是情,知是知,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这个知是完全中性的。在科学认识领域,一般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良知的问题上,情与知有很大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为什么说,“只好恶尽了是非”呢?因为良知之知是不能离开情感态度的,不仅如此,良知之知是由情感决定的。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任何是非都与善恶有关。人是有价值诉求的,而价值归根结底是由情感决定的,不是由认识决定的。所以,知情合一,才是良知的根本特征。

   王阳明又说:“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是从外边某个权威那里得来的。良知认为“是”的,即使圣人说“非”也不敢苟同;良知认为“非”的,即便圣人说“是”,也不敢盲从。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是反权威主义的(但不是一概反权威),良知就是自律,就是自我做主。

   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都要做人,做事与做人是不能分开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能说人是人,事是事,做人与做事毫无关系。人们常说“就事论事”,即只问“事实”,不问“价值”,但任何事都是由人做出的,“分清是非”本身就有良知的问题。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事,人应当“凭良知办事”。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无“哗众取宠”之心,就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同时,研究成果是需要鉴定的,这里更有良知的问题。学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声音、一个召唤:“这事该不该做?该如何做?”这正是良知的召唤。如果做了该做的,心里就会“安”,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心里就会“不安”。“心安”还是“不安”,正是良知作出的判定。即使是小偷,偷了人家的东西,他心里也会不安,更不愿意人家当面叫他小偷。作为一个学者,难道没有这点良知吗?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因此,做一个学者,首先要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学者、有良知的学者。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有良知的学者不是被动地遵守学术规范(更不要说违反学术规范),而是出自内心、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这才是良知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学术人格,学者尊严。学者要有学者的人格尊严,良知则是人格尊严的内在依据和保证。一个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人,是无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做不好的。人格尊严是要自己维护的,不是靠别人。

  

   二、良知有没有共通性

  

   我们说,良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么,它有没有共同性、普遍性?外国人是不是也讲良知?

   从学理上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所谓“罪感文化”,是说人生来是带着“原罪”的,所以要“救赎”。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点。靠谁“救赎”?靠上帝基督。做上帝的子民,就要按上帝的意旨去做,这基本上是他律道德。但是,后来出现了宗教改革与“社会伦理”,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社会角色),要共同遵守由社会制定的道德规范,它是客观的,称之为“价值理性”。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要相应地遵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并且与法律相配合。违反了学术道德,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违反了法律,就会受到制裁。韩国的克隆专家黄禹锡由于造假,被撤了汉城大学教授的教职,就是一例。但是学者作为个人,还有一个良知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承认有学者良知。比如爱因斯坦,首先发现了原子弹的原理,但他认为,如果让希特勒这样的人掌握了原子弹,其结果不堪设想,就会毁灭人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德国,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又如霍金,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论证,而且很关心人类的未来。他提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得“有所作为”,这所谓“作为”,不是指征服和破坏地球,而是要“自救”,也就是唤起人类的良知。

   至于人文社会学者,就更加关注良知问题。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持严厉批判态度,提出天、地、人的学说,要回到人类真正的家园。他明确提出,良知就是人对自己的召唤,即此在对能在的召唤。良知不是如分析家所说,是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良知是整体性的。

   1999年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剥洋葱》,引起了全球的轰动。这位年近八十受人尊敬的文学家,曾经以描写希特勒法西斯暴行而获得诺贝尔奖,却在晚年说出了他六十年前的经历,他原来是法西斯党卫军的成员。这使很多人陷入沉思:他为什么现在才暴露这段经历?因为他六十年来内心很愧疚,很沉重,而且越来越沉重,受到良知的谴责,这是良知发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家虽不是学者,但道理是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也越来越重视良知问题。最近放映的意大利的一部电视剧,片名就叫《良知》。演一个小镇由于一家大公司下属的某工厂,生产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导致该镇许多儿童患了白血病,证人曾经被高价收买了,但在律师的感召下,终于良知发现,和村民一起将这家财大气粗的公司告上法庭,并取得了胜诉。

   中国是讲“耻感文化”的。所谓“耻感文化”,是说人人都有羞耻感、羞恶感,这是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说,人人有恻隐之心(即不忍之心)、羞耻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心理基础。其中,羞恶之心即羞耻之心,是人人都有的。人做了错事,就会感到羞耻。人格受到侮辱,就是莫大的耻辱。有些人不讲羞恶,更是最大的耻辱,自己虽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会以此人为不知羞耻之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良知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重视,当代英国哲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ens)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献中,负罪感动力学受到非常广泛的探讨,但就自我认同的问题而言,很少被广泛讨论的羞耻感则更为重要。”[7] 又说:“事实上,羞耻感也许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羞耻感应该在与自我统一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的感受。”[8] 他已经认识到,羞耻感是“自我认同”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良知的问题。他还提出羞耻感比负罪感更重要更深刻,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这就抓住了良知的真正本质。但是前些时,看到报上有一篇文章,是日本人写的,说中国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窃取外国商标造假,就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负罪感”。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虽没有西方式的“罪感文化”,但是,中国的“耻感文化”使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以讲诚信、坚持正义而著称。目前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破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文化造成的。

  

   三、如何看待学者良知

  

学者要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或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责。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承载着社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知,不只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局部领域的专门人才,从事专门职业,实际上变成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机器中的零件,由媒体控制着社会舆论和价值,实在是很可怜。最近,有一位意大利的文化批评家和作家阿方索·贝拉尔迪内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还存在知识分子吗?》[9],文章说,各类专家都有各自的专业与生活,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社会责任,比如教育家,“他不可避免地不仅授人以技术,而且教人懂得价值”。但是,“面对推动社会机器走向不知何方的力量,感觉到无能为力”,曾经“勇担使命的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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