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农平:复兴之路中国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2 2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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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农平  

  

   “黄河入海流,真是辽阔啊!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2021年10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入海口凭栏远眺。

   黄河,在中国北方大陆上辗转奔流万里入海,串起完整而广阔的地理单元,也串起了煌煌五千年华夏文明。

   农耕时代,大地理深刻影响着大历史,什么样的地理就孕育什么样的食物起源,什么样的食源又养育什么样的文明。围绕食物与生存,人类演绎了多少爱与恨、战与和、统与分的历史大剧,水患不断的黄河就是最深切的见证。

   粮食与食物,是历史最深层的决定者。

   它是饥馑岁月比天还大的命、被芸芸众生膜拜的神,也可能是丰裕年代“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它从具象上看,是每个人一日三餐端着的饭碗,抽象说,是经济、政治、社会的本能逻辑;它是一种物质,但也可以归于精神;它塑造着民族集体人格,影响着王朝荣辱兴衰,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图腾。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如果在吃饭问题上被‘卡脖子’,就会一剑封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句句箴言、字字深重。

   理念引领航向,奋斗贡献硕果。

   深秋时节,山河染金。农业农村部传来消息,今年秋粮增产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即将实现“十八连丰”。

   复兴之路中国粮。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华民族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特殊年份,这第十八个丰收年,意义更加深远,重量更胜千钧。

  

   一部粮食史,就是一部民族兴衰史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粮食的影子无处不在,它潜于王朝起落的青蘋之末,它伏为制度变迁的草蛇灰线,它隐在厚厚史册的字里行间

   古老的欧亚大陆中,欧洲历史更多是国家林立,而中国却以“大一统”为常态。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异的背后是地理与文明的激荡,黄河泛滥多灾,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水患时协同上下游治水,遇灾年调配粮食互相救济。

   粮食曾是黄河流域诸侯关系的重要制衡。即便有“秦晋之好”,秦穆公与晋文公这对翁婿,也曾在饥荒年份因粮食而开战。齐桓公九合诸侯,著名的“葵丘会盟”,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共同约定:不准把水灾引向别国,不准趁别国灾荒而阻碍谷米流通。

   再也没有比粮食更特殊、更复杂的存在了。它身上牢牢附着了太多的外在,稻粱菽麦就缩影着一个世界。

   粮食是农耕社会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的深厚背景和策源要素,连兵役制的细节也写在粮食生产周期律里。汉代全国皆兵,壮丁从23岁开始,三年服一次兵役。为什么从23岁开始呢?就是因为汉代男子20岁成丁受田,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三年耕”才有“一年之蓄”,农民耕种三年,攒下一年余粮养家,就可以放心去为国家服兵役。

   封建王朝的统治征伐、权力角逐,其标的物表面上是地盘、城池,实际上则是对土地、人口的控制,本质上都是对粮食、财富的争夺,甚至其争夺本身都要靠粮食来支撑,因为要“粮草先行”。

   更深刻的现实是,越是社会动荡,粮食就越重要,所谓得粮食者得天下。

   王朝兴衰、政权更迭的外因可以有很多,但其中的共性,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往往在于吃饭问题。

   《管子》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献策,先是重金购买鲁国丝绸,于是鲁国人纷纷不种粮食,改种桑养蚕。一两年后,齐国下令禁用鲁国丝绸,同时禁止粮食出口,鲁国人这才急忙去务农种粮,但“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齐国就这样用粮食收服了鲁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纨鲁缟”故事。

   同样的故事还有“买鹿制楚”“买狐降代”,套路都一样,先高价收购活鹿、狐皮,让他国荒废农耕,再祭起粮食武器,迫其臣服。

   管仲导演了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粮食贸易战。“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道理便是如此。

   粮食也决定着地球人口的飙升与骤降,见证着人类族群的大迁徙。

   气象学家竺可桢有一个关于中国五千年气温变化定量水平的经典模型,被称为“竺可桢曲线”。依据这个曲线可知,中国气象史上有四次小冰河时期。除了商周之际第一次小冰河时期没有人口数据外,后三次在汉晋之际、唐宋之交、明清之汇,汉民族的人口都出现了断崖式锐减。

   而如果把“竺可桢曲线”与“胡焕庸线”或者“十五英寸等雨线”参照来看,历史上这些人口锐减,固然是饥荒、瘟疫、战乱叠加而成,但起点都是因为气候突变等因素导致农业大溃败,从而引发激烈的资源争夺,根子上都是食物与生存问题。

   实际上,丰收不仅是盛世的成果,更是盛世的成因;而饥荒不加控制则往往成为乱世的先兆,更成为乱世的祭文。

   闯关东、走西口,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都是源于粮食。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养不活人,只好拖家带口离开故土。

   马铃薯曾经让爱尔兰人口翻倍增长,但也在1845年因为马铃薯绝收,而导致大饥荒,上百万人饿死,还有上百万人,逃荒到美洲、澳洲。

   从古数到今,一部粮食史,就是一部民族兴衰史。成也粮食,败也粮食。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谛。

  

   复兴之路,粮食砝码有多重

  

   进入现代社会,粮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作用好似降低了,但实际只是从台前走向幕后,而且因叠加了多种因素、增加了多重属性,从而在更深层面上影响着历史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解决了历朝历代始终解决不了的饥饿问题。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经过百年的奋争与求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离我们从未如此之近。行进在复兴大道上,一路征尘,一路砥砺,须臾也离不开的粮食,这只历史的砝码,它到底有多重?

   有人也许说,后农耕时代,粮食已经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了。的确,粮食在经济财富中占的比重降到了有史以来的低点。饥饿,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已成了永远的过去式。但这始终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大实话,也是硬道理。

   粮食是前置条件,是底线原则。什么是前置?就是没有它,其它都会没,是一失万无。什么是底线?就是越过这条线,就是万丈深渊,是万劫不复。

   粮食是饭碗,也是信心;不但要有,还得让公众知道有、相信有。

   货架不怕空,人心怕空。货架的粮食满满当当,人们心里有底,反而可以不买;越是货架空却越是要买、要马上买、要囤积性地买,这就是人们对食物的心理。到了关键时刻,别说粮食不够,哪怕仅仅是运输链没跟上,也有可能引发市场动荡、人心浮动和社会不稳。

   在现代社会,粮食同样也是一种商品,而且粮价是百价之母,粮价的波动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在不同层面带动价格波动,叠加影响着经济秩序。

   粮食同时具有金融属性,市场联动、多空过招,现代金融工具的运用又进一步放大了粮食的影响力,极端时甚至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安全、政局稳定。

   21世纪初的那波粮价动荡,就深刻展现了这样的威力。2007年全球粮价暴涨,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投机家聚集在华尔街,期货买家持有美国玉米、大豆和小麦总产值的一半。由此带来煽动性悲观预期和恐慌性购买,又进一步加剧了粮价的涨幅。危机严重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乔塞特·希兰公布数据称,平均每天约有2.5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饿。

   中美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海地,实行“自由贸易”,大量种植出口经济作物,本国传统农业被摧毁,靠补贴廉价购买国际粮食。但在这场全球性粮食价格危机中,人们甚至不得不靠泥巴做的“黄油泥饼”充饥,以致引发2008年的民众暴动,最终海地总理被罢黜。

   粮食,正成为全球博弈的重要工具。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粮食因恶劣天气减产,于是在国际粮食市场大量购买粮食,这直接导致世界粮食库存锐减、价格飙升,演化成世界严重粮食危机。

   2020年疫情期间,18个国家“捂紧粮袋子”,纷纷限制粮食等农产品出口,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一度引发恐慌,造成价格大幅波动。

   事实表明,在国家利益与安全面前,所谓国际流通、自由市场、全球配置,都已退居次位。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回过头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粮食安全,用心何其良苦、视野何其宏大、思虑何其深远!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要负有大国义务。对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好本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稳定最大的贡献,就是大国担当最好的诠释。

  

   中国饭碗,装的中国粮够不够

  

   虽然近几十年我们有幸没有经历过饥荒,但有备方能无患,上天不会眷顾一个没准备好的人,国家民族也是这样。常将有日思无日,才能遇到荒年心不惊

   仔细想来,今天的社会很少有像粮食这样的东西,不同人群对它的评价如此割裂。

   很多人对粮食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一种刻进潜意识的危机感。作家刘恒在《狗日的粮食》里,如笑如骂、且哭且痛地道出了一代人对粮食的执念。

   而对另一部分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来说,这样的悲喜并不相通。在他们眼里,粮食就像水和空气,当然重要,但好像到处都有、一直会有、理所当然就有。

   的确,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中,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体是稳定的、自足的,但这就是供求关系的常态吗?当然不是。

   惟愿苍生都饱暖无忧,惟愿人们的眼神永远没有匮乏、没有焦虑,但这一切的前提,恰恰是要清醒地认识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面,始终把粮食生产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

   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但从客观来看,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上有四个基本面是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紧平衡也将是一个长期态势。

   这四个基本面就是,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与需求升级的矛盾、与产业外部竞争的矛盾。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建设生态文明新阶段,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也向世界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例如,化肥、农药曾为粮食单产提高立下汗马功劳,当前实施“零增长”,如何做到减“肥”减“药”不减产?既要追求生产效益,又要考虑生态成本,这是新阶段粮食生产的基本面。

过去十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13亿亩。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包括乡村内部基础建设补短板,耕地压力将不可避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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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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