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对一个逝者的记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50 次 更新时间:2022-04-19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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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对这种本性的确定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其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以个体形式主动地去追踪被研究者的生物性和类别性的特征。——亚伯拉罕·马斯洛


1


三年前的今天,姬兆永先生走了,享年75岁。与绝大多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情形相比,应当说,他走得并不寂寞——走前,有不少朋友到病床前陪伴他,带给他鲜花、问候或者对他表达崇拜之情;走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在西方世界的华人媒体尤其是在一些中文自媒体中,都有报道和谈论。那时候我恰巧在美国,看到突兀到眼前的这些消息,真可谓是百感交集,既有失去我所熟知的人——请原谅,我不能说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置于同一个空间,并且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哀痛,又有对因为他的死而出现的复杂舆论情势的无奈。


哀痛就是哀痛,怎么还“无奈”了呢?


中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以前我对这种说法都是囫囵接受的,然而此刻,我开始严重怀疑这句话的精准性了——如果为死者“盖棺”的人对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根本不了解,或者对那个人寄寓着另外的企图,那么他的“论定”还是可信的么?很显然就不再是可信的了。然而很多被“盖棺”了的人,所得到的“论定”往往都是不可信的,甚至于是被刻意编造出来的,此种情景,无论是对于死去的人,还是对于活着的人,不都是一种“无奈”吗?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情形:在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有一些东西并非是沿着正常的人性辨析的轨道进行的,而是常常混杂进复杂的政治动机的,一些人在一定政治动机驱使下的所谓“论定”,往往与被“盖棺”的那个人的真实样态有很远很远的距离,有时候甚至会远到看不见其踪迹的程度。


我这里说的姬兆永先生就处在这种情境——也就是某种“论定”——之中。我必须向读者指出,这种情境或许正是他所期待,也就是他愿意得到这种“论定”的。事实上,姬兆永先生活着的时候就在竭力把自己植入到这种“论定”里,应当说,他是如愿以偿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深知他并不是“论定”所论定的那个人,他甚至都不是被他自己所“论定”的那个人。


从“人”的角度说,他要比那个人复杂得多也深奥得多。


就人的本质来说,“他”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已经成为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确切地说,“他”已经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某种“类型”人物。谈论这样的人物,对于我们认识现在和将来,当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人”,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是在谈历史,谈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质地,以及不同的方向,“人”在这里不过是一个载体,一个符号,一种标志物而已。


在讲述姬兆永先生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跟姬兆永先生认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纯属于我的个人经历,然而作为背景材料,却可以给读者提供切实可感的环境境况,我在后面展开的姬兆永先生的故事中将会作为对比一再提到这些境况,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背景”,尽管它们是以“我”的视角展现出来的,而且与姬兆永先生的故事完全没有联系,但这会有助于读者了解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姬兆永的故事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如果把姬兆永视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那么,这个写照在宏大而微妙的历史图景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它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我将在如下基点上开始我的叙述:所有人物的历史活动都是社会逻辑与人性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创造,相互支持,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所有人物的历史活动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应当将姬兆永先生的故事视为一系列历史叙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


2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运行的方式和今天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还带着明显的体制温度,这种温度是从五十年代建政初期的社会氛围中传导过来的。你比如,一个年轻人发表了几篇反响颇好的小说,通常就会引起作协乃至于相关行政部门的注意,这意味着作者可以得到更多的鼓励、关注与支持,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我这里所谓的社会资源,通常是指比较好的职业、地位乃至于经济收入。


我非常幸运的成为了这样的人。随着我在省内外一些期刊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在K省业余作者队伍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参加省作协例如“小说创作座谈会”之类的文学活动了。更加幸运的是,省作协有一些老作家、老编辑都是秉持传统道德的很好的人,他们非常器重和支持年轻作者,这是他们的职业传统,结果我得到了从黄土高原上的B市抽调到《溪水》(那时候每个省只有一家文学期刊)“帮忙”,即作为临时编辑参与编辑工作的机会。省作协和《溪水》编辑部之所以要这样做,实际上还是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我当然非常珍重这样的机会,除了认真在自由来稿中挑选和审读稿件之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可以说是心无旁骛的。


位于这座城市核心区一条著名街道上的省作协大院,据说曾经是民国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军阀的公馆,历经半个多世纪,虽然院子里有的房屋损毁了,或者被拆掉盖了新的房屋,甚至建起了丑陋的红砖宿舍楼,但院子的形制还在,某些局部还残存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在传统建筑风格之中掺进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因素)令人惊艳的美感,譬如作为作协会议室的高堂大屋花砖漫地,窗户上镶嵌着类似于西方教堂那样的彩色玻璃,门前有西洋风格的廊道和台阶,甚至还有装着雕栏的不再喷水了的喷水池。从前院往里走,经过几道月亮门,就是《溪水》编辑部了。这里的房子都是青砖灰瓦的老式平房,冬暖夏凉,很舒适。我住在最里面院落的一间房子里,这里白天是办公室,晚上我就睡在书柜后面的床上。


编辑部不实行坐班制,因此即使上班时间,整个院子里常常除了我之外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院子里生长着我不知道名字的名贵花木,开着各种各样我同样不知道名字的花朵,遇到下雨的日子,四周阒静无声,只听得到房檐滴水和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啪嗒声。一杯热茶,一叠稿纸,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的心灵熨帖极了,整个灵魂世界里都有和谐与静穆在氤氲。


有时候,我所尊敬的老作家、老编辑会来看看我,问我在读什么书?在写什么东西?同时也聊一些文学的话题。我经常得到他们的鼓励。那是一种具有家庭气氛的聚谈,我觉得那样的时候既温暖又神圣,它把人性美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青春记忆之中,直到现在,我仍旧怀念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怀念着曾经给我无微不至呵护与关怀、如今都已离世了的老先生们。我觉得没有这段经历,我的青春时代就是不完整的,更是没有诗意的,换一句话说,那段经历构成了我整个生命历程中最无忧无虑也是最安静、平和、饱满的一段美好时光。


这当然也与这座城市——至少在某些局部,在表面上——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较为丰富的物质供应有关,这些景况与我所在的B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那个蜷伏在高大黄土山中间(当地人谓之为“川”,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沟”)的小城生活了十多年,在那个闭塞到绝望的世界里,除却普遍的贫困之外,更是见证和领略了很多丑恶肮脏的人和事,具体到我工作的地方,名义上是一个文化单位,然而这里简直没有一丝文化氛围,愚昧、无知,权力欲望带着原始的兽性,把生活硬生生变成了丛林性质的你争我夺。


这个单位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条件:一、权力来源于权力。单位一二把手都是走了某位权势人物的后门而成为单位领导的,在这里,权力具有皇权一般的绝对性,这里上演的逐利戏剧也就格外原始,格外野蛮,格外无法无天,说它是微型的权力角斗场和绞肉机也不为过。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二把手像野兽一样扭打在一起,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鲜血,这些鲜血淋漓尽致地说明了在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的社会机理中,人所处的真实位置。二、单位公有。这个条件甚至比前面那个条件更要紧,原因很简单:在自由经济状态下,任何与个人、家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司、企业,都不可能容许几十个人聚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毁坏一个经营单位,经营单位也不可能生存下去,不可能为个人、家族乃至于社会做出任何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贡献。单位公有则顺理成章地将自然的利益关系变成了畸形的权力利益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单位想不如此野蛮荒谬都难。就个人处境而言,我始终无法与那样的环境产生认同,我深深体悟到,在一个物性世界里,如果你选择精神性活着,那将是一件极为艰难、极为可怕的事情。


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即将讲述的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种情境不仅塑造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情状,更塑造了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掌握权力的人——的人性状态。这是从历史深处延展而来的具有庞大根系的社会根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些区域内触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个根基,然而若说有了多么深刻而广泛的改变,还为时尚早。我们仍旧处在漫长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我们既可能往前迈进,亦也可能往后倒退,这全要看历史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机缘,全要看我们内心秉持着怎样的内在驱力了。我希望读者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这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框架,我们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活着的。在后面的叙述过程中,我会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我没有离开B市的时候,那种忧闷闭塞的感觉好像还不那么凸出,到了省城才突然醒悟到,生活原来可以不是那个样子,可以很美好,很恬适,很让人享受,当然,这也与我尚没有进入到当地生活的深处有关——事实证明,在它的深处,我前面所描述的那种社会机理,与B市那个狭小单位没有什么不同,我之所以产生错觉,实在与尚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周旋有关。省城这种让我感到很新鲜的至少表面上的社会氛围,深深地吸引了我,它很让我向往,它第一次松动了我扎根在B市专心致志写小说的意志和决心。我在给爱人的信中数次强调说:“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里。”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女儿,我之所以说出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她,我觉得我不能让她在那种可怕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长大成人。单从物质上说也是这样,由于地处偏远,B市的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很多在省城司空见惯的东西,比如鱼类、香肠腊肠之类的肉类加工食品,牛奶、面包等等,在B市都很罕见;到了冬季,完全没有新鲜的绿叶蔬菜,吃的都是贮藏越冬的洋芋、萝卜和大白菜。我竟然有点心疼起还远在那里的孩子和爱人了。


然而在当时,“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里”这句话不过是一种美好想象,究竟怎样实现它,我内心里其实是茫然的,我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我必须努力,为“来到这里”创造条件。那段时间我在小说创造上所付出的辛劳,或者说倾注在创作上面的生命力,是我整个一生中最为剧烈的。我常常通宵不睡,一直熬夜到天亮,由于握笔时间太久(那时候,我用现在已经绝迹了的蘸水笔写作初稿,然后再用圆珠笔在方格稿纸上复写和誊清,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我右手中指末端的侧面结了厚厚的茧子,以至于数十年不褪。只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才可以理解作家路遥在记述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为什么要说当他终于写作完成这部巨著时,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将“成把的圆珠笔芯扔出窗外”。与现在的写作方式(我用电脑写作已将近30年)相比,简直就像是史前时期与现当代的区别。


正是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这就更加奠定了我在K省文坛的业余作者地位。人对情势的判断,往往首先出现在感觉之中。我在《溪水》帮忙几个月以后,没有任何根据,我竟然在给爱人的信件中宣称说:“如果我愿意,或者提出请求,现在是有可能调过来的。”


我在拼命的努力中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没想到时机果真就来了。


3


省城的文学活动很多,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饭局。


有一次,我有幸参加文学界、出版界领导和著名作家、编辑参加的一个什么会议,中午在一个著名的饭店聚餐。餐厅里有七八张巨大的餐桌,每张桌子坐了十来个人。K省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一些著名人物坐在主桌,我坐在离主桌较远的一个靠近屏风的地方,这里很安静。跟我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人,我大都不认识,他们彼此好像也很陌生,因此,虽然也有交谈却并不热烈,我们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其他桌子,寻找可以叫得出姓名的人。领导和著名人物讲完话、象征性地吃了一些东西以后就退席了,我们这些人真实意义上的“聚餐”才真正开始。


现在回忆这件事,我对于吃了什么早已经失去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几乎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个人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了我的旁边,而那个人原本是坐在主桌上的。


“你是谁谁谁吧?”那个人向我伸出手,带着浓重的高原口音。“我是陆脩。”


陆脩是前不久新创刊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文苑》的主编,目前这家从属于K省人民出版社的刊物正在以爆炸式的趋势在K省乃至于省外产生着影响,陆脩这个名字更是如雷贯耳,然而我却并没有见过他。我只听说他是B市人,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在此之前,我想象他应当是一个戴着眼镜、身材颀长的人,而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却虎背熊腰,粗砺的脸上似乎还带着黄土高原所赋予的沧桑感,他语音粗重,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庄稼人在跟你说话。


“哎呀!”我赶忙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连连说:“荣幸!太荣幸了!”


陆脩拉着我重新坐下,跟我几乎是头碰着头,压低了声音,询问我在B市的工作经历。我提到的人他几乎全都认识,他说他也曾经在B市工作,几年前才调到省城。由于都有在B市工作过的经历,在我们之间就产生了类似于老乡的那种亲近感。他了解了一下我在《溪水》编辑部的工作情况。


我诚恳地对他说:“我早应当去看您。”


陆脩用他的大手按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我们之间不需要这样的客气话。


“我想问你,”陆脩再次压低了声音,“作协有没有意思要调你过去?”


我摇摇头说:“没有,我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意思。”


“是这啊,”陆脩进一步把头靠近我,这样,即使是我的邻座也听不见我们的谈话了。“你也知道,《文苑》刚创刊,特别需要素质好的编辑人员,如果出版社这边可以解决你的调动问题,你愿不愿意过来?”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兀了,我似乎怔在了那里。陆脩进一步解释说:“我得到了权限,可以物色一两个编辑人员,你要是愿意过来,经过考察就可以办理正式的调动手续。”


我仍旧无言以对,不知道该说什么。


陆脩理解我的难处,改用轻松的语调说:“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你考虑一下,我希望你过来。”


我说:“谢谢您的信任,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是需要考虑一下,我尽快给您答复。”


我考虑了几天,捋出了几个有待弄清的几个盲点,然后给陆脩打电话,去面见他了。


这是一幢位于这座城市市中心北部的九层大楼,这里可谓是K省的出版中心,几乎所有出版单位都集中在这栋大楼里,而作为出版事业的管理机构,省新闻出版局也在附近一栋稍矮一些的建筑里。陆脩以高原人特有的憨厚、朴实、真诚与我交谈,谈话是坦率而温暖的。我面对的情况是:K省人民出版社调我过来这件事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爱人往哪里落,也就是如何为她寻找合适的工作单位,要我们自己解决。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调动问题解决了,将孩子的户口迁移到本市当然也就不是问题。


看样子关键是为爱人寻找可以落脚的工作单位。


“爱人的调动问题可以慢慢办,”陆脩很显然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或者说高估了我在这方面的办事能力。“你先过来,一边参加工作一边想办法,到时候我也许还可以帮得上忙。”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这里所谓的我“先过来”,就是提前结束在《溪水》编辑部的“帮忙”,到这里来参与编辑工作,名之为“借调”。陆脩带着我到编辑部几个房间看了一下,并没有在我和编辑部工作人员之间做介绍,尽管我猜到其中一位女士很可能是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潘荇,这部小说已经在《文苑》发排,不日即可出刊。我与这位女编辑只有信件联系,并未见过面。我的感觉是编辑部房间很杂乱,光线也不好,有一股旧报纸的味道。编辑人员对陆脩都很客气,而打量我的目光又都很好奇并带着某种警觉,也许他们已经知道要“借调”过一个人来了。主编没介绍,他们当然也就不好直接搭言。


“咱们这里条件很差,”重新回到主编办公室,陆脩抱歉地对我说。“借调期间你只能委屈睡办公室了,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了,看可不可以解决住房问题。”


对此我没说什么,我现在脑子里回旋着的全部是爱人的调动问题。


我向《溪水》主编董宪培先生做了说明,董宪培对此深表遗憾,却也理解我所作的选择,因为《溪水》编辑部暂时还没有调入编辑人员的工作安排,没办法保证未来一定可以把我调过来。董宪培先生用只有长辈才会有的慈爱目光看着我,说:“这里离出版社不远,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我说我会的,我感谢董宪培先生给了我在《溪水》编辑部工作的机会,我说我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董宪培先生微笑着说:“你素质不错,好好干,只要好好干,在哪儿都一样。”董宪培先生一定不知道,他的这句话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伴随了我以后数十年职业生涯。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让人沮丧的人和事,我都会暗暗用这句话鞭策自己。


我几乎是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溪水》到《文苑》编辑部上班去了。


4


我来的那天晚上,《文苑》编辑部在出版社附近一家餐厅为我安排了欢迎晚宴,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气氛是轻松热烈的,我甚至感受到浓浓的暖意。我特意向在发表作品上给我很大支持的责任编辑潘荇女士表达感谢,没想到潘荇竟然脸红了,说:“谢我干什么?是你的小说写得好。”潘荇大我几岁,是K省知名的散文作家,她有很高的文学禀赋,人很漂亮,性格又开朗,待人很真诚,出出进进总是哼着歌曲,属于那种很有亲和力的人。我们自始至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直到90年代(那时候我已经调到北京工作)她罹患癌症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个不期然的噩耗带给我的沉重打击。


和任何一个单位一样,这里的人际关系也很复杂,在表面的和和气气之下,充满了彼此间的猜忌和怨恨。我记得其中一位姓谢的编辑明显喝高了,黄腊腊的脸上平添了惨白的颜色,从餐厅出来以后,这个身形瘦小的人把我拉到一棵雪松下面,动情甚至可以说激愤地说了很多这时候绝对不应该说的话,指斥另外几个同事(其中也包括潘荇)是“狗男女”,根据无非是谁不适当地得到了重用、谁的能力被轻忽了之类,听着让人很不舒服。他倒是没有直接攻击陆脩,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责怨——他不断暗示我说陆脩在用人上很糊涂,完全没有眼光。他大概寄望于我的到来会改变这里的力量对比(不知道为什么,谢编辑认为我一定会得到陆脩的重用,会在编辑部人员中占有特殊位置)。好在那时候我在B市经见过拥有更恶劣品性的人,早就练就了对人尤其是对谢编辑这样的人保持必要警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本事,绝不介入也不屑于介入任何形式的矛盾纠葛,简直可以说是“刀枪不入”了,所以我也就呵呵呵,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我后来听说谢编辑是搞文学评论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拜读过他任何作品,我觉得那个说法不过是说说而已的。


第二天上班,陆脩主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待给我一大摞稿件,说:“你先抽着看几篇,然后我们交换一下意见。”


在这一大摞稿件中,大多数都是著名作家的作品,我挑出几部中长篇小说做了认真的审读,结果我是失望的。这些作品写作手法陈旧,文学观念落后,暮气沉沉,作品中的人物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的毛病,很难触摸到人的体温,更不要说人的心灵脉动了,这也是建国以来新中国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视为一种现象的话,几乎可以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了。这些作品与正在沸腾着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更富于思想和艺术个性的作品正在成批地涌现出来,我认为应当给有锐气的年轻作者留出更多的版面——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这些作品出自著名作家之手,刊物也不应当再给诸如此类的作品提供版面了。


我向陆脩主编说出了我的看法,他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现在的问题是——我后来才知道,在编辑部,这并不是“现在的问题”,而是积压了很久的问题——如何退回这些作品而又不得罪那些著名的老作家们?


我理解陆脩主编的难处,于是说:“我试着写几封退稿信,看可不可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吧!”


陆脩主编很高兴,喜笑颜开地用B市口音对我说:“那你就给咱写几封退稿信。”


刊物和作者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商铺和客人的关系,是有“客大欺店”现象的,著名作家的平庸作品,往往会由于作家的名头而很难退稿。我在省作协帮忙的时候,就听到过由于退稿而引发争执乃至于法律诉讼的事情——这种情形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给著名作家退稿,你必须从学术上说得出退稿的理由,这既牵涉到文艺理论问题,又牵涉到写作技巧之类的技术性问题。


我在写出来的几篇退稿信中,把这两点都顾及到了,虽然话说得客客气气,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夸赞与奉承,然而我也并没与回避作品的短处,即它们在思想艺术上失败的部分,退稿的决定却是断然而有力的。陆脩主编读过我拟的退稿信以后,认为分寸把握得很好,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于是眉开眼笑地说:“能行,我看能行,就这样把信发出去吧!”于是我把退稿信和稿件用挂号邮件发出去了。


此后,虽然我继续在审读著名作家的不著名作品,虽然我又写出了好几封退稿信,但是陆脩让我“先放一放”,他是想看一看发出去的那几封信的反馈。过一段时间,陆脩把我从办公室里叫出来,在楼道里递给我一封信,这是北京一位著名作家写给他的信,意思是:编辑部的意见很好,作品的确不太成熟,我以后不会再用这样的作品给你们添麻烦了,非常感谢你们为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并且特别提出,感谢处理这篇作品的不知名的责任编辑。陆脩一直含着微笑看着我读那封信,似乎是在阅读那封信在我心里所引起的回响。等到我把信读完,陆脩才开口说:“看样子你真把他给说服了。”


这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那就这样,”陆脩对我说,“你就这样处理手里的这些稿件吧!你记着,里面有几篇是咱们省的老作家的作品,写信不礼貌,到时候你亲自上门去解释一下……”


我表示说没有问题。


末了,陆脩诚挚地说:“你帮助我解决大问题了。”


能够帮助陆脩主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的问题,当然是我的愿望,也是让我十分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即我爱人调动的问题上,正在陷入到一筹莫展之中。


5


截止到我在《文苑》借调期间的1983年,我爱人在B市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已经整整5年,她自己也很喜欢教师职业,最理想当然是调到大专院校继续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凭关系,具体说是凭权力背景才可以办事情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于我这样一直工作生活在偏远的B市,尤其是不善于走动关系的人来说,能够调动和利用的社会资源少之又少,即使有朋友帮忙,用K省的话说,关系也不是那么“扛硬”,因此,在跑动了三四个单位都没有取得进展之后,我有些气馁了。我觉得我正在徒劳地做着一件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就我个人来说,一方面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应对繁重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我的创作也正在节骨眼上,需要咬紧牙关冲刺上去,因此在读书写作上也不敢懈怠。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顾及到,除了为爱人跑调动工作以及完成编辑工作之外,我发现对于我最为宝贵的东西——时间——正在徒然地流失,这就是说,我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影响,这件事带给我的焦虑,让我十分不安。


时间很快就进入到了1984年,我已经在《文苑》编辑部借调快一年了,我跑了七八个单位,然而爱人的工作调动问题仍旧没有办法落实,希望总是在失望中一次次幻灭。陆脩安慰我说:“别着急,慢慢来。”可我却真的着急起来了,我觉得把大好时光用在跑调动上,太不值得了。我好几次想跟陆脩直说:“算了,我不再在这件事上费力气了。”都因为担心我这样一说会让陆脩不高兴而没有把话说出来。


这件事继续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这一年国庆节放假,我回到了B市,碰巧的是,B市大学刚刚给爱人分了一套楼房,我们得以从原来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居。居住环境焕然一新,这是我们以前从未享受过的。搬完家以后,我和爱人就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商议了很久。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理想的工作单位,爱人的调动也就没有意义,哪怕是调往省城;如果我的创作由于过量的编辑工作和在其他问题上分神而受到影响,拿不出更好的作品,那么我的生活与事业的根基也就松动了。我和爱人都认为,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把大量时间精力耗费在调动这件事上,是得不偿失的。当然,楼房新居从生活上带给我们的舒适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条件所限,我在出版社睡办公室,而出版大楼又紧挨着马路,嘈杂喧嚣,尤其是到了晚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就像是从头顶上开过去的,很难入睡……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心理上的,我觉得如果我最终做出回到B市的决定,会让陆脩很失望,我应当坚守在那里,为他做更多的工作。


虽然我有上面说到的那些理由,但是在有损于我和陆脩的友谊的问题上,那些理由都显得太轻飘了,我仍旧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我们把这件事又放了一段时间,然而春节收假,踌躇之际,我也就延宕了返回省城的时间,直到陆脩来信询问,我才终于觉得再也没有退路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必须得做出选择了。


选择确实极为艰难,如果选择回到B市,除了我想调往省城的最初始动因——为女儿谋得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之外,还有极为现实的对逃出B市这个幽闭世界,打开眼界,精神获得解放的诱惑的原因。老实说,我不留恋B市的任何其他东西,却唯独留恋这里的时间——在我所工作的这个单位,由于体制的关系,人人都无所事事,“无事”就容易“生非”,因此,彼此间的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就格外剧烈和粗野,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而我一向都是远离这些东西的,所以单只从时间上说,我在这里几乎可以享受到专业作家的待遇。我想,换任何一个环境,都不会有如此优厚的条件了。


我们最终做出的选择是:暂时不再考虑调往省城,也就是放弃再为爱人的调动问题奔走,继续留在B市。当然,我知道我必须给陆脩一个很好的解释,请求他原谅我这个不像话的决定。我给陆脩主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解释说爱人的调动问题无法解决,而我们这样长时间两下扯着,不可避免会在生活上造成困难,我非常感谢陆脩主编的看重,也非常热爱那份编辑工作,但是鉴于眼下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决定不再为之努力了,希望陆脩主编理解并原谅我做出的选择。从道义上说,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信发出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就接到了陆脩主编的回信,他对我的决定感到惊讶,但是他也表示理解我的难处以及我做出的决定。他感谢我一年多以来为刊物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


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将近两年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踏踏实实地继续我的文学征程。我对这种岁月是满意的,甚至是享受的,周围人似乎突然都变得友善起来。这当然与我凭借自己的实力在K省取得了一定的文学地位有关,否则,即使你再优异,也难免会困顿在周围人的嫉妒、愚蠢与其它种种恶意的磋磨之中。有在偏远小城生活经历的读者,大概不难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几个月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陆脩从省城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为了解决我的调入问题,人民出版社决定破例将我和爱人一同调入,人事部门把这个决定向省新闻出版局做了申报,并且获得了批准,过几天他和人事部门的同志就会一起到B市来对我进行考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可以办理调动手续。


如果读者愿意把“晴天霹雳”这个词语做正面理解,或者你把它转换成为“醍醐灌顶”四个字,大概可以更准确地体会我当时的感受。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甜蜜和惊喜,我的精神世界就像被上帝的手抚摸了一样,瞬间变得敞亮,变得像金殿一般辉煌。在我的一生中,遇到过很多给我提供决定性支持与帮助的人,在所有这些人中,陆脩是我最为感念的一位,他身上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是很多所谓的“领导”都不具备的。在与他共事的过程中,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之间仅仅是工作关系,我始终视他为兄长,是可以对我做出人生指导的人。我们虽然有可能在价值观或者说在对立身谋求等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差异,然而在我们的关系中,尤其是在被恩情与友情所支撑的我们的关系中,这种差别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士为知己者死”,长时间以来,我对他就怀着这么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从来没有中断,我就是凭着这种感情来处理我们之间任何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在人群中常会有的离间和挑拨等在其他人那里足以造成伤害的事情,才从来没有伤害到我们的友情,我始终都把他视为生活图景中最珍贵的暖色。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给早已退休在家的陆脩写信,约请他编辑一本散文自选集,加入到我组织推出的《中国当代散文百家》丛书之中。说实在的,在这件事上我是徇了一定程度私情的,我想用这种方式至少在心理上对他做一种报恩的弥补,而这是我一直记挂于心的。陆脩以一如既往的淳厚朴实在电话里对我连连表示感谢,他说他没想到我还记着他。而我想告诉他的是,与多年前他为我做的事情相比,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


6


就这样,我们全家来到了省城。


得益于在省人民出版社后勤部门工作、同样来自北京的小靳的帮助——他父亲老靳是K省人,他曾经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的卫士长,前几年才调到K省政府担任机关管理局局长。老靳出面要求出版社领导对我多加关照,是非常管用的——我竟然破例得到了一间住房,这在当时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老靳在我安家的事情上帮了我很多忙,不仅仅是住房问题,甚至就连我女儿上托儿所的事情,也是在他老人家的亲自关照下解决的。我们一直维系着与老靳一家人的友谊,就像是亲戚一样。我在省城工作期间,小靳几乎是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们骑着车子到城市边缘去看风景,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像孩子一样玩耍和笑闹。数年前老靳小靳和都相继离世了,不期然的噩耗让我悲痛不已,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也仍然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对在省城10年生活的记忆,始终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走完调动手续,把家安定下来,已经是1985年春天了。


1985年春天和整个八十年代一样,和煦、温暖而富有朝气。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旧的秩序,旧的观念受到全面冲击。人性以其前所未有的力度在生产、生活领域迅速漫漶,它在创造中不断累积着个人和社会的物质财富,更在创造中冲决和破坏着既有的精神秩序。某些既定的价值被松解,某些绝对不能被触动的东西被以“摸着石头”的方式所触摸,失去了其一贯尊享着的威严。“自由”以极其闪光的一面辉耀着人们晦暗的精神殿堂。表现在我所熟悉的文学领域,那就是中国文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求新、求变的气象。文学不再单纯是吟唱颂歌的载体,它楔入到了人的情感、人的心理、人的精神领地,或者舒缓,或者激昂地吟唱着人本身。好作品每一天都在涌现出来,好作品的每一次涌现都要引起远超于文学圈之外的社会人群的欢呼与赞叹。一向瑟缩着的中国文学终于舒展开自己的胸膛,以前所未有的亲情和力度,第一次拥抱起了这块厚重而深沉的土地,光荣地承担起了民众和社会赋予她的责任——由于过于迫不及待,这种责任的赋予甚至是超乎文学的,它几乎就是政治的、社会的。这就是说,你只要在作品中直面了社会、直面了人生,人们就会真诚地为它欢呼,哪怕它在艺术上有显见的不足,人们也不在乎。人们只在乎在洪流一般的社会前进中,看到文学的身影,听到文学的声音。


任何时代的脉动,都会在具象的生活中以耐人寻味的细节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从琐碎的生活中,是可以寻摸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的,不同点仅仅在于,这种寻摸在最开始阶段往往是不自觉的,当某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呈现在眼前时,它在人心里的折射,不一定必然通向这种现象的本质——说具体一些,在我上面列出的林林总总的诗意画面中,当时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往往会忽略对历史纹路的细致观察,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场声势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我们不仅将收获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天使,我们更将收获隐藏在人性深处的魔鬼。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某一历史事件的时候,这种感觉会尤其强烈,我们甚至会十分惊讶,当时为什么会那样看那些人和事,现在又为什么会这样看那些人和事?这也就是人们在谈论历史时,为什么总是强调说需要一定时间沉淀的缘故。在这里所沉淀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现象本身,更是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的精神幕布上的映像。


直至今日,笔者试图撰写这篇文章时,才较为精确地意识到当时我看到和感觉到的那些东西所蕴涵着的历史况味,才真正捋直了一直缠绕在我心里找不到头绪的那个感觉曲线,才找到进入故事的哲学通道,这条哲学通道是唯一的,是不可以被其他东西所替代的。读者会注意到,我所说的“感觉曲线”的前端,始于我在陕北B市那个精神荒芜、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终结于我现在所讲述的故事的终点,即我在本文开头所说“姬兆永先生走了”这个特定时段。而我写此篇文章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读者也能够从我所感应的过程中,感应到应当感应到的东西。历史是需要回望的,只有前行一段时间,再回首你曾经置身于彼的时间与空间时,你才可以发现当时没有精神能力去发现的东西,这时候,你简直就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奇妙感觉了。


我们回到故事本身。


与我离开的时候相比,《文苑》编辑部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动,出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也许是人多了的缘故,编辑部的氛围较前有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将近一年前同事间也会有对位置和利益的争夺,有彼此间的斤斤计较或者眉高眼低,甚至有某种程度的龃龉和争吵,但大体上说来这个小环境的精神秩序没有被破坏,人们,尤其是我,是可以从“集体”这个概念中体味到踏实稳定的感觉,体味到某种心理依傍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K省人民出版社是成立于建国初期的老牌出版社,数十年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传统与作风,《文苑》杂志社作为其中的一个单位,自然也会被纳入到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所谓“规矩”之中,这种“规矩”在社会学层面表现为某种道德秩序,在单位运作层面,则表现为工作范畴之内的某种公德和秩序。


“秩序”总是让人感觉到安定和有所依托;其次作为部门负责人,陆脩主编的领导风格和个人魅力,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把这种状况与我在B市的工作单位作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单位的状态归根结底是由单位领导的人品以及相应的行事风格决定的。一个格局狭小、私利当先的负责人,是不可能领导好一个单位的,那里必然会产生混乱和争斗。很久以来,我都很不适应B市工作单位的那种丛林般的争斗、倾轧、掠夺的生态。这就是说,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想到省城工作的种种个人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却也绝不是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因为我去工作的地方深度契合我灵魂深处渴望道德秩序的精神形态,在那里我能感受到如同在家里一般的踏实和惬意;2、再就是那里有一个叫陆脩的人,他让我觉得很有依靠,很有安全感。


陆脩一如既往地操劳着这个摊子,为什么单位的氛围却发生很大变化了呢?这是因为有一种传闻,说陆脩主编即将离开《文苑》,升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刊物将会有一个新的主编。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当然会对人的心理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破坏人们的心理稳定——人们对任何未知的东西总会有一种忧虑与担心,我也是一样。我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陆脩的环境里,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毫无疑问的确定性竟然一下子演变为不可预知的状态,说实在的,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情况?我更加遗憾的是:陆脩为什么要离开他亲手创办并且风头正健的《文苑》而去当什么出版局副局长呢?在我看来《文苑》主编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出版局副局长的价值,他的离开,不仅仅是《文苑》的损失,更是K省文学界的损失……虽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我的这种见解不过是妇人之仁,或者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然而在当时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从陆脩个人角度说,我认为他正在做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我曾经谨慎地询问陆脩,是不是有传闻中说到的那个事情,陆脩笑着说:“你不要听他们胡说。”


但是刚过几天,陆脩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跟我说个事情。


他是这样跟我说这个事情的:“过几天我可能就得离开《文苑》,到新闻出版局去工作。”


对于他说的话,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要跟我说的,也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他要说的是:“我知道你的素养和工作能力,这两年你的表现大家都看得到,我更是心知肚明,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按道理,我应当给你创造一个好的位置,然而由于一些极为复杂的原因,我没有办成这件事。”


对于他的表白,我既感到意外,又觉得有几分招笑。我突然发现,他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不知道他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在我看来是一钱不值的,我做的那些事情更是与他所谈论的东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个瞬间,我脑海里突然重新闪现出在B市工作时,单位领导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相互仇视的场景,看到总是在他们眼中腾腾燃烧的带着原始兽性的权力欲的火焰……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对于我来说过于黯淡和野蛮了,所以平时我总是在想方设法回避它。


“老陆,”我说,“快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咱们之间反倒生分了。”


陆脩笑起来,解嘲说:“是啊!我知道你不计较这个,等以后吧,人归根结底还是得有点儿本事,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站到应有的位置上。”


他仍旧继续这样说着“不要这样说”的话题,我则再也没有说什么。


接下来我们聊了一些暖心的话,包括那次他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亲自到B市考察我和爱人,并最终把我们从B市调来的事情。当然,我再次表达了感谢之情,等到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们都已经不再在意他预定的谈话主题,就好像两个好朋友无意间碰到一起,无意间扯了一些闲话似的。


7


第二天,人民出版社主要领导非常罕见地突然召集《文苑》全体干部职工到大会议室开会——我后来无数次经验到,我们的体制在权力交接的问题上总是在寻求或者说制造这种神秘性和突然性——会场气氛颇为庄严凝重。大会议室一般是用来召开全社职工大会的,部门会议都在小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如此反常,更加强化了它不同于一般会议的肃穆氛围。主席台上依次坐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以及人事部主任、文艺部主任、《文苑》主编陆脩以及另一个长发披肩的中年男人。


“长发披肩的中年男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即使是到了八十年代,内陆地区尤其是极为传统保守的K省省会这样的城市,是很不容易见到男人长发披肩的,更不要说这个人坐到会议室主席台上,与那些身着中山装、总是正襟危坐的单位领导同置于一排座位上了。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协调乃至于格格不入,简直使人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觉得眼前的情景特别不真实。二、人们差不多已经确认,这个头发灰白、面容消瘦、皮肤暗淡、目光蜇人的人,就是传说中即将接任《文苑》主编的人,人们对一个即将与他们的工作生活发生最直接联系和影响的人给以关注,甚至从一切方面的细节中对他进行观察和审视,是很正常的事情。


会议由人民出版社主管文艺部的副总编辑程忠义主持。程忠义先生是出版社老人手,早在五十年代建社初期就进社了,在这里已经工作了数十年,可谓是资历深厚、德高望重。他平时总是慈眉善目,绝没有架子,即使在我借调期间,也曾经好几次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他的话说:“没什么事情,随便聊聊。”我们聊的话题很广泛,不仅限于工作。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竟然很关注我的插队生活,问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形。当我说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时,他笑得十分开心,就好像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其实我根本不会讲故事,同样一件事,任何人都会比我讲述得生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开心。


程忠义先生听说我读过很多书,因此问到我上大学的情况,我没有谈读书,谈了很多我对这所大学的教师以及教学情况的印象。他沉吟良久,评价说:“当时你如果能到省上的大学来读书就好了。”可那是不可能的,我是工农兵学员,是从工作单位定额定点推荐到那所大学读书的,能跨进大学的校门就已经很是幸运了。程忠义理解当时的境况,说:“是啊,那时候几乎可以说没有大学教育。”


在我印象里,即使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程忠义先生也总是让你有一种轻松亲近的感觉,这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请想象一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几乎无间断的政治运动)才会有的处事风格,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性格或者说是他们的标准人格特征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然而程忠义今天对于会议的主持,却非常严肃,严肃到有些枯燥。他宣布说,人民出版社决定对《文苑》编辑部做人事调整,然后请人事部主任宣读陆脩免除职务的文件、姬兆永的任命文件。宣读文件以后,程忠义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首先祝贺陆脩升任出版局副局长,然后介绍姬兆永,姬兆永站起来向坐在主席台下的我们点头致意,我们自然都报以掌声。程忠义接着介绍说,姬兆永是刚分配到本社的北京某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有很强的专业造诣,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文苑》会越办越好。接下来是陆脩、姬兆永讲话。


陆脩感谢大家工作上对他的支持,他说他很喜欢《文苑》编辑部这个群体,甚至有点儿舍不得离开,然而作为党员,一切听从党安排,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整,他只能遵从上级的决定。陆脩的讲话获得了大家的掌声,我们脸上的表情也都松动了。


接着是姬兆永讲话;接着是散会;接着是文艺部主任、陆脩和姬兆永到《文苑》编辑部为全体编辑人员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接着是文艺部主任先走了;接着是陆脩在他的房间里和姬兆永交接工作;接着是编辑部陷入到一种反常的寂静之中,彼此尽可能避免说话,即使说话也是压低了声音,就像害怕惊扰了什么人似的;接着——已经是第二天了——姬兆永就不见了,说是到北京出差去了。


所有这一切,犹如情节密集的无声影片,一幕幕滑闪过去了,当结束放映的时候,我们这些坐在台子下的观众还深陷在一系列突兀而至的诸般情节之中,愣愣的,傻傻的,不知道那些事情何以就会发生?它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就像一个人跌倒,需要冷静想一下才可以判断出自己是怎样跌倒的一样,人们需要时间来评估突然所遭遇到的情况,所以那段时间编辑部里很安静,人们似乎在刻意避免谈到这位新任主编,各自做着手里的事情,或者假装做着各自手里的事情。


8


人是极为灵动的动物,人触摸和感应信息的能力是超强的。


果然,这种安静的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各种各样的传闻就开始在编辑部人员中不胫而走。这些传闻我大部分都是从前面提到过的谢编辑那里知道的。长时间以来,这个不具备任何接近权力的条件和机会的人,却一直莫名其妙地渴望着权力,认为他应当得到权力,以至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人都变样了。这里所谓的“变样”不仅指外表,更是指心理思维方式。这个身量不高的男人对任何在才能上高于他的人都保持极度的敏感,或者接近,或者拒斥,这要看他相对于那个人所处的位置,有利于接近就去接近,不利于接近就坚决拒斥,总之忙得不亦乐乎,活得非常辛苦。谢编辑是很好的消息源,你用不着去向他打听,他就会主动把消息送到你面前,这当然不是由于他对于你有格外的爱意,而是由于如果不把那些消息输送到传播通道,他就会在精神上感受到压抑,就像性欲不能得到释放的人感觉到生理压抑一样。


譬如,谢编辑似乎对陆脩没有将《文苑》交到他手里就颇有怨艾,这种怨艾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憎恨,并且采用了他最擅长的方式,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于陆脩不利的信息。他反复说,陆脩在政界是有背景的;陆脩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文人,他创办《文苑》不过是追求官位的手段;就像古代将领要获得需要一场军事胜利一样,他利用《文苑》得到了这个胜利;陆脩着眼的不仅仅是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职务和职级,他还有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云云。


关于姬兆永,谢编辑透露说,姬兆永是K省人,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由于介入到北京思想界的斗争,他的研究生论文由于触犯敏感话题而没有被通过,因此也就没有获得相应的学位,想留在北京的愿望也就很难实现了……他被“分配”到K省人民出版社并被任命为文艺部副主任、接任陆脩的《文苑》主编职务,除了当时省城的机关单位还很少有研究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通过关系取得了省委某位领导的关照和支持。K省人民出版社最初并不想接收姬兆永,尤其是副总编辑程忠义和文艺部主任老陈,明确表示反对,他们都主张从出版社内部选拔任用经过考验的专业干部,但是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做妥协……等等。


在一个权力社会,权力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它并不是像机器那样沿着动力部件逐级传导的,反之,它有一种跳跃式的传导机能,具体到我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不久我就听到,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谢编辑所传播的那些传闻,无论陆脩还是姬兆永的被提拔,都没有人民出版社编委会的意愿,而是更高的权力——并且很有可能仅只是某个人的权力——作用的结果。至于陆脩、姬兆永分别走了什么人的路子,可谓是众说纷纭。


在人们的议论中,权力并不处在核心位置,站在核心位置上的是陆脩和姬兆永:按照通行观念,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对权力的依傍,找得到还是找不到权力的抬举和遮护,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质量的不说绝对却也是比其他一切标准都更重要的标准,在这方面,并没有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在相同的社会机理面前,所有人都一样。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已经不是他的内在价值,而是这个人与权力的距离远近和亲疏程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或者非知识分子都奔行在这条道路上——说来也奇怪,我们广泛地看到,人们是否成功和著名,他的学术地位和作品价值,竟然真的是被这种机理所决定的。


尽管这样,对于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消息,我基本上都持“不放在心上”的态度,尽管经过谢编辑的辛苦传播这些消息在编辑部已经颇有市场,就连从来都不把谢编辑看在眼里的潘荇——她认为谢编辑想接任陆脩当《文苑》主编想疯了,才成天打探诸如此类的消息——也接受下来了。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我尽可能地向潘荇说明了我的看法。


首先,我不愿意相信陆脩是谢编辑说的那种人,在我看来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虽然他是以拙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散文未见得有多么艺术多么精美,然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读起来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它应当不断生长才对。我设身处地从陆脩的角度想,如果一个人寻求实现自我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他的文学成就以及在文学界的位置和威望,不是比什么厅级干部更具有自我实现价值的价值么?我相信陆脩所说“只能遵从上级的决定”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意愿的。


潘荇当时什么都没说,过了好几天,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又说到陆脩,潘荇看了我一眼,再次用别有意味的语气强调了一句:“一个人一个活法儿,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潘荇是一个以极为纯粹的态度对待文学的人,她很多次引用办公桌对面一位编辑(潘荇与这位编辑关系很好。这位编辑是一个作品不太多的诗人。数年以后——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退休——我听到一位朋友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竟然跳楼自杀了)的话,强调说:“陆脩归根结底是想拿到更大的权力,这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她知道我一向不赞同这个评价,她也知道她不可能改变我对陆脩的这种所谓的“愚忠”,她是故意用这句话奚落我的,于是我也就只能像遭到善意奚落的人那样,笑笑了事。


至于姬兆永,如果这个人真的像传闲话的人说的那样,说心里话,我反倒会由衷地赞佩了。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尤其是读了一些书,算是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就和我进入文学的入口并非文学而是自己的政治遭遇一样,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从来都是与政治、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跟北京相比,整座省城都散发着西北城市所特有的保守凝滞的气息,与北京、上海以及南方沿海城市相比,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这座城市还是木然的,甚至是惊愕的,它好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该把脚步迈向哪里。


具体到出版社这个环境,具有“秩序”美感的日常运作,往往会给人造成很大的精神负累,你会由不得期待松动,期待变化,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我也许比我身边的任何人都更关注北京思想界的情况,我也比我身边的任何人更钦佩那些站在思想前沿的人。我对那些人,尤其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思想大家,是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形象见解的,这种见解,无论如何无法与姬兆永的外在形象贴合在一起,这就是说,我不认为姬兆永是一个有深厚思想的人,至少他的外形不像。尽管这样,这个传闻仍使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巨大的期待——我想,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作为领导,那一定会是大有裨益的。


为了给所有这些未知找到答案,我几乎可以说是在盼望姬兆永早一点儿从北京回来了。


当然,我没有把这种愿望显露给任何人,尤其是谢姓编辑那样的喜欢无事生非的人。


9


姬兆永从北京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他很快就会给大家看一个早就应当开的会,奇怪的是,这个已经成为《文苑》主编的人并没有按照常规给大家开这个会,或者分头找大家聊聊,以便建立起工作关系,他没有。他就像来到了旷野而不是走入到了人群之中,随心所欲地决定着自己干什么和不干什么,即便是分派工作,除了交代要办的事情之外,也绝不多说什么,意思是:“你去办吧,这是你的工作。”这是对权力极度迷恋和倚重、相信权力万能、权力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才会有的极为轻狂的行为方式——这种印象几乎把我吓到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一切绝对不应当与已经达到研究生身份和水准的人发生联系。


我希望我错了,因此也就愈发开始注意观察起他来。


我在楼道里与他相遇,总是期待着能有某种程度的目光交流,“期待”永远都会落空,他并不与你交流——不,不是不交流,是你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犹如鲁迅先生所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他眼里根本没有你这个人。由于没有交流,我只能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他,就像观察一个物象。即使是在他就任主编一个多月之后,除了不情愿地认为他过于倚重权力之外,我也还是没有办法对他做任何其他形式的归纳,他之于我仍旧是陌生的而不是熟识的,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的,就像我感觉到远处有一个人走来,我却影影绰绰看不清他的面孔和眉眼一样,更不要说音容笑貌了。


我很快了解到,他不仅仅没有与我交流的愿望,他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这种愿望,所有人都看不清他的眉眼。结果大家都以为遇见了鬼,因为这一切都太反常了,反常到了不真实的程度。编辑们聚在一起,就像幼儿园孩子一样互相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幼儿园的孩子能知道怎么回事呢?结果大家全部进入到了懵然状态,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潘荇对我说:“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难道感觉不到姬兆永主要是在防备着你吗?”


我当时几乎被震惊到了:“防备我?防备我的什么?”


潘荇没有直接回答我,但很有诗意地吟诵了魏晋文学家李康在《运命论》中的名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当然是听得懂潘荇的意思的,但是我并不接受她的意思,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刚刚调到编辑部的新人,从一切方面说都没有任何根基,工作上更没有做出过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平时为人处世谦卑谨慎,即使在《文苑》编辑部这个小池塘的生物链中,也是处于最底层的小生物,属于小鱼小虾之类,我怎么就会引起天之骄子一般的姬兆永先生的“防备”呢?我实在是不明白,同时也很不踏实——我知道,被人“防备”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我宽慰自己说,也许是潘荇的表述不准确,她可能是说,姬兆永性格中有嫉贤妒能的特点,因为他不仅公开地排斥我,更排斥了潘荇等大多数陆脩时期的骨干编辑——那段时间,我始终都是这样认为姬兆永先生的,而对于我的这种“认为”,我又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为了避免遇到不必要的困顿和麻烦,我只能一次次默默地告诉自己说:“把尾巴再夹紧一点儿。”很长一段时间,在编辑部里都是听不到我的声音的。


姬兆永总是风尘仆仆,虽然生活在大城市,并且是在知识精英群体之中,然而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却总像是从建筑工地上赶回来的一样,穿在身上的西服皱皱巴巴,领带总是有肉眼可见的油渍,脸上永远蒙着一层灰尘,披肩的灰色长发更是给人一种邋遢凌乱之感,就连他提的人造革手提包也破烂不堪,扔到垃圾堆里也不会有人捡。他脚步急促,来去匆匆,很少有机会与人坐下来进行哪怕几分钟的交谈。他就像是身兼神秘使命的破坏者,把这个环境既有的工作秩序几乎全部颠覆和瓦解了,很少召开编辑部会议——我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就连一向都在实行的编前编后会议也取消了。我当时对姬兆永工作作风的印象,就像捷克作家昆德拉一部小说的书名,他“生活在别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是的,姬兆永从北京回来以后的确给大家分发了一些稿件让做处理,然而这里所谓的“处理”,不是我们编辑工作中传统意义上的“初审”,即审查稿件的水准,并就此拿出采用或不采用的意见,再交给有资格复审的编辑进行“复审”,最后由主编进行“终审”……这一整套工作流程都反映在审稿单上。惊讶的是,姬兆永并不需要这份审稿单,他只要求编辑对他交给编辑的稿件做必要的文字处理,就算完活了——这几乎等于直接收回了编辑对稿件发表采用或者不采用的意见的权力。


熟悉杂志社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些稿件基本上都是编辑向作家组织来的,主编的责任之一,就是平衡地处理编辑与编辑、乃至于编辑与主编组织来的稿件发出的比率,这是必要工作秩序的基本保障。姬兆永先生就像是外星人那样,完全不懂或者完全无视这个重要的规则——它既是工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际关系规则——凡是编辑呈递的稿件,他都以口头方式的“版面不够,以后再说”为由让放下了。


这样一来,经姬兆永主编的刊物也就基本上成为了他个人组稿、发稿的刊物,所有编辑人员都感觉自己被轻视了,这在一个单位绝对是应当引起警觉的事情,因为它必然会带来人心涣散、工作积极性受挫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人们也理性地看到,这份刊物改变了一贯以来的办刊宗旨,它似乎有无数条线,通向北京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发表一些不纯然属于文学范畴、可以说是介入了当时思想政治斗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质量平庸的作品,乃至于本省作家(过去出版社领导总是要求每一期刊物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本省作家的作品)都被排除在外了。


权力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作用,那就是它一旦确立,必定就会有拥趸者和追随者,对于寻求领导者地位却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做事情,而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他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姬兆永身边很快就聚集起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来编辑部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形成了簇拥在姬兆永身边的新的骨干力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诗人编辑曾经善意地提醒姬兆永说,出版社很在意出版流程,有一些环节是不可以忽略掉的。这些提醒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以后发稿都恢复使用发稿单了,然而在稿件来源以及版面使用等问题上,姬兆永仍旧我行我素。


更引人注目的是,刊物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署名“姬兆永”的文字,或者为“卷首语”,或者为“编辑附记”,而这些在以前都是刊物有意避免的。“刊物有意避免”的,同时还有不发或者尽可能少发本刊编辑部编辑人员的作品,以免给人造成“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这个潜行多年的规矩,不久以后也被打破了,而这也决定性地导致了姬兆永被撤职。这件事我稍后再说。


就我个人来说,对姬兆永的印象仍旧是既复杂又矛盾的,一方面,我对他瓦解和摧毁既有工作流程、工作秩序的做法甚为反感,我认为这一切如果不是由于他个性中有简单粗暴、将个人凌驾团体之上的因子,那也是他的情商过低,与人的合作系数太低,不具备领导一个单位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我对他有勇气、有魄力在刊物上推出带有某种程度政治风险的作品,至少在信念上我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也赞同他在“卷首语”、“编辑附记”的只言片语中表达的某些观念性见解,虽然那些见解在表述上未见得有值得称道的功力。


我曾经侥幸地想,听说杰出人物都是有一些怪癖的,万一姬兆永先生恰巧就是这样的人呢?


众所周知,80年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人道主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观念前所未有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着,这种传播塑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至于这种思维方式是否接近了社会运动、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否肤浅和片面,是否落进了某种我们未曾意识到的窠臼,在当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有所警觉。这既与世界局势尤其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思想动荡和政治动荡,从而激起人们感官性的对理想主义的憧憬有关;也与中国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虽然触及到了我们一贯坚持着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却也绝没有在实践层面细究那些抽象的观念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毫无瑕疵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激动的人们很难避免陷入“类”的观念,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信念的人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在那里欢呼着与自己精神同类犹如革命节日一般的相逢相聚。而我也恰恰沉落到了这种无法抗拒的潮流之中,把姬兆永看作了自己的同类,虽然我没有像姬兆永本人以及其他任何人表示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北京一位作家朋友说:“你们那里有个叫姬兆永的人,最近在北京很热闹。”


我说他是我们的新任主编。


朋友问我:“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哦,”我说,“也许是由于某些原因吧?”


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我说的完全是废话。


从这次简短对话中,我凭感觉推测,姬兆永的确“生活在别处”,他以《文苑》主编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的规模和力度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姬兆永并非像他暗示给人的那样,在北京早就是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并不引人注目,更不著名……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感觉,这个推测,让我颇有些黯然,这等于直接否决了我对于姬兆永是一个因为罕见而行为乖张的杰出人物的推断,这里边有很强烈的遗憾的成分,就好像突然有人宣布说你期待已久的人不再来了一样。


10


当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愤然于姬兆永独断专行之时,我是沉寂的,没有责怨,更没有怪罪,也从不逞口舌的一时之快,对他品头论足,说长道短,这并非源于世故,而是观念使然——即便有北京朋友的那一通电话,我也没有动摇对姬兆永信念上的见解。这就是说,我仍旧认为他所有工作作风上的问题,都是可以原谅的。不得不说,那时候我还不具备对人性进行辨析和区分的精神能力。在被我所看清楚的领域,其实我是朦胧的,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我后面会详细说到这个意思。


失去工作秩序,编辑部就混乱了,大家都开始忙与编辑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则坐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心无旁骛地写我的小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众所周知,职业与事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很多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兼顾的。陆脩在时,出于感恩心理,我决定暂时放弃小说写作,在编辑工作上好好下点功夫,虽然我的知心朋友劝我,归根结底还是要在事业上站得起来,但是在陆脩费很大气力把我调来的情况下,我做不到把自己关起门来,淡然于陆脩希望我做好的那些事情。我至少得让陆脩感觉到把我调过来是值得的。我想,我的这个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吧,“士为知己者死”,有一些牺牲,是值得也必须去做的。


现在陆脩不在了,编辑部的工作有陷入到了这样一种混乱状态,我不得不对自己做某种程度的调整,把精神集注力重新放回到写作中来。当然,这里更有我与姬兆永先生关系不协调,他明显地防备、排斥和敌视着我的原因——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大略说过了。


由于在B市经历过更艰苛的生存环境训练,我对于权力的任性和野蛮是有足够耐受力的,我从来不把被权力看重或者不看重看得那么重要。现在有机会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作上移开,再次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有幸的事情。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没有想过是不是应当找姬兆永先生聊一聊,向他了解一下我在哪里不周到了,想方设法调整一下我的姿态……我对这些似乎完全没有兴趣,这在客观上也就错失了我与姬兆永有所沟通的机会,我感觉离他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在我沉浸在我的小说世界中的时候。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也曾经产生像理解朋友那样理解姬兆永先生的愿望,但由于我们不是朋友,并且我也看不出来有任何成为朋友的可能,因此我也是极为固执的:我不会主动去寻求这种理解,我更感兴趣的事情,是把他作为社会标本,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他、辨析他。有这个就够了,我就很感谢他了。


他纯然地成为了我的一个观察对象,一个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我总是很热心于这样的观察,就好像这里边有很大的乐趣似的。当然,我是不会轻易把我的观感泄露给他人的,这意味着——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我从不在人面前对姬兆永先生评头论足说长道短,那种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过日子方式从来不是我所擅长的。潘荇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人太世故了。”其实不是世故,读者完全可以想象——我矫情一些说这件事吧:当你总是想扑到使你感到甜蜜的事业上时,就像处在恋爱中的人一样,周围的环境条件乃至于人情冷暖、岁月沧桑,甚至于沧海桑田、滔天巨浪,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处理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姬兆永先生的性格的确有些古怪,在生物的意义上,他的性格不冷静几乎表现为精神不健全症候群的一种症状,随时随地都会对人发脾气,似乎所有人都是错的,只有他是对的,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正常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我们用文雅的方式说这件事情:姬兆永先生不由自主甚至非常热衷地把人际关系中比如善意、理解、宽容、妥协等最重要的东西全部都抽取掉了,换成了一种不带体温的冷冰冰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简单说来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差不多已经有独裁者的逻辑色彩了。


恕我直言,虽然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尽其所能做了他们应当做的事情,然而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或大或小地拖带着一条皇权专制主义的尾巴,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也不可能深入到它所应当达到的地方。我们都是在浅滩上游泳的人,我们还没有资格宣称说自己是一个惊涛骇浪中的弄潮者,虽然有些人已经很热闹,虽然有些人看上去的确很不平凡。


久而久之,一些脾气涵养不太好的人就不忍了,与姬兆永开始发生龃龉,谢编辑的反应尤为激烈——我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位权力欲极强的人有一种与实际情形完全不沾边的错觉,认为陆脩之后应当由他来接任《文苑》主编,因此他对于横亘出来的姬兆永先生几乎是怀着很原始的排斥与怨愤的——已经数次与姬兆永发生争吵。除了谢编辑之外,还不断有人向社领导反映《文苑》编辑部和姬兆永本人的问题。我必须向读者说明,在这样一个非常讲求工作秩序和同事关系的老牌出版社,这是很严重的局面。在这样一种严重局面中,我虽然仍旧是置身于事外的,却也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更精细地说,我是在观察姬兆永这个人。


我承认,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我对姬兆永先生也仍旧信守着我心中的那份执念,不愿意承认他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太像是“杰出人物”身上常常都会有的“怪癖”,反倒更像是以自我为中心到病态的人的精神症状。我心中仍然没有熄灭期待身边出现一个真正有质量的人的那种精神光亮。因此,即使谢编辑在主编办公室与姬兆永剧烈争吵,其他人纷纷跑过去看热闹,我也没有离开座位,顽强地忍受着那种不正常工作环境中的不正常的氛围,忍受着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蒙蔽与欺骗。与此同时,我对于自己能够保持至少外表上的平静,心里甚至还有一种小小的得意:感谢我在B市工作得到的锤炼,从生存的角度说,那是一种更野蛮无序、不受任何道德约制、近似于丛林的生存环境,我的忍耐力自然要强于他人。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所采取的生存方式,已经有哲学上的斯多葛派色彩了:“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们希望通过它来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年)我在无间断地写作半个多世纪的“札记本”中,曾经记述过很多对于姬兆永先生的印象片段。在那段时日,我就曾经写下如下在当时看来似乎不着边际,而在今天看来确乎有些道理的文字:


——我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在精神上控制我,然而我却愿意接受秩序。姬兆永不是这样的,他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在精神上控制他,但是他也绝不接受任何束缚,包括秩序的束缚。我认为他实际上走到了他的反面:他毁坏的恰恰是他竭力宣称要呵护的东西,譬如自由,譬如民主。


——被实现的自我是自由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就将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在事情的另一个层面,如果社会给人提供多种多样的实现自我的便利,那么,他就将因获得自由而成为社会的积极者而非消极者,更不会成为背叛者和反对者。


出版社领导了解《文苑》这种失序的工作状态,我感觉程忠义等社领导对姬兆永也是做了思想工作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情况确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在工作流程上,表现在刊出作品的来源结构上,甚至表现在姬兆永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坐在办公室的时间上。虽然姬兆永身边不乏寻求私利的谄媚意义上的追随者,但是我相信能够与之交心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这些追随者以外的人了。那时候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姬兆永的单纯执拗的性格使然,我估计在家里即使是他和老婆也不一定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心灵交流。我对姬兆永其人更细微的辨析和见解,是以后很久才产生和归纳出来的。


由于有在省作协《溪水》编辑部“帮忙”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当时已经成为全国瞩目作家的L是我的大学同学,亦是我最交心的朋友,我跟省作协的来往也就多一些。那里的朋友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向我打听姬兆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姬兆永先生的“姬疯子”绰号已经在省文化界、出版界不胫而走,我觉得用不着我回答,人们已经知道姬兆永是怎样一个人了。


我一向都很重视L对人的感觉和评价,在直觉上我认为他往往比我来得准确和深刻,而L对姬兆永的评价是:“用你们北京话说:混子。”我虽然找不到反驳L的理由,却也觉得这个评价过于刻薄了,我仍旧认为姬兆永先生不是那样的人。L断言姬兆永不可能长久占有《文苑》主编职位,这个人早晚要离开。L的这个断言也让我感到很震骇。


就我所在的工作环境来说,人们的激情已经消退,《文苑》在大多数人心中成为了仅仅是拿工资的地方。大家都以为日子就是这样了,不会有波澜,不会有奇迹,一切的一切,寻常而已。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或者由于历史,或者由于社会,或者由于人性,总之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某个瞬间突然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我再次为L深刻的人性与社会洞察力而膺服。


11


在讲述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前,需要详细解释一下我国出版界沿革多年的作为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的“三审制”。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大致的情形,各地、各出版单位在具体运做中也许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管理混乱的出版单位甚至会有很多纰漏,但其作为最基本的工作机制,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谓“三审制”,粗略地说就是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和总编辑终审的选稿、发稿程序。


那么,这“三审”各自是怎样一种状态或者情景呢?


我们先说初审。初审稿件有两个来源,一是编辑出面向作者的组稿;二是编辑部主任或者总编向编辑部门的委派。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出版单位(出版社或者杂志社),这两者通常都有一定的比例,前者不能长时期大于后者,那样的话,出版社的出书结构、刊物的办刊方向难免会受到影响;后者也不能长时期大于后者,那样的话,会限制编辑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对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编辑相对于他决定采用的稿件,就是责任编辑与稿件和作者的关系;所谓责任,就是要对作品承担思想艺术水准的责任。另外,他还要对稿件做一定程度的文字处理,改正错别字和病句,在发稿单上填写初审意见,说明作品的大致内容以及思想艺术特点,最后将发稿单连同经过文字处理的作品一起上交给复审。


相对于初审,复审和终审在工作量上或许轻一些,但其所肩负的责任要比初审更重。复审一般由编辑部主任或者具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担任,对作品质量做进一步的思想艺术把关。如果认为还需要做一定的编辑加工工作,可以将稿件退回责任编辑做进一步处理;如果涉及重大政治思想问题或者艺术质量严重不达标,还可以要求责任编辑做退稿处理。终审的责任原则上与复审相同,不同的是更着眼于宏观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水准的审查,如果认为某些方面存在不宜于出版或者发表的因素,会与复审协商,提出否定的意见。上述“三审”都要在发稿单上签署意见,缺失任何一个环节的审查批准意见,印制出版部门都有权拒绝向印刷厂发排付印。


我前面所说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是怎么一个变故呢?


我们从负责《文苑》终审的程忠义的角度看这件事情。


作为主管文艺类作品出版的副总编辑,程忠义一直负责对文艺类图书以及《文苑》杂志进行终审,这中间,或许由于疏忽,或者工作环节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曾经数次干预和批评《文苑》在三审环节出现的问题,所幸的是那些问题都不大,当时就得到纠正了。更重要的是,陆脩是一个工作作风严谨的主编,程忠义对他是放心的,因此在终审《文苑》稿件时,也就基本上变为程序性的了,没有也没有必要特别警觉。姬兆永接手刊物以后,程忠义有鉴于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敢轻易放行《文苑》稿件,花费了比往常更多的心血,好在还没有发现很大的问题。至于有很多人向他反映姬兆永通过“卷首语”、“编辑附记”、“编辑手记”之类在刊物上发表带有过多个人色彩的言论的事情,由于在那些文字中没有出现显见的政治错误,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


然而这次出现在他面前等待签发的刊物样刊——按照出版流程,书籍或者刊物出版以后,要送样书、样刊给总编辑签发,才可以进入发行流通环节——却在头条位置发现了一篇终审的时候绝没有出现过的、署名姬兆永的万字长文《灵魂的拷问——与×××先生商榷》,这就是说,本期刊物在得到程忠义的签字之后,姬兆永私自撤换或者说添加了一篇他自己的作品;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作品内容,这篇文章虽然名为文学评论,却直接介入到了在当时颇为严峻的思想运动之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正在风光的人,声援了一些已经遭到组织处理的著名知识分子。


经历过很多事情的程忠义保持着高度政治警觉性,这已经成为他的生存本能,他当然意识得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打电话给姬兆永,想向他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姬兆永没在编辑部,没有联系上,于是,程忠义当即建议召开编委会(出版社最高权力机构)会议,向包括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内的编委会成员通报了这一突发事件。编委会将这件事定性为“严重政治事故”,迅速做出决定:一、封存本期全部《文苑》,绝不让一本刊物流散到社会上去;二、自即日起,暂停《文苑》主编姬兆永的职务,让其说明问题;三、自即日起,《文苑》编辑部暂停编辑、出版、发行等项业务,等待上级做出进一步决定。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编委会还向上级主管部门省委宣传部呈文,做了情况汇报。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一、姬兆永一直处于失踪或者说躲避不见的状态,显然具有争取时间让事态进一步发展之意;二、姬兆永早就料到刊物会被阻止发行,因此事先做了严密部署,数万册刊物在作为样刊送到程忠义案头等待批准发行之前,通过所谓的“二渠道”(即除了新华书店、邮局等国营发行渠道之外的民间发行渠道,也叫“书商”)在一夜之间就已经发行罄尽了。


我不知道姬兆永先生是如何出现的,我也不知道编委会在他出现以后跟他做了怎样的沟通,了解到哪些以前不了解的情况;我更不知道出版社与上级主管部门是怎样协商处理意见的。我记得的一个场面是,当姬兆永再次出现在《文苑》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工作人员都像哑巴了一样,张着嘴巴看着这个惹了大祸的人,安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他似乎也没有跟大家说什么的兴趣,把自己关在主编办公室很长时间,好像是在翻弄什么东西,然后就像往常那样,提着他那个破旧的公文包,匆匆离开了。


K省人民出版社很快发布文件,免去姬兆永《文苑》主编的职务,却还保留着他的文艺部副主任的职务。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候下,这个处理意见几乎是颠覆人想象的,在此之前人们的普遍预期是姬兆永完了,他将失去一切,甚至包括公职,弄不好还会有牢狱之灾……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为姬兆永感到庆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虽然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姬兆永的信念状况,具体说,没跟人议论品评过《灵魂的拷问》那篇文章(当时也的确是还没有看到),但是依据于我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我对姬兆永先生基本上是同情的,甚至是佩服的——毕竟是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周边充塞着无数没有任何信念,甚至不具有任何精神生活能力的人。我仍旧保持着与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事情的距离,不在任何人面前对姬兆永先生做任何观念的或者道德的评价,虽然我知道自己在感情上、理智上离这件事并不像表面上那样遥远。


我认为从安全的角度说,保持那样的距离,是有必要的。


12


最迫切的是尽快读到姬兆永先生那篇惹了大祸的文章。


我想方设法从印制部门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被查封的那期《文苑》,仔细拜读了《灵魂的拷问》。就我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准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和理论深度的文章,文章的精神骨架,或者说它的价值支撑,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极为推崇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而这些东西在我内心里是获得无条件响应的。


然而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重复前面已经阐述过得观点:对刚刚有条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抽象的观念带着极为浓重的精神幻象的色彩,是被某种精神无意识包装而成的“理想”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就像人类本能中无法摆脱对天堂的幻象一样,自由、民主、人权才成为了人们心目中脱离具体的历史运动实践或者社会运行实践的观念性存在。它们甚至是彼岸的——在实在的意义上,具体表现为对大洋彼岸那个堪称理想国度的美国充满了毫无现实根据、也就是完全未经经验实证过的幻想与膜拜。所有这些在那个年代显得极为崇高的观念,都要在40年以后,也就是中国崛起而未起之际,流氓政客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被军工集团、金融资本集团操控的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以极其虚假、伪善、霸道显现出内在本质时,世界前所未有地显现出它事实上一直未曾改变的丛林状态时,才会的得到重新审视,人们才会真正在精神上从彼岸回到此岸,回到最接近人类本性的世界观察之中,才会最终回到最接近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精神体验之中。


从这个角度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窠臼,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八十年代所有那些平和与激进的人,所有那些曾经被引以为傲的人,所有那些曾经被嗤之以鼻的人,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视野狭窄的、在山谷间攀援采樵的樵夫而已。我们曾经十分可笑地自认为站到了巅峰,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风景,岂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真实的灵魂质地所锚定的那个地方,所有的姹紫嫣红都是虚幻的,我们眼前的历史的万千大山决定着我们的精神疆域,不会有超越,也不会有升华,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已经显现或者未经显现给人的那个样子。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不幸在于历史时空限制决定了我们只能看到它显现给人的那个样子,我们无法接近真理——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能够辨析并断言这个世界已经显现给人和未曾显现给人的哪一种更接近世界的本质吗?真理也许真的是永远无法接近的。


就是凭着微弱的信念联系,我内心里对姬兆永竟起了某种程度的赞佩,虽然从学术的角度看,文章并非无懈可击,我甚至认为字里行间充斥了太多情绪性的东西,学理不甚深厚,甚至有一种“行”大于“知”——用贬义词描述就是“哗众取宠”——的味道,而这很贴合姬兆永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在被传统、保守的政治意识浸透了的这座城市,“哗众取宠”自然要付出代价,这也是编辑部里以谢编辑为代表的很多人不无幸灾乐祸地认为姬兆永被撤职是“遭报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即便单纯从纯学术角度说,如果不是在姬兆永采用非常规手段将其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这篇文章未必可以发表出来,不仅仅因为观点,更因为技巧,直白了说,从纯学术的角度说,这篇文章尚未达到一般意义上的发表标准。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文章是姬兆永未经通过的研究生论文,两年多以来,他在北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发表出来的机会,是《文苑》主编的特权使他将这篇论文变成了铅字。这件事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文苑》主编”这个身份之于姬兆永的意义,几乎完全是个人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独特的工作方式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这些信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我对姬兆永的敬佩心理,然而总体上仍然没有动摇我对他个人品行的信赖。


我没跟任何人交换对《灵魂的拷问》的印象,这也与我在现实生活中一贯的信念有关:当思想不具备流动的条件时,思想是用来思想的,不是用来炫耀,甚至也不是用来交流的;对一件事情,你知道就好了,没有必要非得把你知道的东西说出来。然而当程忠义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对文章的看法时,我仍旧直截了当说:“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程忠义大概没想到我会做这样的评价,带着很大的错愕地看着我。我只好进一步补充说:“当然,如果他不把它拿来发在自己当主编的刊物上就更好了。”程忠义仰起头来大笑,笑声很响亮,这笑声告诉我,他听懂了我的话,他全都听懂了。


他询问我对姬兆永本人的看法,我说我没有看法,因为我谈不上对他了解,相处的时间太短,我对他没有一点点了解。程忠义也许认为我是出于世故或者谨慎才避免直接谈论这个问题的,因此也就没有深问,他笑呵呵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你太小心了,其实你在我面前是用不着这样小心。


“是这啊!”程忠义恢复到严肃状态,“编委会决定让你接任《文苑》主编职务,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一下子怔住了!我在编辑部放下电话,从八楼乘电梯往二楼走的时候,对于程忠义的电话召唤,我做过很多种猜想,唯独没有想到他会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我确实是一下子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对刊物工作和编辑部人员都已经很了解,”程忠义说,“我是想听听,接任这个职务,你觉不觉得有困难?有哪些方面的困难?你需要组织给你提供哪些支持?”


他停下来等我,我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你想写小说,”程忠义注意到了我的踌躇,“小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写,刊物工作现在到了当务之急的时刻,因此我还是希望你把这副担子担起来,这也是组织对你的期望。”


我意识到我很难拒绝程忠义了。


“你是不是感觉太突然?你还有什么顾虑?不管什么顾虑,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确实有点儿突然,”我沉吟一会儿以后说,“当下是有一些困难,但都不是不可以克服的,这也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我的个人创作。我很感谢组织和您个人对我的信任,我会竭尽全力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工作。以后有需要领导支持的事情,我会直截了当跟您说出来。”


我的这番话等于是接受了程忠义的宣布。事实上,这也是我当时只能接受的,我知道这不是陆脩两年前坐在餐桌前对于我的意见征询,这是程忠义作为主管副总编辑代表编委会所宣布的决定,这里边是没有个人选择空间的。暂时割舍掉创作当然是一个问题,而我当时最需要考虑的“我是否能够胜任上级的任命”这件事,在我的心理上则不存在问题,我自认为会把刊物办得比以前要好,我也自信我与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沟通与团结,自信我在他们中的威望,自信我的内在质量。当然,我是不能把这样的话说出来的。


程忠义当然听得出来,我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那就太好了!”程忠义笑着说,“我不怀疑你的能力,编辑部绝大多数人也都不怀疑你的能力,我也知道你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欢迎你站出来主持工作,这是你做好工作的非常好的基础。”


他开始就我接手刊物以后的诸般事宜与我交换看法,他没有就具体的编辑事务做出指示,而是特别强调了出版纪律,也就是“必要的工作秩序”,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坚持严格的“三审制”,不容许有任何马虎。很显然,程忠义以及其他领导到目前为止仍旧认为姬兆永事件是违背出版纪律的工作作风问题,他们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将其上纲上线为思想政治立场问题。


而这,也是投合了我当时心理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在这件事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机理呢?


我是这样看的:在普遍的社会运行中,除了权力机制之下的政治逻辑之外,还有一种更加有力却常常不被人所在意的道德的逻辑,后者往往会将前者置于“效应递减”的通道,减弱其政治尖锐性。通俗一点儿说,权力就像人一样,遇到事情也会在道德层面端量分量轻重,在可能的情况下,即使是权力——权力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的政治选择和道德选择——也不愿意把人往死了得罪。奇妙的是,权力的这种道德脾性,往往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标志就是,身在其中的人总是能够为事情标志出一个休止符,一个看上去似是而非而实际上非常圆满的句号,使当事人脱离风险。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将其视为社会运行常态而不为人所在意了。这种社会运行常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说减轻了政治紧张,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社会的。否则的话,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人由于触犯政治而遭受灭顶之灾。姬兆永捅了这么大一个漏子,K省人民出版社编委会却还顶着很大政治压力保留着他文艺部副主任的职务,就是这种带着人的体温的隐秘的社会机制(即我前面说的“道德的逻辑”)所发生作用的结果。


程忠义还说,原本是想他和文艺部主任老陈跟我一起谈这件事的,今天因为什么事情老陈没有来,具体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多向老陈请示,他是很欣赏你也很支持你的。


我很快去找老陈,老陈笑眯眯地看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笑眯眯地让我坐下,似乎知道我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既然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把那些话说出来了,只简单表示说,感谢他一向以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他也就笑眯眯的,并不多说什么。


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吸取工作教训的话,商量了一下需要马上着手进行的事情。


就在我站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老陈突然告诉我说:“其实上次陆脩走的时候社里就有让你把摊子接下来的想法,我和老程(程忠义)还把这件事提到了编委会办公会上,只是因为你刚调进来,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怕你工作上遇到太多困难,所以才没有形成决议。这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我专注地看了老陈一会儿,深深地为这些老同志严谨的工作态度所感动,我认为,在这么长时间里,无论程忠义还是老陈,都没有向我透露一点儿这方面的消息,这在当时简直有一种已经极为罕见的中国士大夫才会有的传统美德的色彩了,这件事更显示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个人品行和职业操守。世上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用“谢谢”两个字表达感谢的,因此我什么客气话也没说,就走出了老陈的办公室。


我相信老陈从我的目光中看到了我想对他说的所有东西。


接下来,我忘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了,K省人民出版社领导以及文艺部领导召集文艺部编辑人员召开了一个与陆脩离开《文苑》、姬兆永接手刊物主编相类似的会议,有关的情形我上面已经做过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吧!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不同于陆脩的离开,失去《文苑》主编职务的姬兆永,没有表现出丝毫陆脩那样的涵养和宽容,他就像是被人踩了一脚的蛤蟆,气鼓鼓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得很可恶的世界,什么都没说。而且,从宣布任免文件的那一刻起,他扫向我的目光就饱含着更强烈也更明确的恨意了,这就是说,此时此刻他已经把我明确地视为不可饶恕的敌人——我还从未遇到过对我抱着如此深刻敌意的人,我几乎可以从他的目光深处看到杀意。


这大大地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了。


13


我和姬兆永没有交接工作——不,这句话应当这样说:正在气头上的姬兆永拒绝与我交接工作,在宣布文件的当天下午,他腾开主编办公室,搬到位于七楼的文艺部办公室去了。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里就像被打劫了一样,很多东西都是恶意抛撒甚至是摔砸过的,地上到处都是废纸、垃圾和水渍。大家帮助我收拾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才得以坐下来。我虽然不太在意姬兆永对待我的态度,我理解他把失去职务的愤懑迁移到了我身上,然而我脑海里却总是忽闪着一个灰黑色的影子,那个影子不断提醒我说,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当时我还真没有想好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通知大家说,明天上午召开编辑部工作会议,恢复《文苑》的日常工作。


会上,我首先向大家说明,编辑部工作面临艰难的时刻:姬兆永没有给我交接稿件。由于在此之前姬兆永独断专行,事实上中断了编辑人员的组稿权,刊发的几乎全部是他一个人从北京弄来的稿件,刊物几乎没有备用稿件,这意味着刊物面临“断稿”,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如期把刊物送到订阅者的手中,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要求大家尽一切可能,调动起一切与作家、作者(尤其是K省作家和作者)的合作关系,以非常规手段,迅速组织和编辑一期稿件发出去,水准不能低于已经出版的前几期刊物。至于刊物整体的风格与方向,我需要时间思考,我说等我们把这期刊物赶制出来以后,我会跟大家交流我的想法,我也特别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我同时也作为纪律向大家强调了程忠义向我强调过的工作程序问题,重申了恢复和坚持以前一直在实行的“三审制”以及填写发稿单等技术性工作环节。让我高兴的是,会议的气氛是热烈的,一扫以前的沉闷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期盼与支持。


后来我又召集编辑部召开了研讨会议,确定了一些工作原则,比如仍然鼓励编辑向作家约稿,刊发稿件尽可能做到平衡,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呼应文学界要求增加K省作家作品的愿望,把支持K省作家作为刊物的责任,为此我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解释了在刊物上开办“K省中青年作家研究专栏”的构想。K省历来都是“文学大省”,五六十年代,这里群集了一批在全国广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新时期以来,更是出现了C、L、J等在全国喊得响的中青年作家,虽然那个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写出来,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增强对他们的支持力度,我认为《文苑》作为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对此承担着不可推脱的责任,这更是我们的光荣义务。具体地说,“专辑”由四部分内容组成:作家作品、作家评传、作家作品评论、作家作品年表。我的这个构想得到了大家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讨论是热烈的,补充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细节,会议以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开展工作了。


编辑部的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氛围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原来一些把姬兆永当作利益源来逢迎追逐的人迅速调转方向,围拢到了我的身边。我一向不缺少对这类人的警觉,为了不给他们提供幻想和操作的空间,我淡漠甚至可以说冰冷地回应了他们那些额外的心思,劝他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工作上来。


谢编辑对于我的职位变动当然更会是愤愤不平的,我估计那段时间他过得极为痛苦,我专门找谢编辑谈了一次话,告诉他说,我本来没有资格接任这个职务,“你和其他一些老编辑比我更适合做刊物主编,”然而既然组织决定了,我也只能接受,我希望他多支持我的工作,“我需要你的支持,没有你的支持,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没想到在我印象里性情狭隘刻毒的谢编辑竟然非常大度,目光中颤动着善意甚至是感动,完全没有必要地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当初姬兆永的错失,实际上也就是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真是得不偿失啊!


谢编辑后来成为了编辑部业务上很重要的骨干,他一直勤奋努力地工作着,成为了我很要好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工作关系中的同志。1993年我调北京工作时,除了单位为我送行之外,他非得要以个人名义请我吃顿饭为我饯行,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包括以前不能说的话都说了。也就是在这场谈话之中,我突然醒悟到,我以前对这个人的观察并不准确,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良,如果我们缺少发现它的精神能力,我们就一定会错误地认为善良之类的极为美好的东西是稀缺的。


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那期出问题刊物的技术处理,还迅速补发了一期作为替代的刊物,没有耽误读者如期收到和读到刊物。编辑部所有编辑都进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开始全面部署对“K省中青年作家研究专辑”稿件的组织编写和相应的编辑工作,并且迅速取得了进展。


《文苑》办刊方向和宗旨的调整,受到了省作家格外热烈的欢迎。好多年以后,C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撰写“序言”时,还特别提到这件事:“陈行之在《××》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省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K省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J、L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在给C打电话请求面见他,谈我对“专辑”的构想以后,我们在省作协那个有些阴暗潮湿的小院里见面,C远远地向我走来,老早就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用浑厚的男中音连声说:“哎——呀——呀——”C是一个性格凝重沉稳的人,他很少有这种感情外露的时候,我体味得出,他这句没有文字的话,其实把所有要说的都说出来了:终于见到你了;我需要“专辑”对我的支持;我很感谢你有这样的胸怀,在自己创作着的时候,还想着怎样给朋友以支持……读者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我对C会怀有多么深切的感激之情。我在与C数十年的交往中,始终从心底里把他视为自己最卓越的兄长,始终抱持着非同一般的热爱与敬重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过很多极为感人的故事,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


从人格上说,C是我结交过的所有朋友中最值得景仰的,没有之一。


就行政关系来说,由于姬兆永还是文艺部副主任,因此他也还是我的上级领导,但是这位上级领导对于《文苑》的声誉鹊起却抱着不加掩饰的拒斥与敌视态度,他的这种拒斥与敌意在我看来简直有了一种“可爱”的成分,就像是幼儿园的小孩子跟阿姨耍小性子,嘟着嘴生气,拒绝喝奶一样。每次迎面相遇,他有时刻毒,有时怯懦,总是目光游移,内心似乎在挣扎向我释放多少敌意或者妥协为好?对此我感觉十分好笑:一个成年人,脑袋里充塞着这么多没用的东西,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用来存放有用的东西呢?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更加注意姬兆永行为作风中的性格因素了。虽然我还不是很肯定,但我开始在想:姬兆永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支配他行为举止的是性格还是意识?我这里是把“意识”作为思想、信念或者意识形态之类的精神性的东西来使用的。我开始倾向于认为支配他行为举止的是性格而不是意识——这句话的浅层意思是:他拥有极为强固的自我,这种强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凡是违拂他的自我的东西,都会自动成为他的阻碍,他的敌人,也可以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狠起来连自己都打的人;深层意思则是:在他的行为动机中,来源于或依据于信念的因素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信念”在他那里柔弱得完全丧失了功能,虽然他张牙舞爪地挥舞它,但它不过是从他的性格中延伸出来的工具而已……简单说,是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崇高的东西使他成为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


这当然仅只是一种推想,并且是我不愿意接受的推想,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把它作为定论固化在脑海里,真正将这种推想作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次审视结论在头脑里清晰地固化为某种观念性见解,还是数十年以后也就是笔者撰写这篇文章之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出于叙述的需要,这里我先不对这一话题做深入论说,我将在后面逐渐展开描述和议论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虽然我当时对姬兆永的信念、性格的巨大矛盾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质疑,但是在价值观问题上,我仍然没有动摇对姬兆永的信念,我仍旧认为他是我从心底里赞佩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期待着读到他新的作品,甚至期待着听到他在北京发出响动的消息。然而没有,他没有新作品,也没有什么响动,他仿佛被淹没在人海里了。就连省作协搞文学评论的朋友都在向我打听:“姬兆永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了消息?”而作协是姬兆永以前极为看重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他的熟人。可见,失去《文苑》主编的位置,对于他来说犹如被剪断了翅膀,对他的打击远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他很可能是不愿意再见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唉!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想,他把万千的仇恨迁移到我身上,还真是有几分理由的,我不该责备他。


由于存有这种心理,我因此也就严重低估了姬兆永的危险性,就像低估了躲在远处窥视着你的非洲鬣狗的危险性一样,我从来没想过,他有可能会扑上来,将内心的仇恨转化为嗜杀行动。


结果,不久就出事了——确切地说,他扑上来了。


14


大概是在C之后,《文苑》接着推出《K省中青年作家研究·J专辑》,按照设定,发表了J的一部长篇小说;省内外文学评论家对J作品的一组评论;我与J的文学访谈;长篇纪实文学《J其人其事》。


我要说到的是后者。


不说自古以来吧,单只是在我的视野之内,文学期刊的编辑大抵都是文学爱好者,近现代中国很多文学大家,早期都有做编辑的经历。具体到《文苑》,除了我前面说过的陆脩、祁薇写东西之外,还有好几位至少在省文坛都是很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写作《J其人其事》的T君即为其中之一。


T君是J多年的朋友,是J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专家,无人可以替代,他后来出版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当然,他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T君年长我两三岁,是跟我前后脚调到《文苑》编辑部的。编辑“J专辑”,我向他约稿,他交给了我《J其人其事》,读后我觉得很好,就决定将这篇稿子在专辑中发表出来。


自从我接手《文苑》以来,总是尽可能不发或者少发本刊编辑的作品,然而T君这篇文稿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性,最重要的是文稿具有相当的文学水准,是一篇纪实文学佳作,因此我就将它放行了。送程忠义审批付印清样时,我特意做了说明,程忠义表示他好好看看。程忠义“好好看看”那期稿件以后没有提出异议,像往常那样在清样上做了“付印”的批示,这样,刊物就如期开印并顺利发行了。当时J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耀眼的明星,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那期刊物发行得空前的好,反响也空前的好,大部分文章和作品都被全国性期刊转载,一时间竟有些“洛阳纸贵”的气象了,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自然都很高兴。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刊物发行大约半个月以后,程忠义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说刊物出了问题,具体情况是:T君的《J奇人奇事》有J在省出版社工作期间的初恋情节,现在被描写到的“S”(即初恋情节中的女方,目前她是省新闻出版局的一位干部)提出诽谤指控,要求刊物、作者以及当事人J向S道歉,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等等。程忠义要求T君和编辑部各写一篇情况说明,如果确有失实的地方,也可以向“S”做出道歉。至于J,由于已经不在K省人民出版社,不受出版社管辖,因此我们也就无权让他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听了程忠义的指示,我虽然申辩了“纪实文学”的属性,并且说《J其人其事》并未出现真实姓名,不能认为文章中的某某就是“S”等等,但仍然遵从了程忠义的指示,与作者分别写了一篇情况说明,但并未提出道歉。程忠义的态度是,这样也可以,看看“S”可不可以接受吧!


无论我、程忠义、作者T君还是当事者J,都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都不知道姬兆永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们才得知,姬兆永从最开始就利用了这件事情,把它作为了针对我的攻击武器。我当时还听到一种很离奇的说法,那就是当时还在省新闻出版局当副局长的陆脩也在暗中支持了姬兆永,由于这种说法太缺少逻辑支撑,显得十分荒谬,我也没有了解到具体的实证,因此我也就从来没有相信过。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写的情况说明被“S”断然拒绝,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后面发生的事情由于过于曲折,我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件事进入到法律程序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而不是文章作者或者J,始终都是这桩案件的第一被告。


当我了解到是姬兆永先生或其他一些人在背后操纵了这一切时,真是感慨万千。


首先,我能够理解,这件事的当事人“S”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即使文章中描写的初恋是真实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她也不能承认,她做出愤怒反应,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说,作者是有责任的,而我在审稿的时候,很显然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最开始她接受我们的道歉,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在家庭中“洗白”,对于她来说应当是最理想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姬兆永的挑唆,“S”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止损点,把事情闹大了,而把事情闹大的最大受害者,我认为不是别人,正是“S”自己,是她自己把自己置放到了骑虎难下的位置——我感慨万千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然看不到自己被别人所利用这件事带给她的伤害有多么巨大!


当然,这里面也有对形势和结果的判断的作用。据说“S”的父亲是高官,进入到法律程序,他们有足够的把握把官司打赢,因此,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地给这件事加码,无论是我、作者还是当事人J,都被弄得疲惫不堪。尤其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件事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当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姬兆永利用此事对于我的打击,在某些方面缺失在发挥作用,虽然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被撤职。


写到这里,需要向读者补充几句。自姬兆永先生利用《J其人其事》这件事上下其手以来,他心理上一个很大的诉求是将我从《文苑》主编的位置拉下来,他为此甚至数次给省新闻出版局写信,反映和揭露K省人民出版社编委会中的某些人(主要是程忠义和老陈两位老同志)对我(我俨然成为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罪犯)纵容和包庇的问题。遗憾的是无论新闻出版局还是K省人民出版社,都没有满足他的这一愿望。


或许由于法律程序的原因,或许由于姬兆永看不到把我搞倒的可能性,或许案件原告“S”开始意识到把我作为第一被告是荒谬的,或许“S”意识到姬兆永先生在这件事中所包藏的个人目的于她无益,总之,案件进行到一定阶段,我就不再是第一被告了,到后来我索性从这个案件中消失了。因此,当案件以被告方败诉的结果而告终结时,我已经不在案件之中了。


这件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算得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虽然它没有导致我在职位上的任何变动,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职业上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仍旧是较为突出的事件之一。它耗费了我整整两三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被这件事弄得精疲力竭——当权力而不是法律以庞大的身躯全面压制着你的时候,你自然会产生类似的无力感。更让我惊诧的是,明里暗里与权力勾肩搭背操纵这一切的,竟然是我完全无意得罪的人,竟然是我曾经暗暗敬佩的“思想者”,一个我曾经引以为同类的人!


这件事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我对于人的认识,我从姬兆永身上得来的这种认识,简单说来就是:人是凭人性活着的,人们经常仰望着的所谓“信念”,常常不过是掩饰人性中卑劣性一面的一面招牌而已;如果把姬兆永先生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那么,我认为下面的推论就是正当的:在这个群体中,有那么一些人,纯然是在生物性层面讨生活的人,他们活在被他们经常喧嚷的“信念”的反面,活在被他们宣称为敌人的人中间,或者说,他们就是被他们宣称为敌人的人。


如果说收获,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么?


15


80年代中期以后,各省开始纷纷组建新的出版社。在此之前,各K省人民出版社包含着科技、教育、文艺、文史、辞书整几乎全部门类的出版业务,新组建的出版社,基本上以这些模块为基础,这样,就有了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文艺出版社、文史出版社等等。


1988年前后,K省以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为基础组建“××文艺出版社”,除了一些老同志办理退休手续之外,其余人员被整体划拨了出去,其中也包括《文苑》编辑部工作人员。《文苑》也就在这个档口停刊了,我们都转为了图书编辑。文艺出版社来了一个陌生的社长兼总编辑,姬兆永先生原是文艺部副主任,因此平移成为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文艺出版社的核心层,自然是在这位社长兼总编辑以及比他更了解编辑人员情况的姬兆永的意志范围内形成的,读者不难想象我的处境。


怎么说呢?当时《J其人其事》案件还在过程之中,姬兆永基本上是打“企图致人于死地”的明牌了,因此在他和我以及他和文章作者T君之间,关系就显得有些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无言,除非工作所必需,彼此没有任何话说。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这种状态:就像所有拥有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权力的人——这样的人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就是无法无天的权力者,在啸聚山林的土匪中就是老大,在浸润在社会肌体内部的黑帮组织中就是帮主,在国家机器中就是专制暴君——那样,姬兆永先生最大限度地利用权力恣意地对他所敌视的人施加着精神暴行。请读者记住我的这一描述,你们随后就会看到,姬兆永先生是怎样定义自己的,他给自己“用生命追求民主和正义”的定义与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具有多么巨大的讽刺意义。


我的忍耐力正在消失。


我现在已经忘记是因为什么事情了,我出现在姬兆永的办公室,不知道怎么了,我们说话的声音就高了起来,随后就升级成了争吵,姬兆永先生把我触怒了。某个瞬间,我竟然拿起桌子上的墨水瓶向姬兆永砸了过去,由于力道太大,从姬兆永耳边穿过去的墨水瓶落到他身后的墙壁上,墨水瓶就像枪弹一样炸裂成了碎片,墨汁飞溅,落得到处都是。姬兆永大概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完全懵了,怔住了,他就像看见妖魔鬼怪一样,张大了嘴巴看着我,愣怔了好大一会儿,才终于用手指着我,从嘴里发出“你……你……”的声音,却也绝对说不出成句的话,我听到他在呼呼地喘气。我向他走近一步,站到他面前,直视着他已经显出怯懦的眼睛,平静地告诉他:“你记住,没有人可以长时间忍受欺凌,你高看你自己了。”说罢,我就走出了姬兆永的办公室。我身后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几乎可以听见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这场冲突的突然爆发,除了我已经说到的原因之外,或许还有我品性上的原因:我个人的心理耐受力很差,尤其不能够忍受人与人之间的严重不和谐状态,姬兆永先生漫无边际、没完没了的敌视,终于让我崩溃了,爆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和人发生的最剧烈的一场冲突,它是空前绝后的。


冲突爆发以后,我感觉姬兆永先生反倒较以前平和了一些,关系虽然没有改善,却也没有恶化,我的心态也就逐渐放得平和了。好在编辑工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工作,组稿、发稿,每年完成定额(利润指标)任务,日子就可以顺遂地过去,不至于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我没有乱了自己的节奏,仍然安静地沉浸于我的小说写作之中。我几乎是愉悦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对于我来说,难得的又得到了写作的时间。编辑《文苑》期间,我是全身心投入的,暂时中断了写作,现在终于又回到我所喜欢的状态,心里当然是高兴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再写作中短篇小说,转而写作长篇小说了。


现在想起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我在《记忆一个远去的人》(2022-2-22)一文中说到的《人生之旅》以及其他几部作品,都是办公室写出来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炫耀我有多棒,我是想告诉读者,我当时所处的是怎样的一种环境氛围和工作状态,我是怎样应对这种氛围和状态的。


写作之余,我仍旧关注着姬兆永先生,关注着我所置身的这个环境里发生的事情。


权力者永远不会孤单,不管其人品如何,才能如何,身边都会簇拥着追随者。这是因为在权力场的逻辑关系中,“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所有事情都发生在权力的逻辑链条之内,即:在权力的对象那里,权力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仅仅是一种利益源,各种因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利益源;这么好的东西成为人们的追逐目标,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能清高地认为追逐利益的人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源是一种失节的罪错吗?你当然不能这样说,你没有理由这样说。


因此,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追随着姬兆永倾洒青春期热情的时候,心态是平静的,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有什么不正常。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我对以前很多看不清楚的事情看得也就格外清楚了,或者说,由于有了对人性的痛彻了解,以至于我产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那就是:我读到一本书,它刚刚打开,一切的一切都有待于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我相信会读到更丰富的内容。这种想法,倒不是由于信奉什么“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消极人生哲学,而是我确信:人只是一个过程,在结果到来之前,它永远是一个过程,你不能在过程中为某人下断言。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欣赏一下这个过程呢?于是我一直抱着欣赏的姿态,看着姬兆永以及姬兆永身边的人,一直到姬兆永被逮捕入狱,被审判入狱,一直到这帮子年轻人由于有害的追随而受到法律和行政的追究——我必须提前向读者解释,我这样说绝非出于幸灾乐祸,我后面会具体解析我当时的复杂心态,那也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的东西。


姬兆永先生主编《文苑》的时候,头上有两个他自诩的光环,一个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一个是文学评论家,遗憾的是,无论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作为文学评论家,我读到的他的作品都太少了。在更广阔的范围,譬如人们内心很推崇的自由思想家阵营,看不到姬兆永先生的作品,也看不到他的名字;而在文学评论领域,不管是传统的文学批评,还是持有尖锐文学观念的评论作品,也都不见他的踪迹。这对于一直在下意识里期望他是一个我期望的那种人的我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打击。我最初把这理解为我的视野狭窄,没有读到姬兆永先生的好作品,因此无法切实认识到姬兆永先生的价值,我甚至还为此专门询问K省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姬兆永先生的印象几何?他最近写作了什么东西?他们给我的回答也同样使我颇感郁闷:“那种论战性的东西,我估计他是没有胆量再写了,可他又好像不太会写文学评论……”


这……是我撞见鬼了,还是姬兆永先生撞见鬼了呢?不知道。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对人的理解中,我脑子里开始有了思想者和行动者之间的区别,我认为它们是不一样的,姬兆永先生毫无疑问属于后者。这种区别在当时的我那里还只是模糊的,它们各自的价值属性等更多的更细致的东西,是以后很久才逐渐形成的。确切地说,我对姬兆永先生的认识和理解,是在看到他刑满释放以后接受持有反华反共政治立场的海外中文媒体采访、看到他不断给自己制造“自由民主斗士”光环的过程中,才最终完成的。


我现在可以说出我的观点了:姬兆永先生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思想者;他不具备思想者最基本的精神素养和质地,他却拥有行动者所拥有的一切制造动静、制造结果的才能。我想起阿伦特在论述莱辛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思想不仅需要才智和深度,更需要勇气。”然而我想补充强调,构成思想的最主要原物料并不是勇气,而是材质和深度。这很显然是一个悖论。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很多合理的事物都是以悖论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姬兆永先生缺少的正是构成思想的才智和深度,我们当然不能就此责备姬兆永先生这是一个罪错,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他之所以为他的最主要缘由。


如果把我的这种观点视为一种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判断是进入这个人精神本质的唯一入口,是打开他灵魂世界外挂的那把锁的唯一的一把钥匙。


16


不管人们愿望如何,历史都在向前走,那个重要年份的来临,简直有一种猝不及防之感。


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对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事件做评价,我只说这一事件作为回波在我所在的城市——由于远在西部,它可以说是一座具有厚重历史积淀因而也就显得十分闭塞保守的边城了——所发生的影响。具体到这篇文章的语境,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姬兆永先生是如何感知这一事件并做出反应的?如果用比喻的话说,我们可以设想,在历史长河这一次遽烈的廻漩中,一朵浪花是怎样发出自己的声响的?它划出了一条怎样的活动曲线?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作为姬兆永先生一生中颇为不幸的个人事件,哪些部分是社会铸就的?哪些部分是其人格以及基本人性所决定的?在我看来,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人,将会大有裨益。


一开始是观望,所有人都在观望,犹如河道里突然出现了潮头,人们站在岸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潮水奔腾,没有人试图跳进去。后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潮流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譬如信念、譬如利益——于是禁不住跳进去了。我视野狭窄,感受不到更广阔空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只看到,某大学作家班中一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人走上了街头,就像在街头闹示威的日本人或韩国人那样,在额头上绑缚了写着“要自由!要民主!”“不自由,毋宁死!”之类标语的布条,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从城市主要街道招摇而过,成为了涌流在历史河道里的潮流的一部分,整座城市都被惊醒了,大街两侧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出版社里面如何呢?很安静。这种安静来源于体制约束力,这种安静几乎可以说是永恒的。人人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人人又都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只有在极为亲近的人中间,才会有关于时局的讨论,即便是那些讨论,也只是点到为止的。我在默默的观察中,仍旧写着我的小说。写作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一种爱好,它成为了我对外在世界的反应方式,是我存活于世并且以精神性存在作为存在的证明,其它什么都不是。在一定意义上,长篇小说《亚伯拉罕的救赎》(未出版)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这本用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卡夫卡式的——写作的长篇小说,折射了我对于发生在眼前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与思考。


我不能确切地描写姬兆永先生在社会激荡起来时的最初心态,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形同冰火,没有任何交集。姬兆永先生又不见了,听说是到北京去了;不久之后又听说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组织“××文艺出版社出版社”员工上街示威游行,参与到事情当中的,主要是以前在他身边形成的小圈子里的年轻人,像我这种不被姬兆永看在眼里的人、更大程度上是他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还没有资格享受到这种荣光,只好仍旧趴在办公室桌子上写我的小说。整个非同寻常的夏天,我和另外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姬兆永先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酣畅淋漓地显示过领袖风采,每时每刻都处在有些变形的亢奋状态,简直就像是著名统帅指挥着一场著名的战争。楼道里堆积着粉刷标语的纸张、一桶桶浆糊以及各种各样的彩旗,人们一会儿冲出去,一会儿涌进来,这种异乎寻常的氛围只有我小时候在北京念中学感受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氛围才能够与之相比。


就像办《文苑》姬兆永使用的全部是他从北京组织来的北京稿件一样,姬兆永先生在这非常时期所做的事情,与北京的情势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姬兆永先生并不回避这一点,他甚至有意思暗示,他的举动有神秘莫测的政治背景。然而这时候人们的了解是,他不真的是有什么神秘莫测的政治背景,仅仅是一个对“运动”非常敏感的人所做的亢奋反映而已。问题在于,如果这个人仅只是个人行为还好,问题是这个十分激动的人目前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下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手里握有操纵这个单位的权力,再加上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实际上是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糊涂蛋,在约制姬兆永先生作为的事情上完全采用市侩、小人式的投机态度,或者默许,或者纵容,或者逃避,事情就完全没个样子了。换一句话说,这个单位的动态所显示的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态度、政治作为了,它比个人行为显然具有更重要也更显著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动态的标志性特征。


结果,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单位在这座古城越来越有名,每天都有大量人群拥挤在K省人民出版社大楼前面,面对着从八楼阳台上垂挂下来、经常更换的巨幅政治标语或者默然而立,或者议论纷纷。这里俨然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亮点,一个热力源。大街上每当有××文艺出版社横幅的游行队伍经过,那条街道就格外热闹,围观者有之,追随者有之,起哄架秧子的人有之。在所有这些失去常态的人群中,在游行队伍前后,姬兆永先生就像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领袖那样,披散着长发,慷慨激昂,用电动喇叭带领大家喊口号。


不能说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默然的。依据我那时候的认识——最近几年我极大地甚至是颠覆性地调整了与当时那些认识相关的认识,我后面就会谈到这一点——水平,我并不反感姬兆永带着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我在K省作家队伍中有一些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任何问题的朋友,这些朋友没有一个人上街,但是我知道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对这场运动的走势、对当时那些时髦口号的认识和见解,比那些额头上缠着红布条、挥舞着小旗子歇斯底里呐喊的人不知深刻多少倍。很多时日,或者在我家里,或者在朋友家里,一两个、三五个用思想活着的人(包括我上大学期间就很要好、最近一些年更是交往深刻的挚友L),沉重地思索着那一时代的命题,我们的讨论有时候甚至是形而上的,似乎不与街面上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关联。然而当我们结束聚会,夜深人静骑着自行车走过由于白天的游行而一片狼藉的街道时,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回旋之中,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社会性状和历史样态。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17


这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以突然的方式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情或者事态突然之间以非常规形式结束了。这意味着给城市带来很大混乱的热热闹闹的街头运动结束了,前一天还代表社会生机的游行示威偃旗息鼓了,人们瞬间就结束了前一天还在高喊着的信念口号,安静下来,回到单位,回到家庭,回到被他们厌烦了的“日常”之中。


姬兆永先生如何了呢?如果他也像所有人那样,也安静下来,回到单位,回到家庭,他也就不是姬兆永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与北京的联系通道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行为,但是他的行为很显然与众不同——就在热闹喧嚣的日子归于平静的时候,姬兆永先生令人振聋发聩地主持召开了一个号召全社员工举行“罢工抗议”的大会!


我当时在现场。会议由姬兆永先生一个人主持,不见了社长,我估计这个平庸、狡猾而又因为掌握着权力而自以为是的家伙是给家里买菜去了。会场气氛与前些日子相比已经有了几分凝重,甚至有了几分肃穆。人们按照姬兆永先生的要求,排队到主席台前的同意书上签名,彼此是默默的,同时也在好奇地观察,谁坐在了座位上没有动?我当然是坐在座位上没动的,我感觉得到大家的投射到我身上的目光,然而我仍旧没动。我当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姬兆永正在把自己和他人拖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我心里甚至回荡着一种遗憾:在政治上,姬兆永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加肤浅,更加冲动,也更加无知。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或者说,如果这么些时日以来,他不那么坚定地把我视为他的威胁,他的敌人,我一定会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你必须冷静下来,你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签名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会场了。几个小时以后,宣布“××文艺出版社”全社大罢工的标语从八楼垂挂到了地面上。和以往一样,照例吸引了很多围观的人。然而鉴于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是围观的人也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具有某种程度的“爆炸”的性质,人们几乎都是屏住呼吸的。


局势已经很明朗,因此,在如何反应姬兆永率领大家所做的这件事上,省新闻出版局的反应以及采取的对应措施,都是有力的,也是及时的。标语悬挂了几个小时就被取了下来。据说姬兆永先生当即就受到了新闻出版局领导的严厉批评,而姬兆永先生对批评所做的反应,简直是谭嗣同式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言论自由!我有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姬兆永先生平时就有“姬疯子”的绰号,面对这种小孩子似的玩闹,我估计对他给以批评的领导者也只能苦笑着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姬兆永被逮捕的那一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恢复了平静的社会平静地运转着,马路上传来车辆的轰鸣声、自行车铃声和嘈杂的人声,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辆警车停在了出版大楼下面,公安人员出现在楼道里,也是静悄悄的。当有人趴在我耳边,用紧张的语气告诉我说:“来抓姬兆永了!”我的灵魂就像遭受到了沉重的一击——虽然我早就预料到这件事早晚会到来,可是当它真的来的时候,我心里仍旧不免感到突兀和惶悚。我赶紧站起来,像大家那样站在门口观望。


当姬兆永在两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从办公室走出来时,站了数十人的楼道竟然安静地可以听见心跳,谁也没想着要说一句什么,脸上连一个笑意也做不出来,或者没想到要做出来。姬兆永先生面容平静,如果不看他身边的两位公安人员,你甚至会以为这不过是他的一次惯常出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以为他会像英雄那样扫视大家,或者说一句慷慨激昂的话,但是他没有,他就像没有看见任何人一样,径直走到了电梯口,随着电梯门轰然有声地打开,公安人员簇拥着姬兆永先生涌进电梯间,电梯门随后就轰然有声地关闭了——对这个场景中的所有人来说,这一刹那间,世界就分成了这边和那边。


我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但是我们“这边”,人们就像被惊吓的猴子,先是不约而同地惊诧一声,然后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无论彼此的关系好坏,大家都像躲避疼痛一样,躲避着对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也许一生都很难遇到的事情发表议论。事实上,这是非常事件发生以后群体反应的一般情景,我们这些所谓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并不特殊,人们需要时间来沉淀由于强力刺激而飞扬起来的精神碎片,把它们归置到一个可以被理性透视的地方。


飞舞在我精神世界里的最大碎片,是对那个消失在“那边”的那个人的诘问:“姬兆永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读者已经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在被这个问题所缠裹,无法挣脱不出来——从时间上说,我大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生存中,一直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似乎不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我的人生就不算完满的一样。


二十多年是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姬兆永先生刚刚消失的时日里,我对他的见解是既矛盾又混沌的,我特别需要足以说明这个人的内在本质的事实材料,我思考着,也在搜罗着,这里边最重要的当然是关于他被捕以后的信息。没有信息,没有任何信息,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我才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姬兆永有可能被判处多少多少年有期徒刑。没几天,这个信息就得到了证实。这个信息得到证实的同时,一些自称是“受姬兆永蒙蔽”而做了很多事情的年轻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纪律处分,这等于是说,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有一次,程忠义、老陈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在老陈的办公室遇到一起,并且坐下来聊起了姬兆永先生的事情。程忠义和老陈是在K省人民出版社历经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他们互不设防,相互之间是可以说私密话的。进入动乱以来,我和程忠义先生虽然也曾偶有见面,却从来没有在一起聊过天,因此,现在三个人偶然地共置一室,我竟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就好像时间、空间都发生了巨大转换一样。


程忠义直截了当问我怎样看姬兆永这个人?我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如果把姬兆永的结局看作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结局也是因性格而起,并非由于信仰或者信念。”当我把这句拗口的话说出来以后,我自己都有些吃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句话清晰地反映了我对姬兆永先生的真实见解,而且归纳得很好。


老陈对我这种书面语言式的表达有些隔膜,于是问:“你是不是说姬兆永没有政治立场?他犯的错误也不是政治错误,只是一个因为性格怪异而走了偏路的人?”我同样觉得老陈的归纳很好,连连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程忠义一直没说话,到末了他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性格决定命运。”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也许是赞同我的话的吧?


18


在那场无意间的谈话无意间说出的话语中,我确认了一个自认为可以自洽的观点:并不是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命运蹉跎的人真的都是被信念所蹉跎,在人的命运中,有许多我们并未知觉的东西,决定着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这个见解就像是一个导引,引导着我不断地向纵深处开掘,在一定意义上,此篇文章就是这种开掘的结果。然而为了得到这个简单的结果,我走了很长的路。


我下面的叙述就要转到对上述观点的辨析上来了。


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氛围一样,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文化——我们通常说的“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东西。至此,我已经描写了我在黄土高原B市工作的单位的样态;我也描写了K省人民出版社由传统积淀而形成的良好秩序;我通过讲述姬兆永先生的故事,也简要地透露了从K省人民出版社分化出去的××文艺出版社的部分情形,比较起来,我认为我还是比较适宜K省人民出版社的环境的。规矩、秩序乃至于相对应的职业操守、道德状态这些看起来很虚的东西,其实正是一个环境的价值所在,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环境适应不适应人的生存——当然,这里是相对的,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适宜这部分人生存的地方恰恰不适应另一部分人生存;同样一个环境,有的人如鱼得水,有人却度日如年……这是不同环境带给人不同境遇所造成的精神后果。如果把“环境”放大成为“国家”,亦是如此。


××文艺出版社很显然不适宜我这样的人,即使这里没有姬兆永也是如此。我忘记在姬兆永事件以前还是以后了,这家出版社还发生过一位满脸书生气的副总编辑由于以合作出书名义贪污巨款而被免职的事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对于诸如此类的人的惩罚往往是暂时性的,没多久这个人就又恢复了官职,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重新成为了我的上级。这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实上全国各地无论在哪里,很多新成立的出版社都具有几近相同的没规矩、没章法、管理混乱、领导作风不正派、效益低下等特点。“树挪死,人挪活”,这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了,于是我接受挚友L的意见,决定离开这里,调到省作协去。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我必须给读者做个交代了,那就是把我从B市调来的陆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怎么说呢,自从他调离《文苑》到省新闻出版局当副局长以后,我们之间虽有来往,因为彼此之间共通的话题越来越稀薄,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只是听说他早就调到了作协,在那里担任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这件事巧巧儿地应和了关于陆脩有更远大的政治目标的说法——并且在那里开始了一场运作,企图把作协的权力全部抓到自己的手里。此一点正好与我的好朋友L发生正面对撞,而L是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残忍无情的人,结果,在一次“决定性”的政治反击之后,陆脩败下阵来,从此不再来上班,以半退休状态回家“疗伤”去了。这实际上也是他全部职业生涯的结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省委组织部经过考察,确定L为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正式的任命,将在几个月以后召开的省作协代表大会上宣布。


L一经被确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过去,到作协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宏大工作计划。就在我们一步步往前推进这件事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L由于长时期勤奋写作,积劳成疾,猝然离世了。这是1992年11月17日。读者完全可以想象我的悲痛程度。


这桩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并没有动摇我离开××文艺出版社的意愿,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底,我怀着与离开B市工作单位几乎相同的愉悦心情,离开了这个我很不喜欢的单位,全家调到了北京。临走的时候,这个单位为我举行了欢送以及饯行的宴会。席间,同事们聊了很多,自然就会聊到正在服刑的姬兆永先生,大家大发了一番感慨,我依旧没发表任何评论。这倒不是出于谨慎,而是因为在对这个人的见解中,我还有很多盲点没有弄清楚,确切地说,我还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个人。


某个瞬间,我也确曾想过离开这里之前要不要到姬兆永服刑的监狱去看望一下他?结果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打消念头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我没有把握能不能够看到他;其次,我们从来不是朋友,朋友是要交心的,我们从来没有交过心,相反,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他最憎恨的人,如果这时候我的面孔出现在探视窗前,我估计会引起他很大的不悦。


那我为什么还会产生要去看他的念头呢?这是因为,在我的心中,有一团微弱的光亮始终没有熄灭,那就是我认为这个人身上有值得我敬重的东西。是的,这团光亮的确很微弱,因为我的那种“认为”总是被我对他从另一方面的了解冲击得七零八落,以至于在更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或者说无法确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9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初步知道我自己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我只通过我自己而成为我可以成为的我。”([德]卡尔·雅思贝尔斯:《生存哲学》,1938年)翻译成为我所愿意相信的意思,那就是:“我只有通过我内心而成为我愿意成为的现实中的我。”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在黄土高原B市那个令人窒息的工作单位到我在北京退休的这一重要人生节点的心路历程,而在这段心路历程的行走中,其实并没有打多少交道的姬兆永先生一直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在我的精神思考中,作为一种站在我反面的标识,他始终是我的一个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我对于自我的认定,或者说,我在灵魂世界里对自己的价值认定中,甚至是不能缺失这个标识的。我总是——有时候甚至是只能——从姬兆永那里看到我自己。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可以把雅思贝尔斯那句话移植到姬兆永先生身上吗?我的回答是:不能。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通过他自己而成为他可以成为的他;还有另一种人,由于缺乏内在的质量,他只能通过在外在世界寻找存在感才能够成为他可以成为的他,这里很显然有非常重大的区别。不客气地说,我自认为在内在质量上我比姬兆永先生优越。不久我就发现,这种区别甚至对所有在社会上行走的人都给出了群体类别的区分和认定,一个人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


当我们指出这一点时,必须特别强调,两种被严格区分的群体类别没有价值高低的区别,我们不能说这种类型的群体是好的,那种类型的群体是不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通过我自己而成为我可以成为的我”和“通过在外在世界寻找存在感而成为他可以成为的他”的内在驱力,并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它们都源于实现自我的原始精神动能,这种动能在“人”形成和存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动能呢?简单说,就是“趋利避害”四个字。在永恒的人性中,这个决定性因素同样是永恒的,人性多么古老,趋利避害的生命本能——这实际上也是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有多么古老,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着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就是说,“趋利避害”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是人作为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最主要存在样态。


这件事从另一个层面启示我们,在生存的意义上,一个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经过各种权衡以后所做的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任何外人都无权对另一个人的价值选择作对或错、好与坏的评判。如果你拥有从一个人的此在中基于你所认定的价值对其做出否定评判的特权,那么你也就等于抽取掉了那个人“我之所以为我”的最重要的缘由和条件,即通过选择而实现自我的条件。


作为上帝的绝对精神深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它们就是在那里发出道德指令的,这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这或许就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对姬兆永先生虽无好感,却也很难说对他抱有憎恨的主要原因?我就是从这个角度相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合理的?我不知道。


我愿意再次强调,姬兆永先生仅仅是我的一个对象,我对他的所有议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大概是十几年以前了,我曾经结交过一个还算年轻的朋友,在社会上很活跃,据说也是一个有着坚强的自由民主信念的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在场。”在他看来,思想是用来行动的,没有行动的思想一钱不值,因此,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件中,“在场”还是不“在场”,也就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具有正义品格的价值尺度。为了达到这个价值尺度,有一段时间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糟糕,以至于到了衣食无着、不断向朋友借钱的境地。尽管这样,激荡在他内心的政治激情仍旧鼓动着他出现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的热点场合,他对“在场”的追逐,简直有一种“赶场”的匆忙与劳累了。读者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任何社会——会遭遇怎样的磋磨,他一直义无反顾地在承受着这样的磋磨。


说实在的,每当我从外网上看到已经不再年轻了的他举着电动喇叭在关键部门或者地方政府门前声嘶力竭地带领人们呼喊口号的时候,心里总免不了五味杂陈,很多话都堵在心里难以言说,我能够发出的也只能是一句无可奈何的嗟叹:“唉!人哪!”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嗟叹呢?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我确切地了解到他的这种“在场”真实地改变了他的生存处境,他用不着到处借钱以维持生计了,这就是说,在生存层面,他远比那些不“在场”的思想者、远比那些辛辛苦苦打工赚钱的人获得了更多的物质利益,甚至可以说,通过“在场”,在物质层面,他已经活得非常优渥了。现在我们设想,假设“不在场”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他会从“场”上退出吗?他会成为曾经的“我”的反对者吗?他会抛弃掉所谓的“信仰”吗?我想会的,一定会的。


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得太多了。遇到诸如此类的人和事,我总是习惯性地把它们与我一直思索着的姬兆永联系在一起,多想一些什么,这也就意味着我对姬兆永先生的认识和了解还在进一步深化——这何尝不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的进一步深化呢?譬如,我就一再在想:一个把他所领导的单位弄到如此令人窒息的人,一个实际上绝对化地信奉权力,自认为有了权力就可以对他人施行精神暴行的人,骨子里会是“自由民主斗士”吗?在他的精神基因链条中,是否埋藏着极权专制主义的因子?在某些瞬间,我曾经很多次感叹:姬兆永先生分明是一个小号的独裁者,我真想告诉他:即使你依仗权力把世界上的所有光亮都熄灭,你也亮不起来,因为你根本没有光亮,你是暗黑的,你是负数。试想,如果这样一个人在某些历史机缘的协助下,坐到更高的权力宝座上时,会发生什么事情,难道还用想象么?


20


后来一段时间,大约是2015年前后吧,我“多想一些”的主要问题是,当某人依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做出最有利于自我发展的选择以后,或者说,当他的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内在精神活动,而是演变成某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即我前面说的“通过在外在世界寻找存在感而成为他可以成为的他”的过程)时,这个人与他者——或者说社会——究竟会构成怎样的关系?


姬兆永先生不是一个有深厚哲学思想的人,从我读到的他的唯一长文《灵魂的拷问》中,我认为一个将信仰作为行动指引的人,他缺少必要的学术训练,或者说缺少必要的思想积累和思想深度。他的写作是情绪宣泄式的,那里几乎没有在灵魂深处发生的精神探寻,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理探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十分微弱。这就是说,他勉为其难地作为行动者在作着思想者的工作,这就暴露了他的短板,让他在“知”与“行”的关系中出现了不该有的断裂。很长时间以内,我对这个人都难于归纳,其原因正在于此。


仅仅凭《灵魂的拷问》就对姬兆永先生做这样的评论,即便是源于感觉,也很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他新的作品。我的视野狭小,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感觉他新作品很少。后来我读到他最重要的一篇东西,是他刑满释放以后在家里接受海外反华中文媒体记者的长篇采访,在这篇名为《为自由民主事业献身》的洋洋洒洒的万字长文中,他本可以深刻阐述支配他行为的那些理念,告诉读者他所经过的思考,然而这一切都被他忽略掉了,反之,我看到他对曾经在体制内享有权力地位(职务)的特别强调乃至于夸大,看到他欣欣然于某位上级领导对于他曾经有或者很让人怀疑有的夸耀和欣赏;看到他在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中掩饰不住把自己塑造成所谓“自由民主事业”伟大殉道者的强烈渴求……所有这些在我看来近乎于童稚的情趣,都不像是在政治风雨中出生入死的人所应该有的,在我看来,他侃侃而谈的那些东西更像是一个格调不高的小市民所做的浅薄炫耀。


奇妙的是,也正是这种印象,反而拉近了我与姬兆永先生的距离,觉得他离我并不远,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一种我以前很不愿意接受的观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眼前,那就是:姬兆永先生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是凭着永恒的人性活着的,他把思想、信仰和信念物性化为一种活着的手段;他越将这些东西作为旗帜来挥舞,那些所谓的精神凝结物越显得软散和稀薄……雅思贝尔斯有一个关于存在的观点,他认为“任何被认识了的存在,都不是存在本身。”“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它永远是开放着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却又无边无际……”([德]卡尔·雅思贝尔斯:《生存哲学》,1938年)我们谈论思想、信仰和信念,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哪里知道,这些被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在他的实际存在中早已经发生位移,早已经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了。简单说,所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都被物性化和工具化了。而物性化和工具化又常常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犹如雅思贝尔斯所言,它弥漫在四面八方,无边无际。


思想、信仰、信念的物性化和工具化,绝不仅仅是某些人的个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更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难愈合的溃疡,成为了社会肌体上的一块烂疮。前两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少林寺的尽头是房地产》,我当然无法确证其内容的真伪,但是宗教在它不尴不尬的位置中大面积地变异为骗钱工具的事实却是不容质疑的;即便是在尊崇宗教的美国,我也不断听说麇集到教会的信众无所不用其极的骗钱手段、无休无止的利益纠葛和彼此之间令人瞠目结舌的尔虞我诈,即便是道貌岸然的牧师们也不再掩饰对金钱赤裸裸的算计与谋求了,亲自下场策划并实施着对信徒遗产的非法却合于教规的催逼和掠夺;“上帝”何止是“死了”,丫简直成为了在人世间横行、大肆饕餮可怜人类的半人半兽,成为了被上帝的敌人或者不肖子孙像旗帜那样挥舞的一块破烂;在国内官场和职场上,人们可以把官话、假话、谎话、套话、废话说得信誓旦旦、情真意切、冠冕堂皇、斩钉截铁,而他们做的又何止是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猥琐下流、腌腌臜臜那么简单!


还是说姬兆永先生吧!


当这位被自我塑造以及被他人哄抬的所谓“自由民主斗士”的光焰所环绕,俨然成为所谓“苦难民族、苦难国家”的呵护者的时候,当他俨然成为信仰的殉道者或者救世主的时候,老实说,他如同游丝一般的与崇高的精神信仰的联系,事实上也就中断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向世界伸出枯槁的双手索要利益的乞讨者,一个为了实现自我而不择手段的宵小之人。


——你看,尽管我强调任何人无权置喙他人为了实现自我而依据自利原则所做的选择,我这里还是对姬兆永先生做出了带有价值认定色彩的评价,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这的确是矛盾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人的选择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生物层面的选择,即维系基本生存所做的自然选择,比如何时睡觉、何时吃饭、何时性交等等,由于这种选择不对他人或者说社会利益构成关系,因此他人是无权也没有必要置喙的。然而人的另一个层面的选择,即与他人或者社会构成利益关系的选择,比如别人都没命似的在救火,一个家伙却拎一桶汽油冲过去企图进一步扩大火势;比如按照规矩人开车都要靠右行,一个不讲究规矩的人非要把车子开到左面;比如人把猫狗等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无限的爱意,有一个人却公然活剥了猫狗的皮,并且把剥皮的视频发到网上炫耀,这就触犯了他人即社会的利益(公众道德亦是公众利益的曲折表现),人们就有权干涉,有权制止,哪怕是使用武力。这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他的选择——由于他的这个选择给人类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人们无法在他的邪恶面前保持沉默,是一个道理。这说明,人在社会层面的选择,由于与他者发生了联系,这里自然就有了正确还是错误、正义还是非正义、积德还是缺德的分别。


换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或者说不能对自然人做褒贬,然而人一旦进入社会性的价值选择过程之中,它实际上也就进入到了具有善恶、是非、正义或者不正义的人类价值系统之中,人们有权对其发出政治的或者道德的诘问,有权依据其所作所为做出是否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判断。


如果姬兆永先生仅仅是“一个为了实现自我而不择手段的宵小之人”倒也罢了,我也就没有什么道理为这样一个人写这篇文章了。必须注意到,我上面谈到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姬兆永先生个体行为的现象,他的那种心理机制和流程,实际上反映到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社会人群之中,这个人群目前正在以各种方式活跃在网络空间,活跃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国家媒体上,成为了风云诡谲的国际斗争的一部分。人们往往低估了这群人的危险性——当他们的生存问题大于精神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坐穿底线,沉入到最卑劣最堕落的万劫不复之境,从而给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带来损害的。


如果扣住本文的知识分子话题,那么我们应当警觉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三十多年以来,已经从中国知识分子中分化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与他们曾经反对的东西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今天,他们正在起着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庞大的社会人群”同样的消极历史作用,不同点在于,他们比那个社会人群更加盲目,更加自负,因而也更加有害。


21


行文至此,有一个话题我很犹豫要不要插在这里说一说,因为我非常不情愿把我想议论的那些人置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中,然而事实是,他们的确是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走出来的——想当年,在那次著名的历史回旋中,他们都是旗帜一般的人物——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披着“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外衣,尽管那件外衣历经岁月的浇濯,早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变得破烂不堪,补丁摞补丁,甚至早已经“衣不遮体”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说一说,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在某个侧面深化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


2011年我退休以后,时常到美国小住几日,耳闻目睹了一些从国内逃到海外的民运分子的行状,我惊愕得几乎无法合拢自己的嘴巴——时过境迁,那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叱咤风云的弄潮者,那些据说可以为信仰而牺牲掉性命的人,在学术上、思想上、精神上竟然没有任何长进,我甚至感觉他们连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哲学书籍都没有读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伙子人已经变得如此猥琐,如此下作,如此低劣,如此浅薄,如此庸俗,真是让人唏嘘啊!


你当然可以说,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即便是知识分子群体,对世界,对中国,对自己的了解都说不上是深刻的,就像姬兆永先生的《灵魂的拷问》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进入深刻之列一样。然而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世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那些成为美国反华政客座上客的所谓“自由民主斗士”,那些当年曾经顶戴着自由民主光环、让人心生敬佩的人,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国际处境的变化有多少认识和了解呢?他们的思想又深刻了多少呢?他们认真严肃地对待国际政治这种历史性转变了吗?他们认真考察过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真实的情形吗?他们难道真的看不出美国政客、美国新闻媒体骇人听闻的伪善?听一听他们对中国颠倒黑白、浅薄丑陋却带着强烈敌意的谈吐,看看他们猥琐、僵硬的肢体语言和愚蠢、木然、落魄的面容,注视一下隐藏在他们目光深处的对主子的怯懦和乞怜,说实在的,我很为他们感到羞耻,不仅仅羞耻于他们的情状,更羞耻于他在美国主子眼里实际上的分量——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分量的分量——羞耻于他们为了活着把自己置放到晦暗之地。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他们不过是被豢养的、靠美国主子投送点儿秕糠而活下来的玩偶或者可怜虫而已。


可怜虫难道还需要什么“底线”吗?不需要了,完全不需要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结束主子的召见,回到极为现实的生存之境以后,马上就会换成另外一副嘴脸,成为在华人圈以各种下三滥手段骗钱敛财的人,成为通过在YOUTUBE之类的网站建立自媒体无底线地造谣、诋毁、谩骂中国(他们的嘴脸比任何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客都更加极端更加丑恶)而吸引流量,从而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他们从敌视中国的洋人那里拿到手的每一枚铜板,都散发着腐烂灵魂的恶臭,都滴着从他们腐烂灵魂里流淌出来的毒液。从政治的角度说,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下,这些背叛了自己祖国的渣滓,不仅仅是在以中国为敌,他们更是在以包括你、我、他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如果三十多年前人民把国家托付到这样一些家伙的手中,这个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难道还用想象吗?!可是在当时,有谁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呢?


呜呼!历史的惯性既可以创造喜剧,亦可能创造悲剧,机缘只在倏忽之间啊!


我常常想,假如姬兆永先生像他说的那样果真得到过美国国会的关注,假如姬兆永先生真的有幸逃出中国,落脚在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某个地方,他将会怎样呢?依据我对姬兆永先生的了解,他是很有可能汇合到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斗士”行列里的,这不是信念使然,而是生存之道使然,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事实上,“自由民主斗士”正是他出狱之前和之后竭力争取的对自己的定位。这个闪耀着光芒的所谓历史定位,真实情形怎样,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这与思想无关,与信念无关,与信仰无关,它纯粹源于生物性活着所必需,对这种“活着”,他们既可以高扬信仰,又可以背叛信仰,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它们的生物性活着之所需……这样,我们就接近到本文所着意阐述的观念见解了,我们也就最大程度地接近人性的内在本质了。


从最宽容的角度说,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在普遍人性中,构成一个人命运常数的东西,往往即非理念,亦非思想,而是超越任何观念价值的永恒的实现自我的渴望,然而这里不应当包括那些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旧对自己的祖国狂吠的人,不应当包括那些依靠撕扯和吞噬亲生母亲身上的肉以维持自己卑劣生存的人——恕我直言:他们这不是在实现自我,而是在摧毁自我,他们正在把自己变成像狗一样的东西。


22


文章已经很长了,应当把它结束了。


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无论三十多年前,还是三十多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其中一部分——灵魂还是羸弱的,他们消瘦的肩膀无力承担这个民族精神发展的重担。路正长。从姬兆永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信仰是空洞的,是没有切实内容的;而在他们的基因族谱中,却深嵌着极权专制主义者的基因基因组。换一句话说,在“知”与“行”之间,他们没有可以信守的逻辑线,那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这就决定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像宇宙一样遥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知”,有何意义?!“行”,又价值几何?!甚而言之,假设历史给他们提供机缘,他们将会是作为自由民主主义者,还是作为极权专制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依据他们过往的行径,答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至少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代人中,他们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自己,同时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整个世界。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呢,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


让我们听一听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沉吟过的诗句吧:


请想想——


当你们谈论我们的弱点时,


请你们想想这混乱的时代,


这造就了我们弱点的时代。


呀!


希望建立良善的基础,


但我们自己却无法良善。


……


请不要对我们


审判得过于严厉。


最后,我想用如下话语结束我对姬兆永先生的记述和议论:我在人生旅途中我遇见了他,然而这种遇见,我却又觉得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任何方面的价值。我们也许需要时间来发现我们应当发现的东西,包括从我们自身中去发现,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到我们发现我们应当发现的东西时,我们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撤离了。


2022-3-11,初稿


2022-4-10,定稿


作者附记:


此篇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事》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其它还有《记忆一个远去的人》(2021-5-10)、《一个底层人的智慧生存》(2022-2-22),本篇《对一个逝者的记念》(2022-4-10)是第三篇。以后条件若是允许的话,我可能还要多写几篇,读者如果喜欢,可以在“爱思想”我的专栏看到,也可以上网搜寻,这些文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


陈行之 谨记


202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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