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2-01-10 17:45:07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新闻传播学编辑部  

   202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密切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深入聚焦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持续推动研究范式转换,多维探析学科发展创新之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重大主题研究

  

   结合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现实问题,新闻传播学围绕“建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及“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两个重大主题,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

   (一)建党百年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童兵提出,党的领导和党媒事业同生共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媒的灵魂与指导思想,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媒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与不竭动力。郑保卫、王青提出,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思想精髓可概括为“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最宝贵的思想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引领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陈力丹等多维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时的路”,分析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传播观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依据大量珍贵史料原件和访谈,展现了列宁《火星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传播轨迹。邓绍根以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转向为中心,直面历史争论,重新考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过程,追寻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原点和优良传统。丁柏铨考察了建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轨迹,提出党的舆论观在改革开放后进入系统性理论构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体现出系统化、系列化、创新化的显著特点,舆论引导“时度效”论、“同心圆”论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季为民考察分析了党的新闻理论在百年新闻实践中接续传承、吐故纳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逻辑。董天策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中先后形成了党性原则、舆论监督、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核心理念,充分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与理论魅力。马凌、刘胜男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观念、宣传组织与宣传方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宣传与新闻、宣传与鼓动、宣传与舆论、宣传与教育、宣传与文艺的关系。

   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是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润泽、王婉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总署的成立与撤销为线索,考察了“党管媒体”原则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周庆安、刘勇亮提出,百年来党的新闻发布工作经历了从个体到组织、从宣传到对话、从应急到常规直至成为党的考核机制的变革,折射了党从革命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换。姬德强、朱泓宇从党际、国际、命运共同体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共百年对外传播史,提出对外传播主体身份的变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角色的传承、转化与发展。刘小燕、崔远航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研究图谱,提供了观察中共百年新闻政策演变的另种视角。

   新闻实践研究关注到报刊活动的宣传动员和修辞策略。陈信凌、邱世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最早建构的新闻宣传实践框架及其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宏大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在“统一的体制与格局”形成前,它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周旭东、徐开彬考察分析了中共早期革命运动宣传的修辞策略,提出运动修辞主要是为处于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中的劳动者提供“觉醒”和“起来”的合理性,《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是这场办报活动在修辞层面的延续和体现。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时代如何推进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主题。

   从宏观上把握国际传播的理念和方向具有根本性意义。胡正荣、李涵舒提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中国国际传播的推进应“回到中国”汲取原生文化营养,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程曼丽提出,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适应性话语,又要讲好“世界道理”,为求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姜飞提出,利益、边界和秩序构成国际传播变局三大历史线索,当前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与导向的变局趋势,主要表现为对一个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秩序的期待和实践。

   “全球中国”成为国际传播研究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周庆安、卢明江提出,国际传播既是全景式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又是清晰叙述中国独特魅力的过程,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相统一是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刘滢提出,为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现象,应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致力于塑造“全球中国”形象。张毓强、庞敏提出,未来国际传播推进的逻辑基点应是“理解中国”“回到中国”,并围绕“全球中国”这一逻辑核心打造“可沟通的中国”。史安斌等进而认为,“全球中国”不仅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形态,也是理解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去中心化”方法论。

   推进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关键之举。段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离不开理论支撑,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内卷化严重,突出表现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门庭冷落,存在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脱节的状况。孙利军、高金萍探讨了国际传播中“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深层动因,提出海外中国学是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渠道,有助于从外至内共筑中华民族自信。陈薇以知识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基于知识生产、知识共享和知识对话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新路径。李鲤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有待对接全球数字平台的内在逻辑,在整体观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宫承波等提出,分众传播理念指导下的国际传播实践不足以解决国际传播效能低下的问题,“分众传播”理念需逐步升级为“精准传播”理念。

  

   媒介变革、范式转换与学科创新

  

   在技术与媒介变革背景下,如何推动研究范式转换促进学科创新发展,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未来前景的重要问题。

   (一)媒介变革重塑新闻、记者、新闻业的认知及边界

   媒介变革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胡翼青、张婧妍提出,互联网使新闻变得更加“常识化”,新闻边界走向全面开放,如今很难说清“什么信息不是新闻,或者什么信息是新闻”。白红义认为,数字技术深刻嵌入新闻业日常运作,导致什么是新闻、何为新闻业、谁是记者等“元问题”发生了改变,冲击和改变着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姜红、印心悦提出,当数字技术成为社会构成性要素,新闻的力量不仅在于“表征”现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于与世界的“交遇”中生成未来。杨奇光、周楚珺提出,“新闻真实”实现的方式与策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表现为媒介技术层面的“体验真实”、认知心理层面的“收受真实”及权力关系层面的“协商真实”,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从一种专业准则转变为协同再造社会集体理性的积极因素。常江、田浩考察新闻核心观念演变发现,“真实”逐渐从本质主义概念演变为操作性概念,“客观”的话语消融于新兴的情感话语,“民主”的理念则得到进一步强化。

   媒介变革对职业记者的角色地位造成深层次冲击。王维佳、周弘研究发现,伴随着西方新闻界全职新闻记者大量被裁员和“零工记者”不断增加,平台垄断格局下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将从强调公共服务意识的“舆论监督者”转变为流量新闻中被数据分析支配的“计件工人”。徐笛提出,数字时代记者的职业边界日益模糊,最高层是专业记者,其次是业余记者,最底层是信息传播者,不同层级传播者对信息秩序的贡献和作用各不相同。王军、丁汉青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新闻从业者普遍存在着专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知危机,两者均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对情感认同和从业意愿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数字媒介崛起对传统新闻业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姜华、张涛甫提出,数字媒介解构了封闭化的传播结构,促动“杂合体新闻业”兴起,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及未来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朱春阳、钱威丞提出,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行业面临内部整合与整合社会的双向挑战,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推进职业共同体建设,是当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深层冲突。方振武、韦路比较考察欧洲12国媒介体制特征发现,媒介公共所有权增加及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社会信任情况越好,但媒介市场集中化趋势超过临界点则适得其反。张志安、冉桢研究发现,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成为传统新闻业危机,立足民族国家维系媒体公共性和构建整体性监管框架,应成为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目标。

   (二)研究范式转换推动学科发展创新

   技术实践变革推动研究范式转换,数字新闻学因之持续升温。王辰瑶认为,数字化技术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充盈的可能性,新闻学研究处在激烈变革的开端,进入一个新的理论研究生命周期。常江提出,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是新闻学在新的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范式。王斌提出,从构建关系型知识的角度拓展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研究路径,从本体拓展到范式转换促进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系统性变革。陆小华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仍处在萌芽初起阶段,数字内容与人的关系构成数字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对网络新闻学之热进行冷思考。李艳红提出,新闻业究竟如何为社会建立意义和提供知识,是新闻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意识之一,但这一问题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框架分析方法在当下研究中却很少被践行,导致意义建构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知识盲区。黄文森认为,新闻学在方法论层面出现了“数字转向”和“计算转向”,但对于计算方法在何种限定条件下才可能为新闻学研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或想象力,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探讨。

   数字新闻学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向,还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思考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和新闻学的发展问题。杨保军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只有提出能够引领中国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新闻观念,才能真正谈得上为世界新闻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当代中国新闻学既要“上升”成为“走向宏观的新闻学”“走向世界的新闻学”,又要“下沉”成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走向受众(用户)的新闻学”。涂凌波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张垒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不仅要能够指导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实践,而且要为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提供中国方案。吴飞、杨龙梦珏提出,在不确定性的危机中,新闻学只有重访人文主义传统,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才能更好促进对新闻业的重新理解。孙藜提出,新闻学欲寻求“突破”或“范式转换”,关键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旧有“概念”体系,其中必然离不开对“现代报纸”的重新认识。

学科自主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赵曙光、刘沂铭基于对1997年至2018年的文献计量分析提出,传播学的跨学科属性进入新阶段,学科交叉引用“逆差”较此前显著减少,跨过了施拉姆所言的“十字路口”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824.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