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蒙蒙: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构建及其当代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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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蒙蒙  

   关键词:美国;“岛链”战略;亚太战略

  

   摘 要:冷战初期,美国基于反共、防共、遏制共产主义影响而构建的“岛链”战略,其核心在于同太平洋近岸岛屿地区和国家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条约。在“岛链”战略中,美国对不同的盟友关系进行了定位,美日同盟构成了战略的核心,美韩同盟是战略的心理安慰剂,美菲同盟形成了战略的基础,美台同盟则是遏制中国的关键。此外,为充分整合“岛链”战略的资源,美国政府把“岛链”分为离岸岛屿链、食物供应链、战略物资供应链、西亚链等四条“链”。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政府不断维护和巩固其霸权的努力下,“岛链”战略对美国大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影响,它不仅促进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权力均衡,还助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霸权的稳固,遏制日益发展的中国。

  

  

   美國国防部发布的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体现了美国亚太战略重心的变化,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力量分布的新的考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不再关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从美国早期的太平洋战略,到亚太战略,到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当前的印太战略,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都离不开对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和重视。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美国对太平洋近海岸岛屿地区和国家的利用以及“岛链”战略(Island Chain Strategy)的构建和实施。“岛链”战略作为二战后美国为围堵共产党在亚太地区影响而采取的一种遏制战略,其主要措施是把太平洋沿岸岛屿国家或地区,以条约的形式进行规范并使之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形成“链状”包围圈,从而实现首先从对苏联共产主义影响的遏制,到对中国的围堵和包围。1

  

   尽管“岛链”战略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国外学术界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军事等视角考察“三大岛链”对中国的围堵。2中国学术界则涌现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从不同视角就中国如何突破封锁提出方案和建议。3受现实因素影响,学界更多地侧重对策分析。然而,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是如何被提出的?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回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及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档案文件,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形成、实施,并分析其当代影响,以丰富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美国海洋战略理论和“岛链”战略的提出与发展

  

   (一)美国海洋扩张战略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不断进行对外扩张,从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抵达太平洋沿岸,到迈出北美大陆走向海外,这不单单是美国对北美大陆地跨两洋的自然地理优势的利用,还是美国海外战略的实施。与对陆地的渴求和侵占相比,美国似乎对海洋充斥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在英美人的战略思考中,世界各地就是一个个特殊的“剧场”,而“所有剧场通过海洋连接起来,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选择世界的建筑模式”[1]128。而把美国人這种对海洋情感转变为美国对海权的控制和美国海外战略的实施,则归功于有“海权之父”之誉的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1890年,马汉首次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以战略眼光指出,海权的历史涉及“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主要是一部军事史;[2]绪论1—2海权之历史影响的两个主要命题是当客观条件同时有利于陆权和海权发展时,海权的回报更高,海权发展的影响更大。[3]97—107此外,马汉还著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形成“海权三部曲”,系统论述了海权的重要性。[4][5]马汉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全面阐述了海权发展对国家、军事的重要性,并积极提倡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马汉还认为,“如果上天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非常便于战略进攻,又能够轻易地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具备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6]22马汉的海权论思想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重视并付诸实施。早在1897年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部助理部长时,就积极鼓吹军事扩张,推动海军建设,为同西班牙战争作准备。在担任总统期间,罗斯福积极扩充海军力量,使得美国海军崛起为世界第二的地位;而后美国政府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力量进行对外扩张,除不断干涉拉美国家主权外,还发动美西战争,侵占菲律宾,不断建构其亚太战略和军事基地。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如何保持亚欧大陆及世界力量平衡成为欧美国家战略学家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在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战略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提出“陆权论”,强调陆地对全球战略发展的重要作用。[7]而美国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则在1944年提出“地理决定论”观点,认为“美国受到了地理上的包围”[8]108;美国若实行海军强国,必须借助陆上桥头堡国家对抗陆上强国,并以此构建以海洋基地为主的全球战略。[9]851—863就亚洲而言,斯皮克曼认为,“对势力均衡的威胁,过去是来自控制大陆沿海地区海道的国家”,而随着日本战败,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8]108斯皮克曼所勾勒的战略理论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不但是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天才想法,还为此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二战之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众多军事基地,1同时强化亚太地区力量均势发展,扶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把遏制共产党的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逐渐规划出一项“岛链”战略,使之成为后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其亚太霸权的有力工具。

  

   (二)冷战与“岛链”战略的提出

  

   战后美国海权战略认知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岛链”战略不仅是为满足于应对共产党的影响和威胁,更是为布局其全球战略而制定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霸权扩张的具体措施。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其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就比较完善地阐述了“遏制”战略思想。[10]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转变,美国在亚洲对共产党遏制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主要针对苏联转而遏制中国。1948年3月,凯南提出西太平洋环岛防御阵线的构想,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传达给麦克阿瑟将军。[11]133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说:“太平洋被视为敌人可能进攻的通道,如今的太平洋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我们的防御线贯穿了亚洲海岸的一连串海岛。它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包括要塞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至阿拉斯加。”[12]357麦克阿瑟的提法明确了太平洋沿岸的一系列岛屿,诸如菲律宾、日本、阿留申群岛等被囊括在美国太平洋岛屿链战略之内。对于麦克阿瑟的言论,艾奇逊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出有必要扩充美国西太平洋防御线,强调需要增强日本、菲律宾两国的军事能力以增强防御线的力量。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1949年6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起草对亚洲的政策时确定,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共产党发展,消除共产党威胁。2因而,美国政府决定将其冷战战略与对亚洲各国家的具体政策相结合,以形成完善的太平洋环岛防御体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9年12月30日出台的对亚洲政策文件中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基本安全目标是促进亚洲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增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军事能力以维护内部稳定和阻止共产党侵略,逐渐减少苏联在亚洲的威胁和影响,防止在亚洲出现的任何威胁美国安全和亚洲国家独立和稳定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认为,应支持非共产党国家在亚洲占据主动性、对亚洲国家的利益施加影响、采取行动促进亚洲国家获得与其能力一致的利益。3其中,美国在增强亚洲地区稳定和安全的措施中,主要是充分发挥岛屿链在防御共产党威胁中的作用,促进离岸岛屿的岛链防御体系建设。4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安全利益及其在太平洋的地位,美国认为“有必要在太平洋沿岸的岛链上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条约,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包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于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太平洋协定”理念应运而生,同时产生的还有美国“太平洋离岸岛屿链”的战略理念。

  

   二、朝鲜战争催化“岛链”战略从理论变为现实

  

   随着冷战在欧洲的不断深入,亚洲则以热战的方式“迎接”冷战。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但加速了苏美在亚洲的对立与斗争,也进一步加深了中美对抗。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积极构建“太平洋离岸岛链”(Pacific Offshore Island Chain),调整其亚太战略,积极围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对朝出兵“无疑促使美国政府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力量的平衡”[13],加速了美国构建“岛链”战略。

  

   (一)美日同盟是“岛链”战略的核心1

  

   朝鲜战争首先冲击着战后东北亚的国际格局和秩序。朝鲜战争不仅加剧了日本的脆弱性,还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对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侵害”的日益关注。为增强对共产主义的遏制,美国政府分两步强化了日本的作用:第一,激活日本潜在的军事力量;第二,试图利用太平洋本地力量作为美国在西北太平洋安全作用的补充。然而,美国实现这两步措施,面临很大困难:重新激活日本的防卫力量,必须把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并与之缔结和平条约作为首要目标;对太平洋本地力量的利用需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加入美国保卫日本的军事计划,并确保培养他们强烈的责任和义务来协助美军保卫日本防止“共产党侵略”。[13]为此,美国必须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来完成。

  

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 O. N. Bradley)向杜鲁门( H .Truman) 总统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14]67。国务院顾问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于1950年7月19日建议“总统应该尽快决定签署一份关于日本的和约”,并指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2,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3随着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及朝鲜战局发生的转变,美国对日媾和的问题很快提上议程。10月26日,杜勒斯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Ia. A. Malik),就对日和约问题进行会谈。杜勒斯除向马立克强调苏联参加对日缔结和约的条件外,还明确表示美国计划在日本保持足够的力量确保日本的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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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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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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