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新问题、新逻辑决定了短期宏观稳定需要新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22-01-22 0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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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以下观点整理自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2年1月)(总第52期)上的发言。

  

   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对于当前经济来讲,一是要深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给出的“三重压力”的判断,同时要重视目前“三重压力”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并且这“三重压力”与我们在2009年、2015年所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本质性的差别。第一,需求下滑。需求不足不仅仅是过去外需的不足,恰恰相反,体现在国内消费的这种疲弱和投资的不足。第二,供给冲击,这是以往历次经济下行期没有体现过的冲击。当然这和疫情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所探求的供给收缩,不仅仅是经济内生循环的一种产物,同时也是由于整个疫情冲击下的这样一种巨大变化。第三,预期转弱。不仅仅有疫情所带来的天然的悲观,同时也有各种政策的挤碰头、各种调控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因此,如果要梳理三重下行压力背后的力量,第一点就是疫情这种外生因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这种规律是我们把握宏观的关键点之一。第二点是我们在疫情冲击下,几大转型在加速:从传统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驱动的转型;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模式的发展向新发展格局进行转型的大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要目标的绿色大转型;支撑过去四十年快速城市化、快速工业化、快速金融深化的一个垫脚石——土地和房地产发生剧烈的转型。这几大转型对于我们民族而言都是天大的转型,但这几大转型在疫情促进和战略节奏的启动下,加速进行了叠加,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第三个因素是在四大转型和疫情冲击下,很多传统的结构性问题在恶化,这种恶化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金融扭曲、债务率过高、财政扭曲。财政动能结构性问题很严重,疫情期间要出台一系列的常态政策,都会带来很多这样的变化。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当下三大经济下行压力,用常态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当前的经济下行与我们在1997年、2008年、2015年的周期性变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问题,所以新问题必须要有新思路来处理它。

   新问题的处理思路,依然要深刻研究疫情的不确定性和病毒传播的规律,精准把握2022年疫情政策的再定位、再调整。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和下一步欧美可能实行全面放开,这不仅仅是疫情本身的冲击,同时也是对我们经济上更大的一种检验。我们不仅仅是动态清零要更精准,而且对全世界疫情政策,整个病毒演化的规律要有更为清楚的研判,对我们整个疫情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要有一个很好的研判。去年和前年疫情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基础。当然这种模式是不是要一成不变,是不是要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再定位,这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研判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大转型、大疫情、大扭曲叠加下的状况,疫情里的这种扭转和稳定靠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总书记的讲话毫无疑问成为我们疫情稳定的“定海神针”。我们要很好地按照中央的精神,特别是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来落实。这个落实和对于整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五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的澄清、进一步的落实是关键,因为前期很多预期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低迷,很重要就是在于对共同富裕的看法,对于资本规范、有序发展的这种管控上面不同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于风险、外部环境的变化的一些看法。当然还有对于双碳战略和风险防控的一系列的方向和基本的框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清晰,操作上存在着相互冲突、实施上效果与目标相违背的这样一种状态。

   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五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说明,这个说明在理论上更清晰,便于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这种理论创新,使得我们更加凝聚共识。当然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要有实践的创新,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是新问题,不是旧问题,总书记也反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新阶段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是要注意到的。

   对于大家常常谈到的金融风险的问题。金融风险在这样的大转折点出现并不可怕,也不是超出预期,因为全球都处在这种超级风险的范围之内。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中国的风险防范机制与欧美的风险防范机制具有本质性的一些差别。我们不仅仅要对旧风险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和清晰的认识,同时还要对一系列的新风险有相应的看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会不会在美元债上出现一些边际性的、系统性的扰动。在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博弈的焦点会不会从去年的民主人权主题向金融领域进行转变。

   当然今年还有一个超级灰犀牛的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把握,我们认为都需要一些新思路。比如就业,两亿的弹性就业、前几年延迟毕业的叠加,以及相关部门在管控中间所释放出来的失业,实际上需要新的研判。同时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新的政策,而不是原来传统的“几板斧”,不是简单地争论财政赤字率要有多高,也不是简单分析M2增速的合宜水平。这样一些总量性和传统性的方法,对付以往的压力是可以的,三重压力所隐含的几大背景,要求我们在政策上要有新思路。从经济工作会议上所看到的这种新思路已经全面显现,也看到了下一步发展的一些希望。2022年是会超越大家想象的是一个平稳之年,但是要将我们的目光放到未来两三年。因为很有可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将一些问题掩盖、将一些问题延后,这可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对当下一季度、二季度所呈现出的问题表现出过度的关心。我们目前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把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新出来的这些问题用更远的眼光,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创新性地思维和分析。

   针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政策选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七个方面的政策部署。在接下来如何全面落实是核心重点,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一点: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的确需要我们在地方换届之后,新一轮的干部体系要真正地鼓足干劲,在新一轮发展中发挥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专门强调了一些干部缺乏科技和经济知识,由传统的不敢为、不愿为到现在面临了能力恐慌的问题。2022年的形势很复杂,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与传统的下行压力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依葫芦画瓢的旧思维方式来处理新问题,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第二点,货币政策定位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高债务条件下,流动性管理的新规律、新问题和新挑战。去年降杠杆有点激进,从而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名义上是稳健的,但是实际上是偏松的,这是我们经济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年怎样预测宏观以及怎样对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进行前瞻性地调整,这里面需要很多科学的研判,特别是利率下降的空间是否存在。认真研判这里面依然存在着相对较大的空间,虽然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看似比较简单,但事实上这恰恰是考验我们治理能力的一个关键。

   第三点,财政总量问题,因为按照我们的测算,2022年整个政府收入总量依然在44万亿左右,这个规模实际上是很庞大的规模,但是财政的结构和节奏都是应该高度关注的。

   第四点,房地产政策。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这三稳在短期宏观中很重要,但是另外一块就是政策手段要发力,要在很大程度上对冲短期市场动带来的冲击。这些年中短期波动全面绑架了长期战略的实施,使我们延误了很多房地产转型改革的窗口期。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的一些契机,依然要稳定地推动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时政府端要在稳定短期上面有所作为,在稳定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销售上达成二者很重要的契合点,也就是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要在廉租房、公租房等政府端公共住房的供应上下大力气,虽然这里压力很大,地方政府动力也不足,但是在目前看来这是稳投资促消费的双节点策略,同时也是能够促进短期稳定和中期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中间举措。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上面进一步进行规划,进行资金的调配,而不是简单地用现在可调配的资金来进行相应的规划,进而丢失我们目前的这个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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