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拟剧论之前的戈夫曼(194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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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戈夫曼   拟剧论   芝加哥学派  

王晴锋  

摘要: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以拟剧论被人熟知,但学术界较少探讨他在拟剧论之前的思想。在学术生涯早期,戈夫曼主要受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符号互动论影响,他也关注职业角色、社会阶级等主流社会学偏爱的研究议题,而且注重经验研究,具有明显的方法论反思意识。在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之前,戈夫曼已在公开发表的论文里熟练使用“运作共识”“符号媒介”“误呈”“自我呈现”等关键术语,并且采用博弈的隐喻描述互动。他还关注社会性自我及其救疗,这也表明他在有意识地探索互动秩序问题。总之,拟剧论之前的戈夫曼已呈现出他后来的某些研究特征,尽管这些观念和思想较为粗糙、尚未形成体系。


关键词:拟剧论;芝加哥学派;阶级地位;分类图式;互动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5-0106-13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毕生研究面对面互动系统,他是微观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在近30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借鉴各种观点、发现和概念,进而形成分析微观互动现象的独特风格。1953年,戈夫曼根据在英国北部设特兰岛的田野调查完成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此后,他一边从事科研工作,探讨社会互动中的仪式要素(面子工夫)、情感(窘迫)与社会组织、恭敬与风度等,一边继续修改和完善博士论文,最终于1956年由爱丁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详尽阐释了拟剧论视角。尽管该书与戈夫曼的博士论文存在较大区别,但两者仍有不少关联。可以说,戈夫曼关于拟剧论的思想起源于他对设特兰岛上一个孤岛社区的人际互动所进行的观察。


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形成拟剧论视角之前的思想,因而聚焦于他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的研究,具体时间从1945年戈夫曼正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一直到1953年初。研究的文本包括完成于1949年的硕士论文《对被描述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若干特征》、1951年发表在《英国社会学杂志》上的《阶级地位的象征》、1952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期刊上的《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完成于1953的一项研究报告《加油站服务商:其人其工作》。这个阶段是戈夫曼初探学术研究之时,也是他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的重要时期。通过总结戈夫曼在拟剧论之前研究的若干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研究既有区别,又存在某些连续性。


一、学习生涯:从多伦多到芝加哥


1922年6月11日,戈夫曼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曼维尔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中学毕业后,戈夫曼最初在曼尼托巴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中途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戈夫曼甚至考虑过将来在电影行业谋求发展[1]。然而,他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学业,但国家电影局的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影响。1944年,戈夫曼在多伦多大学跟随查尔斯·哈特等人学习人类学,后者成为拉德克利夫-布朗学派的忠实信徒。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北美地区风靡一时。因此,在多伦多大学求学时期,戈夫曼也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甚感兴趣。


1945年秋天,戈夫曼正式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芝加哥社会学派早期的领导者和主要成员,诸如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等人,都颇为注重经验研究,主张用城市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戈夫曼也偏向于实地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对戈夫曼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是埃弗雷特·休斯。休斯当时是芝加哥学派经验研究的带头人,从一开始就对戈夫曼产生了良好印象,认为他是一位知识广博、无所不知的学生,具有弗洛伊德式的卓越洞察力,能够知悉周围每一个人的动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与休斯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同时又像父子一样的关系。戈夫曼对休斯充满敬佩之情,明确承认休斯对自己智识发展的影响,并自称是“休斯式民族志学者”①。休斯的影响还体现在戈夫曼关于方法论的反思,譬如戈夫曼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和“米德式社会心理学”之间的结合[2]。


在芝加哥大学时期,戈夫曼广泛阅读帕森斯的著作,还有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作品,包括他俩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及兹纳涅茨基的《社会学方法》。戈夫曼承认自己受教于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路易斯·沃斯以及后来的埃弗雷特·休斯等人。作为整个休斯式传统的奠基者,帕克对戈夫曼那一代芝加哥大学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初,戈夫曼主攻社会人类学,跟随的是劳埃德·沃纳,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因而成为他关注的核心。对戈夫曼而言,拉德克利夫-布朗是比任何社会学家都重要的人物,甚至成为他进行论文写作的模范[2]。也就是说,芝加哥时期的戈夫曼在学术上接触比较频繁的不是符号互动论者,而是社会人类学家。除了休斯之外,戈夫曼在早期学术生涯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无疑是劳埃德·沃纳。沃纳在美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原先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随者。沃纳早年以研究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部落而驰名学界,后来移居美国,在马萨诸塞州开展关于雅客城的系列研究。沃纳将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视为一个复杂、先进的“部落社会”,进而分析其社会组织和文化信仰。与当时很多主流社会学家一样,沃纳在关于现代社区的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为阶级结构和分层系统的研究者,但不同之处在于,沃纳是从社会关系网和仪式整合的角度,即以对原始社会研究中的部落亲属关系和仪式的视角来研究现代社会,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或职业结构来研究社会结构与分层现象。在这种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下,沃纳将现代社会描绘为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柱形式,譬如将阶级系统看作多元文化系统的形式。


沃纳对戈夫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沃纳是戈夫曼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虽然沃纳关于现代社区的研究受到很多美国社会分层领域的左翼学者强烈批评,尤其认为他忽略经济基础,并且毫无批判精神地接受了信息提供者保守的意识形态。然而,沃纳的研究却充分表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及其生产机制,而这正是戈夫曼开启社会学研究历程的主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正是沃纳凭借着他强大的个人关系网络,使戈夫曼有机会前往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从事访学,并在设特兰岛开展为期一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由此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其次,除了纯粹的学术交往之外,沃纳与戈夫曼之间还存在某种性质的雇佣关系。1946年,沃纳与他以前的学生威廉·亨利和伯利·加德纳联合创立了“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采用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研究美国民众的消費动机,从而为各类客户提供市场调研报告。沃纳和亨利都是戈夫曼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因此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参与这些项目。与很多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一样,戈夫曼也受雇于“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沃纳的研究助理开展一些商业用途的研究项目。在这种雇佣关系下,戈夫曼撰写了《加油站服务商:其人其工作》以及关于当时流行的广播剧《老大姐》的调研报告。最后,戈夫曼还通过沃纳汲取西欧古典人类学思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沃纳在澳大利亚从事田野研究时既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门徒,也是涂尔干思想的忠实倡导者和实践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的人类学思想也通过沃纳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戈夫曼。正因如此,戈夫曼在《公共场所的关系》一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拉德克利夫-布朗”,而且他的微观互动研究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尤其是“个体崇拜”观念,更是对戈夫曼的互动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后者的互动仪式思想,以至于兰德尔·柯林斯评价戈夫曼是“涂尔干式保守主义者”[3]。


总之,戈夫曼是在多伦多大学开始进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之后芝加哥大学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成长环境,使之有充足的机会不断地探究社会学的奥妙,尤其是休斯、沃纳等良师益友成为他的学术领路人,对他后来形成独特的社会学思维尤为关键。遵循着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戈夫曼也不采用被许多美国社会学家所追捧的统计手段。从学术渊源上看,戈夫曼受传统社会人类学的影响颇深,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了人类学与定性社会学研究,这种结合集中体现于他的民族志实践,如设特兰岛的偏僻社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等,都成为重要的民族志现场,尤其是设特兰岛成为研究面对面互动实践的天然实验室。


二、初探社会阶层与人格特质之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沃纳等人创立的“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一个项目,旨在调查美国的家庭主妇对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老大姐》的反馈,其中一个关注点是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特质之间的关系。这项关于广播听众的调查主要由沃纳和亨利合作完成,作为人类学家的沃纳当时正醉心于研究美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这项研究正好符合他的学术旨趣。为了测量这些家庭主妇的个性特质,沃纳决定采用在学术界颇为时髦的一种心理测量法,即“主题统觉测验法”,这也是亨利较为擅长的研究方法。1935年,哈佛心理学家亨利·默里发明了“主题统觉测验法”,此后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广为流行。“主题统觉测验法”的核心程序是研究人员向被试者出示一些意义含糊或不确定的图片,然后让被试者基于对图片含义的理解展开叙述。默里認为,这些故事能揭示被试者过去的经历和当下的状态,因为被试者会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反应中投射出自己的情感与需求。因此,“主题统觉测验法”被认为能透视个体内在的深层自我。“主题统觉测验法”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实质上是心理投射理论在人格测量中的具体运用,它认为主体的自我叙述能够揭示潜意识的性情甚至隐秘,而这是普通的社会研究方法(如访谈)无法做到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心理投射法被广泛运用于测量个性与自我。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沃纳和亨利的研究团队共招募了数十位女性,其中包含初级行政人员、熟练技工以及白领的妻子等。1946年秋天,在沃纳的指导下,戈夫曼开始对芝加哥大学附近海德公园社区的家庭主妇进行调查。不同于沃纳和亨利关注熟练技术工人和白领的妻子,戈夫曼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妻子,他用“主题统觉测验法”研究了50位这样的女性。戈夫曼的硕士论文正是基于这些调查工作完成的,其主题试图探讨社会阶层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硕士论文的最初设计是以科学研究的标准,也即实验逻辑的原则,用“主题统觉测试法”测量个性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研究不断地推进,戈夫曼发现由于变量设计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对被试者复杂散乱的回应无法进行比较和统计验证,因而无法实现他预期的目标。戈夫曼质疑亨利·默里的“主题统觉测验法”不能作为一种揭示人的内在心理的测量工具,认为它在方法论上缺乏内在一致的逻辑,尤其是无法从被试者复杂的真实反应中简单地抽离出某种人格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戈夫曼转而对海德公园地区的受访者对“主题统觉”测验卡片上“被描述的经验”作出的反应特征和要素进行了辨析与分类。戈夫曼将被试者使用背景模糊、意义隐晦的图片表达出来的内容称作“被描述的经验”,被试者讲述的故事正是对这种“被描述的经验”作出的反应。也就是说,戈夫曼放弃了最初研究计划中的心理学参照框架,开始从传统资料收集的实验方法转向探索性、散文式和分类的方法。在“主题统觉测验”中,心理学家主要关注被试者的内容描述,其目的是借以分析个体的个性特征,而戈夫曼关注的则是被试者表达出来的反应方式,目的是分析特定社会群体的思维习性及其特征[4]。在此基础上,戈夫曼于1949年12月答辩通过了他的硕士论文《对被描述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若干特征》。


在硕士论文里,戈夫曼擅长的分类思维已经初露端倪。譬如,他区分了受访者作出反应的两种类型,即直接反应与间接反应。直接反应表明主体愿意将被描述的事件视作真实的事件,它由“认同”(identification)和“转折点”(turning points)两个基本要素构成[5]。间接反应使主体能够规避对被描述的事件或场景作出反应的义务,它主要通过移情的角色、内容的类型以及表征问题这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受访者拒绝对被描述的经验给予同情或产生共鸣,他们主动回避显在的内容,或者将其阐释为审美的客体,从而拒绝承认被描述的经验实在。间接反应与戈夫曼后来提出的“角色距离”概念有某种同源性。它也体现了戈夫曼在《框架分析》里探讨的核心主题,即行动者如何将某种经验定义为“真实的”。格雷戈里·史密斯认为,戈夫曼在《对被描述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若干特征》一文里已经采用“形式方法”和“语言学方法”,前者强调方式或风格,而不管其内容如何;后者将主体系统性地阐述某种想象的经验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4]。我们也可以认为,关于海德公园的受访者对被描述的经验表现出的反应,戈夫曼进行了齐美尔意义上的形式社会学分析,也即分析受访者共享的对被描述的经验进行组织化的方式。在这项研究中,戈夫曼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家庭主妇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身体化表演与交往礼仪,这也是他后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揣测,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戈夫曼对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产生了抵触。尽管戈夫曼对“主题统觉测验法”感到不满,甚至质疑这种标准化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主题统觉测验”中的“投射”概念后来成为分析自我的重要术语。


三、阶级地位的象征


戈夫曼的硕士论文可谓其学术思想的萌芽或“蝶蛹状态”,此后他便化蝶破茧而出。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戈夫曼公开发表过两篇学术性论文,一篇是《阶级地位的象征》,另一篇是《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在这两篇论文里,戈夫曼显示出他别具一格的文风。


《阶级地位的象征》一文最早呈交于1949年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社会研究协会”的年会,两年后,该文经过修改发表在《英国社会学杂志》,这是戈夫曼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阶级地位的象征》主要讨论社会身份的协商。戈夫曼将展现个人社会位置的符号媒介称作“地位象征”[6],它具有范畴化的社会功能,即将社会世界分为不同类别的人群并加以识别,特定的个体在某种类别内部保持团结,而在不同类别之间保持对立或敌意。同时,地位象征也具有表意性含义,譬如它可以用于表达立场、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等。戈夫曼认为,地位象征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检验一个人的实际社会地位,这些象征可能被不正当的方式欺骗性地加以利用,尤其是冒充宣称者实际并不拥有的地位。因此,社会需要相应的机制来限制互动情境中出现故意操控式的误呈。戈夫曼探讨了六种限制错误地使用阶级象征的方式,即道德约束、象征固有的本质性限制、自然的稀缺性限制、社会化限制(如礼仪、着装、谈吐、身势等社会风格)、修养的限制(如艺术欣赏、品位、工艺品爱好等)以及有机体限制(养尊处优而外化于身体表征)。


戈夫曼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尽管阶级地位的象征可以呈现社会地位,但它本身并非由其构成,正因为存在这种断裂才有可能出现自我的欺骗性呈现,即个体通过选择性地呈现象征符号来实现自己预想的阶级地位。阶级地位的象征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们重申和肯定共同体的传统道德价值。然而悖谬的是,接受新的、“无污点的”象征却往往破坏原本人们希望通过它来肯定的传统。简言之,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行动者如何欺骗性地使用象征符号来误呈他们的阶级地位,由此,戈夫曼探讨了呈现真实的自我所需的必要条件,这与戈夫曼后来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详细阐述的印象管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阶级地位的象征》一文里,戈夫曼还使用了很多重要的术语,诸如“运作共识”(working consensus)、“符号媒介”(sign-vehicles)、“误呈”(misrepresentation)、“自我呈现”(self-representation)等,这些标志性的术语和概念后来成为分析面对面互动系统的基本工具。从这篇论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戈夫曼不是从一开始就以面对面互动作为研究主题。在踏入学术研究之初,他也选择了阶级、社会地位、社会分层等主流社会学偏爱的主题,并且结合了芝加哥大学的符号互动论学派的核心术语:“符号”或“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阶级地位的象征》是戈夫曼最后一篇明确试图为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传统作出自己贡献的论文[3]。此后,戈夫曼逐渐与传统社会学分道扬镳,摸索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同時,也正是在《阶级地位的象征》这篇论文里,戈夫曼开始严肃思考拟剧论的视角。因此,到1959年在美国出版第二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时,戈夫曼对拟剧论已经酝酿、思索了整整十年。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发表《阶级地位的象征》一文时,戈夫曼尚未形成用于分析日常生活中仪式性互动的独特方式,直到关于恭敬与风度以及自我呈现的论述才较好地阐明了仪式性互动如何产生社会阶级的文化障碍。戈夫曼一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方式,有关社会组织、分层与阶级等被主流社会学所重视的议题便从台前退到幕后。


四、论抚慰受骗者


在《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这篇论文里,戈夫曼以赌场的赌局为原型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诈骗与人际信任密切相关,它能够得逞的前提是骗取他人的信任,使之相信虚构的现实。行骗者通常会设法建立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进而滥用这种关系以骗取他人的信任,最终达到各种形式的欺骗目的。比较典型的诈骗形式是博取他人信任后骗取钱财。人性中的贪婪、天真、虚荣以及不诚实等,都使人容易轻信花言巧语或能够不劳而获,从而成为骗子的靶子或目标,即行骗的对象和受害者。通常情况下,骗子还有“托儿”或帮凶,协助同伙操控受害者钻入事先设计好的圈套。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卷入于不同的角色、地位、关系和意识形态等价值类型之中,并公开宣称应以他具有的价值或属性加以定义和对待[7]。这种个体宣称既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客观事实,也取决于对这些事实的移情式阐释。任何表明个体作出错误宣称的事件,或者令他人意识到个体的自我观是矛盾的情形,都可能毁坏自我的形象。受骗者的自我形象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即自己是一位为人处世精明机灵之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受骗者之所以参与那些在局中人看来胜算不高的事件,通常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认为自己参与的是有一定把握的事情;第二,某种证明自己能“一夜暴富”或“一战成名”的暴发户心态在起作用;第三,对许多赌徒而言,这种能力是男性气质的标志和践行男性角色的明证。而“被骗”这样的结局使这些行动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他不过是另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已,这时便出现身份事实无法支持原来自我认知的情况,个体无法继续卷入对他而言甚为重要却被拒绝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自我的毁灭过程。抚慰者需要应付的正是这样的有待自我妥协与折中的个体。


骗局的实施和完成至少包含六个不同的阶段,它们分别是:1.物色和标记潜在受骗者;2.设法安排同伙,即所谓的“外应”、诱骗者、套绳者等,他们在行骗中专门扮演着诱人进入赌局的角色;3.与之发生社交性接触,并赢得对方信任;4.在赌场的投机性游戏中,受骗者先被允许小赢几把,随后在“托儿”的怂恿和说服下,受骗者投入更大赌注,最终输个精光;5.骗局的操盘手留下受害者,体面地离场;6.受骗者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或者认为“吃一堑长一智”,汲取教训、重整旗鼓。然而,受骗者也可能难以平静地接受被骗的事实,他们通过各种理性化的手段保护自身。大体而言,受骗者产生的不同反应包括:1.心灰意冷、万念俱灰,表面上接受原来的角色、遵从角色的形式要求,却不再有任何热情、活力以及角色认同;2.拒绝保持冷静,公开采取抗议、抱怨、发牢骚、诉苦等,甚至报警、大吵大闹或者紧追行骗者不放,以希望获得帮助、挽回损失;3.表现出“人格解组”或精神紊乱,强烈自责甚至自杀。这些严重程度不等的反应会导致行骗者欺骗不成反被抓住把柄、留下恶名,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为了避免触犯众怒、引起公愤,行骗者在骗局结束后还要额外施行一项重要的措施,即抚慰和稳住受骗者。也就是说,其中一位行骗者会留下来,设法使受骗者的愤怒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确保他不会发生激烈的抗争。这位暂时留下来的行骗者起着“冷却剂”的作用,他们对受骗者进行安抚和思想开导,灌输承受损失、接受失败的哲学,从而重新定义情境,使受骗者接受眼下的失败是“不可避免”和“无可争议”之结局。


通常情况下,改变个体的属性将引起自我观念的改变,某些角色变化伴随着心理背叛、道德缺失和自我羞辱,这就需要相应的慰藉。对受害者而言,抚慰“意味着对一种不可能的情境之调适过程,当个体以与社会事实相抵触的方式定义自身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境”[7]。譬如,抱怨食物难吃的顾客与试图稳住对方情绪的餐馆经理,他们之间便是这样一种关系。抚慰失败者的任务通常交给那些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能够有助于缓解情境的人,例如在科层制组织中被安慰者的上级,他们慰藉和开导的话语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同时又能抵御道德危险。有时抚慰者可能是亲友或同伴群体,这些人了解失败者并能抓住要害、稳住对方。也可能是医生、牧师等身体或灵魂的治疗者、抚慰者。抚慰的常见方式是提供替代性的身份或地位,这种身份或地位是个体之前失去的或未能获得的;或者再提供一次机会,使其能够重新证明先前失败的角色资格。还有一种方式是允许个体失去情绪控制,充分发泄内心的感受。即使这种情绪的舒缓没有具体的目标,也具有宣泄功能,它给宣泄者重建防御体系的机会,并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事实上从未真正在意失去或未获得的社会地位。最后,失败者和操控者之间可能达成某种默契,失败者自愿退场,而操控者同意配合和塑造这一假象。在这种情形下,受骗者放弃自己的角色却挽回了面子,他在自己眼里是失败的,却得以阻止他人发现这种失败,这是一种保全性的退却。


抚慰他人是一个艰难的社会过程。因此,操控者会采取各种预防性策略,诸如:1.事先引入选择机制,以清除与淘汰不适合的人选,比较典型的是用人单位的“试用期”和“临时工”制度;2.隐晦策略,即采用不明确的言行;3.隐秘策略;4.对卷入保持非严肃的关系。实际上,戈夫曼探讨的“标靶”不仅仅是赌局中的受骗者,而是所有需要安慰的社会性个体。在犯罪世界的俚语里,“标靶”是指任何成为某种形式的有计划的非法剥削的潜在或显在的受骗者[7]。“标靶”是容易受骗的人,它包括所有社会情境中被给予(短暂的)期望与自我期许之后,却又被粉碎和夺回,因而强烈地感到沮丧、失望、受辱等负面情绪,故而需要被抚慰和平复情绪的任何人。不管是由于行骗者故意误呈事实被骗,还是由于个体提出某种要求(如求爱)遭拒,这些需要被抚慰的人是不同类型的博弈游戏的失败者,他们是受骗者、受害者、“不满者”、“失意者”、受伤者、受损者或受挫者。这些失败者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被扔进监狱、精神病院、老人院、收容所等。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社会性死者”仍将“继续行走在生者之间”[7]。


五、加油站服务商研究


在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之间,戈夫曼向我们展现了三项研究,前文已探讨了其中两项,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关于社会生活中欺骗和不诚实的研究。具体而言,《阶级地位的象征》一文研究阶级地位是如何展现的。由于符号与真实地位之间可能会存在不相符的情况,因而人们会有意识地歪曲它们的象征符号来表现阶级地位。同时,特定的社会存在“制约性设置”,以约束个体错误地、欺骗性地使用阶级地位象征,这些制约包括“道德制约”和“教化制约”。《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一文探讨社会生活中抚慰受骗者的方式,或者说人们是如何适应败局的。这也是一项有关自我的研究,探讨被欺骗者最初的自我和被骗后需要抚慰的自我之间的关系。这里讨论的第三项研究是关于加油站服务商的研究。


1953年2月,戈夫曼完成了一项由“美国石油协会”委托的关于加油站经销商的研究报告《加油站服务商:其人其工作》[8]。这项研究也是“社会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项目,旨在研究加油站的服务商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情境。具体而言,研究加油站经销商对他们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公司和行业的态度。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戈夫曼收集了芝加哥地区204个加油站及其经销商的信息,并且采用三角测量式数据,即统计资料、结构与非结构性的访谈以及民族志观察。这些不同的方法相结合使他获得了比问卷调查更细致和敏感的第一手材料。


在这份一百多页的研究报告里,戈夫曼分析了加油站经销商在他们扮演的角色和职业抱负之间的冲突。经销商通常扮演着三个不同的角色,即商人、服务员和技术工人。这三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紧张关系:作为商人,他是相对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职业地位和声望,同时也承担着经济风险和责任;作为服务员,他又得听从任何人的使唤,完成各种琐碎的杂活;而作为技术工人,他的地位显得更为尴尬,因为加油站的技术活并不需要门槛很高或很专业的知识,它通常只是一些实用的、操作性很强的熟练活。尽管这份研究报告缺乏鲜明的社会学理论,但值得一提的是,它里面出现了后来戈夫曼经常用到的一些写作手法,如强调分类法、详述行动者(经销商)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知识以及关注角色特征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的这项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对埃弗雷特·休斯的职业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它证明了处在特定角色和地位上的个体所遭遇的困境与矛盾。


在完成硕士论文之后,戈夫曼的學术论述具有明显的分类学倾向,它不强调量化的因果关系。在研究方法方面,戈夫曼采用民族志访谈或参与观察的方法。格雷戈里·史密斯甚至认为,戈夫曼从硕士论文之后便放弃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4]。关于戈夫曼的研究范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他似乎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但又并非传统的实证主义。戈夫曼的社会学重视分类图式,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有效的概念,以此谈论和描述各种社会过程与实践。秩序和模式不只是源自事物本身的属性,它们也来自事物的观察者和阐释者。生活世界的能动者正是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归类和组织化,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尽管戈夫曼偏爱于用分类图式来描述现实世界,但是他也意识到,无论多么详尽的分类图式都不能穷尽甚至取代现实[5]。这种分类图式呈现的世界是抽象的,它突显或忽略了某些现实的维度,因而是现实世界的某种认知简化,也就是说,研究者利用分类图式作为思维工具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但是它们并非现实生活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的分类图式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在原理上是一致的。


六、早期学术研究的特征


探讨戈夫曼在学术生涯初期的研究主题、分析方法以及基本研究结论等,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是如何开启学术研究征途的,同时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历程。大致而言,戈夫曼早期的学术研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从学术经历可以看出,戈夫曼最初也研究职业、社会分层与组织、社会角色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而且戈夫曼的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实地经验调查,也就是说,戈夫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远离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即使他后来聚焦于面对面互动领域,也仍然强调社会结构、组织研究是第一性的,承认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9],没有忽视社会组织与秩序等宏观变量的重要性。


第二,人们通常认为,戈夫曼毕生致力于建构关于面对面互动系统的社会理论;或者认为他追求齐美尔式的形式社会学,强调从独特的内容中抽离出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开篇大段援引齐美尔关于关系形式和互动类型的论述。这种对一般化理论的追求往往使人们误以为戈夫曼忽视经验研究或不注重方法问题。但是事实上,戈夫曼早期的研究都是经验性的,并且对方法论的反思也贯穿了他的整个研究历程,譬如对分类图式、“主题统觉测验法”的反思等,都促使他采用更加扎实的经验研究方法。他后来在设特兰岛和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民族志研究也都是标准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第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充分展现了戈夫曼积蓄多年的理论思考与经验知识,尤其是拟剧论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望,戈夫曼凭借着它确立了在西方理论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很多人忽略的是,在该著作正式出版之前,某些重要的主题、概念与术语已经出现。而且在拟剧论之前,戈夫曼已经采用博弈的隐喻描述社会互动。例如在《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一文里,戈夫曼指出社会生活是由行骗者和受骗者构成的,这些受害者一旦被愚弄、欺骗或丢脸之后需要得到适当的安抚。因此,社会互动是一场布满诡计的骗局,人人都耍手段以期在他人面前赢得自信,并竭力呈现出想表达的自我,尽管这样做有时显得做作和不自然。


第四,修辞、文风与概念。戈夫曼极为善于将隐喻作为阐释性工具,如在《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里,他采用“冷却”或“降温”(cooling out)的隐喻来描述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抚慰。在后来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继续采用不同的隐喻手法。此外,戈夫曼对概念的使用具有累积性的特征,有时这种累积性并非线性的或直截了当的。譬如,在《对被描述的经验作出反应的若干特征》一文里,戈夫曼使用的“投射”概念是指个体将独特的个性特征投射到叙述和行事之中。在十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里,“投射”的观念被系统性地整合到关于“自我呈现”的思想里,即利用可获得的文化资源来调动表演。


第五,关注自我与互动秩序。在《论抚慰受骗者:适应失败之刍议》一文里,戈夫曼将自我视为一种分析范畴,以探讨受骗者先前的自我观与需要得到安慰的失败自我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它通过探讨行动者对丧失安全和地位之后新情境的适应,从而认识自我与参与卷入之间的关系。在后来的研究中,戈夫曼更是广泛探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自我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如何与外部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的。


第六,从异常反观正常、从他者反观自我,这是一种颇具戈夫曼特色的论证方式。戈夫曼的社会学关注“反面人物”和“越轨现象”,此类行动者包括骗子、赌徒、精神病人等,与他们有关的行为被“正常社会”标签为“越轨行为”。这种思维特征已经出现在戈夫曼早期的研究里,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学研究最初关注的都是“违犯”社会团结的一面,如阶级象征的故意误呈、骗子把戏等。


从1945年到1953年间,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初步体现出这些特征,有些观念和思想尽管较为粗糙、未成体系,也尚未来得及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和阐述,但是已经含苞待放,它们在后来逐渐得到进一步细化。此时,戈夫曼的有些研究主题尚未出现,譬如关于互动系统的精妙分析、谈话分析图式、框架分析以及污名、女性等,而且对情境的重要性也未体现出来。在戈夫曼构筑的社会学世界里,一切尚有待命名,然而,思想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即使在早期的研究中,戈夫曼也极少佐证性地引用乔治·米德、威廉·托马斯、查尔斯·库利、赫伯特·布鲁默以及其他符号互动论者的观点。如前文所述,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时期主要受休斯和沃纳影响,而不是符号互动论者。在古典社会思想的来源方面,戈夫曼沿袭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式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同时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也对他影响很大。


七、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的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特征。从1945年到1953年,这一时期的戈夫曼还没有明确地将面对面互动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对象,也尚未提出关于互动秩序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在这个阶段已经充分关注社会行動者的自我及其存在问题,而且提出了很多社会研究的关键性概念和术语,它们后来被用于分析面对面互动系统。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戈夫曼同时也正在酝酿他的博士论文。1953年12月,戈夫曼完成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的答辩,他在论文里已经提出有关互动秩序的基本思想。在接下去的十余年间,戈夫曼关于互动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他对博士论文里有关思想的进一步扩展、精练和补充[10]。本文研究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思想存在连续性,从早期的拟剧论到中后期的框架分析,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框架分析》里的编造、调音、框架化等观念都体现在戏剧舞台的表演之中,而后来探讨的《谈话形式》和《性别广告》等则是框架思想的具体运用。无论在理论、方法论还是修辞文风等方面,西方学术界关于戈夫曼的社会学存在诸多争论。对戈夫曼早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虽然无法彻底澄清这些问题或者终结争议,但是从他的学术起点展望其后来一生的学术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较完整地理解戈夫曼的思想体系。


大体而言,戈夫曼的理论对现代社会学研究具有四点启示。第一,关注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实践细节,进而剖析日常现实的本质,而这些细节是传统社会学的阴暗处,对它们的忽略导致大量的现实生活无法被言说,更无法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第二,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并且以社会情境作为分析单位。确切而言,戈夫曼的社会学以情境嵌入性的行动和行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后来的很多社会研究(包括情感、身体、空间、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等)亦将情境性视为不可忽略的理论维度。第三,戈夫曼的微观互动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和抽象理论,这在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学术界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第四,拟剧论充分展现社会生活中“表演”和印象管理的重要性,表演取向的研究后来也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除了技术性、政治性、结构性和文化性等视角之外的另一种重要视角。


注释:


①柯林斯认为,戈夫曼与休斯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根据柯林斯的说法,在他与休斯的一次谈话中,休斯对戈夫曼的高度评价毫不领情,认为这种称颂和致敬是“令人恼怒的、虚伪的”。柯林斯还认为,休斯对戈夫曼的著作抱着几分冷漠,并且充满敌意地评论戈夫曼的《互动仪式:论面对面行为文集》(1967),说他粗鲁无礼地闯入了他人的私人生活。


参考文献:


[1]Tom Burns. Erving Goffma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3, 26(3).


[3]Randall Collins. The Passing of Intellectual Gener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Erving Goffman[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6,4(1).


[4]Gregory Smith. Chrysalid Coffman: A Note 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 to Depicted Experience"[J]. Symbolic Interaction, 2003, 26(4).


[5]Erving Goffma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 to Depicted Experience[D].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9.


[6]Erving Goffman. Symbols of Class Status[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1, 2(4).


[7]Erving Goffman. On Cooling the Mark Out: Some Aspects of Adaptation to Failure[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1952, 15(4).


[8]Erving Goffman. The Service Station Dealer: The Man and His Work[R]. Chicago: Social Research Inc. 1953.


[9]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10]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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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5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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