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科举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8 次 更新时间:2003-07-11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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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溪雨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要》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中很多现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属于“科举制度”,进一步认识“科举制度”是有现实意义的。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它的本质有三点:热衷于等级划分,权力的介入,将文化教育作为标准。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级别”过去主要限于“官吏”,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比率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有统一的调动录用制度和级别,“科举”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是大大扩大了。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

   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 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了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值得推敲。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也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

   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知道由“科举”选出的“人才”是靠不住的,所以历来都是多渠道来选拔人才。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民众中普遍存在依赖“官员”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象盘散沙,这可以说是重要原因。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并不十分重视选拔出的是“谁”,使领导更迭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好的机器是易学易用的”,只有法制健全的社会才能避免对“人治”的依赖,“人才”也将自然地脱颖而出。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以“名利”来诱之,如何使学子有高尚情操?围绕狭窄的考试来学习,无视文化的丰富多彩性,使教育脱离实际,如何得到真才实学?“科举”现象的存在,是应试教育的根源。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培养了一大批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庸才”,是值得教育界认真反省。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所起的最大作用是对诗、词、曲的发展,对文字游戏艺术的发展。在考试中,文章的思想内容是不容易做出评估的,尤其是考试结果非常“重要”时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重视文字形式的优美就成了考官的共识。骈文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受到的评击最大,一个原因也是如此。文字艺术虽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讲是很次要的了。追求文字的艺术,轻视了文字的逻辑性、实用性,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灾难。道理很简单,忘记了文字的基本作用。

  

   6. 我们应怎样“竞争”

  

   每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同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也希望能将事情干得更好;社会需要稳定和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少数的“人才”来领导;高等院校需要“高智商”的青少年;企业管理需要能干的企业家……。这一切都说明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和必要的,一定范围内的“等级”也是需要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多是从产权,从经济关系上去讲,但重要的应是从“人”上去分开。工、农、商等行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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