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22-01-09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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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何以讲好“人权”故事?

  

   从特朗普对中国全面发起贸易战以来,不少开明人士仅仅将其看作特朗普在民粹主义支持下的疯狂举动,从而期待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主党上台之后,拜登政府能够恢复商业理性,着眼于中美两国商业利益而缓和对华关系,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两国的经贸分歧。然而,在2021年3月举世瞩目的中美阿拉斯加对话上,双方争论的并非具体的经贸分歧,而是两国关系的定位。拜登政府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以“人权帝国”形象回归世界并继续领导世界,以矫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给美国的世界帝国形象带来的损害。为此,拜登政府在中美会谈前一天以人权理由对中国香港施加进一步制裁。紧随其后,西方以“种族灭绝”“强迫劳动”之类的人权理由在联合国对中国展开围攻,并对新疆的棉花出口进行制裁。

  

   “贸易”与“人权”两个问题紧密挂钩,代表了美国民主党未来对华战略的根本转变,即试图按照“新冷战”的思路抢占“人权”的道德制高点,从而在西欧和东亚致力于强化“民主同盟”的建构,动员整个世界帝国的力量向中国全面施加压力。由此,中美今天的竞争决不能简单理解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压制中国崛起而引发的冲突和竞争。[1]

  

   如果我们不能从人类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那么就看不清美国两党对华政策摇摆中的不变要素,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美竞争不单纯是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是涉及两种人权理论、两种政治理念、两种全球秩序构想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观:一种是美国基于经济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所形成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世界帝国秩序观;另一种则是中国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争端,在全球化时代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一家”秩序观。[2]

  

   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两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围绕观念和价值展开的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建构的竞争,这无疑是一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贸易”和“人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涉及经济政治实力,后者涉及文化价值观念。这意味着,中美两国未来必然会在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展开话语权竞争。

   遗憾的是,中国似乎尚未充分意识到从“人权”这一普遍价值出发,讲述原本精彩的“人权故事”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在人权事业中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我们却始终未能讲好中国的“人权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也未能揭穿美国版“人权故事”的伪善面纱。以至于在这场全球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其关键在于,我们未能从全球视野理解贸易与人权之间的内在关联,未能理解人权理论的不同版本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完全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的第一代人权理论叙事,忽略或遗忘了中国秉持的社会主义传统在第二代人权理论叙事中做出的世界性贡献。因此,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人权话语权,首先就要理解美国如何利用贸易与人权之间的互动来构建世界帝国,从根本上理解“美国行为的根源”。[3]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从全球视角出发获得自信,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传统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叙事,从而在全球事务中高举“人权”旗帜,打赢人权话语的舆论战。

  

   “自由贸易的帝国”:第一代人权理论

  

   众所周知,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权理论起源于启蒙哲学,具体而言源于自然状态学说、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学说,这些学说奠定了现代宪政、法治乃至民主的基本框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权利理论称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强调是“自然人”在自然状态中作为动物拥有的为所欲为的正当性;而“自然人”一旦加入社会契约成为“公民”,就只能享有公共权力制定的“法律之下的权利”,也就是“公民权利”(civil right)。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自然权利”或“公民权利”,并不存在“人的权利”(human right)。因为“自然人”乃是动物,不是文明意义上的“人”;而自然人一旦成为人,就处在公共权力的约束之下,成为各个国家具体的“公民”。

  

   按照启蒙哲学的理论思路,自然状态中的人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会过渡到不同政治状态,根据不同的法律体系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权利是相同的,但在不同国家、民族享有的“公民权利”是不同的。初民社会、游牧民族、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公民权利无疑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传统下的公民权利也会不同。因此,如果我们真正秉持启蒙哲学传统,“勇敢地运用理性”,就不会接受今天主流学界所流行的“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和民主”之类的各种“黑话”,也就不用着力去批判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的政治争论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东方”与“西方”之争,而是源于启蒙哲学所开创的不同传统。而要解决这一争论,就必须在启蒙哲学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理性,理解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就18世纪西方的启蒙哲学而言,人权话语的建构是为了给欧洲历史中涌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状态提供正当性辩护。这就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从西欧兴起的全球商业贸易所推动的市场交换、自由流动、私有财产、契约精神、城市生活等这样一种不断扩散、壮大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经济状态和生活方式给欧洲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秩序、东方的帝国秩序以及新发现土地上的初民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称这种新型生活方式为“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更为概括性的“资本主义”。自此,在全球地理版图上形成了西欧的“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秩序、东欧的封建秩序和宗教秩序、东方的农业帝国秩序以及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初民秩序并存的格局;而商业贸易将曾经这些被分割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文明秩序联系起来,催生了最初的全球化图景。此时,面对新发现空间中的初民社会,刚开始崛起的西方拥有巨大优势,将前者变为殖民地;但面对强大富裕的东方帝国,欧洲处于明显的劣势,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通过商业和炮舰挤入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借助炮舰和通过殖民非洲、美洲所获得的白银和廉价产品,西欧才勉强获得加入“东方贸易圈”的“门票”。[4]然而,18世纪之后,欧洲发生的两件大事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化的历史图景。

   其一,英国通过长期的重商主义战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格局,英国利用炮舰打开东方帝国的贸易大门,借助廉价的工业品打开东方帝国的广阔市场,从而将这些地区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英国由此逐渐从欧洲霸主变成全球霸主,最终在19世纪打败大陆竞争者拿破仑帝国之后,成为唯一的世界霸主。为了将整个世界纳入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英国开始在全球推广“自由贸易”的理论。英国在成为全球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同时,伦敦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镑取代了白银。这意味着全球经济霸主从东方世界转向西方,从中国转向了英国,全球经济和权势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移。最终,英国建立起第一个扩至全球的世界帝国——“自由贸易的帝国”。也正是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推动的世界帝国兴起和全球权势大转移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

  

   其二,法国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性贡献。18世纪,英法两国曾长时期在全球层面相互竞争。英国人通过海洋贸易获得了巨大的殖民地和财富,而法国长期被面向大陆的农业政策阻碍,未能向英国那样走向全球商业扩张。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由法国在全球遭受屈辱引发的一种过激精神反应。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不仅产生了大革命的激情,而且产生了大革命之后的重要文件《人和公民权利宣言》。这个文件将启蒙哲学的抽象性概括发展到极致,率先提出了“人权”(human right)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解,而是将自然状态下人作为动物的权利上升为人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人权”给出了衡量“人”与“非人”的标准和尺度。具体而言,欧洲人将自己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上升为“人类”,从而潜在地将全球其他地理空间和文明秩序中的其他民族视为“非人”或“野蛮人”;相应地,欧洲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意味着“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就意味着“野蛮”。既然是“野蛮”,那么不仅殖民主义是正当的,种族主义和大屠杀也变成了正当的。欧洲现代的“野蛮性”实际上源于欧洲人发明和垄断了“人权”概念,进而垄断了对“人”与“非人”的裁判权。

  

   欧洲崛起使得大英帝国主导的“贸易”这种经济社会生活与法国哲学主导的“人权”这种价值观念表达,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在贸易推动的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制度体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公民权利”,为“人权”充实了具体内容,核心是私有产权、市场交换权、自由贸易权,以及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形成的有限政府和宪政法治。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烂熟的辉格党叙述中的人权理论逻辑。一旦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公民权利”视为“人权”,甚至将之视为划分“人”与“非人”、“文明”与“野蛮”的尺度,那么在欧洲人看来,非洲、美洲的初民社会就仍处于“野蛮”状态,而中国、印度这些拥有漫长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体系但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东方社会,则依然处在“未开化”阶段。对这些“野蛮人”和“未开化人”进行殖民征服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改造,将他们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无疑是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的“拯救”——这被欧洲的人权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看作是白人自觉承担的历史天命,是“白人的重担”(吉卜林语)。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鼓吹人权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可能同时是帝国主义者。[5]

  

   正是通过隐含的“人”与“非人”、“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尺度,人权理论成为一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推动全球商业贸易的世界帝国肆意扩展。正是在世界帝国建构的背景下,“贸易”和“人权”开始携手合作,“贸易”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硬实力”,“人权”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软实力”,共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扩张。我们把这种与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相匹配的人权理论称为“第一代人权理论”,其要义在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交易权等,即后来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从“革命权”到“发展权”: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法国人为欧洲崛起提供的不仅是“人权”这个抽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为“人权”概念赋予不同于商业贸易这种“消极自由权”的内容,那就是平等地、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权,以及拥有政治统治权的“人民主权”,即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这种人权理论的奠基人无疑是卢梭。正是基于民主自由权和人民主权,人权理论发展出民主革命的权利、独立建国的权利和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这种理论传统的继承人,他们不断继续发展卢梭提出的人民自由权和政治自主权。

  

欧洲思想中经常区分英美自由主义与欧陆自由主义,强调前者基于所谓的经验主义,后者基于所谓的唯理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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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1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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