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2011-2016)在传播研究主体性思潮的推动下，在华夏传播断代史、华夏传播媒介、华夏传播概念、华夏传播理论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诸子传播思想等研究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进展，研究团队与专业期刊也初步显现，未来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华夏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理论、传播学本土化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综述说明

　　 华夏传播研究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一大方向或领域，伴随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在以新媒体、互联网、大数据、社交媒体和大众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传播学界的学术版图中，她依然是一棵小苗。纵览现有关于中国（华人）传播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少有顾及这一领域，不能不令人叹息。

　　 前辈学者黄星民教授曾将“华夏传播研究"界定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研究对象包括“华夏文化"与 “信息传播"，研究目标是形成“传播学中华学派"（黄星民，2002）。这一努力方向与国际一些倡导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理论的学者们形成遥相呼应之势。例如，剑桥大学文学博士维莫尔·迪萨纳亚克认为中印日韩等亚洲国家创造的文明必当依赖于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而“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式。"（维莫尔·迪萨纳亚克，2003：116）通常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播重内向、重集休、重关系，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传播理论、概念、方法与模式。而华夏传播学的使命正在于整理中国传统的传播理念、传播理论、传播制度，这不仅是理解当下中国诸社会现象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思中国传统，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传播资源；还是丰富世界传播理论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华夏传播学是华夏传播研究的终极指向，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机理和思想方法的学说。这里包涵三个含义：其一，以史鉴今，通过开展华夏传播研究，提炼华夏独特的传播理念、传播技艺；其二，华夏传播研究的目标在于既能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现象与活动，又能推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实现传播理论的当代创新；其三，着力点在于将复杂的传播现象、传播制度、传播理念通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形成一套能够保持自然生态和谐、社会关系和顺、政治运作高效廉洁、民众生活有序安宁，国际关系和平互助的传播思想、传播制度，以指导当下的传播活动，实现与社会运作方式的紧密配合。

　　 回望历史，华夏传播研究是在中华民族自主性意识推动下不断拓展的。港台的余也鲁、徐佳士等前辈学者在传播学传入中国（首先是港台地区）伊始，便提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前辈学者意识到传播学研究中国不能缺席。既然社会即传播，传播与人类相伴随始终，那么，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理应拥有丰富的传播实践、传播思想，甚至经过提升，可以提出华夏传播理论来。正是在这种民族情怀的感召下，两岸三地的学者开始了“传播学中国化"的探索，后来，其中 “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集聚在“华夏传播"的旗帜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并一时间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为组织机构，开展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从零开始》，合著概论性著作——《华夏传播论》，推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21世纪以降，尤其是近五六年来，在中国注重国家形象传播，追求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与软实力的大好形势下，传播学主体性呼声渐高的学术界在华夏传播研究方面的热情正不断被激发，一批青年学者涌现，一批有份量的成果出现，使这一领域大有兴起新高潮之势。为此，本文侧重评析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2016 年）最新的代表性论著。论文的代表性体现在以《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四本新闻传播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核心，旁及其他刊物；著作则是以近6年来这一领域的作品为主，力求既生动准确又能概览式地展示中国大陆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样态和发展趋势。

　　 二、执拗的低音：华夏传播研究在“传播学本土化”方何中拓展

　　 面对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学者们已有一定的探讨与争鸣。台湾学者认为肇始于1978年的“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是在`学术中国化"的思潮中，港台传播学者率先举办“中国传播研讨会"，目的在于“建立具有（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传播学。"（林丽云，2004：158）大陆学者胡翼青认为20世纪90年代徐佳士、余也鲁、孙旭培和郑学檬等学者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的，开展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这种研究“不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而且具有复古色彩''（王怡红，胡翼青，2010：295）。然而，以陈国明为代表的一批海外从事中华文化的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则充满信心地认为“要成功地扮演全球社会的一个分子，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在批判吸收与转化西方思想的同时，必须深耕于中华文化的土壤，耙梳与建立起自我文化的认同，然后放眼全球社会，以资提供与接收必要的双向贡献。唯有经由健全的本土性的发展与认同，再以此认同投射到整个全球社会，华人传播学才能显现其光辉与乐观的前景"（陈国明，2004：20一21）。如今，学者们更多期待华夏传播研究能够有新的拓展，并尽可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去生发自己的传播观念与理论，尽可能用价值中立的精神，力求在历史真实情境做有理有据的接地气研究。

　　 （一）华夏传播研究正向理论建构方向挺进

　　 在宏观方面，邵培仁、姚锦云基于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认为社会学家将与大众之间通过“共有的常识（知识）"，提升为理论，进而又用理论来解释“共有的常识"，从而化为大众的行动。那么中国的儒家道德传递观具有如同凯瑞基于基督教仪式原型而发展出的仪式传播观一样成为儒家道德传播观的可能。他们认为经验与理论并不存在鸿沟，而是可以经由经验而上升为理论，华夏传播研究可于此努力。（邵培仁，姚锦云，2016a）邵、姚两人连续发文，致力为“华夏传播"及其理论正名，直面学界对“华夏传播"的质疑，令人敬佩。他们认为，前人的经验通过语言和思想在后人的经验中延续，并成为后人的“意义之网"和“释义系统"，因此，以历史为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能够发展为关于现实的知识。（邵培仁、姚锦云，2016b）诚然，华夏传播研究本身是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为起点，但落脚点还是现实关怀，以能解释中国问题来寻找突破口，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方法。邵、姚二人以“寻根主义"命名本土传播理论建构路径，并且，还初步提炼出中国传播的文化“基因"：其一。传播思想（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源自“阴阳"，指向“和合"与“天人合一”，其最高境界是“通天人，合内外"；其二，传播原则（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由“仁-礼"、 “言-行”、“名-实”三对关系组成，其最高准则是“明贵贱，辩同异"；其三，传播观念（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主要包含“观味知"的信息接受观、“风草论"的情感传播观、“风水学"的空间传播观等，其精神支柱是“参天地，赞化育"。对于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而言，范畴是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言-行”、“名-实”、“心-爱”、“易-简”十对华夏传播观念，它们既是传统中国思想的重要范畴，又是中国人日常传播行为和行动的“释义系统"，对发展出“华夏传播理论"至关重要。（邵培仁，姚锦云，2016c）

　　 在微观方面，华夏传播研究也关注一些具体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加以深入研究。例如，媒介批评方面，《中国媒介批评学》一书坚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媒介批评思想与方法资源，例如从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中借鉴了“印象式批评" “诠释式批评”“考据式批评"等方法。该书充分阐发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并以此为内核，作为媒介批评的立场和理论涌泉，不失为一部华夏传播研究领域的力作（郝雨，2015）。传播效果方面，“风草论"原本是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率先提出并引起学界关注的学术构想，黄教授坚信此论是足以与西方“魔弹论"相媲美的一种华夏传播效果论。“风草论"主要内含三个层面的传播观念：注重传播过程的风化凤行，关注受众主体性的草偃草起以及风吹草偃的传播效果。“风草论"表达了中国人对传播主体德性的关注以及对“以民为本"情境下的受众主体性的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风草论"当是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一大尝试（谢清果，陈昱成，2015）。此外，也有些论文在公共传播、舆论传播、说服传播、符号学等方向上，探讨华夏文明传播史上在这些议题上所积淀的思想观念、表现形态、历史变迁，并思考其当代价值。

　　 （二）以“文明传播"概念开拓华夏传播学的崭新话语体系

　　 如何推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传播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文明传播"观念的提出及其系统的阐述，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传播学界观念创新与理论突破的一大重要举措。不过，当前似乎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随着网络新媒体盛行乃至大数据、云计算、VR等传媒技术的涌现，传播学界绝大多数的目光被此吸引了，所以需要更多精力投入的华夏传播原创理论研究领域便少了几分热闹，却反而更显得宁静而春意盎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杨瑞明、王怡红等研究员于2007年以“文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与学科创建"为题的课题被立项为院内重点课题。其课题成果以《文明传播的哲学视野》为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该成果从传播哲学的高度，指出 “文明传播"作为概念，是“文明的传播"与“传播的文明"的统一。前者强调的是“文明"在传播中生成和发展；后者强调“传播"亦是在“文明"的关照下进行的，传播活动本身也进行着“文明"的洗礼。正所谓“文明通过传播，走向对话语境，达到和谐。传播是表明文明的手段，是显露文明的平台，传播的对话方式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杨瑞明、张丹、季燕京、毛峰，2012）其实，关注这一议题的学者较早的成果当是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一一中国人的智慧》一书。我们期待学界能够承继这一创新理念，期盼能够共同打造出华夏文明传播研究的学术新高地。

　　 三、满园的春色：2011-2016年间华夏传播研究的基本态势

　　 近年来，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呼声与举措渐成社会主流，作为以中华文化的传播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华夏传播研究领域进展显著。比较突出的研究向度如下：

　　 （一）继续在西方话语观照下，进行华夏传播研究的自我审思

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