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仁者无敌——儒家的战争观简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2-03-07 1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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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作《春秋》就以“春秋大义”评判和讥刺不合礼法,不合道义的战争和罪恶。他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而提出“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国与国之间应以“和为贵”(《论语·学而》。

   在国家治理方面,孔子推崇文武之道。《论语·子张》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朱熹注:“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文武之道是指周文王、周武王治国平天下之道,《礼记·祭法》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后儒引申为能文能武,既文且武,一文一武,有文有武为文武之道。

   《礼记·杂记下》载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之道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就是一张一弛,文武兼用,刚柔相济,能进能退。

   《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夹谷之会,孔子因有准备而避免了鲁候被齐人劫持的祸患。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齐鲁两国的夹谷之会,孔子作为此次会盟的司仪傧相。齐国的大臣犁弥劝齐候说:“孔丘这个人只是知道礼仪,没有勇气,不懂兵谋,如果我们派遣莱人,用兵力武装劫持鲁候,我们一定会成功。”

   齐候就听从了犁弥的建议,准备用武力劫持鲁候。谁知,孔丘早已有了准备,当莱人出现,准备劫持鲁候的时候,孔丘自己一边用身体掩护鲁候往后退,一边大声招呼附近鲁国的侍卫:“勇士们,保护鲁候,往前冲。”鲁国英勇的侍卫冲上前来,打退了莱人,保护了鲁候。

   就这样,孔子大义凛然,与妄自尊大的齐国军臣针锋相对,以礼屈强国、正典仪的凛然大义使齐国君臣的阴谋没有得逞。《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在夹谷之会前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果然在文武兼备的情况下以弱胜强。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自序》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

   孔子推崇文武之道,不是把二者相提并论,而是有侧重点的,这就是以文为先、为重,而武为后、为辅。《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通过对《韶》《武》之乐的评论提出了一个评论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尽善尽美。更深层的含义是孔子以仁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武》“未尽善”主要是《武》乐的主题是颂扬周武王伐纣,虽然也具有正义性,但毕竟不合孔子的仁道标准。

   在孔子心目中,上古尧舜禹之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最完美的,但到了文王偏文,武王偏武,当然孔子是倾向于文的,所以这里含蓄地批评武王尽美未尽善。他倾向于文但并不废武,而是强调文武兼备。因此,尽管孔子认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但他追求的理想还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孔子说:“能够拿起干戈保卫国家,可以不作为夭折来对待。”孔子的学生冉有、樊迟参加鲁国反击齐国侵略的战争时,冉有使用戈矛攻杀齐军,所以能攻破齐军。孔子说:“这是合于道义的。”孔子主张符合道义的战争而反对不道义的战争。

   同篇还载“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的时候,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祭祀的事情,那是我曾经学过的;打仗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退下去,叫人套上车子就走,说:“鸟可以选择树木,树木哪里能选择鸟?”

   这事发生在孔子在卫国时。卫国大夫孔文子本人娶的是太子蒯聩的姐姐,他又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位公室成员大叔疾。其实大叔疾原本娶的是宋大夫子朝的两个女儿。

   后来宋子朝谋反出奔,孔文子就强迫大叔疾把宋子朝的两个女儿休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谁知大叔疾怀恋旧情,仍然与原配保持关系,偷偷来往。这件事情在卫国闹得满城风雨,孔文子一怒之下召回了自己的女儿,并打算发兵攻打大叔氏,所以专门去找孔子征询意见。

   孔子对孔文子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因为寄人篱下,也没有明确反对,就说他不懂打仗,就准备带着弟子离开卫国。可见孔子心目中对战争始终有一个道义的标准来评判和应对。

   进入战国,战争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孟子反对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不符合“义”的标准,即不但违反了西周以来礼制所规定的名分制度,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对于有人宣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他直截了当地判定为“大罪也”(《孟子·尽心下》),把“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的法家、纵横家之徒斥为“民贼”(《孟子·告子下》)。

   对于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斥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建议“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让那些好战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孟子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

   对于能够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因为他们是为民而战,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师。《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从前汤还以亳为首都的时候,与葛国是邻国。葛国国君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牺牲。’汤就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自己给吃了,又没有用来祭祀。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谷物。’汤就叫毫地的民众去葛国替他耕种,年老体弱的人就给耕种的人送饭。葛伯却带领自己的人半路拦截带有酒肉饭菜的人进行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掉。有个孩子拿着饭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葛伯竟然杀了孩子,抢走了饭和肉。《尚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就是说的这件事。因为葛伯杀了这个孩子,汤才去征讨他,普天下的人都说:‘汤不是为了占有天下,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汤王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征讨十一次而天下无敌。向东征讨,西面的人民就埋怨;向南征讨,北面的人民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人民盼望他来,就像大旱之时盼望下雨一样。”

   因为商汤是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孟子·滕文公下》)。这说明,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不是一般地反对君主,而是反对独裁专制的君主。

   《孟子·梁惠王上篇》载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针对梁惠王处于的被动挨打,国力衰微局面,希望他不要溺于私仇,睚眦必报,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在物质生产方面有三项内容:一是刑罚,二是薄赋税,三是深耕易耨。省刑罚属于法治,薄赋税属于财政,深耕易耨属于农业生产。前两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孟子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国民孝、悌、忠、信的品德,使他们在家能够侍奉父母兄长,出门能够尊敬长辈上级,有来犯之敌可以拼死保家卫国,英勇抵抗强敌入侵。即使强大如秦国、楚国,如果他们的君主不知吝惜民力,一味发动战争,不能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受冻挨饿,生命难保,陷入灾难的深渊。这时如果大王带兵去征伐他们,一定没有人抵抗。行仁政的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行仁政的弱国可以战胜强国。

   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仁者无敌。”因为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无敌于天下的。

   荀子在战国末期经历了更多规模更大的战争,他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提倡“仁人之兵”。《荀子·议兵篇》记载临武君和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之道,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上取得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观察好敌人的变动情况,比敌人后行动但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代的方法,大凡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在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罢了。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孙武、吴起用了这种办法,因而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依靠使民众归附的办法呢?”荀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意志。您所看重的,是权变谋略、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攻取掠夺、机变诡诈:这些都是诸侯干的事。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可以被欺诈的,只是一些懈怠大意的军队,羸弱疲惫的军队,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仁德之人上下之间,各位将领齐心一致,三军共同努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捍卫脑袋眼睛、庇护胸部腹部一样。

   后来,他的学生陈嚣问荀子说:“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先生议论用兵,经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啊!

   荀子回答说:“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搞乱它。那用兵,是为了禁止横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他们停留的地方会得到全面治理,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受到教育感化,就像及时雨的降落,没有人不欢喜。

   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使用仁义的军队驰骋于天下的。所以近处喜爱他们的善良,远方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的刀口上还没有沾上鲜血,远近的人就来归附了;德行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荀子的仁人之兵后来就演变成仁义之兵、仁义之师,用来指伸张仁爱正义,讨伐邪恶残暴的军队。

   总之,由于儒家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提倡“化干戈为玉帛”,但也不怕战争,勇于参加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争和替天行道的仁义战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即使强大的国家,好战必然灭亡;天下虽然暂时安定,而忘记了还有战争也不行,会处于危险之中,还要居安思危,居危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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