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中美关系变化逻辑与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6 次 更新时间:2021-09-19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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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峥嵘  

现在回溯,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调整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经过特朗普的激进演义,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呈现明显的从“良性”向“恶性”的演化走势。特别是最近几年,特朗普政府频繁对华极限施压,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拜登上台虽然是民主党政府的回归,但是鉴于战略背景和基础等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再也难以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更难以回到中美破冰之后40年来,关系在反复和动荡中持续改善的演进趋势。中美关系变化的复杂逻辑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哪些不可能与可能,本文不揣冒昧,试作浅析。

一、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几种解释

形成好的中美关系,需要共同努力,但要破坏中美关系,只需要一方(甚至是第三方)就够了。中美关系在近几年急转直下,美国对华政策变化起了很大作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复杂逻辑,存在着不同解释。一种说法是制度差异说,美国政府的文件一再声称,中国是专制国家,拜登总统在其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讲,中美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与中国竞争事关21世纪民主与专制哪一个制度更有效率的问题。”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影响很大的斯蒂芬·班农曾在讲话中称,中美之争是由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政治制度(集权与民主)引发,而在国际上推动形成的不同体系之争,美国支持的是三百多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而中国想要的另一种国际体系。二是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说。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在国际上与美国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表了美国党派主义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主席、美国智库“防务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真正威胁在于其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内称,“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是在军事层面,也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正不断取得成功,即便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不会损害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安全,一个成功的中国还是会对美国的政治集团(political establishment)、美国国家力量存在的合理性(how it justifies its own power)以及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构成重大威胁”。三是文明之争说,2019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四是力量格局变化说。即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接近美国,GDP规模达到美国的70%,陷入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难以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已没有二战结束后那样广泛和压倒性的优势。在美国相对衰落态势下,美国势必要收缩,在东亚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这导致美国政策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变化与百年大变局密不可分,中美力量格局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多极化等发展到一个质变或者结构性调整阶段的产物。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多元,美国霸权处于衰落过程,影响力下降。美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无法管理中国崛起,不得不调整内部政策以适应变化,对华政策向对抗方向调整正是其反映。中国崛起是客观规律,美国只有调整自身政策以适应变化。

有学者认为,美国国内社会政治一系列变化比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更能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内治理遇到重重危机,经济上,重振制造业存在结构性困难,劳动力转岗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债务负担沉重,预算危机频发;政治上,党派极化形成恶斗、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府功能缺失、瘫痪,治理能力下滑严重;社会上,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社会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等等。这些乱象造成美国力衰退,国际影响力下降。有学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变化是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与总体稳定,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这一背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消退瓦解,构成了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放弃新自由主义正是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一种反应。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外交政策在全球各地遇到挫折和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重返现实主义的政策。

美国自信心下滑,对中国崛起出现过度恐慌,转而支持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美国皮尤民调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每年都在恶化,当时有约半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如今这一比例高达89%。67%的受访者在“感觉温度计”上对中国抱有“冷感”,在0到100的刻度上给中国的评分低于50。这一比例高于2018年的46%。负面情绪的强度也在增加:表示自己对中国“非常冷”的人(0-24分)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23%增至47%。美国国会近年来热衷于推动遏制中国的法案,对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约束,行政部门灵活调整政策空间变窄,一些破坏性法案所造成的伤害具有不可逆性,中美关系难以利用政党轮替得到修复或改善。

上述解释和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概括中美矛盾的一些显著特征、重要侧面,但都存在不足。美国与沙特之间制度差异很大,但美国与沙特关系一直比较稳定,形成地区同盟。从中美关系的整个发展史看,十九世纪,美国与清朝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当时,美国是新兴资本主义大国,清朝是封建专制政权。美国政府清楚蒋介石政权实行的并非美式民主,更接近专制政权,但是美国从维护其在华利益,塑造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格局出发,与蒋介石政权长期保持友好,并在二战中结成同盟。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展开破冰之旅,这时候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美国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深刻差异。制度不同没有妨碍两国在过去4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不断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历史传统,文化差异较大,但是,中美两国也是文化包容度很高的大国。美国号称“种族大熔炉”、“移民建立的国家”。但是,移民问题,或者种族问题一直是关系美国立国之基的根本性问题。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因为种族成分日益复杂而受到挑战,界定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正面临多元文化主义盛行、拉美移涌入、超国家认同等问题的挑战。近年来,依靠主体民族再造国家特性,强化身份认同、排斥移民的思潮和行为在美国回潮,族群和种族矛盾时有爆发,且偶有激化,但总的来说,美国是一个有着强大文化包容度的国家,各族群能够和谐共处、互融。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不排斥外来移民,也不怕外来文化输入。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完成本土化。明朝对天主教持开放态度,天主教士不但在明朝廷担任要职,参与修订历法等重要工作,而且还在中国上层社会传播西方数学、天文学,以及天主教。中国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实行开放政策,清朝曾一度实施“海禁”,但期间仍允许广州一地对各国通商,同时保持朝贡体制下的经贸往来,对走私贸易也堵不胜堵,并非真正“闭关锁国”。中国自16世纪起便默许葡萄牙移民借居澳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团结奋斗,建设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一直持有异议,但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关系在近40年内得到长足发展。

力量格局变化说比较有说服力。美国政策调整,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急剧振荡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是美国对这种变化的感知与认识。美国认为,中国力量发展迅速,已成长为唯一有实力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对手。美国的这些认识和判断,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此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管控。2015年前后,美国改变其南海问题上的“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场,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案针对中国,并归罪于中国改变争议现状。差不多同时,美国国内展开“中国政策大辩论”,基本结论是,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逐步形成的对华“接触-融入”,诱其改变的政策失败了。美国需要改变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官方倾向于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归因于中国,美国指责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政策改变,如出台更多有利本土企业的政策,增加外商营商成本;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国出台“更严厉”国家安全法;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记者等的管制;“迫害”维族人权;限制香港“自由”,等等。美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放弃“韬光养晦”,在国际上更加“自信”、“咄咄逼人”,用经济杠杆“迫使”别国改变立场,用“胁迫手段”改变地区秩序,在地缘争议问题上用“切香肠战术”逐步确立优势,成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指责,南海、钓鱼岛等地缘政治争议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中国支持自己立场和主张的能力,以及中国支持一贯主张的姿态更加鲜明。从本质看,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在台海维护统一与和平的行动之所以被美国指责为改变现状,主要是因为中国具备了支持自己主张的实力和更鲜明的态度。

但是力量格局变化、利益冲突等等现实主义解释也有其不足。美英力量格局的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之间长期的战略合作。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之争。中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矛盾更多地是与地区主导权和国际秩序相关。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向对方开放市场并发展经贸联系,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只是多少有差别),这一点无可置疑。历史上,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以实现经济利益固然是美国追求发展与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与中美在国际秩序、主导权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相比,经济利益始终排在第二位,甚至更往后。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始终极低,但是爆发冷战的可能却很高。中美国力强大,与前美苏一样,能够承受冷战。朝鲜、古巴等国长期奉行反美政策,美国也不能消灭它们或者迫其屈服,中国完全有条件与美国冷战。中国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苏联覆辙,不会从内部瓦解。尽管知道冷战代价巨大,会破坏合作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只要是维护政治秩序需要,中美仍然不会拒绝进入冷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感知到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对华政策从“接触加遏制”范式转型到“竞争加合作”范式,中国希望通过双方不断深化的经贸联系(中方称之为关系压船石、助推器),推动双边关系更加稳定。近年来的事实是,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日益扩大,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调整,经贸往来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双边贸易额仍然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在美留学生多达38万,居各国之首。但这些交流并没有稳定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相反,中美在地区秩序、意识形态的上冲突日益激烈并公开化。因为经贸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如此深刻而且重要,一度双方都试图用其掩盖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发展愿景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并在名义上视对方为伙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中美在这一时期是“假朋友”。真实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与对抗状态,但由于存在巨大经济利益,“从战略高度”出发,两国领导层不得不发挥政治领导力,频频开展“元首外交”,挽救频频波动甚至屡陷危机的双边关系,通过维持表面的“良好”,维护双边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一旦意识形态、秩序观冲突因为力量格局变化而加剧,中美对对方的战略判断会发生变化,这时候合作共赢的利益就进一步后退,无法阻止政治冲突的前台化、表面化,中美也从“假朋友”转变为“假敌人”,其实是真对手。

综上,制度差异、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分歧、秩序冲突、力量格局变化,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现实利益冲突、国际秩序观分歧、主导之争、政策思想变化、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这些因素、维度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中美各自的政策,影响着双边关系,片面因素、片面维度都难以解释中美政策调整与关系变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因素,或者其中的几种加以罗列、叠加,得出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些解释,但是我们难以把握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确立一套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导性逻辑,进而明确何种因素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何种因素发挥了次要作用。如果这些主导性因素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是不是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改变。一个有意识的假设是,如果中国应美国方面摆到桌面上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国际行为模式,或者改变了国内的政治秩序,但中国的崛起继续,并且在不久将来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会否改变?历史证明,美国可以接受一个落后的、不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或者封建专制的中国。现实证明,美国不可以接受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但是,美国会不会接受一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与其相同或者相近的强大的中国呢?意识形态、制度和文明冲突论者会认为是,但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否。而建构主义则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很大可塑性。无论如何,现有的逻辑框架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最难以解释的双边关系,不确定性是其唯一可以确定的特性。

二、中美关系的“量变”与“质变”

表面看,中美所争议题大多是老生常谈,包括经贸摩擦(商品倾销、侵犯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国内市场保护、汇率操纵等),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南海、钓鱼岛),人权(新疆、香港)以及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将经贸摩擦全面升级,加大在南海、台湾和人权问题上的施压压力度和频度,并将争议扩大至原来相对和谐的人文交流、卫生健康合作等领域。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程度上的变化,以及领域的拓展,如果中美关系仅仅表现为这些变化,则难以形成“质变”。

拜登上台后,出现希望修复双边关系的一些迹象。拜登政府表示,我们在某些领域与北京竞争,在其他领域与中国合作,在必要的领域与中国对抗。这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对抗姿态有所不同。当地时间2021年2月16日,拜登接受CNN访谈时表示,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话,这个国家在遭受外部势力欺辱的时候,恰是中国国内没有统一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很明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他们所有的行事都是基于此。这是西方领导人罕见的对中国追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努力表示出某种理解。在3月25日的记者会上,拜登表示中美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不需要对抗。“我们与中国在激烈竞争。中国有一个总目标,我不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目标而批评他们。这个总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个(目标)绝不会在我的任内实现,因为美国会继续发展壮大。”这一认识与中方高层在多个场合主张的良性竞争有相通之处。在3月中旬举行的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方也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此外,中美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专题对话。美国智库也发出取消对人文交流实施的限制,以求改善关系的呼吁。中方有学者认为,虽然美方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遏制中国的论调占据上风,将大大制约拜登政府改善关系的任何努力,但是中国在塑造双边关系中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国内也出现了希望修复中美关系,推动关系重回“正轨”的努力。

但是,一个更广泛的共识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从长时段看,自19世纪中美展开频繁往来并建立官方关系以来,双边关系经历过国家关系中的所有形态:大部分时期是友好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助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抑制日、俄、英的侵略与瓜分),甚至成为盟友(一战、二战),但是,中美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也有相当长时期保持无邦交,甚至零接触(1950年代至1970年代)。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小布什任期内,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中国向何处去》演讲,提出中国是美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他表示,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已取得的成就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体系成员”,对美国有利,对世界有利。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中美达成联合声明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则称,“中国正运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以及意识形态杠杆,以成为美国在战略上、几乎并驾齐驱、全球性的竞争者”。正因如此,流传过一种说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既然不但在过去的100年,甚至在破冰之后的近40年,中美关系不断在经历着巨大起伏,存在着极大不稳定,比如,就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开展发展关系过程中,仍然发生了美空袭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撞毁我南海巡航战机的严重恶性突发事件。既然中美关系在过去经历过各种风雨,“回不到过去”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还能展开哪些新面向?

只有跳出现有分析框架,转移视角,才能更好地前瞻两国关系前景。除了前述中美分歧规模扩大、领域拓宽(几乎覆盖交往各领域)、烈度增强等“量”的变化以外,中美关系一些“质”的变化需要关注:

1、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与环境发生“质”变。中美综合国力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接近,美方视中国为其最大挑战与威胁。中美在相遇之初,国力差别也不是非常显著。中国的GDP在1840年时仍是世界首位,大过美英。但是GDP的质量不同,英美是工业革命道路上的GDP,正处于急剧上升阶段,清朝的GDP是小农经济创造的,处于相对衰落。而今天中美GDP都是工业化及新型工业化的GDP。不但在经济规模上,中国在科技、军事等硬核领域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中美关系经历过从真敌人、盟友、准同盟、假朋友、假设的敌人等各种状态。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将中国当作头号挑战者和最大威胁。1998年和1999年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认定,15年后,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表《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内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把自己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综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长久挑战的竞争国。”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就任后第一次记者吹风会上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应竞争则竞争、能合作则合作、须对抗则对抗”。

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中美之间失去共同的战略威胁。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社会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有损美国利益,单方面对华有利,经贸关系不再是共同利益,而是中国的利益,美国的损失。美国商界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支持采取对华强硬站了上风。高达每年6000亿美元的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震荡源。当前,中美既没有苏联那样的共同威胁,除了非常有限的一些领域,如气候变化、军控、防核扩散等,美国不认为双方能够形成共同利益。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面临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的世界日益被国际机制和规则网络所覆盖,中美关系发展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法规范和基本规则的影响。世界多极化,回归“多元权力中心”时代,其中,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但新兴的中、印、俄等的影响力不足以填补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真空。中美关系之外,还存在着美欧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等其它双边或者多边关系的牵制。“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中美关系演化的战略框架是基于中美俄欧四方之间的灵活三角关系,中美关系的灵活性和韧性有所增加”。此外,伴随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实力竞逐的,还有非国家组织力量的兴起,网络、人工智能、病毒等技术革新赋予非国家组织巨大的破坏力,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塑造。

2、美国放弃了改变中国的长期战略,转而寻求与中国全面对峙、“脱钩”。美国有没有中国大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大战略不一定落在纸上,不一定有完整的表述,不一定是一套明晰的政策,而是长期存在的政策追求。早在18世纪晚期,英属北美殖民地便开始了与清朝的民间贸易,伴随贸易而来的,是美国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在清朝享有盛誉的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是早期的“友华”人士代表,他坦白自己热爱中国的原因,是希望把这里变成基督的领地。蒲安臣死在为中国出使欧美的任上。另一位“友华”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家里世代都是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遗嘱坚持自己死后葬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支持逃到台湾的“自由中国”,并制定针对大陆的“和平演变”计划。1970年代,两国关系破冰并建交,此后,美国继续将诱使中国发生政治改变奉为长期战略。促使中国发生政治改变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特别是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机。美国政府在向国会阐明给予中国永久最优惠待遇时,表示美国这么做,可以帮助中国国内的改革者。美国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改变中国政治的战略目标,承认美国无法促使中国政治发生西方希望的变化。现在的美国认为,当年帮助中国入世、融入西方体系,是犯了历史性错误。“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依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美国已经不指望中国政治上西化,相反,美国视中国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对手。与之相适应,美国已经淡化,甚至放弃对华“接触”,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超越“接触加遏制”范式,代之而起的是“竞争加合作”范式,或者是“中美竞合关系”。接触意味着主动接触诱导对手发生改变,使关系向更加相融方向发展。合作则不需要让对方改变,也不需要对对方抱有好感,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就可以合作,哪怕敌人之间,也可以合作。

3、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从改变中国的行为,转变为削弱中国的实力,甚至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阴谋论认为,美国一直存在着一个颠覆中国政权的阴谋。但是美国官方一直否认它的政策是谋求中国政权的瓦解。相反,美国过往政府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曾宣称,“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美国的政策一直在摸索。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未完成中国的定位,其政策取向是强化国际秩序,特别是针对中国量身打造一批新规则,企图用新规则限制、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使其符合美国利益。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规则制华、规制中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环太国家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打造21世纪经贸新秩序,限制中国在地区的发展。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在南海地区强化美国规则。特朗普政府时期,不但将“亚太再平衡”转型升级为“印太战略”,而且超越了对中国行为的规范层面,将中美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拒不接受中美“合作共赢”,以零和看待双边关系,提出中美是战略竞争并且要决出胜负。以此为基点,美国政策目标上升为削弱中国的力量。美国违背国际规则,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封杀华为等高技术企业,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滥捕、滥诉从事正常合法商务和人文交流的中国公民以及相关中方关系人。美国将削弱中国科技力量的企图写进政策文件,公开反对《中国制造2025》,反对中国获得技术领先地位。美国还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这种干涉内政的手法也是建交以来少见。中美经贸摩擦交涉过程中,中方努力调整国内政策法规,适应美方要求,但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方的各种积极调适并未换来美方的止步,美方施压节节攀高,战略目标逐步升级。中美经贸协定几经反复,虽然艰难达成,但美方态度不断变化对协定的执行仍构成巨大不确定性。拜登虽然继承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方向,继续强调要联合盟友施压中国“遵守规则”,同时也借势转型,谋求多方削弱中国。

综上,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需要重新定义。首先,要跳出“好与坏”的框架。中美之间需要发展实事求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难以再用“战略伙伴”等修饰词来掩盖“假朋友”关系。关系无所谓好坏,而要看其是否于我合适。其次,要跳出“接触与遏制”框架,接触难以改变对方(不但美国想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中国也想通过接触改变美国,这两种设想事实证明都不现实),遏制也不可能实现(美国没有办法孤立中国,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两国应发展务实关系,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在分歧领域管控分歧,防止危机演变为冲突。再次,要跳出“竞争-合作”框架。竞争-合作比接触-遏制更接近于中美关系的现实。接触意味着双方愿意在一起共事,共商、共治,隐含着是伙伴关系的意思。而合作而存在更多内涵,除了伙伴之间可以合作,对抗的双方也可以合作,即阎学通认为的“消极合作”,双方为避免最坏可能(比如打一场大国间的全面战争)而不得不在某些条件下进行合作,比如维持核不扩散现状,控制军备竞争等等。中美这间的交流已经失去“接触”所蕴含的意义,现在的中美可能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应对全球经济可能的衰退等等,都是为避免对双方来说最坏的情况而不得已而为之,竞争性是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竞争与合作并存”很大程度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但是它离澄清中美关系的实质还是差强人意。既然美国已经视中美关系为零和游戏,则在任何合作中均含有竞争背景。未来,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合作与预防性合作将远远大于积极合作。如中美签署了海上相遇规则,这是为避免在敏感海域擦枪走火而不得不商定的预防性措施,虽然表现的是共识,但底色是尝试战略互疑,是互不信任与相互提防。

三、中美共同构建新秩序的初步设想

中国设想的未来世界格局,大概是美国仍维持一超,但影响力大为下降,中国、欧洲、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多强分化组成“多极世界”。在大卫·莱恩看来,中、俄等探索的“第三条道路”已获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存下来,形成独立的第三极。但是,现在美欧更担心,未来的世界图景有可能是“中国-外国”。中国道路不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体系中生存发展,而且会突破这个体系。

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竞争”意味着必须分出胜负。而当中国发现以美国为模仿对象并获得成功,却得不到正面肯定,就会更加坚定走自己道路的决心。

中美处于大国竞争的所有结构性(市场资源争夺、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周期性(力量兴衰与更替)矛盾之中,中美均丧失通过接触交流改变对方的意愿,相互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是,时代不同了,中美之间不会发展成帝国争霸关系模式。回不到过去,意味着中美关系回不到战争、零接触、准同盟或同盟等三个不同方向的极点状态,而需要谋求在极点之中的某个区域实现基本稳定。

中美之正在展开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的全方位较量,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恶性的。恶性的竞争以消灭对手为目标,良性的竞争是通过竞争改进自身不足。中美两国的竞争,有恶性的一面,但总体看来,有很可能向良性发展。美国认为,视中美为竞争对手是对中国的一种礼赞(compliments),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肯定。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分析了美国经济被中国处处围剿的“囧境”。美国认为,WTO、以及新TPP等规则均无法有效约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掠夺”。中国对美国形成的经济压力超过了中国的预料。

美国深知中俄国际行为模式存在差异。中国在美国扩大宣传是为树立正面形象,没有利用美国国内矛盾制造分裂,介入党派斗争,干涉大选。美国也承认,中国的制度改进虽然缓慢,但仍然在推进。当然,其大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期望,但是在具体操作上仍在努力与国际接轨。

美国清楚,美国没有办法与中国进行全面冷战,更不可能进行热战。对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或者实行中美经济全面脱钩,都是办不到的。中美仍然需要经贸交流。中国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包括营造内外资公正竞争的法治环境,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等。

中国认为,美方在经贸谈判中提出的诉求可以用于“倒逼”中国改革,特别是制度改革,这有利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发现,美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仍然可以帮助中国维权,华为公司可以告美国政府法令违宪,让政府承担后果。

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双方认清争端的实质,在必要的领域开展合作。

中国希望自己的成功得到国际,包括美国的肯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中国正在实践美国在创建战后秩序时对发展中世界提出的憧憬。当这个憧憬真的变为现实,美国发现自己并不能接受。这出乎中国和美国自己的意料。这正是所谓良知的冲突:中国实践的正是美国所主张但未必实践得彻底的原则。中国追求国际秩序的完善不是为了颠覆现存制度,也不是为了挑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认可的价值体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密谋毁掉美国,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坚持你们一直灌输给我们、教育我们遵从的那些理念。”“你们给我们制造了幻觉,然后又让我们遏制幻觉。”

中美之争将集中体现为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竞争,引导得当,可以成为良治竞赛。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哪个更现实,更危险?中美可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关系结构,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展开了全面遏制,但是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冷战和热战的可能性均不大。相比之下,金德尔伯格陷阱更现实,更具破坏性。特朗普总统代表的保守派领导下,美国大步退出一系列重要国际机制,破坏同盟关系。拜登政府向盟友和国际社会强调“美国回来了”,但美国影响力已不如从前。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意愿同步下降。

另一方面,中、俄等国着眼于构建于已有利的周边环境,无能力也无意愿主导世界。中国长于谋划,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案,是针对世界领导权转移所作的预案。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但是,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这一定位,美国打破国际秩序的动作提前了。这出乎中国和其他国家预料。中国的替代方案即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个良治愿景,但缺乏充分的历史和实践检验,有待于在国际上形成广泛的吸引力。中国的国力和其它准备也没有完成,中国的发展观仍然是基于现有体系的,中国只是想在现在有体系内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行动自由。中国并没有一套领导世界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着眼点是与美国和西方和平共处,分享权利,而非领导世界。

从良性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美欧的根本分歧在于全球治理的责任分摊。美欧认为中国的能力已经足够强,是时候承担与美欧相当的道义和实质责任了。“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它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它在世界上的存在,包括在欧洲的存在,应该伴随着更大的责任,即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更大的互惠,不歧视和其制度的开放性。中国公开表明的改革抱负应转化为与其作用和责任相称的政策或行动。”

为实现良治竞赛,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在相互不融的前提下构建交往新规则。如果説中美实力的对抗或者可以找到妥协之道。比如中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可以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来处理,中美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活动、相遇模式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加以规范,从而避免形成冲突。中美在观念上的冲突则是难以形成解决规范,但又非常有必要形成规范的范畴。

历史上,中美的最大冲突不在领土主权、物质利益分歧,而在于秩序。中国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美国也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没有索求,美国甚至出力维护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基本上不干预与美国国内极不相同的国内秩序(清廷专制与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均未受美国干预)中美发生过几次大的冲突,包括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这些冲突不在于争夺领土主权,而在于霸权(主导权)和秩序。十九世纪中国与列强冲突的本质是两种秩序的冲突。美国参与列强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国际秩序。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也是维护战后远东秩序以及巩固冷战同盟,战争中避免触及中国本土。中国出兵朝鲜的根本原因也是谋求与于我有利的地区格局与秩序,而非更多的领土主权要求。今天的中美之争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地区主导权与秩序之争。

新中国的发展使地区格局和秩序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也在经历了内外秩序的再调整,中国逐步从地区秩序的打破者变为维护者。中国主张的国际秩序不是传统秩序,它坚持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所谓西方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中国发展经验融入了新元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承认的国际秩序包括,中国肯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等。而且,中国所提倡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国际上日益增加的响应和认同。”(2020年6月27日,杨洁勉)中国提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美国所贯彻的秩序有相同之处。

为防止最坏的情况,促使局势转向好的方向,中美需要联手制定新的共同规则,推动国际秩序稳定转型。中美需要就预防军事冲突制定出基础性规范,通过一系列的“布雷顿森林”谈判,在经济、高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构架新规范。

四、小结

中美关系经过国家间关系所有极点状态(战时敌人、战时盟友、零接触),其变化逻辑也涵盖了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所有要素,以及思想及行为动因。任何片面的逻辑都难以解释关系的变化,所以,中美关系不但是世界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也是最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也是最需要努力塑造的双边关系。

经过奥巴马、特朗普至拜登三届总统推动的政策转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美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未来将在敌人(热战/冷战)、无关系(完全脱钩、零接触)、盟友(准同盟/同盟)等几个极点组成的大三角构架内摇摆,寻求在某个区间实现逐步稳定。

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着力点,是在努力维持现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稳定基础上,通过竞争形成新的交往规则,争取在高技术、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新疆域开发等方面形成新共识,形成新的共同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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