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李煜的前世与后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7 次 更新时间:2021-12-27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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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工书画,精音律,擅诗文,尤其在填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著》中夸赞他为“词中之帝”。但是李煜以赤子之心,却要背负南唐国主的重任,苦苦煎熬了15年后,终于被宋所灭;“一旦归为臣虏”,又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备受屈辱,最终年仅42岁被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杀。围绕着这位富有才华而又身世沉浮的一代词宗,历来不乏神奇的传说。



李煜天生异禀,据陆游《南唐书》卷三记载,说他“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曾慥《类说》卷五十二引《翰府名谈》也称:“江南李主一目重瞳。”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四亦云:“后主一目重瞳子。”历史当中生有“重瞳”异相的,包括上古传说中的虞舜和秦末西楚霸王项羽,由此李煜被认为是虞舜、项羽的后身。


李煜的历史功绩自然无法跟虞舜相较,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都娶了姐妹二人为妻。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嫁虞舜。南唐保大十二年(954),18岁的李煜纳大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妻,即为此后的昭惠皇后,史称“大周后”,连名字都和唐尧之女一模一样。昭惠皇后病逝后,他于北宋开宝元年(968)又娶了其胞妹为妻,即为“小周后”。因此他们在婚姻方式上非常相似。


李煜与另一位“重瞳子”项羽,则都属于悲剧性历史人物。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叱咤风云,雄霸天下,最终却被刘邦所灭,于公元前202年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这与李煜于开宝八年(975)亡国遭俘的命运何其相似。


项羽在垓下被围之际,唱出了沉雄悲凉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慷慨悲歌中,“可奈何”“奈若何”反复咏叹,声调极其苍凉。歌中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着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愧疚;不仅表现出西楚霸王儿女情长的一面,也烘托了英雄末路的凄凉。


跟项羽筚路蓝缕、身经百战的坎坷经历相比,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完全缺乏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在亡国之际,也填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将往昔南唐君王的荣华富贵与如今亡国的屈辱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现出内心的极度痛苦。“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他辞别太庙之时,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美貌的宫娥,忍不住热泪纵横,与她们依依惜别。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即云:“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虽然他们都流露出对美人的不舍之意,但是两者的精神格调卻截然不同。恰如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卷一所引萧参《希通录》云:“然项王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直是养成儿女子态耳。”


李煜在中国历史上,更多予人的是一个亡国之君的形象,人们纷纷将其类比前代的亡国之君。例如刘禅:“陈家叔宝刘家禅,狐兔荆榛。”(焦袁熹《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明人郑瑗在《蜩笑偶言》中在曾经将李煜跟刘禅进行比较,揭示他们共同的悲哀:“刘禅既为安乐公,而侍宴喜笑,无蜀技之感,司马昭哂其无情。李煜既为违命侯,而词章凄惋,有故国之思,马令讥其大愚。噫!国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与不思无往而不招诮,古人所以贵死社稷也。”


另如南朝梁代简文帝萧纲:“谁料简文宫体后,李王风致更翩翩。”(沈初《论词绝句》)还有隋炀帝杨广:“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他们都指出了李煜卓越的文学才华,以及亡国之前类似南朝宫体诗那样的华靡凄艳的文风。


当然,类比得最多的还是南朝末代君王陈叔宝,清末民初人谭莹专咏李煜的《论词绝句》即称:“叔宝后身身世似。”詹安泰在《李璟李煜词·前言》中通过分析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等词,指出:“通过这些情景的描写,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一般亡国的风流小皇帝如萧宝卷、陈叔宝之类的下场以及一般的宫廷歌姬的实际生活。”端木埰《〈词选〉批注》也剖析李煜《浪淘沙令》“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认为:“正陈叔宝之全无心肝,亡国之君千古一辙也。”华长卿《论词绝句》将李煜亡国之后所填格调凄婉之作,视为如同陈叔宝《玉树后庭花》那样的亡国之音:“哀音亡国总堪嗟,惆怅江南小李家。金粉六朝流水去,可怜《玉树后庭花》。”


不过,与陈叔宝一味地沉湎声色不同,李煜即位以来,不断遭受到来自强宋的威逼、妻儿逝去的悲哀、兄弟远隔的无奈,内心确实积郁着忧愁;亡国之后,更是深悲剧痛难以抑制。他只有通过填词,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体悟人生的慨叹,因此相较于陈叔宝,并非“全无心肝”,而是充满着极度的痛苦和惆怅,即如龙榆生在《南唐二主词叙论》中所云:“(李煜)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高旭《虞美人·题李后主词》也咏道:“争信南朝天子总无愁……算较陈家叔宝有心肝。”



现代学人马一浮指出:“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梦窗如义山。”李煜与曹植均非君父嫡长子,皆富文艺才华,而且都饱尝痛失所爱之人的悲怆。曹植与甄宓情真意切,却遭曹丕横刀夺爱,遂作《洛神赋》,将甄宓想象成洛水女神,描摹其曼妙优美的姿态。他向洛神求爱,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最后则表达出美梦成空的无限感伤。


李后主的昭惠皇后容貌端庄秀丽,颇有顾恺之画笔下洛神的风姿。陆游《南唐书》卷十六载:“(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李煜在《长相思》词上片细致描摹深情想像中娥皇秀美面容的情态:“云一,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她秀髻如云,梭簪如玉,薄罗淡衫衬托出轻盈、窈窕的身姿,双眉微皱传递出一段难以明言的幽怨。此番情景恰如曹植笔下《洛神赋》中洛神的形貌:“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纤秾得衷,修短合度。”


昭惠皇后“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马令《南唐书》卷六),可惜年仅29岁即不幸病逝。李煜痛不欲生,在五绝《书琵琶背》中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琵琶圆体修颈,形如美女,“肩如削”既是描摹琵琶的形状,更是描写女子的袅娜身姿,即如曹植《洛神赋》所云:“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李煜此诗首句一语双关,俨然就是善弹琵琶的大周后的化身。后主睹物思人,情何以堪!



历来有人将李煜跟此前的李白和此后的李清照相提并论,合称为“词家三李”,都是抓住了他们作品当中感情真挚、不假雕琢的共同艺术特征。


就三人合论者,清人孙原湘创作有《菩萨蛮·拜李图题词》分别题咏李白、李煜、李清照,词序写道:“词中三李,太白,词之祖也;南唐后主,继别者也;漱玉,继祢者也。词家多奉姜、张而不知溯其先。予与诸子学词而设醴以祀三李,作《拜李图》,各就三家调倚声歌之,以当侑乐。”表明要通过对三李词风的崇仰,扭转一味尊奉南宋姜、张的习气。康有为《江山万里楼词钞序》也指出:“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傥宕遒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亦各穷极极妍矣。然韵味之隽,含蓄之深,神情之远,词句之逸,未有若三李者。”通过与宋代诸多词人的比较,更加凸显出三李词超尘脱俗的高妙境界。


就李白、李煜合论者,较多注目于两者诗词意境的高妙浑成。樊志厚《人间词序》即云:“夫古今人词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谭献《复堂词话》也指出:“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孙维城《论李煜词近于太白七绝风调》(《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指出,李煜词近于李白七绝的,首先在于内容表达的真率自然,其次在于艺术表现的“赋情”特点,此外还表现在象喻的使用与语言的省净透明上。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采取倒装句式,把“月明中”三个字拖在后面,由此造成了独特的抒情效果,其创作手法犹如李白《蜀道难》中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就像是三记重锤一样,撞击着词人痛苦的心灵。下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语本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但是感情更加丰富,节奏更加跳荡,格调更加沉郁。恰如李白高奇无匹的诗歌不可学那样,李煜词妙造自然的境界同樣不是亦步亦趋就能够达到的,因此也成为北宋初期李煜词遭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就李煜、李清照合论者,则较多揭示两者身世之坎坷凄惨、词作情意之真切,即如袁学渊《适园论词》所云:“词中三李并重。青莲笔挟飞仙,飘飘有凌云之气,自是词中上乘。李后主哀思缠绵,尽是亡国之音,终致牵机药赐。清照忧思凄怨,语多萧瑟,晚景凄凉。两人遭际,并多坎坷,未始非词语惨楚有以感召之也。”冯煦《论词绝句》也评述漱玉词:“玉箫声断人何处,合与南唐作替人。”


李清照《词论》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她对以花间词为代表的唐五代词普遍采取批驳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斯文道熄”的时代风气笼罩下产生的郑卫之声;惟有南唐李氏君臣之词独尚文雅,能够以“奇甚”之语,扭转俗艳之弊。“亡国之音哀以思”,语出自《诗大序》,是对《诗经》中作品真切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总结。唐人孔颖达《毛诗注疏》曾为举例云:“《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哀之甚也。《大东》云:‘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思之笃也。”李清照以此来譬喻南唐君臣之词,实则褒扬其真实地展现士大夫文人丰富复杂的人生感慨和家国情怀。


同时,人们也认为李煜与李清照均具洒脱不羁的个性气质、自然天成的语言特色,彰显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貌,即如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所云:“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这里的“妖”,即指其不拘格套的创作方法,显示出迥异常伦的“别是一家”的风味。沈谦在《填词杂说》中就指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认为李煜、李清照的创作为宋词树立了一个“当行本色”的样板。



关于李煜的后身,有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宋徽宗赵佶。宋人赵溍《养疴漫笔》即指出:“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即宋神宗赵顼)幸秘书省,阅江南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清人王士禛、郑方坤《五代诗话》也引《艮斋杂说》云:“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神宗一日幸秘书省,见江南国主像,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适后宫有娠者,梦李主来谒,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见艺祖故事,亦异矣。李主再为人君而再亡国,深为不幸,亦以雪其‘小楼昨夜之冤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李煜和赵佶都是富有艺术才华的亡国之君。即如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七所云:“求之古帝王中,唯南唐后主庶几分镳平辔,其处境亦大略相同也。唯是后主所作皆小令,徽宗则多慢词。盖后主天姿轶伦,而徽宗又深之以学力矣。”林丁《蕉窗词话》也说:“历朝帝王能词者,当推李后主与宋徽宗。二人的身世又恰恰相同,都尝过亡国的滋味。”因此,谭莹《论词绝句》歌咏宋徽宗道:“说道故宫无梦去,三生端是李重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用词作抒写出深重凄楚的亡国之悲。徐釚《词苑丛谈》卷六即云:“徽宗北辕后,赋《燕山亭·杏花》一阕,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听。”贺裳《皱水轩词筌》继承前代“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看法,比较李后主与宋徽宗词:“南唐主《浪淘沙》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宣和帝《燕山亭》则曰:‘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其情更惨矣。呜呼,此犹《麦秀》之后有《黍离》也。”他慨叹李煜和宋徽宗赵佶的词作皆抒发出凄惋悲怨之意,属于典型的亡国之音。


唐圭璋也将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与宋徽宗亡国之后所作《燕山亭》词进行比较,指出:“一片血泪模糊之词,惨淡已极。深更三夜的鹃啼,巫峡两岸的猿啸,怕没有这样悲哀罢!宋徽宗被虏北行也作了一首《燕山亭》词,着末道:‘万水千山……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这两位遭遇同等的‘风流天子,前后如出一辙。《长恨歌》结尾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我们读他的词,也有这样的感想。”张伯驹《丛碧词话》亦云:“徽宗《燕山亭》词,《朝野遗记》谓‘天遥地远……和梦也有时不做真似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声调也。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故而郑方坤《论词绝句》咏道:“一种哀音兆亡国,燕山又寄恨重重。”当然,深爱李后主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坚持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李煜的词进一步影响到后代,与宋代晏几道、清朝纳兰性德之词皆有精神气质上的共通性。


历来词家多将晏氏父子比照南唐二主,毛晋《跋小山词》即云:“晏氏父子其足追配李氏父子。”夏敬观《吷庵词评》也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犹有过人之情。”相比而言,晏几道更得李后主的神髓。首先,他是北宋“太平宰相”晏殊幼子,从小过着钟鸣鼎食、富贵浪漫的生活,然而经历了华屋山丘的家庭变故后,从此落魄寡欢,只能通过无尽的回忆和梦境,追忆逝水年华,感受到物是人非、往事如烟的惆怅,即如其《小山词自序》所云:“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这样的身世经历与李煜颇具相似之处。


其次,晏几道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蝶恋花》)、“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思远人》)等词句,创造了凄迷感伤的艺术境界,更能传递出“古之伤心人”的悲楚情愫。因此,郑骞《成府谈词》指出:“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这恰与李煜在感伤文学的卓越成就遥相呼应,所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再次,晏几道纯净自然的语言格调颇具李煜风味。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先著《词洁辑评》卷二也评析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都指出了其词如后主一般超尘脱俗、不事雕琢的艺术魅力。


清人纳兰性德则被后人认定为另一位李煜后身。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长子。自幼习骑射,稍长,工文翰。性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尤喜为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顾贞观《通志堂词序》评曰:“容若天资超逸,倏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陈维崧谓其“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清朝以来很多学者都将纳兰性德与李后主并提,如梁启超《渌水亭杂识跋》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周稚圭说:“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当时流行的纳兰容若乃李后主后身的说法,更加注目于他们精神情感的相契、艺术格调的神似,即如吴梅《词学通论》所云:“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


纳兰性德非常崇仰李煜词,曾经指出:“《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四)他认为《花间集》作品与宋词皆有缺点,唯有李后主词能够兼具“贵重”与“适用”之美,而且更富烟水迷离的韵致。


事实上,借用江淹《恨赋》中的“仆本恨人,心惊不已”这句话,他们就是一对天生的“恨人”——对人生的悲剧和不幸深怀着愁怨和憾恨。纳兰性德天性真率,富于才情,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淡泊功名,擅长骑射,喜好读书;又爱好结交文人才士,与顾贞观、陈维崧等人友谊深厚。他厌倦身为皇帝扈从侍卫的官职,鄙视官场的乌烟瘴气,加上他的爱妻早逝,令其更多感伤厌世的情绪。自身多愁善感的秉性和气质、词作悲凉顽艳的风格,使得纳兰性德更加接近于李煜,也更能够激起创作情感的共鸣。因此,夏敬观指出:“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后身也。”(《蕙风词话诠评》)吳梅也说:“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词学通论》)徐兴业《凝寒室词话》亦云:“纳兰词小令凄惋处,于南唐二主非惟貌近,抑亦神似。”


纳兰性德更加自觉地追慕李煜妙造天籁的艺术格调,努力形成自然超逸、一片神行的风貌特质。即如周之琦《饮水词识》所云:“曩在京师,与友人论词,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余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然填词家自南宋以来,专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与慢词音节无异,盖《花间》遗响久成《广陵散》矣。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闻野鹤《怬簃词话》亦云:“尝谓李后主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以其气爽而不粗,语俊而不纤,皆无意为词而词自胜也。后人效之者众,然皆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以逼肖称者,仅一成容若。”


佛教讲究生命轮回,故有前世、今世和来世之说;又通过因果报应来解释和引导世间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关于李煜“前世”“后身”的各种说法,均是依据生理、身世、情感、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某种共性,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前后类比,甚至编造出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通过对这些说法抽丝剥茧的梳理、比较和剖析,可以展现出李煜的多元特性;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他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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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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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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