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秀:现当代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方法论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1-12-08 09: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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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秀  

   摘 要: 面对近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各类主张、观念,如何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人士倾力破解的一大文化难题。“批判继承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使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抽象继承法”主要针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继承问题而发,主张对古代哲学思想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综合创新论”强调在综合中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创造的精神铸就中国新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文化“双创”方针重在弘扬并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对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与理性的回答。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就落入了众声喧哗之中,不同政治立场、文化取向、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就如何看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看法,但一直以来都是莫衷一是。极端保守者固守中国传统,高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教条,无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认为中华文明的价值独一无二,抗拒现代文明,沦为顽固派;极端反传统者则将中国历史文化一棍打死,认为其毫无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并无中国传统文化的存身之处,号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了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如何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便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人士倾力破解的一大文化难题。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报告的“学习”部分,他除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研究外,还特别郑重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对中国历史遗产的学习,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予以批判总结。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厚而珍贵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33-534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当时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发展的延续,不能人为割裂古代与现代的联系,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遗产都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种总结和继承不是学究式的,它要为中国当时的现实服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534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了对中国从古至今珍贵历史遗产的总结和继承,一方面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其予以批判。这已然是后来“批判继承说”的萌芽。

  

   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批判继承说”是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其中“糟粕”与“精华”并存,对于这一份文化遗产,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首先,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其次,对这份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同志认为,区别“精华”与“糟粕”,决定“批判”还是“吸收”的标准是“人民性”,“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7081945年,在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第八部分“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一节中,毛泽东同志又重申了这一原则,他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

  

   以上报告和文章中的提法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文化原则。这一文化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新文化的建设立基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之上,因此需要尊重历史,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第二,以“人民性”为标准区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人民的文化区分开来,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第三,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继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708,“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1]860

  

   “批判继承”原则以科学辩证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区分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使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夕,“批判地继承”原则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指出:“综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总体上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清理,挖掘出许多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3]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

  

   “抽象继承法”由冯友兰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继承问题而发。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当时,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教学和研究领域,由于受苏联研究范式和日丹诺夫的影响,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的过多,冯友兰对此表示担忧,并主张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更全面的了解。他强调:“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4]94二者偏重一方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具体意义与提出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联,后人是无法继承的。而抽象意义则超越了特定历史情境的限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因而可以为后人所继承。冯友兰以《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语为例,说明了如何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了解。冯友兰指出:结合当时孔子所处的时代,这句话里面叫人学的应该是当时一些传统的诗书礼乐,从具体的学习内容上来说,这句话在当前确实无需继承,因为当代所学和孔子所学已截然不同。但如果挖掘这句话背后的内涵,它里面揭示的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对现在仍然是有用的。由此例可知,冯友兰主张对哲学命题作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的全面了解,不能仅因具体意义而作简单否定,还应关注其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意义,从而予以合理继承。

  

   除某些哲学命题外,冯友兰提示在中國哲学史的丰富材料中,还有很多讲修身和待人处世方法的内容,他说“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底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4]94例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方法“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可以继承的”;朱熹所言“循序而渐进,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的读书方法“就其抽象意义说,这也是很好的。”

  

   冯友兰表示对哲学命题进行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并非他的孤明先发。许多哲学史家都是如此做的,“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头脚倒置的,要把它扶正过来。这也就是要注意黑格尔底许多命题的抽象意义,不然是不能扶正的。”[4]99

  

   冯友兰的上述见解被人们称为“抽象继承法”。冯友兰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胡绳、关锋等人很快就对冯友兰的观点予以批评。于是,冯友兰在1957年第5期《哲学研究》上发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进行回应,并部分调整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以“一般”和“特殊”代替“抽象”和“具体”。虽然冯友兰不断修正自己见解,限制它的适用范围,但仍然受到严厉批评,遂又在1958年发表自我检讨文章《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承认其“抽象继承法”以“形而上学方法”割裂了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联系。

  

   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是为了在方法论层面解决如何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问题。冯友兰认为,思想继承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历史上各阶级在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会尽力从已有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一部分思想,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自己斗争的武器。这一思想上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不成疑问的。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则对于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知识宝库的继承问题成为问题,因为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封建哲学根本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4]121。冯友兰指出那种认为古代与现代毫无共同之处,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起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宝库中有着可以为我们继承的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这些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改造,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服务。这就是冯友兰1月8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核心意图。他试图通过对哲学命题进行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从而提醒人们在抽象意义层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可以继承的比较多”[4]121。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文化被当作封建文化,被看成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文化,过于强调了古代文化的阶级性,造成了文化思想继承的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领域,由于过度重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间的斗争,以一种简单的唯物主义观否定唯心主义,未能辩证地认识到唯心主义的价值,使哲学史变得贫乏、死板。在这样的文化和学术氛围下,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注重了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冯友兰虽称自己当时的有些提法不甚妥当,但对这一主张仍然表示坚持:“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4]240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论

  

   文化综合创新论由张岱年于20世纪30年代初步提出,丰富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方克立服膺此说,续有阐发,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主张。

  

20世纪30年代中叶,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提出要以“不守旧”“不盲从”的原则,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这引起了张岱年的关注,两个多月后他就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评论文章。张岱年本人在文化立场上,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和复兴旧文化。他基本赞同《宣言》的文化主张,在张岱年的理解中,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他主张中国未来新文化应“发挥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5]张岱年强调在综合中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创造的精神铸就中国的新文化,被学者称为文化的“综合创造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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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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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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