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谭皓:十载绝知音,卜筑临东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2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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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谭皓  

   徐清泉先生在谈及“隐逸文化”时曾指出:“隐逸文化所呵护的一批士人及士大夫,相对于封建政统现实,成了边缘人,相对于文艺审美实践,则成了主角和旗手。”这句话概括了中国古代绝大部分隐逸之士的状态,但也并不全面。元代初期的耶律楚材就是一个特例。

  

   耶律楚材是金末元初人,蒙古灭金后仕蒙古三十年,身居高位。按照常理来说,政治上受到重视的耶律楚材在心态上即使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那至少也应该是安然闲适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歌作品时,发现其中较多的内容反而表达了一种渴望隐逸、厌倦官场的情感。这与诗人的外在处境似乎正好相反,实在引人深思。本文便试图通过对耶律楚材诗歌作品的研读来分析其“反常的”隐逸情怀。

  

   一、 耶律楚材诗歌中“隐逸情怀”的表现

  

   耶律楚材在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开篇第一首诗《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中就流露出了这种反常的隐逸之情:“丁年彭泽解官去,傲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本文所引耶律楚材诗皆出此书。)诗中提到的正是堪称“隐逸之宗”的陶渊明。耶律楚材想象了陶渊明解官归去后“悠然把菊”“畅饮东篱”的情景,隐隐流露出了羡慕和向往之情。诗歌的后半部分看似是感叹黄华老人,实则也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知音谁听弦断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作为耶律楚材文集的第一首诗,我们在这首和诗中不仅没有读到想象中的踌躇满志,反而读出了浓重的悲凉和伤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隐含意味的。

  

   和上面那首写给黄华老人的和诗一样,耶律楚材的诗歌中有不少关于陶渊明的内容,或是直接提到,或是使用与陶渊明相关的意象、典故。如《和裴子法韵》:“岂止渊明慕松菊,晋室高贤十八九。”《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九):“文史三冬输曼倩,田园二顷忆渊明。”《寄武川摩诃院圆明老人五首》(其四):“归与不得效渊明,细碎功名误此生。”等等。据统计,《湛然居士文集》中光是“渊明”二字就出现了15次。如果再加上其他指向陶渊明的词语或诗句如“富贵非予志,卜筑临东篱”(《次韵黄华和同年九日诗十首》其四),那就更多了。傅秋爽先生干脆直接把这些诗歌称之为“亲陶诗”。自从陶渊明在唐宋时被重新认识以来,他几乎已经成了“隐逸”的代名词,受到此后历朝历代文人尤其是隐逸文人的推崇。而耶律楚材诗歌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渊明”或“渊明类词语”,不仅仅是引用和对历史人物的致敬,也不仅仅使他们成为其诗歌中的一个意象。这些已经成为了韦勒克所说的“通过不断重复和再现意象和隐喻,形成了一种象征。”(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而这种象征不言而喻,都表达了渴望归隐、厌弃官场的情感。

  

   除了大量的“亲陶诗”,耶律楚材的诗歌中还有不少描写的是闲适生活的画面,如《和李邦瑞韵二首》(其一)中的“他年共纳林泉下,茅屋松窗品正音。”《用前韵感事二首》(其二)中的“读书一目下数行,金石其心学正常。”《西域河中十吟》中的“开樽倾美酒,掷网得新鱼。”等句,恬淡惬意,令人神往。而这种“田园风”在耶律楚材的诗歌中并不少见。如果说一位当朝高官偶尔有一两首这种风格的诗歌,那可以理解为心里的悠闲自得,比如晏殊。但如果不少诗歌都流露出這种基调,那就有些反常了。可以大胆推测,这绝不是造作之语,一定是诗人有我们没有看到的苦衷。

  

   无论是“亲陶诗”还是“闲适风”,耶律楚材的诗歌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新朝高官积极进取的豪情。当然,并不否认耶律楚材也有不少此类风格的作品,如“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二)但文集中反常的隐逸情怀相比之下更加引人思考:作为深受元朝统治者重用的高官,耶律楚材的诗歌中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隐逸情怀呢?

  

   二、 隐逸情怀背后的幽微

  

   真实的耶律楚材并不像我们想象之中的那样春风得意,他的隐逸情怀有其深刻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耶律楚材喜好佛学,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年轻时曾拜入当时的高僧万松行秀门下,“杜绝人迹,屏斥家务”(《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潜心修习佛法。他自号“湛然居士”,“湛然”不仅表示“安静、淡泊”,而且还是唐代高僧、天台宗九祖荆溪大师的法号。“看尽人间万卷书,较量佛法总难如。”(《再和万寿润禅师书字韵五首·警世》)耶律楚材是真的把佛法中淡泊自然的旨趣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在《和薛伯通韵》中说道:“诗章平淡思居易,禅里纵横忆道安。”在普遍“宗唐”的元代诗坛,耶律楚材结合佛法和禅道,以倡导平易自然风格的白居易为榜样,其诗歌自然也就显得淡泊平易、浅近通俗。而且,佛教提倡参禅悟道。耶律楚材后来身居高位,不得不放下佛门修行的愿望,整天为天下计。但是,佛教的思想到底根植在了他的心间,使得他在政务繁忙之余常常怀念佛门的清净,屡屡生出隐逸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看来,隐逸生活虽然有时清贫,但以松竹为伴,以琴诗为侣,却更悠闲自在。他曾多次在诗中表达如“我本嗜疏懒,富贵如桎梏”(《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遗犹子兰》,下同)之类的情感,认为“旦夕饱纯音,便是平生足。”而这种类似陶渊明的隐逸之风,与他修习佛法时感悟的“为学未必如为道,选佛从教胜选官”(《再用韵唱玄》)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会看到,耶律楚材在“湛然”后面还加上了“居士”二字。“居士”一般指“隐居的人”或“不出家的信佛之人”。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耶律楚材虽然深受佛教影响,向往佛教生活,但其内心仍是积极入世的,是渴望建立一番功业的。他的名字“耶律楚材”其实用了“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对他是充满期待的。耶律楚材自己也渴望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成为“治天下匠”。(语见宋濂等编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谢方先生在《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真正的思想,并不是崇佛而是宗儒。”芳郭无名人在《湛然居士文集》的后序中也称耶律楚材是“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所以,耶律楚材虽然深受佛教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其隐逸情怀的表层原因。我认为其深层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意和双重异族人的矛盾心态。

  

   耶律楚材在归顺蒙古统治者后虽然被授予高位,但实际上如履薄冰,屡遭排挤。例如《元史》中就有这样一则记载:“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连一个善造弓的匠人都敢诋毁耶律楚材,可见他在元朝的险恶处境了。耶律楚材一心想要推行儒家文化,试图以此来治理粗陋的“马背上的国家”,但排挤之人千方百计阻挠。郝经《立政议》记载:“耶律楚材为相,定赋税,立造作……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设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而死。”对于这段坎坷的经历,楚材自己在诗歌中也有表达:“边城十载绝知音,琴断七弦鹤亦死。”(《和南质张学士敏之见赠七首》)成吉思汗在位时,耶律楚材的境遇较好,统治者需要他这样有才略且愿意在新朝做官的文人来尽快平定天下。后来到了太宗朝,太宗大部分时候也能尊重楚材的意见,但明显已经不如太祖时期。尤其是太宗十一年(1239),回回人奥都剌合蛮开始受到窝阔台的信任,耶律楚材逐渐失势。刘晓认为:“大凡人的一生,总是处于积极进取和淡泊情怀二者的相互影响中,当一帆风顺时,前者的因素自然会多一些,但当身处逆境时,后者的因素亦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儒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使得耶律楚材的心里不断回响着隐逸的声音。但是,他“治天下匠”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政治处境险恶,他仍然想坚持下去。这种复杂的情绪无法言说,只好借助诗歌来排解。所以,在他的诗歌中,“隐逸情调的作品竟然占去了一多半。”(刘晓著《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耶律楚材的出身。“耶律”本是辽国的皇族姓氏,而耶律楚材也确实是辽国皇族的后代。他的九世祖就是著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其八世祖耶律倍是阿保机的长子,被封为东丹王。其后代祖先多有被封为辽国太师等高官显职之人。耶律楚材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十分自矜的,他常常在诗歌中表明自己的这一身份:“我祖东丹王,施仁能善积。”(《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辽室东丹九叶芳,曾陪佩剑侍明昌。”(《赠侄正卿》)“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过云中和张伯坚韵》)但是,这些毕竟只是往日的荣耀。当辽国被金人所灭时,耶律楚材和他的父辈又转而为金国效力。这时他们契丹皇族后裔的身份便格外尴尬和引人注目,他们不得不比其他大臣更加小心谨慎。当蒙古人灭掉金国后,他又受到了成吉思汗的重用。虽说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没有汉族传统知识分子极为浓厚的“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但他也非常爱好并且通晓儒学,身为契丹贵族的他在历经多次朝代更迭之后内心恐怕也难免有过挣扎和痛苦。这种痛苦在他推行政令一帆风顺时或许并不强烈,但一旦当他受到阻碍和猜疑时,便是多重的煎熬。除了内心的斗争,统治者的猜疑和防范也让楚材如芒在背。《元史》曾记载:“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这里既是提醒耶律楚材“辽金世仇”,让他不要试图为金复国报仇;也是在试探楚材是否仍然心念辽国或者金国,试探他作为辽的贵族和金的降臣,对元朝到底持何种态度。看似短短一句话,其实蕴含了安抚、试探、猜疑等多种心理。楚材身为双重异族人的尴尬、微妙的处境也就可见一斑了。

  

   这种异族人的微妙心理在元明清易代之际尤为明显。距离耶律楚材所处时代不远的赵孟也是如此。他本是宋太祖后裔、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官。他本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却没有真正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所授予的官职都是闲官,而且常常受到猜疑。忽必烈曾经对他“问叶李、留梦炎优劣”“问宋太祖行事”。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限制了这些异族人在新朝的发展。他们不顾“气节”出仕新朝本就是个艰难的决定,这意味着他们很大程度上会失去原先的亲朋故旧。当他们满怀热情来到新朝时,却发现自己对新朝期望过高了。失落、伤感、愤懑、迷茫等情绪在心中混杂,他们在诗歌中流露隐逸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耶律楚材“隐逸情怀”的渊源和影响

  

   诗歌中的“隐逸情怀”自古有之。耶律楚材诗歌中“隐逸情怀”的表达同样受到了前代诗人的影响。大致考量后我们会发现,陶渊明、白居易等人对他产生的影响较大。

  

作为中国隐逸之风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耶律楚材诗歌中存在大量与陶渊明相关的词语或意象、象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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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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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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