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乐观与悲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2-01-13 16: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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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乐观与悲观的“观”字,代表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看法,也代表决定行为的方向和做人的态度的根本看法。这种看法普遍多叫做“直观”或“洞见”。这其中当然包含有知识和见解的成分。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以知识为主宰,以见解为指导。假如看法错误,行为自然也随之错误。假如见解正确,则受其指导的行为,必然也趋于正轨。观与行或知与行是永远合一而不能分的。盲目者必冥行,无知者必妄为。真切笃实之知与明觉精察之行,永远是合一而不分的。悲观与乐观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看法,直接产生不同的行为,影响不同的生活。

  

   乐与悲是人类共有的情绪。乐观与悲观就是以乐同悲的情绪相伴随相辅助去观察人生和世界,所以又包含有情绪的成分。无论悲观或乐观皆可叫做“情绪观”。与纯理智的抽象的科学的看法不同。抽象的理智的看法对于实际行为比较不容易发生直接迅速的影响。而包有情感作用的看法或见解,为情绪所渲染,生动、活泼、具体,容易产生直接行为,支配实际生活。

  

   悲观与乐观既然都是有情绪伴随辅助的看法,当然都是主观的,随个人的感触、性情、态度、环境而变易的。因此也可以说悲观与乐观皆是不好的看法,我们最好是不悲观不乐观,实事求是,不动感情,受纯理智的指导,勿陷于主观。但在某意义下,悲观与乐观仍然可以说是客观的,因为悲和乐的情绪也可以有普遍性必然性,因此也有客观性。凡人皆有人情,一个人虽欲不乐观亦不悲观也不可能。而且情感之出于本心发抒得其正者曰正情、真情。基于正情真情而出发的乐观或悲观,于观认外物、调理生活,亦有很大的价值。不过,基于悲乐的情绪来看人生和世界而得的知识,同基于理智来看人生和世界所得的知识,性质上有些两样罢了。

  

   根据上面对于乐观和悲观性质的解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悲观”不是“观悲”。对于一个人悲哀的情绪,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如像心理学家分析悲哀情绪的状态,穷究悲哀心理的来源,考察悲哀事实在神经上所发生的作用。在做这种研究工作的时候,心理学家本人并不“悲观”,他乃是在“观悲”。又如社会学家对于劳苦大众的贫穷愁苦,加以事实的统计,科学的调查,也是“观悲”,而不是“悲观”。甚至当我们于敌机轰炸、敌骑蹂躏之后,去巡视灾区,慰问难胞,我们诚不免洒同情之泪,我们观悲了,同时又有悲哀的情绪了,然而我们对抗战的前途,复仇的决心,却并不悲观。悲观乃是对于众人目前认为快乐的事情,于其将来的前途怀隐忧,感痛苦。乃是基于情绪的一种看法,即不仅是主观的情绪,亦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研究的报告。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分辨“乐观”不是“观乐”。譬如,参加盛宴,进戏园,看热闹,都可以说是“观乐”,但却并不一定是“乐观”。因为赴宴会看热闹的人,心中也许感得异常孤寂悲哀,或兴“良辰不再”之叹,或有“众醉独醒”之感。足见乐观的人并不一定是参加快乐场合,自己享受快乐,而每每是对于众人认为痛苦悲哀没有办法的状况抱乐观态度。所以乐观多少包含有主观上轻蔑痛苦、超越悲哀的态度,而并不是事实上否认痛苦和悲哀的客观现象。

  

   乐观和悲观既然是主观的态度,所以一个人之抱乐观或抱悲观并不一定为客观事实所决定,而是随个人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为转移。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家境甚好,涉世甚浅,然而每每稍受挫折,便容易陷于悲观。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苦的人,对于人生倒反而取乐观的态度。又如自抗战以来,许多安处在后方,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或是住在租界上当寓公的人,往往对于抗战前途,深抱悲观。而在前线作战的将士,在医院治疗的伤兵,从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对于抗战的前途,反而养成乐观的展望。由此足见真正乐观的人并不一定志得意满,快乐舒服,生活上毫无痛苦。同样,悲观的人也不一定垂头丧气,自苦自杀。当曹操以一世之雄,破荆州下江陵,横槊赋诗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诗歌,却是“忧思难忘”“杜康解忧”的悲观情调。叔本华是著名的悲观主义的哲学家,然而他最怕死,最反对自杀。抱悲观主义的人不仅不自杀,有时愈悲观愈享乐,愈纵情肆欲,酣歌宴饮,以求目前一时的快感。在相反的方面,乐观的人往往能够不怕死、肯牺牲。历史上许多忠臣烈士、先知先觉,到了生死关头,慷慨就义,然而他们精神上仍是乐观的。耶稣上十字架,仍然祷告上帝,宽恕世人。苏格拉底始终相信善人快乐,恶人痛苦,当他被群众判处死刑时,他还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好,只有上帝知道。”其实许多圣贤豪杰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不减少其奋斗的勇气,大抵都由于他们精神上修养达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那里支持着、鼓舞着他们的大无畏精神。

  

   大概讲来,除非到了颓唐衰乱、人心已死、生机毫无的末世,世界上的人最大多数都是乐观者。不过多数人的乐观,只是天真素朴不知人世艰险的乐观,而不是真正的批评的理想的基于学养的乐观。悲观论可以说是恰好对于天真素朴的乐观论加以否定。悲观论者提出问题,指出困难,揭出艰险,显出人世狰狞面目的真相,使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遭受严重的打击,因而趋于深刻化。因为肤浅轻易的乐观论者,往往忽视现实,把人世看得太单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每致陷于懒惰懈怠,喜苟安,不紧张,不知盘根错节,艰难困苦,甚至处于覆巢积薪之下,做了釜底游鱼,犹恬然自嬉,不知危惧。对于这种最坏意义的乐观和对于这种素朴的乐观的流弊,悲观论确有补偏救弊的好处。悲观论在这种意义下乃是盛世的危言,能给恬嬉自满者以警惕和忠告。不过我们须知警惕世人,向盛世贡献危言和忠告,乃出于圣贤淑世的苦心,并不能算作悲观主义。如果,警惕和忠告可算作悲观论,那么也只有这种具苦心有深意的悲观论,才是比较健康无弊,可以为我们所承认的悲观论。同时,我们又须知道,肤浅轻易恬嬉苟安的乐观乃是出于愚昧无知,不能说是真正的“观”,更说不上是“乐观”。

  

   真正的乐观,根据上文所说,应是基于真纯的快乐的情绪的看法。人类最高尚、最纯洁、最普遍、且与快乐最不可分的情绪,就是“爱”或“仁爱”,也可以说是同情心或恻隐之心。人生最真纯的快乐,既出于仁爱,则在此意义下,人生真正的乐观应是“仁爱观”或“同情观”。一个人用同情的了解、仁爱的态度,来观察人生、欣赏事物,就是真正的乐观者。谚语常说,“为善最乐”,其实亦可说是仁者最乐,仁爱为快乐之本。因为仁者能够本仁爱的态度来观察宇宙人生,他自然可以发现“堂前春草,生意一般”,并体验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境界。《论语》又说:“仁者不忧不惧。”所谓不忧不惧,就多少含有不悲观的意思。美国诗人兰利尔有一首寓言诗,题目叫做“仁爱如何寻求地狱?”诗里的大意是说:有一个王子名叫“仁爱”。他有两个臣子,一个名叫“感觉”,一个名叫“理智”。有一天王子听见人讲述地狱可怕的情形。他想知道到底地狱是怎样的状况。他先派臣子“感觉”去调查。“感觉”回来说,在人类社会间四处都布满了阴霾,地狱就在人类的行为里。王子不十分相信,又派臣子“理智”去察看。“理智”回来报告道,地狱即在人类的内心中,即在罪犯的灵魂里。这王子“仁爱”仍然不大相信,决定亲自去视察。结果他看见世人尽皆满面春风,和睦可亲,罪犯也从忏悔里得解救,心安理得,复有生机。他寻来寻去终于寻不着地狱。这诗最足以代表美国人的乐观态度。因为美国人得天独厚,只知人之可爱,世界之可欣赏。从这诗的含义看来,有仁爱的人必然抱乐观。单凭理智或感觉来看人生,便难免不陷于悲观了。仁爱就好像光明,光明一到,黑暗消散,仁爱所至,悲苦绝迹。俗话常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说法,这也许道出了普遍的爱情心理。一个人有了爱情,有时可以化丑为美,把他爱的对象认作美的对象。同样,一个人有了仁爱,他就可以化恶为善,化险为夷;看得见人性中最光明的一面,因而养成乐观的心境。所以乐观实与仁爱不可分。至圣至仁就是至乐观之人,未有不仁的人而会成为真正的乐观论者。

  

   乐观又可以叫做“信心观”。所谓信心包含三方面,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有信心,对天道或宇宙法则有信心。凡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必然是乐观的人。他俯仰无愧,内省不疚。自觉足跟站得稳实,根本没有动摇,无论在如何艰险困苦的境地中,他不会失掉自信力。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有转败为胜,转恶为善,转不幸为幸的权衡。所谓对他人有信心就是相信人性本来是善的,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有公道的。相信不善的人终是可以感化转变的。还有,对人有信心,也就是勿猜疑、勿怀疑别人的动机,勿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他人行为的动机,这也就是古人所谓“不逆诈,不臆不信”。所谓相信天道,就是相信天道是公正的,相信在全宇宙的法则里,善人终必战胜恶人,理性终必战胜无理性,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有了这种由体验、由学养而达到的信心,就是乐观态度的出发点。

  

   “信心观”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希望观”。一个人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前途乃至世界的将来有信心,也就是说他具有希望。对于将来的无穷的信心与希望,自然会形成对于世界与人生的乐观的看法。譬如,即就青年生活而论,假如我们只从表面部分去看见青年所表现的嚣张、颓废、懒惰、浮嚣、幼稚、狂妄种种弱点,自然不免悲观,因而会减少我们对于教育效能的信心。然而当我们想到青年的迷途是一时的,是可以改善的,并想到青年将是社会的柱石,国家的主人翁,一切实业、政治、学术界领袖的候补人,换言之,用“后生可畏”的眼光来看青年,以希望、信心来看青年,那就自然会趋于乐观,因而可以相信教育的效能,增加教育的兴趣了。

  

   由此可以推知,与乐观正相反的悲观,就是一种“无情观”“不仁观”,以别于同情观、仁爱观;悲观是一种“冷眼观”“怀疑观”“绝望观”,以别于乐观之为信心观、希望观。我们真可以说乐观是精神发皇蓬蓬勃勃的“朝气观”,悲观是志气消沉衰老颓丧的“暮气观”。所谓悲观几可以说是随处取吹毛求疵的态度以观人论事,无论论人论事都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持这样态度的人,对人对事,当然没有同情,没有信心,没有希望。但须知稍有人世经验的人,当不难体察到,或以人心的奸诈,或以环境的险恶,或以误解与仇恨,或以忌妒与倾轧,仁爱时受创伤,信心每易动摇,希望亦常趋幻灭。要想克服悲观,赢得乐观,实是难事。所以真正的乐观,必然是生活过程中再接再厉所达到的境界。它是弥补了创伤的仁爱,稳定了动摇的信心,恢复了幻灭的希望,而后坚持着的一种观点。

  

   乐观也可以说是进化观。假如一个人能够在变动生长的过程中,看出发展的阶段,进步的程序,他就会养成一种逐渐向上、日新不已的乐观态度。近代西洋进化思想的盛行,不论是达尔文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或是黑格尔辩证法和逻辑上矛盾进展的进化论,都带有强烈的乐观色彩。中国数千年来大都在“退化观”的思想笼罩之下,一般人大都把黄金时代放在远古,认为历史的演变,总是一代不如一代。所谓魏碑不如汉碑,唐碑不如魏碑,宋碑不如唐碑,这种种退化的看法,使得我们无论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学艺术上,都觉得今人不如古人,后人不如前人。甚至在个人生活上,也感觉好像是一天不如一天地在退化,有如黄山谷诗所谓:“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类似这种彻底普遍的退化观,无形中养成一种极端消极的悲观论。足见进化观与退化观不仅是近代精神与中古精神的分水岭,而且是划分乐观论与悲观论的最大关键。

  

   当然,要抱进化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今不如古的客观现象。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的帝王,除了创业的帝王英雄神武外,以后照例一代不如一代,依次递退,直至亡国为止。这样铁一般的退化的事实,又怎么能够勉强加以乐观进化的解释呢?然而,历史是长久的,文化是多方面的。受过进化论洗礼的历史家,当不难寻出历史发展的线索,看出逐渐进化的阶段。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中国文学史方面进化发展的研究解释,似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似尚没有推进到别的部门罢了。而且安知道过去历史之总是有一代不如一代之退步的事实,不是多少由于思想为退化观所支配,而乏超迈前修努力创进的精神有以使然呢?退化观有使人沉滞不思上进的影响,进化观有鼓励人努力创进的效力,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吧。

  

   根据以上的讨论则乐观与悲观两种看法,性质之异同,价值之高下,何去何取,显而易明,不难决定了。不过须知悲观论亦有其相当价值。悲观论足以否定浅薄轻易、恬嬉自满、不学无术的乐观。并且须知悲观主义每挟现实以俱来,其传染于人有如疾病,亦非可轻易摒除。同情心稍有不丰,仁爱稍有不诚,信心稍有不坚,希望稍有不真,而为退化观的旧说所动,则悲观思想便乘虚而入,无能自拔。更须知乐观亦非轻易可得,必须基于学问修养,经验阅历,有眼光,有毅力,能克服恶劣险阻的环境,战胜悲观,方可达到真正健全而无流弊的乐观思想。

  

   (1941年发表于昆明)

  

   选自《文化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贺麟(1902—1992),学者、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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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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