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现实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22-01-26 10: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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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升   何宛昱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枢,著名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就读于东林小学、明德中学、雅礼学校,1915年赴美勤工俭学,1916年入波莫纳大学,以历史学为专业。1920年入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2年入哈佛大学,后赴欧洲,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蔡元培邀请回到北大任教,经李大钊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1927年赴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与马季亚尔就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发生争论。1928年回国,次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组织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撰写多部农村问题研究著作。1933年正式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1934年,赴日本东洋文库工作。1935年再赴苏联,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美国太平洋学会工作,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1939年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合”运动,创办《远东通讯》。1942年辗转至桂林,1946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特聘教授。1950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并出任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宋庆龄筹办《中国建设》。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和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等职。

   陈翰笙是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享誉中西的学术大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践行者,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均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为中心。他力图以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解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项工作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农村调查领域的开创性和拓展性工作。陈翰笙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者,不仅以笔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行,而且切实进行革命活动,以战士的姿态昂扬奋斗。

   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

   陈翰笙早年在美国和德国求学,以历史为主业,能熟练使用英语写作,并利用德、俄、日、法等多种语言进行研究,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蔡元培先生邀请,陈翰笙携夫人顾淑型回国。陈翰笙赴北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并通过其介绍,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一些苏联友人。这些交往使他能够阅读《资本论》并同友人讨论,逐渐以唯物史观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他在晚年回忆说:“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1926年,陈翰笙曾见到蔡和森,了解到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和顾淑型经过日本到达苏联,在共产国际筹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中国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密切相关。陈翰笙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邂逅了担任该所东方部部长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马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1926年曾到过中国,正在写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二人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等问题进行了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属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东方的永佃制形式是中国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解体的不是等级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农民所有权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主义不能征服和排除商业高利贷资本,只能隶属于财政资本之下。陈翰笙认为中国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要认识这种复杂性,就迫切地需要进行翔实的社会调查。

   1928年,陈翰笙夫妇回到中国,应蔡元培先生邀请,陈翰笙于次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领导一批青年开启中国农村调查。当时,已有多个国内外团体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多样的社会调查。陈翰笙为调查进行了充分理论准备,广泛搜集调查资料,分析调查方法优劣,扬长避短。除《资本论》外,他们还讨论列宁、考茨基、马季亚尔、廖谦珂等多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和观点。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指导和主要方法,兼及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足迹遍及江苏、河北、浙江、黑龙江、广东、云南、广西、陕西等地。陈翰笙完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亩的差异》《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著作。他们通过广泛调查和多种研究报告的出版,将中国不同区域农村间的广泛差异、土地计量方法和单位的区域差异、土地分配不均、土地所有权复杂多样、农民沉重的税役负担等状况,呈现给了国内外的研究者和读者。他们于1933年正式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在青年中间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参加调查的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等众多青年,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参加革命有所作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三场论战,直指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形态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以“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等为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等为另一方,论战双方争论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农村问题研究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划分阶级的方法、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资本的作用、小农经济的特点、地主是否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等。这些论题既涉及农村问题研究方法,也包括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认识。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成员充分利用《新中华》《中国农村》《益世报》等报刊表达观点,并出版汉、英、日、俄语版本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作,以农村调查为基础,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出色地公开表达左翼学者的论点,批驳了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成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研究社会性质的学术实践。陈翰笙将薛暮桥等人的文章编辑为《农村中国》英文论文集,在太平洋学会资助下在美国出版,并出版了日文版。这些文章对中国农村社会中地权复杂、土地分配不均、高利贷盛行、农民负担沉重、手工业衰落等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揭露,论证了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陈翰笙成为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时至今日,他的观点仍然受到重视。

   1940年10月,陈翰笙赴西双版纳调查,完成《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是其节选本)。他指出,西双版纳封建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农村公社是并存的,存在着前封建主义的农村公社,土地则属于部落及其氏族成员所有,农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血缘在农村公社里始终起着控制作用。这项研究丰富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也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提供了实证性材料。陈翰笙反对将中国社会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特殊论。他注意考察中国不同区域生产关系的差异,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视为一个转变中的社会,完全的封建还未过去、完全的资本主义还未到来的社会,在理解区域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何种生产关系占优势。他将中国社会归入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社会。

   1944年,陈翰笙在《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中指出,中国制定工业化的政策不能忽视历史的继续性和工业的社会性,以及辅助工厂工业的手工业。他在研究印度经济区域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当大多数人购买力极低时,真正的工业化几乎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真正的工业化是工厂生产为国内市场服务的工业化。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是实现真正的工业化的前提。在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要利用国内市场积累资金,在建设上应当按照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的顺序进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29—1930年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调查基础上,于1958年、1987年、1998年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无锡、保定调查,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坚定不移走革命之路

   陈翰笙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既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又与其个人成长经历相关。他在幼时受教于东林小学,饱经传统士人观念的浸染,少年时代又就学于黄兴任教的明德中学,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1910年,陈翰笙写下《书怀邹容》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反映了其少年时代对革命者怀有的崇敬之情。李大钊是陈翰笙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在1980年回忆李大钊时,称其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陈翰笙始终坚定不移地走革命之路,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他经过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为《国际新闻通讯》供稿。1926年,陈翰笙亲历“三一八”惨案,写下《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惨案的血腥和李大钊的被捕就义,更加坚定了陈翰笙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明确指出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从理论上廓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是最迫切的时代之问,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成为将治学与革命密切结合的践行者。

   陈翰笙从1932年开始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1933年,陈翰笙在《梦想的中国》一文中,希望“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因此寿终正寝”。他通过宋庆龄结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进而结识里哈尔德·佐尔格,成为其小组成员,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陈翰笙夫妇赴日本东洋文库工作,其实是配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的活动。1935年,因为有暴露的危险,陈翰笙夫妇再次辗转赴苏联,后陈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9年,陈翰笙夫妇在美国工作,陈翰笙以太平洋学会的工作为生,实际上是帮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发动捐款购买医药及救护车等,赠送给中国八路军。陈翰笙在美国广泛结交同情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并撰写文章驳斥对于中国局势的错误观点。

   陈翰笙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以文章、书评、信件、宣传册等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讲求宣传策略,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力求为中国的进步力量争取广泛的支持。七七事变前后,陈翰笙积极撰写文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在此期间写作《征服与人口》《七七回顾——一位中国官员揭示的战前中国政策》《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中国持续抗战的前景》等文章,以阶级方法分析中国和日本社会各个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掠夺性,日本重工业集团和军国主义者的政策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最重要的原因。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消除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维护甚至加剧这种关系,日本无法通过征服解决人口问题。这些文章刊登在《太平洋事务》《远东观察》《美亚》等杂志上,并对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问题的论著进行讨论,宣传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抗日战争的观点。1938年初,陈翰笙受到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的邀请,到加拿大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赢得加拿大朋友的赞扬。

1939年5月,陈翰笙夫妇按照党的指示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业合作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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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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